邓小平时代

经典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还数次邀请胡耀邦去他家打桥牌，都被胡婉言谢绝，只有一次例外：1987年12月30日，即胡耀邦得知自己要被解职那天的整整一年后，他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邓问胡对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想通了，胡耀邦没有回答。

赵ZY又说，“耀邦同志不遵守纪律，如果条件有了变化，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不在了，我是无法继续与他共事的，那是我就要辞职了。他不管你常委会怎么定的，党代会怎么定的，他想怎样就怎样。”胡YB对这些话很吃惊，他没有想到赵ZY会这样批评他。

离开中国前，撒切尔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说，“如果签约一方对[现存的]条约或协议说，'我不同意，我打算违约'，那么你也很难相信他们会尊重新的条约。”

驻北京的外交官大都知道邓小平常用吐痰来强调重点；在场的人看到，邓小平和撒切尔会谈时，不时往痰盂里吐痰。

国宴之后是肯尼迪艺术中心的演出，演出向全国电视观众做了直播，一位美国官员说它“大概是整个卡特当政期间最风光的一个晚上”。 佐治亚的花生农场主卡特和军人邓小平，他们各自代表自己的国家，手拉着手站在一起。当他们被介绍给观众时，乐队奏响了《好想认识你》。

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1-18]

「你如果觉得统治香港不容易，那就来统治中国试试。」

对个人来说真是一个天朝当代史的科普 邓的为人处事方法策略非常值得学习 邓当年被打成毛派头子，被批斗实在是他个人政治生涯最大的福利或者财富，后面在老毛手下虽然被打压单一致保留党籍，老毛一直从心底当他是自己人； 邓的留法经历是一大财富，特别是建国以后，土包子是很难真正完成认同经济建设，对外开放的 邓整体上是偏激进型，从抗战期间就是，容易带来更多伤亡，基于此更容易理解改革开放时陈云的保守，制衡； 改革开放后和陈云的互相尊重，互相平衡.激进派和保守派，但大的目标是好的，一致的 邓在抗战中的资历，先后在毛和周身边的做副手和实际执行人，积累的势，最后只要他在必然是78年之后的第一领导人 实事求是，现在看起来简单。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做出这种方向型的抉择是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如果没有邓还真不好说，其他人也可能做的不错，但从影响力上差的不是一点两点 老毛的错就不想多说 周总理的伟大也不用多说了 越南战争的前因后果 几个关键人物 华国锋，xxx 胡耀邦，看到87年就一下明白了两年后的那件事是历史的必然是这个民族要自己渡的劫 赵紫阳，xxx 陈云，保守派领头 92南巡真相，老邓真狡猾 各种车站讲话，放风 利用在军队的影响力，像江施加影响

1986年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志在中国科技大学进行了一场激进的演讲，引起学生范围内的轰动，进而发展成示威游行，并在12月9日，12·9纪念日达到了高潮。 12月18日，示威蔓延到上海，江泽民市长出现在大批学生面前。他一开口讲话就有学生发出质问，还有学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他停下讲话，请学生中间一些人士上台陈述自己的观点。学生讲出自己的观点后，江泽民说：同学们对西方和中国的差别缺乏足够的了解，你们对西方民主的了解都是通过翻译过来的东西，你们应当直截从外文材料去更多地了解民主。然后他用英语背诵了一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这让很多学生大为折服。江泽民在北京领导人那里得了高分，他们赞赏他平息了示威而没有发生冲突。

选拔干部要考虑德才兼备，但德（对党的忠诚）是第一位的

制定政策上，邓的前提是对内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不能动摇；对外要以一个中国为首要，不能动摇。 十三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

它的好处是既可以让那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继续坚持中国最终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念，又给予了那些相信市场的人发展生产路所必需的自由空间。

鄧小平推進經濟現代化時喜歡講「摸著石頭過河」。其實，過往50 年的經歷已經使他對如何過這條特別的河形成了若干信條。其中之一便是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鄧的小兒子鄧質方曾對一個美國熟人說：「我父親認為戈巴卓夫是個傻瓜。」在鄧小平看來，戈巴卓夫從政治體制改革入手，分明是誤入歧途，因為「他將失去解決經濟問題的權力。經濟問題解決不了，人民會把他撤職的」

邓小平不太在乎头衔，他更为看重建立一个能干的班子和组织，他能与之一起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北京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干部认为，邓小平等黄山，就像毛泽东著名的游长江一样，他要让人们看到一个健康的领导人，准备在国内政坛上大干一场。

在1979年的国庆30周年讲话上，叶剑英明确地说，国家翻下“大跃进”和“文革”这些错误时，正是毛泽东主政时期。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公开承认，虽然不太直接地说毛要为这些错误承担一定责任。 叶的讲话也向去全国人民以及各阶层领导干部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指中共能够正视自身的问题，迈向务实方面。这也为今后邓大刀阔斧的改革提供政治基础。

这些广泛的讨论，反映着高层干部是多么重视毛泽东的名誉问题，因为毛在历史上的地位，决定着他们自己的政治前程和他们亲属及同事的待遇

习大大作为红二代主政，必然又开始强调毛的作用和意识形态，习大大上台肯定会在“红”和“专”中选择“红”。这是与邓在毛去世后第三次上台所强调的“专”相违背的，邓已经否认了“红”的作用，而此时又提起，能不能说是一种倒退。

在党的历史评价中邓小平把握住了一种微妙平衡，既对毛泽东给予充分赞扬，以免削弱党的权威，又批评了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的作用。党内高层对毛泽东在晚年犯有严重错误形成了基础广泛的共识，这使邓小平能够踏上新的征途。这条征途不会为毛泽东所赞成，但邓小平相信，这对中国是有利的

中央政府机构 1729年以前，中央政府最重要的机构是内阁，明朝开国皇帝在1380年废除宰相一职后就建立了内阁。 清朝承袭这一机构，指定了四名大学士和两名协办大学士组成内阁，其中一半为满人，一半为汉人。他们组成了皇帝的一个咨议班子，很接近于旧时的宰相一职，但在这六人中间没有一位正式的首脑，他们也不能直接向六部衙门和外省督抚发号施令，只有皇帝才能这样做。内阁大学士为皇帝起草谕旨、敕令和诏书，并协助他作高层决策。由于他们控制了奏折的呈递渠道，并能在将奏折呈给皇帝之前对其作出评判，所以便有了影响皇帝决策的权力。另外，因为他们职近中枢，故备受尊敬，而且被看作是帝国中的最高级官员。按规定，只有已获『进士』功名的人才能被委命为大学士，而大学士的任期也是无限制的，原因纯粹是无更高的职位委派给他们。大学士的平均任期为八年零九个月，但在1644-1773年间，曾有一名大学士任职长达三十年以上，另有24人的任期超过十年。 所有的内阁大学士都同时担任六部或其它重要衙门的官长职务。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679-688 内阁在康熙朝时期失去了一些权力，其时康熙帝逐渐信用南书房的侍臣为他草拟论旨和敕令。到1729年，内阁又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即军机处的成立。这个新机构取代了内阁成为皇帝最亲近谋臣的角色，而且抢夺了它最初的大部分职能，仅留下一些日常事务让它处置。此后大学士就演变成封赏给一些元勋文臣的尊贵虚衔；他们不再需要处理正规的政务了。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688-691 军机处之所以创立，部分是由于雍正帝需要一个联系紧密的助手小班子帮助他起草敕令，并就军国要务提供机密性建议；部分则由于它是一种避开权势显赫的亲王，从而进一步巩固皇帝权力和提高效率的手段。因此，这个结构的创建，构成了清朝专制制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军机大臣一般从大学士、六部尚书和侍郎及其它一些二品或二品以上文宫中遴选，然而偶尔也会起用一位四品或五品官做军机大臣，以作为皇帝恩宠的标志。最初，军机大臣的数目是三个，但1745年增加到了十个；不过他们的平均数目是五到六个，由满人和汉人分任。就官制而言，军机大臣之间是相互平等的，但实际上总是有一位领班大臣，此人在早些时候通常是一名满族大学士，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则往往是一名满族宗室亲王。军机大臣在禁宫之内办公(不同于衙门设在宫外的内阁大学士)，因此能随时应皇帝之召见。他们每天在破晓前，通常在凌晨3点到5点之间开始办事，参详已由皇帝披阅并加朱笔评注的奏折。随后，在早晨7点到9点之间觐见皇帝，1749年前是单独觐见，后来则改为集体觐见。在这两个小时里，他们与皇上商讨国事，并就一些皇上还未批阅的奏折提出对策建议，以及尽力记下皇上的旨意，然后回去起草谕旨，即所谓的『廷寄』。1749年以后，起草廷寄的繁重工作留给了章京们来做。草旨经章京领班审阅后呈给军机大臣作进一步审核，然后这份最后的定稿才呈送给皇帝批覆。 作为皇帝的亲信幕僚和谋士，军机大臣至少每天与皇帝见一次面，就军务、边防、度支、税收和外交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提出建议；也会推荐政策方略、提出官吏任免的意见，参与重要的案件审理，执行君王的特殊使命，有时还操办殿试事宜。军机大臣还要为主子阅读、呈递并保存奏折和军务档案，准备敕令和廷寄，充当君王处理千头万绪的事务时的心腹顾问。不管皇帝去哪里，他们都要跟随，哪怕是去休养、狩猎或巡游——在这些境况下，他们通常会在晚膳后给皇上召见。虽然他们权势显赫，但却像内阁大学士一样无权向六部或外省直接发号施令，这样的权力只属于皇帝。由于他们的位置很敏感，因此禁止与外省督抚保持私下联络。原则上，亲王和御前大臣是不得进军机处的，以免他们权势过重。但由于1853年恭亲王获委命为军机大臣，这条原则就被推翻了；嗣后直至清朝灭亡，列位领班大臣均是满洲亲王。 军机大臣一般都有兼职，因为他们除了领取原有官职的俸禄外，不再有任何薪俸，所以军机处的开支一年只有区区10,500-11,000两。 军机大臣没有固定的任职期限：董诰充任军机大臣凡39年(1779-1797年、1799-1812年、1814－1818年)，但也有其它人只充任几个月。在清朝145个出任军机大臣的人当中，满人有72人，汉人有64人，另有3个汉军旗人，6个蒙古人。因此，从数量上来说，职位似乎在满人和汉人间相当平均地分配，而这也的确是清廷安抚汉人的一种手腕。但数量并不能表示权力的平衡，权力的分配与军机大臣同皇帝关系的亲疏成正比，而皇帝一般是信任满人胜过信任汉人，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大量特殊和机密的使命都委派给了满族军机大臣。但不管怎么说，汉人在军机处的数目可说明他们被给予了相当的参与中央政府管理核心的机会。 在军机大臣之下是32个章京——16个汉人和16个满人。他们轮流值班，一半值昼班，另一半值夜班，负责日常管理和文牍事务。由于他们参与重要国务，因此被称为『小军机』。确实，在整个清朝时期，有34个章京最终被擢升为军机大臣。如果特别受到皇帝宠信，章京有时能发挥比军机大臣更大的影响，比如在1898年光绪皇帝就任命四个维新分子当军机处章京，负责『百日维新』。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726-730 在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的军事征讨结束以后，军机处仍然保存下来。虽然军机处在1735年被乾隆帝撤销过一次，但在次年重建，以后便永久性地替代了内阁，成为中央政府中最重要的机构。 在内阁和军机处之下是六部，它们构成了中央管理机制的骨干。这六部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每个部有两名尚书和四名侍郎，官职由满人和汉人平均分配，每个部有四个司，但户部和刑部例外，户部有十四个司，刑部有十八个司。惹人注目的是中央政府中居然没有外交部，因为儒家意识的天下一统帝国，传统上不维持任何西方所理解的平等外交关系；也不承认有任何对外事务，只认为有藩务、夷务或商务。 在六部中，吏部居首。除了那些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外，官吏的任期一般为三年，在三年任期结束时，要举行一次形式上的议叙考功以决定升黜。『回避法』规定选员不得在其族籍所在省份担任要职，且同一族内的两人不得在同一地或同一衙门任职，以杜绝任人唯亲及结党营私的现象。这些规矩固然是有些例外的，但不多见。 退休的年龄在1757年确定为55岁，1768年提高到了65岁，但这一规矩并不严格实行。 户部在官阶上仅次于吏部，有两个常设的尚书和四个侍郎，还设有一特简总理部务大臣，通常由满人但有时也会由汉人担任。该部自然是要掌管税收事务，但由于最主要的单一税是地税，所以也要处理田亩登记事宜。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730-742 顾名思义礼部是管理礼仪的。礼仪包括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如宫廷典礼、国家祀典、官样服饰、婚丧礼典等；但或许令人惊诧的是，礼仪还包括了进贡事务、教育，以及童试、乡试和会试等各级科举考试的管理。中考的士子成为士绅，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政府正是从这一阶层中选拔官员。 兵部关注军政及武职官的考核任免，而不管辖御前侍卫，8,646名御前侍卫官直接受皇帝的节制。 兵部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特点，是控制了官方的通讯联络。该部豢养马匹，供应遍布全国各处的驿站官员使用；驿卒在京城和各省之间往返传送文书。外省军政大员获发给一定数量的『邮符』，作为动用驿卒之用。根据传送文书的重要性，规定驿卒不同的传递速度。最快速度一般是每天骑马行600里，然而有时也要求驿卒每天骑马行800里。其它的速度从一天500到300里不等；日常的通讯则由步行的驿卒传送，一天走100里。这样，一份寻常的公文从南京到北京(2，300里或766英里)就需传递23天，从广州到北京就需56天。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742-751 刑部管理法律事务，包括刑罚、赦免和没收家产等事宜，并与都察院和大理寺会审各省臬司上呈的死刑案件。 清朝的法理和司法实践与西方大相径庭，司法机制不独立于行政机构——而仅仅是行政的一部分。在案件审判中不存在诸如正当法律程序或律师辩护等事情。审案者不受终身任职的保护。审判一桩案件与其说是依据法律的考虑，倒不如说是根据该案件的道德含义。官司诉讼被认为是行为不良的表现——因此，到公堂亮相是对一个人社会威望的沉重打击。一个人诉诸法律乃是在所有的劝说和伦理呼吁都已无效以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最后手段。 工部是六部中官阶最低的一个部，统管公共建筑的建造和修缮，购置和出售政府的产业，保养京城的街道和沟渠。修葺河堰、堤坝和灌溉系统是它职责的一个重要部分。 内阁、军机处和六部是中央政府的中枢机构，此外还有其它一些重要的『佐理』衙门。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751-759 官阶紧随六部之后的是理藩院，这个部门不是从明朝继承而来，也无任何别的历史先例可循，大约在1636年作为『蒙古衙门』而建立起来。但是，随着清朝疆域的扩展，这个衙门接管了与西藏、新疆和俄罗斯等方面的关系；在它创建两年之后，它的名称改为理藩院。它以一位承政(后改称尚书)和左右参政(后改称左右侍郎)各一名为首，在乾隆朝则还增加了一名额外侍郎——一般为一蒙古贝勒。理藩院的尚书和左右侍郎通常均由满族人担任，但在乾隆朝以前，间或也有蒙古旗人任职；在乾隆朝以后则完全由满人担任，从未有汉人任职。 清朝都察院的首脑是两名左都御史和四名左副都御史——官职均在满人和汉人中平分。右都御史和右副都御史之职位通常分别由外省的总督和巡抚兼任。六部设有24名御史，外省设有56名御史，也由数目相等的满人和汉人担任。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760-767 御史被称为言官，因其按理享有言论自由之故：他们获准就任何事宜向皇帝进言。御史是皇帝的『耳目』，负有察访悖逆行径之责；也可以弹劾、斥责、批评或褒扬任何官员和任何政策，其言论可根据他们认为合适的途径，或公开发表、或私下进谏。尽管御史的机构职能是查访官吏中的玩忽职守行为而不是关注政策本身的优劣，但由于他们警觉地监视着政策的执行，而且随时准备弹劾或攻讦负责官员，因此实际上就对现行政策的落实和新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影响。御史自视为儒家礼制的卫道士，但有时对皇帝坦率的谏诤和抗辩会令他们丢掉官职，甚至丢掉性命。 清朝中央政府的另一个显着特色是设翰林院。翰林院的功能主要在文学方面；它的两个掌院学士(一满一汉)给皇帝讲解经籍或推荐学者来讲经。掌院学士为皇帝准备敕令及在『经筵』上所作的『御论』准备草稿，而在祭孔典礼上则充当司仪。他们的助手有六名侍读学士、六名侍讲学士、六名侍读和六名侍讲，均由数目相等的满人和汉人充任，此外还有一些修撰和编修。 翰林院拥有一座非常宏大的图书馆，收藏有御书房每本图书的复本，并保存大量的奏折和档案。翰林院内的国史馆为每一个皇帝编撰一部实录，但它只在当朝皇帝驾崩后才公开。国史馆还收集资料，为撰写皇帝、皇后、贵族、官吏和学者的传记准备素材；但它从不将清朝本身的历史写出来，因为那是下一个朝代的任务。 翰林院的翰林只能由会试中登第的进士担任。翰林院是年轻才子的储才机构。在三年任期内，翰林可望擢补实缺并在官场上步步升迁；翰林在十年中骤升至最高官位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767-781 有两个机构在处理文案传递中发挥重要作用。通政司收纳来自外省的日常奏折(本章)，而且有权启封本章以勘对驿卒是否耽误了传递时间，并检查其行文格式和措辞是否合乎规范。另一个机构奏事处则收纳无论京内和外省的正四品以上文武官员上呈的奏折。在任何情况下，奏事处都不得启封奏折，只能拆阅奏折所附文书，以验明递送人的身分，并确证上奏人是否有资格向皇上进言。如果各式凭证都合规矩，奏事处就立即将奏折交给奏事太监上呈皇帝，皇帝是第一个拆阅奏折的人。皇帝经常在奏折空白处写下批注；有些时候也会向军机大臣口谕回复旨意。然后奏折将发回给上奏人，待拜读御批后再将奏折呈回京城。通过这种方式，皇帝确保了自己了解国家状况。 然而，『本章』制度在嘉庆朝(1796-1820年)以后就变得越来越没有用处了，最终在1901年废除，五个月后通政司也裁撤了。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781-788 地方行政 中国的地方行政——蒙古、满洲、新疆、西藏和青海等特殊的行政区除外一有四级：省 、道、府、县。全国共有18个省、92个道、177到185个府和大约1,500个县和州。 十八个正规省受总督和巡抚的节制(督、抚的数目在乾隆朝分别为八个和十五个，但各朝均有所变化)。有两个总督只管辖一个省——直隶和四川——但其它六个总督一般都统辖两个或三个省。 十五个巡抚各管辖一个省，其余的直隶、四川和甘肃三省总督行使巡抚之职。总督和巡抚的官衔分别为正二品和从二品。 北京的朝廷似乎因在外省督抚职位上平衡安置满人和汉人而获得了某种安全感；只要一个满人被委任为总督，他属下的巡抚一般就会是汉人，反之亦然。以整个清朝时期总算一下，种族的分配相当平均：57%的总督和48.4%的巡抚是满族人，与此相对43%的总督和51.6%的巡抚是汉族人。 在巡抚之下设有一个布政使、一个按察使和一个学政——均由皇帝亲授。政府给他们提供僚属，但他们自己还有一套私人幕僚。除了上面所列的官职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衙署专门负责盐务、漕运、税关、河道、水道和驿站。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789-799 从上表可以看到文官的薪俸确实非常微薄。正一品大学士每年只获180两，而官衔为正二品的总督只获155两。为补贴如此低微的薪俸，政府又向官员们支付委婉地称作『养廉费』 的钱财，数目往往是正规薪金的100倍。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869-871 一般人都认为，只有富家子弟才能获得准备考试所必须的长年学习。当然，富有人家能更轻松地支付受业费用；但是，许多贫寒之家也想方设法培养出了中考的士子。最近的研究表明，明(1368-1643年)清(1604－1911年)时期获得科举功名的人中，社会分布相当广泛。在明代，47.5％的进士来自于祖上三代没有出过任何有科举功名者的家庭，而有2.5％的进士来自于祖上三代没出过一个生以上中考者的家庭；约50％的进士来自于祖上三代出过高级别功名头衔的门第。在清代，19.1％的进士来自于祖上三代以内没出过有功名者的家庭；18.1％来自于出过一个或多个生员但无更高级别功名的家庭。这些资料表明，总共有37.2％的进士来自于其祖上三代的教育背景很低或完全是白丁的家庭，而62.8％的进士则来自于三代以内有科举功名的书香门第或官宦之家。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1033-1039 出产科举功名最丰的省份是江苏和浙江，在清代总共26，747名进士中分别占了2，920人和2，808人，其次是直隶省(2，701人)，山东省(2，260人)，江西省(1，895人)。在浙江，每百万人中将近有130名进士，在江苏则每百万人中有93名。在省内，科举成就最大的府是浙江的杭州府，清代出了1，004名进士，江苏的苏州府出了785名。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1039-1042 由于成就和荣耀主要取决于才学，因此社会上逐渐流行起一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倾向。一个学子花费全部的青春用于备考，经常会有一些人倒霉地在十来次三年一度的科试中落第——这样实际上就花去了一生的时间。即使是那些考中的人也会因思想过度紧张而筋疲力尽，被折磨得唯唯诺诺，成为官场上一些谨小慎微、平庸的官吏，不会构成什么挑动事端的威胁。无怪乎君王会得意满志地评介说：『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矣!』科举制度最大的缺点是范围狭窄和欠缺实用性。文才和干才是两码事：精通其中一项并不意味着胜任另一项。对严格的『八股文』模式之适从，使思维僵化，抑制了思想的自由发展。也许最重要的是，这种考试制度只强调儒家价值观，以牺牲科学、技术、商务和工业等知识为代价，奖赏在文学和人文领域的成就。 另一方面，科举制度又选拔了一些具有较高智商且熟悉公务的人，为官员晋升树立了客观公正的标准，并减少了任人唯亲及其它营私舞弊的现象。科举制度也允许社会中的所有人通过个人努力而非通过门第、财富上升到最高层，从而使社会变得比较平等。它鼓励社会流动并减弱阶级划分；来自全国各地和各种生活背景的受教育者集合到政府之中，也产生了一种统一的动力。中国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有教养的官僚集团，它支持政府而不是像西方的思想传统那样批评政府。仔细衡量一下，科举制度的优点或许要超过其缺点。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1043-1054 通过科举考试是获取士绅身分的正途，但它并非唯一的途径。监生——国子监学生身分——也可以捐取。有时贡生头衔也能捐得。捐买这些头衔的人通常是一些有钱的文人，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1054-1056 清初对明朝心学的反击 消初的思想界分成两个圈子。官府公开倡导十一和十二世纪时程氏兄弟 和朱熹宣扬的那套宋代理学，出仕于清政府的汉族官员和希望出仕的汉族士人把这套『宋学』当作一种官方哲学加以遵奉。另一方面，中国也存在着许多大明遗臣，他们拒绝为满洲人服务，并排斥理学思想而赞赏所谓的『汉学』，希望通过汉学来树立一种新的思想，以推进反清复明的大业。 清朝统治者把理学当作一种招纳士人的手段。由于士人习惯上是中国的统治阶级，控制了他们就能控制住人民。要求向所有臣民宣讲的康熙钦定《十六条上谕》中充满了忠、顺、敬、德、礼等儒家观念。按清朝统治者的想法，如果所有人都遵循这些箴言及士大夫们能为国家中的其它人树立榜样，那么，政府就能做好它的事情了。康熙特别推崇宋朝哲人朱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四平八稳而又合乎体统的注释。科举考试中出自『四书五经』的每一个问题和答案，都须符合朱熹的诠释；康熙盛赞朱熹的注释乃『千百年绝学之集大成，能开愚孺之心智，建万代之真谛』。 西方一般称理学为『新儒学』，是一种融儒家、佛教和道教诸因素于一体的调和论哲学，而且提供了一套维护旧儒家伦理秩序的形而上学体系。宋朝学者鼓吹一种理和气的二元概念，按这个学派的说法，世间万物都有其所以然的理，故一木一草之微亦各有理。万物之理皆同出一源，虽然因所居之位不同而其理之用(气)不一，如『仁』的概念，为君须仁，为臣则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故『仁』之理只有一个，但『仁』之用(即其『气』)却有许多。 朱熹将理学思想综合成一套系统的哲学学派，并将理的全体称为太极：『总天地万物之理，便为太极。』 关于理和气的二元概念，他称理为『生物之本』，气为『生物之具』，二者不可分开各在一处，更无相互冲突，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很显然，尽管朱熹提出理和气的二元概念，但他却不像许多人想家的那样宣扬事物的二元性。 宋代理学家虽有形而上学的倾向，却并未忽视儒家的实践性方面。他们把理看作是必须遵守的道德法则，并声称可通过『格物』(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谈史习经来『穷理』(认识掌握『理』)。他们进而激励士人应努力去实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即使在抽象地讨论『理』的时候，他们也强调读书和格物的重要性——追两者都需要人去身体力行。然而，理学吸引其信徒的地方主要是它那新颖的、具有启发性的形而上学方面，而非其实践性方面。 理学最终变得空疏化了。当这个学派进入明代(1368-1643年)后，理学家们固执地坚持作抽象探讨和形而上学争辩的总体倾向。儒家的实践性方面被忽略了，古典经籍被束之高阁。学者们陷入对『心』和『性』作穷根究底的夸夸其谈，而不去强调读书的必要性。 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年)起而建立自己的『心学』体系来反抗朱熹的理学。王阳明受到了佛教禅宗和宋代哲学家陆象山(1139-1193年)的影响，陆象山认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万物森然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王阳明觉得『心即宇宙』的思想非常合乎自己的口味，他进而声称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便能知善知恶。由此发展出了王阳明的『良知』论，这种理论称天地万物皆有一体之仁，人只需『发明本心』以致『良知』。这样，王阳明就以强调通过静处体悟和切己自反而获得的良知之本性来取代了朱熹的『格物致理』。但是，应该指出，即使是王阳明也并不忽视『行』(实践活动)的意义。作为天地万物之主的心必须『恒有所动』，也即必须积极介入人类事务。孝道的良知不是致良知的目的；而是要促使人向父母尽孝。因此知行合一非常重要：『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可以通过自律和自修获得。 尽管王阳明强调『行』的重要性，他的哲学却进一步加强而非削弱了朝向形而上学探讨的总趋势。士子把读书当作一种可憎可恶之事，因此扔掉了书本而沉湎于毫无目标的抽象对话。王阳明后世的信徒将他的教诲歪曲到宣称酒色财欲无碍于心智启蒙的地步，淫乐无度和酗酒如命被称赞为『良知』的自由发挥。信为了能跻身官场，竟向宫中太监谄媚邀宠，当社会和道德行为降到如此低点时，这个学派的反击必然要兴起了。 江苏无锡东林书院一批严南的学者，试图通过把注意力从抽象拉回现实、从个人反思拉回到从事公共事务，来扭转思想界不负责任和道德沦落的潮流。在他们的『道德讨伐』中，对政治腐败发动了一场堂堂正正的抨击，不幸的是，这场抨击运动致使他们在政治上遭到大太监魏忠贤的毒手摧残；但他们至少唤起了学者对公共事务的兴趣。 清初的大儒们强烈地反对明代的士人，并且认为这些人应对晚明的世风日下、道德沦落及明朝的最终灭亡负责。大儒召唤士人摆脱宋明学派加诸他们身上的束缚，直接从古代经典中探求真谛，并且鼓吹经世致用和端正学风有其自身现实的目标：即造就一种将有利于推翻满清统治的健康学术氛围。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1067-1109 官场中形成了一种息事宁人、作表面文章和敷衍了事的倾向——凡事不要破坏现状。这些特征束缚了官员采取富有激情的行动和对挑战作出富有想象力的反应。这种状况并不让朝廷担心，因为朝廷最关注的并非施行有活力的或至少是有效的管理，而是关注王朝的安全。采取大的决策不是行政官员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而是皇帝的特枞，所以国家能够繁荣完全依赖于皇帝的能力高下。这样一种高度的集权，在康熙，雍正和乾隆辈足智多谋的君主统治下尚能运转良好，但一当最高首脑踟躇徘徊时，这艘国家之舟便放任自流了。在乾隆之后，清朝不再有伟大的皇帝。 腐败普遍 乾隆朝的最后二十年是非常腐败的，我们在第二章中已谈到了那位御前侍卫和坤青云直上，此人侵吞国家财产几达二十五年之久，积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8亿两巨额财富(约合15亿美元)，据称比国家二十年实际总收入的一半还多。他的家产清单上登记了一些饶有趣味的项目：金碗碟4,288件、银唾盂600个、金面盆119个、黄金580万两、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银号42座本银4,000万两、田地80万亩估银800万两。 当嘉庆皇帝于1799年将他处决时，民间有『和砷跌到，嘉庆吃饱』之谚。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和砷乃是普遍腐败现象的一个鲜明典型例子而不是腐败现象的根源，腐败现象甚至在他扶摇直上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但无论如何，和坤加剧了这种现象，而且他的恶劣影响还继续肆虐。文武百宫中收受贿赂、敲诈勒索和非法众敛的情形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几乎是无处不有。京官公开接受地方官的『孝敬』，而后者则再从下属那里索取钱财。这些官员过着入不敷支的生活，许多人的豪华府第拥有家奴、家丁和轿夫，豢养一帮常住的清客，并接济自己的穷亲戚。他们的低薪俸无法承担符合他们身分的开销——一品大员每年180两，九品小官每年33两——除非靠贿赂来贴补其薪俸。即使是赐予其薪俸50到100倍的『养廉费』也不能杜绝『压榨』行为，那些行为实际上已制度化了。比如，在征收地丁税时，每侗地方都有一定的额度，超过这一额度的所有钱粮便被地方官据为已有。征收的税收几倍于额度的情形并非罕见之事。非法所征的负担主要落到了农民的身上，在收税人和地方士绅的催逼下，他们往往不得不交纳比核定税额多出50％到80％的现银和高达250％的赋粮。一名只征收10％附加税的官员会被认为是清官，这是没什么奇怪的。通常有这样的估计：『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 满人和旗人堕落 因为要符合作为征服者的身分，满族人无论其门第或社会地位如何，都是不准经商或务农的。他们雇用汉人耕种田地，从佃户那里获取地租收入。悠闲和寄生的生活培养了懒惰和放纵的习性。曾经是清朝开国时满清军队骨干的旗人获得三倍于汉族兵丁的饷银，他们的特权地位及其必然的养尊处优，令到原有的尚武气质出现了惊人的退化，到雍正朝时期(1723-1735年)，他们已退化到不再能上阵打仗的地步了。他们不去习武，而是做一些赌博、听戏和斗鸡的放荡勾当，附带放一些高利贷和开典当营生。他们不仅不能履行保卫王朝的职责，甚至还成了社会的寄生虫，而且是数量极多的寄生虫：满军旗、蒙古军旗和汉军旗的旗人连同他们的家眷人数大约有150万。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1632-1658 虽然清王朝受内部衰败的削弱，但却依然保持着一个巨大帝国的门面，并珍视往昔的辉煌。它固守着一种天真而又虚假的观念，即中国作为地球上的中央之国，已被知悉是文明世界的中心，所有希望与它发展关系的国家，必须接受藩属的地位。 封贡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反映了中国的世界观，并在制约清王朝与西方的关系方面，起了极为巨大的作用。 在两千年时间裹，中国依靠优越文化、富足经济、军事力量以及辽阔疆域，在东亚保持了鹤立鸡群的地位。从明代(1368-1643年)初期起，在东亚和东南亚确立了一套等级制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国在其中占据了领袖的地位，而朝鲜、琉球、安南、进罗、缅甸和东南亚及中亚的其它一些周边国家则接受小伙伴的地位。 欧洲的『国际家庭』(family of nations)一词似乎更适用于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际关系』乃是儒家关于个人间恰当关系之观念的扩展：正如每个人在国内社会中都有其特殊位置一样，每个国家在一个『国际社会』中也有其适当的位置。朝鲜文中的两个词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观念：与中国的关系被说成是『事大』，而与日本的关系则冠以『交邻』．构成这个以中国为中心之国际家庭基石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不平等而非如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平等，『国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国际法来制约，而是由所谓的封贡体系来支配。 封贡体系让人联想起了中国古代的那种做法，即皇帝敕『封』中国国内与国外的『藩』属，并接受他们为报答而呈献来的作为『贡』品的『方物』，所谓『贡』品乃是一种变相的税赋。 在明清时期，封贡关系已被雕琢成一种高度礼仪化的行为，参与的双方都明确地承担了权利和义务。中国被赋予了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家庭中维持正当秩序的职责。它通过向藩属国王派遣使节主持册封仪式和颁发皇帝的册封诏书来承认这些国王的合法地位。在这些藩属遭受外来人侵时，中国要给予援助；在他们遭遇灾难时，中国要派送宣慰使节和安抚诏令。藩属国一方则要通过按时进贡、请求册封及奉行中国之正朔(即根据中国皇帝的年号及日月来记录他们国家的事件)等方式来尊奉中国为上国。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1709-1726 贡使使团的规模、频率和路线由中国规定——关系越近的藩属，使团的规模就越大、频率就越高。比如，朝鲜每年进贡四次，在年末一起上贡，琉球每三年两次，安南海两年一次，进罗每三年一次，缅甸和老挝每十年一次。使团附带大批商人，他们的货物免纳关税进入中国。使团在中国境内的一切路费和食宿均由中国政府承担，使团抵达北京后寄宿于『会同四夷馆』，选择一黄道吉日由贡使向皇帝敬献贡品和方物，他们在此场合要行三跪九叩的磕头大楼。随后几天内——一般是三至五天——贡使和商人获准在下榻的馆舍开设市场，销售货物。对于贡使团来说，这种贸易是相当有利可图的。此外，皇帝为显示仁慈宽爱，赏赐很可观的礼品给进贡的藩王和贡使团成员。但一般来说，他的礼品价值大大低于他所收到的贡品和礼物。 为维持朝贡关系所花的代价是昂贵的。向中国派一次贡使是一项辛苦而又花费金钱的事。比如，朝鲜必须精心准备组织一个200-300人的贡使团，并从汉城跋涉750英里到北京，旅途要花40-60天时间。1808年时的贡品和方物共值10万两铜， 大致是中国皇帝赏赐给朝鲜国王及其家眷的礼物的十倍。而接待中国册封使节所花的费用则更昂贵。按惯例，藩属国王在即位后就要遣一特使赴北京请求册封，然后清廷就派出天使(帝廷使节)，但只派向朝鲜、琉球和安南这三个重要国家。那些较小的藩王只是接受由他们自己的使节带回的册封诏书。册封使团通常由400-500人组成，为接待他们，朝鲜宫廷平均每次要花费23万两铜，这相当于其中央政府每年开支的六分之一！ 这个负搪对一个像琉球这样的小国家来说更加沉重，中国的使团通常在琉球要呆上五个月，下榻于豪华的『天使馆』。琉球政府不得不节衣缩食来筹措每次册封所需的32万两银花销。藩属国王在册封仪式上至少要磕七次头——恭接诏书时一次，迎候安放在一部彩车中的御笔字轴时一次，遥拜皇帝时一次，受领御赐赏品时一次，谢主龙恩时一次，等等。在全部仪式结束前，他还须再向中国使节行一次三跪九叩大澧，该使节要回敬同样的大礼。每次册封需要精心准备和巨额花费，以致琉球国王一般将册封仪式拖到实际即位两年以后举行，有几位国王甚至拖上十七、十八年!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1727-1744 封贡关系使小国一方承担了巨大的财政和物质压力，但却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经济利益。为供应众多进贡使团在中国境内的衣食住行，中国所花的费用高出皇帝收到的贡品和礼品之价值。为何又要有这种体系呢？其原因肯定不是纯粹的经济动机。在藩属国王一方，册封使他的统治合法化，提高他在臣民面前的威信，在遭受外来人侵时中国皇帝给他提供保护，在发生自然灾害时给他援助，并使他从皇帝那裹获得奢侈品，加强本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联系，允许他与『天朝上国』开展有利可图的贸易。在中国皇帝一方，看到他的世界之主的地位被确认，并知道这些周边国家愿意充当『外藩』，以拱卫中国免受蛮夷侵袭，令他无比心满意足。总的来说，维持封贡体系主要是为昭示儒家的礼仪观念，并确认一个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中国在其中享有优越地位，安如盘石且不可侵犯。 西方在侵入东亚时所遭遇的就是这样一个国际关系体系。清廷坚持封贡体系不仅适用于亚洲的周边国家，也适用于其它所有想与中国建立关系的国家。确实，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盛世，有几十个亚洲国家包括在这个体系中，而葡萄牙、荷兰和俄罗斯的使节虽然不情愿，却也向中国皇帝磕了头。尽管俄国和西欧国家没有正式被纳入这个体系，中国人却把它们的使节当作藩属国使臣来对待。为解释这些使团(不按藩属国的规矩)偶然才来的原因，《大清会典》称这些西洋贸易国家距离中国太远，妨碍了它们保持固定的进贡计划。颇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在1655-1795年间，西方的十七个使团中除一个以外都服从了中国的要求，向中国皇帝行了磕头礼。 因而，清朝对来自外国的官方使团之政策是非常严格的，但它对西洋民间的商人之态度却灵活得多。私商们获准居留澳门并在广州做生意(1757年后)，此乃皇恩浩荡的一个标志。这些商人从他们的生意中迅速获取了巨额利润，但他们的活动和贸易方式，也受到一些限制性规章的约束(详情将在下一章中讨论)。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1745-1760 广州位于帝国的南端，自唐代(618-907年)起一直是对外贸易的中心。明末清初时期，广州的贸易实际上由葡萄牙人垄断，正如第五章所述的那样，他们占据了澳门。其它国家的船舶和商人不得前去广州，只是极偶尔才获准进入。勇于进取的英国商人受阻于广州后，在其它地方寻找机会，他们舆台湾的大明遗臣国姓爷及其子发展了关系，并且出售军火以换取在台湾和厦门经商的权利。清廷受国姓爷对沿海地区侵袭的困扰，于是在1662年下令所有口岸禁绝对外贸易，而所有沿海居民则撤至距海岸30-50里的内地，以此来切断国姓爷的给养资源。但是，作为对外国商人的恩惠，澳门不受此令的约束；而广州虽然表面上关闭了口岸，却不怎么严格执行。随着1683年成功地统一台湾，清廷取消了海禁，并于1685年在广州、漳州(在福建)、宁波和云台山(在江苏)开设了海关。在这几个口岸中，广州是最繁荣的，不仅因为它有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还因为它位置最靠近中国人称之为『南洋』的东南亚。 作为一个老口岸，广州有诸多陈规积习和腐败横行的现象。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一艘驶进广州港的船舶，核定应缴纳2,484两的高昂管理费，但经过与海关官员多方讨价还价，费用降至1,500两，其中1,200两为船纱，300两为付给『户部』(Hoppo，即粤海关监督)的规礼银(即所谓的感谢费)。这种不正规的勒索和地处亚热带的广州对英国毛纺织品占需求鼠小，促使东印度公司寻求在更北一些的口岸开展商务。英阔人设想，如果有可能在茶丝产地的江浙地区做生意，商品采办的费用将会降低。于是，该公司于1698年在靠近宁波的定海设立了一间商馆(factory)——一种商务代理机构或贸易办事处，以卡奇普尔(Allen Catchpoole)为商馆领班。然而，事实证明宁波并不比广州好到哪裹，这个地方也备受官府干涉、无理征课、毛纺织品需求弱小及当地商人经商资金匮乏等因素的困扰。东印度公司最终将兴趣转回了广州，1699年在那裹开设了另一个商馆，并决定在1715年前后规范此地的贸易。东印度公司组织了一个『大班会社』(council of supercargoes)作为商馆的常设机构，该会社一直到1758年才由一个规模较小但效率更高的常设性『货头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由三名资深大班组成——取代，这个委员会协调并指导东印度公司的在华商务。 广州地方蛮横专断而又荒诞不经的敲诈勒索，以及昂贵的茶丝价格，促使东印度公司在1753年左右再一次恢复了对宁波的兴趣。 1755年，喀喇生(Samuel Harrison)和洪任辉(james Flint)率领两艘船舶驶往定海。洪任辉一直在学汉语。他们受到了当地大员的优待，浙江省官衙向朝廷禀报称，『红毛』(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绰号)船舶多年不至，自应『加意体恤』。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1775-1797 赫符斯号』事件使外国人的不安全感达到了顶点，也加剧了对广州贸易体系的普遍不满情绪；所谓广州体系也就是将贸易限定在一个口岸、对人身自由作一系列侮辱性的限制，以及无数的不正当勒索。英国人觉得，在广州的诸多弊端陋习并不为北京所知，为了减少磨擦、发展贸易，并通过舆中国中央政权直接接触，而令中英关系放到一个正常的外交基点上，伦敦方面于是决定向中国派遣一个官方使团。促成这个决定的人是邓达斯(Henry Dundas)，他是庇特(Pitt)内阁新设的『印度管理部』(Board of Control in India)的大臣。东印度公司对这个行动并不很满意，因为担心这个行动有可能危及现存的贸易，但仍然同意承担这个使团的费用，并筹备呈献给中国宫廷的礼品。特使职位委派给中校凯思卡特(Charles Cathcart)，他是一名国会议员，担任孟加拉国国国国国国国国驻军的军需司令，也是邓达斯的一个朋友。英国给凯思卡特的训令要求是：改善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并取消目前的限制，打消中国人认为英国有侵占领土企图的疑虑，并向中国保证英国的目的只在于和平经商；获得『比广州的地理位置更便利的一小块地盘或孤岛』充作由英国司法治下的贸易货栈。如果这些目的不能达成，他应努力缓解在广州的直接困难和窘迫境地；但如果使命能完成，他应要求在英国和中国之间互设常驻使节。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1985-1995 这次耗费了英国人78,522英镑的使命，是一场彻底的外交失败。它既没有达成在北京设立代表的目的，也没能扩展贸易，更没有能使日本、交趾支那和东方群岛开放。然而，它却成功地收集到了关于中国这个神秘国度的第一手珍贵情报。马戛尔尼察觉到，这个国家的科学和医学知识程度很低、知识阶层对物质进步漠不关心、其军队落后到仍然使用弓箭而缺少近代火器．普通民众生活贫穷、官场中贪污腐败非常普遍。比如，马戛尔尼不相信他的使团每天耗费了朝廷准支的1,500两的津贴，他猜测一部分拨款肯定落入了负责接待的官员之私囊。他得出结论认为，东洋孔夫子之子孙与西洋财神(Mammon)之后裔同其为不肖。关于清王朝的前景，他作出了相当犀利的评价：『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飘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飘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无论外交上的结果如何，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要员评论说：『仅仅是通过这个使团所获取的情报，就远远可以补偿所花费的费用了。』至于英国政府，显然对使团暗淡的结果很失望，尽管对特使本人既无责备也无嘉奖。马戛尔尼已尽了力，但失败了；也许他唯一的过错，是他仍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并不拒绝对外交往。此时，他极力推荐委派斯当东以英王使节兼驻广州英国大班领袖的身分，再次出使中国。虽然政府对这个想法颇为倾心，而且确实采取了一些实施这个设想的步骤，但斯当东的突然瘫痪及随后在1801年的去世，使这一计划搁置起来。缺乏率领使团的合适人选，以及英国卷入拿破仑战争，无限期地推延了在这个方向的任何行动。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2091-2106 十八世纪的广州贸易顺差严重地偏向于中国一边。外国商人前来购买茶叶、生丝、大黄和其它货物，是需要用金银来支付的，因为中国人对西方的工业产品无所需求——正如乾隆皇帝对英王乔治三世所称的那样：『天朝无所不有』。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有时高达98％——的黄金，只有10％的货物是商品。1781－179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1800-1810年则达2,600万两。这种有利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才趋于平衡。1826年之后，贸易平衡开始向相反一端倾斜：1831－1833年间将近有1,000万银两从中国流出。 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逆差进一步扩大。是什么东西引起了这一贸易平衡的急剧逆转呢？只有一样东西：鸦片。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2167-2173 这些条约中，有三项规定对中国的危害最大_核定关税、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中国人同意这些条款部分是出于权宜之计，部分是由于不懂国际法和国家主权概念。中国人爽快地接受了英国人提出的值百抽五之核定关税，最简单的原因是，这个税率比现有的帝国税率还高，现有关税平均只有值百抽二到值百抽四，尽管非正规的杂费很高。中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同意一项核定税率便妨碍了日后施行保护性关税。签署治外法权条款则是出于以下权宜的想法，即这些说不同的语言并有着奇怪习俗的夷人应该获准管理自己_以显示中国的宽宏大量，并减轻管辖他们的任务。 同意最惠国待遇条款的理由是，皇帝对远来之人一视同仁，更实际的考虑则已在前一段作了探讨。 英国、美国和法国相互支持与中国签订的这些条约，构成了一个条约体系的开端，这个体系将经以后的一些协定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扩展。由于逭些条约并不是由相互平等对待谈判达成，而是在一场战争后强加给中国，也由于这些条约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因此一直被称为『不平等条约』，并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地位。鸦片战争开创了中国人民受屈辱的一个世纪。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2515-2524 就清王朝的衰败和英国在工业革命后获得的新力量来看，战争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战争的进行中，皇帝在抵抗与妥协、开战与求和之间游移不定，对伦敦承担海外利益义务的错误估计以及缺乏敌方的准确情报_所有这些都预示了失败。林则徐深信，伦敦不会在鸦片贸易这样邪恶堕落且臭名昭著的事件上支持英国商人，但他却不理解，没有这种非法交易，英国人就无法在不承受巨额逆差的状况下进行正常贸易；他也不知道，扩张主义的维多利亚女王政府非常热中于维护它的海外利益。中国人对其敌人一方的一些错误观念令人瞠目又滑稽可笑；林则徐相信，英国人没有茶叶和大黄就活不下去，且认为英国士兵的双腿因打了绷带而不能伸展。一位御史提出，只要击中他们的脚就能致其死命，而耆英则报称这些夷人在夜里视力极差! 回顾历史，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之间的不相容；中国的朝贡关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园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对抗。确实，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与中国人对商业的鄙视态度是无法共存的。由工业革命产生的力量与通过变化获得的进步思想，推动了西方向海外扩张，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这股潮流。不幸的是，满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其痛苦。 鸦片战争触发了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爆炸性事态。在政治上，割让香港使英国获得了一个在中国做进一步扩张的立足点；开放五个口岸使外国尤其是英国的影响，扩展到中国的整个东部沿海地区；而损失前述之三种国家主权(核定关税、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则使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在军事上，允许外国军舰停泊于五个口岸(此项让步后来又扩展到长江沿岸的其它开放口岸)，使外国战船得以自由且合法地航行于中国的内陆水道，无情地将中国的腹地暴露在外来列强面前。在经济上，核定关税率剥夺了中国的保护性关税，使大量洋货涌入，将中国的手工工业压挤到破产的境地，引起了社会动荡和叛乱。在社会上，持续的非法交易加剧了鸦片问题，而外国贸易在五个口岸的增长，造就了一个新的商业家阶级，这个阶级有时被贬称为『买办』阶级，而且逐渐对社会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在外交上，中国与西方海权国家建立了官方关系，从而迈出了加入国际社会之漫长历程的第一步。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2525-2546 社会经济因素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两千年里，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社会的秩序和混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与否。在每一次大乱之后，许多人被杀，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但经过一段和平时期，人口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下降。这引起了民生之艰辛，而艰辛又引发了盗匪和起义，这些致乱的状况通常伴随着治理不力、政治腐败和道德沦落。随后便出现一段混乱时期，在混乱中人口再一次大减，直到_从理论上来说_土地和人民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平衡。此后便出现一段和平安定的时期，标志着新一轮循环的开端。总之，由乱到治和由治到乱乃是保持社会平衡的自然方式，中国人从远古时起就一直听凭这一程序的支配。哲人孟子(公元前373-288年)曾深透地评说，大治之后必有大乱，而中国人也普遍相信，每隔三十年可能会有一次小乱，每隔一百年便会有一场大乱。西方学者有时把这一现象称作为『王朝轮回』，尽管它应更确切地称为『历史之自然演进』理论。 把这个观念运用到清代，我们将发现康雍干三朝的一百五十年和平舆繁荣，已促使了人口的迅猛增长，但可耕地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人口从1741年的1.43亿增加到了1850年的4.3亿，增长了200％，而耕地则从1661年的5．49亿亩(1亩=1／6英亩)增加到1833年的7.37(7.42 )亿亩，仅增长了35％。人口增长与土地增长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人均耕地面积的急剧下降。根据1753年的7.08亿亩耕地，每个人理论上可分得3.86亩，但根据1812年的7.91亿亩，每个人只能摊到2.19亩。更糟的是，在1812到1833年间，由于自然灾害的因素，耕地面积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负增长，从7.91亿亩减少到7.37(7.42 )亿亩，而人口却从3.61亿增加到了3.98亿，这使得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下降到1.86亩。 个人土地拥有量的持续减缩，意味着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当小块田亩的产出不再能维持生计时，农民便卖掉田地成为某个地主的佃户。一旦土地卖掉，农民就不太可能将其赎回，因为富裕的土地拥有者如卖不出很好的价钱是不会卖掉土地的，而农民是付不出这种好价钱的。土地价格的这种螺旋形上涨的结果，便是土地持续不断地集中到富人手里。直隶省何氏家族在1766年时拥有100万亩土地，大致相当于全国可耕地总面积的七百分之一。不仅是地主，连一些富有的米商，高利贷者和当铺铺主们也占有土地。土地价格成倍地上扬。清代初年一亩地一般值一、二两，到清代中期就涨到了七、八两。 下列现象反映了耕地的高度集中：50％到60％的耕地掌握在富裕家庭手中，另外10％由旗人和官庄占有，只留下30％的耕地在余下的4亿人中分配。人口总数中60％到90％的人完全没有土地。无地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他们必须将产出的50％用于支付地租；而由于地租通常不是用实物支付而是转换成货币支付，这个转换过程通常又要多刮走地租的30％。例如，1亩产出3石(1石=133又1／3磅)的田地一般要缴纳1.5石地租，但当以30％的附加费转换为货币支付时，地租实际高达1.95石，耕种人自己只能留下1．05石，他自然不能养家糊口，而不得不从高利贷者那里借债。 许多离乡背井的无业农民流入城市，充当挑夫、码头装卸工和水手，而另一些人则漂洋出海寻求新生活，还有一些人成为盲流、无赖和土匪。如果当时中国存在大规模工业或大产业的话，这些过剩的人员也许就能融入生产性的渠道了，但不幸的是，当时中国没有这样的产业，无业者便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 这些人乃是暴动或革命的导火线。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2887-2916 此同时，清军的指挥序列和外国对中国内战的态度也发生着一些重要的变化。太平军第二次击破江南大营，使朝廷不得不更多地仰仗于湘军。1860年5月，曾国藩被授予令人羡慕的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头衔，全权指挥镇压太平军。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征战，但却没有被授予任何有权力的具体官职。由于这个原因，各地方当局并不觉得有责任支持他或与他合作。事实上，有许多人还拆他的台。但现在，曾国藩有能力以新头衔和新权力，规划出一套统一的战略了。同样幸运的是，颇有权势的理藩院满人尚书肃顺支持他，并充当他在皇帝跟前的代言人。 曾国藩升任较高的岗位，标志了征剿战事的一个转折点。湘军扩充为12万人的强大作战队伍，并由一些能干的儒将统率。在他的大本营，有许多策划家、战略家、谋士和幕僚，全都注定要在日后飞黄腾达。曾国藩无疑是中国南方最有权势的人，管辖着江苏、安徽、江西和浙江这四个重要省份。但忠王麾下的太平军，依然积极有效地作战。1861年年中，他们在浙江和安徽再一次赢得了短时期的胜利，在安徽祁门给予曾国藩一记几乎是毁灭性的重创。直到是年9月，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占领重镇安庆之后，局势才再次得到扭转。嗣后，湘军陆队水师获取了优势，克复了长江沿岸诸城，一路进逼南京。为嘉奖他的胜利，朝廷于1861年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一年后又授协办大学士。曾国藩此时委任他的一位主要幕僚李鸿章负责江苏的军事，而另一位能干的幕僚左宗棠负责浙江的军务。至于令人羡慕的进攻南京之重任则奖赏给了弟弟，他在湘军水师的协助下于1862年6月进抵南京近郊，并率二万人开始对天京发动了一场长期的围困。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3197-3210 对照清廷同西方关系的改善，太平军便相形见绌了。他们不仅没有作任何努力将洋人与清王朝离间开来，而且军队还不断骚扰外国商务及洋人居住的中心上海。与此同时，南京的生活恶化到了一个新的低谷。一名在1861年3月访问天京的英国人宓吉(Alexander Michie)写道：我不指望叛乱一方会有任何的好转，没有哪个正派的中国人会与叛乱运动发生瓜葛。他们一味烧杀掳掠，除此以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可做。他们遭到所有乡村民众的憎恶，即使天京城里那些不是『太平军兄弟』的人也仇恨他们。他们占据了南京八年之久，而这里却毫无重建的迹象。商业和工业遭到禁绝。他们收取的田赋比清廷高出三倍；他们不采取任何安抚民众的措施，他们的所作所为显不出对土地有持久的兴趣。他们不开心如何确保细水长流的财政收入；他们指望依靠抢劫、且只靠抢劫来维持生存，我必须说，我在他们那里看不到任何稳定的因素，也看不到任何值得我们同情的东西。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3215-3222 曾国藩获赐封一等侯爵位，弟弟和李鸿章受封一等伯，此刻曾国藩或许是全国最受尊敬及最有权势的人。他的水陆湘军号称有12到13万人，而帐下众集着八十多个最卓越及最能干的谋士、策略家、策划家、战将和幕吏，他一声令下便有数千官吏遵从。作为一个严肃的儒士和忠臣，他深知一个汉人只要权名稍稍过大，便会招徕满洲主子的猜忌。故他在克复南京仅17天后，便提议遣散已完成其原初目标及开始显示出疲惫迹象的湘军。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予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但是他却被马克思主义学者斥责为汉奸合子手，为了满清异族统治者的利益，背叛及屠杀了同胞。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3257-3263 尽管太平天国以失败告终，但它的经历却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治上，它促使政府的权力从满洲人转到了汉人。在太平天国之后，湘军和淮军的官佐因功而擢升至重要职位，从前由满人占据的重要督抚位置，现在落入了汉人之手。 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1860-1865年)，也指挥浙江的军务，这样他就掌管了四个最富庶而重要的省份(江苏、江西、安徽和浙江)；而李鸿章当上了江苏巡抚，左宗棠当上了浙江巡抚。此三人最后都升任大学士，尤其是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 在1870-1895年间乃是中国实际上的『首相』。左宗棠也当上了总督，先是闽浙总督(1863-1866年)，后来是陕甘总督(1867-1880年)，其长期生涯中最辉煌的业绩，是在七十年代中从回民叛匪手中收复了新疆。即使是在朝廷最核心的机构军机处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汉人任职，直至最后他们的人数超过了满人。总之，政府的权力从满人转向了汉人。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3300-3308 此种变化的必然结果是，外省大员在国是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在清代早期和中期，政府高度集权化，朝廷决定各省的政策；而在太平天国之后，中央政府发现有必要与外省大员磋商国是，听取他们的意见。北京的衙门时常征求地方官宪的观点，以争取他们支持自己的立场，势力强大的巡抚和总督时时会摆脱中央政府自行其是，比如，在1898年『百日』维新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便激烈反对皇太后废黜皇帝；在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期间，东南诸省当局拒绝服从朝廷支持义和团的命令，而单独与外国列强缔结了协议，以求『自保』。各省独行其事的最显著例证，发生在1911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军占领武昌之时，各省当局宣布拥护革命，公然对抗朝廷，这样，加速了清朝的崩溃。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3308-3314 军事上，湘军和淮军是私家军队的先导者，而私家军队乃是此后军阀的典型特征。曾国藩和李鸿章根据四个原则征募他们的官佐：(1)同一省籍；(2)同年一同榜取得功名的人；(3)亲朋好友；(4)师生同谊。士兵由这些官佐招募训练，并对官佐效忠。正如《湘军志》的作者评述的那样：『将死军散，将活军存。』袁世凯继承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私家军队传统。袁氏一度是李鸿章的门生，后来成为民国初年(1912—1927年)蹂躏中国的北洋军阀之首领。 最后，太平天国的经历还激励了后代的革命者，那些太平军余部转入地下加入了天地会，使种族及民族主义式的反满革命思想得以延续。太平天国也成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1866-1925年)的灵感之泉源，孙中山刚刚诞生在太平天国灭亡之后的两年．他在孩提时代就听说了关于太平军的故事，12岁时就立志做洪秀全第二。他日后的革命是从秘密会社那里获取支援，而早期的追随者中有许多人都是哥老会会徒；甚至他的革命理论_三民主义_也是受到太平天国理念的影响。孙中山认为洪秀全之失败，是因为他懂得民族独立但不懂民众主权、懂得君主制度但不懂民主。为纠正这些意识形态的缺陷，孙中山倡导了洪秀全的前两项『民主』和『民权』原则，而第三项『民生』主义则包含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思想，这部分是受太平天国土地制度和财产公有制的启发，因此太平军未能实现的社会革命，在孙中山及其信徒身上得到了部分推行。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3314-3326 中国历史上那些成功的中兴， 通常都与一些强有力的、睿智和贤明的统治者有关，但同治皇帝在他十三年的统治中(1862-1874年)，有十一年处在年幼时期，余下的两年也只是个弱者。国家大权被紧紧地握在母亲慈禧太后手中，她执掌朝纲达四十八年之久，一直到1908年去世。就同治帝个人而言，他的统治肯定称不上是中兴朝代。但是这位皇帝主要是作为一种机制而非作为一个个人存在；他手下干练的大臣创造了一些不平凡的成就，引起了急剧的变化，这些成就可以被视为中兴的要素。 然而，同治中兴显然只能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低层次的复兴。它虽然暂时制止了衰落，但却未能使清王朝恢复到足以体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的水平。它对西方军械、技术和外交的模仿是一种浮于外表的现代化姿态；西方文明中的精华所在——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和音乐——全然没有触及。从历史的眼光看，它充其量不过是清王朝国运持续衰落中的一缕回光返照而已——犹如『秋老虎』最后的炎热一般。尽管如此，同治中兴却标志了力争恢复旧秩序、并开启一个新秩序的大胆而又相当成功的努力。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3383-3392 1860年与英法媾和的惨痛教训，促使恭亲王对洋人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此以前，他也是激烈反洋的，主张对外夷索求作坚决抵制并处死巴夏礼(Hany Parkes)；而在媾和以后，他形成了对夷务的新概念。他逐渐尊重甚至崇拜英国的力量，认定中国别无选择，只有去学会如何与西方共处。 恭亲王在与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的周旋中，明确地领悟到了西洋器械的精良。令他惊喜的是，他发现这些从前的敌人不仅不想对中国隐瞒他们的军事秘密，而且还公开提议要按西洋模式来帮助中国训练军队及铸造武器。英法占领军在缔和后立即撤离北京，进一步表明外国列强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而且更非蛮不讲理和不守信义，倒是中国人习惯于欺诈他们。恭亲王得出结论，只要中国信守条约义务，以善意和开明的态度对待洋人，不给他们以任何抱怨的理由，就能保持和平。依照这种乐观的想法，从前被认为是耻辱的条约现在变成了一种用来确定最大让步底线的有用工具，超过这条底线，中国就不予同意，而洋人在法律上也不得逾越这条底线。根据这种理解，这位28岁的亲王为中国制定了一项新政策：中国应在外交上接纳西方以获得一段时期的和平，并于这期间在西方帮助下加强军事力量。因此，通过外交赢得和平便成为政府的直接目标(标)，而自强更生则为终极目标(本)。这种双向的手段在京城得到了满洲军机大臣文祥的衷心支持，在外省则得到几个实力派领袖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的拥护。 为中国设计新的发展方向的并不只有恭亲王一人，西方人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承认了这样的事实，即享受条约权利的前提条件，是要出让这些权利的政府继续存在下去。西方列强相信，一个稳定的中国有利于不断增长的对外贸易，因此决定维持清廷的存在并帮助它现代化。随着这种政策的转向，英国原先的中立姿态转变为积极地(虽然也是有限度地)支持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如前一章中所述。 徐中约, 中国现代史, loc. 3446-3462 前面对清代历史的考察必然使人间及这一时期的意义、成就及过失。事实上，客观地考察中国二十五个连续王朝中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便会发现它在中国历史上独特而关键的地位。与元代八十九年的统治相比，清代长达二百六十八年，是异族统治的最为长久的一个朝代。清朝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的兴起，仅次于元代，并为这个国家带来了长久的和平舆繁荣。这种太平盛世加速了人口史无前例的增长，从1650年的1.5亿增至1850年的4.3亿；因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反文化的革命”，它攻击了旧文化，却并没有创造出新文化。

在邓公看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两点原因： 1:政治制度不科学合理，造成毛的权力过大，没有人能对他错误的思想进行干预 2:给人民的话语自由权没有设限 邓在第三次复出后明显加强了这两点的完善。其中第二点的民主，对于邓来说只是一把推进自己改革开放，实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武器—就拿民主墙来说，它使群众能够有一个渠道表明他们反对“两个凡是”，反对“四五”事件的处理方式，反对毛的错误。这为邓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使他可以实行新的路线，而又不必亲自参与这种批判。 在务虚会第一个阶段由于邓还忙于访美以及越战等国外事务，无暇顾及国内。导致第一阶段务虚会虽党内虽有分歧，但还是以解放思想自由民主为调子。然而由于第二阶段邓的介入，党内分歧被暴露出来。但像党的其他高层干部一样，邓始终认为，党内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不应当公之于众。 但同时邓有需要人民自由的言论来弱化党对毛思想的坚持、不再死板的解释毛说过的每句话，为批评党在过去20年的错误创造空间。也正是由于邓对于自由民主的暧昧态度，最终导致8964那年夏天的惨案。

毛在选定自己接班人有三项要求： 1.不能有自己的政治基础 2.必须继承自己的政治遗产 3.不能推翻“文革” 华国锋无疑三点都十分吻合，华国锋从瑞金县委书记干起，没有经历过抗战，没有带兵打仗，在党内没有自己的牢靠根基，唯有依靠毛。而且在瑞金时华国锋极力拥护毛激进政策，深受毛赏识，并认为他是自己忠实的追随者，如同邓被认为毛派头子一样。华国锋是“文革”的受益者，故其不可能推翻“文革”的“成就”。 为何邓公在明知自己自己不肯定“文革”，就要丢位置，甚至被开除党籍的情况下，依旧坚持自己对“文革”的原有评价？ P155

薄一波后来说，如果邓小平肯定“文革”，他就无法进行整顿，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无法实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们的思想。他会留下拥护过去错误政策的记录，使他无法去做他认为推动国家前进必须做的事。一些被他行撤职的造反派也会卷土重来，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尤其是在教育和科技领域。假如他能在毛泽东死后获得一定的统治权，他需要与阶级斗争划清界限，继续他的整顿政策，使那些在“文革”受到过迫害、视“文革”为一场灾难的人与他充分合作。

党的集体领导 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是由担心权力过度集中的领袖们设计的。而由毛泽东设计、邓小平及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体制，则是为了解决相反的问题：为动乱不已、举步维艰、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提供统一的领导。 与美国人不同，邓小平及其同事相信，最终决策应以最高领导层对全局的政治判断力为基础，这要比以法律规范政府行为的独立司法制度作为基础更有益于国家。他们认为，立法机构制定法律但不负责执行法律的体制，不如集立法与执行于一身的体制更有效率。 党的上级部门下达有关领导班子如何开展工作的规定，不断向每一级发布指示。它们也与下级召开会议，有时让下级领导参加上级的会议，或是派上级干部到下面视察。如果上级干部认为某个问题很重要，他们可以、也确实会进行干预。但是对下面的监督很难面面俱到，因此领导班子在领导本级工作时，一般享有相当大的自由。 虽然组织部的干部保存着人事档案，能够进行推荐， 但各级领导班子的成员最终决定着在他们的辖区内哪些人能得到提拔。 然而，让地方干部享受较多自由也存在着风险。邓小平建立的这种延续至今的体制，更重视结果而不是遵循规则， 它所培养的干部要具有评估问题的全局观和创业精神，能够支持快速发展。但由于缺少上面的严密监督，很多干部不但能够想办法造福国家，而且也能关照自己与朋党并排挤其他势力。 这种党的领导班子体制并不是由邓小平所创，但他稳定了这种体制，使其工作更加专业化，把评价干部的基本标 准从对政治运动的贡献变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一基本体制被他的接班人沿用至今。 现代的精英治国 事实上，邓小平在各级建立了一套高度竞争性的精英考试制度，从小学到大学直到官场。他的目标不是促进社会平等，而是挑选最有才华的人，为其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都举行入学考试，考入竞争最激烈的学校的学生能够得到最好的教师和设施。 邓小平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干部选拔制度，它遵循着与帝制时代同样的通过考试选拔干部的原则。但是，这种制度在内容和结构上又完全不同于科举制度。此外，这种体制也把精英治理的原则扩展到干部选拔系统之外，贯穿了各行各业的人才选拔与培训体系。

然而，不管对天安门悲剧的看法如何，很多人钦佩他以 87 岁高龄毅然踏上南行之路以确保中国在加快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的步伐的举动。确实，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邓小平看到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仍遵循着他所制订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推动着中国的进步。最后几年他与家人一起度过，并受到党和人民的爱戴。他引导中国完成了从落后、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一个有国际影响的现代化经济强国的艰难过渡。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为改善如此之多的人民的生活做出的贡献方面，20 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能够与他相比？20 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对世界史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邓小平曾说，他要让人们记住一个真实的他。他希望人们好好地记住他，但不想让人们像吹捧毛泽东那样为他大唱赞歌。毛主席自视为功高盖世的皇帝，邓小平则从不自视为「天子」。他只想让人们记住他是一个凡人，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按照邓小平的遗愿，他的眼角膜被捐出供眼科研究，内脏被捐出供医学研究，遗体被火化，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1997 年 3 月 2 日，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 邓小平于 1992 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 150 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关于统治和自由的问题，邓小平说，「民主集中制」仍是「最合理的制度」，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加以坚持。 领导人要想办法鼓励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决定一旦作出，就应当服从集体决定。

对于优秀且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说，必须少数服从多数，这是否也是中国学生不善于发表独特见解，国人往往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原因？

中共十四大 1992 年当选的政治局委员，都是与邓小平的政策完全步调一致的人。进入政治局的两名政府部长——外交部长 钱其琛和外贸部长李岚清——以外交事务和扩大对外开放作为本职工作。在 1992 年以前的政治局委员中，有一名代表内陆省份的成员，但他在 1992 年落选，新增的五名担任省级职务的政治局成员，都来自在邓小平开放政策下蓬勃发展的沿海省市：广东的谢非、北京的陈希同、上海的吴邦国、天津的谭绍文和山东的姜春云。仍然留在政治局的北京干部也都是来自沿海地区：乔石、杨白冰和刘华清，他们曾于邓小平南巡期间在珠海与他一起策划战略。这些资深领导人的年龄使他们不会忘记大跃进的失败。他们多数在 1960 年代早期就担任重要职务，在文革中受过冲击。1978 年之后他们成了坚定的改革派，决心贡献他们的余生纠正错误的政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与这些人相比，江泽民手下后来成为第四代领导人的都不是老革命，而是在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建立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好学生。他们出生在战争年代，却是在 1949 年后共产党的领导下接受的教育。他们年龄太小，没有赶上去苏联或东欧学习的机会；又因年龄太大，错过了去西方留学的年代。他们上学时，西方的法学、经济学和商业管理这些学 科还没有被引入中国，但他们在任职期间通过文件、会议和短训班的形式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他们是既能干又眼界开阔的技术官僚，大多数人是学工程技术出身，接受现有体制并希望维持它的有效运转。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优点是做事负责，与同事和下级都能搞好关系，不会挑战上级。他们没有经历过严重危机的考验，也不准备挑战现行体制。他们只是在邓小平那一代人建立的框架内，务实而勤奋地工作着。

鄧小平顯示出自信：中國有1950 年代和1960 年代幾乎與外界完全隔絕的經歷，一定能夠挺過1989 年之後外國的制裁。他說，民主國家的政治變化很快，嚴厲的制裁最多只能延續幾年。他認為外國商人會向他們的政府施壓改善對華關係，以便他們能夠進入中國市場；外國政府也會重新認識到需要中國的合作。中國要站穩立場，鼓勵外國友人終 止制裁，為好好利用將來的每一個機會作好準備。 鄧小平的估計被證明是正確的。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在1990 年11 月為使要求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的決議在安理會獲得通過，便與中國談判達成協議，以布殊總統會見錢其琛為條件來換取中國的支持。雖然在這個協議之後大多數制裁措施仍在繼續，但此事是向恢復中美工作關係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然而大問題依然如故：很多中國人想得到更多自由，而黨內元老則毫不動搖，認為維持秩序必須收緊控制，如何彌合雙方的鴻溝？對於瞭解鄧小平的人來說，他採取的戰略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他要推動經濟發展，加強「思想教育」。也就是說，他對知識分子實行西方式民主改革的呼籲不予理睬，並且他要讓群眾相信現行的制度最適合當前的中國。 …… 维持中美交流 天安門事件後不久，喬治・布殊做了一件過去的任何美國領導人都沒有對中共領導人做過的事情——他試圖與鄧小平通電話。 但是，當布殊在1989年6月想與鄧小平通電話時，鄧小平並未接回應。回應外國領導人的電話不合中國領導人的慣例。於是布殊在1989年6月21日給鄧小平寫了一封親筆信：…… 鄧小平又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打了22 年仗、死了2,000 萬人才換來的，任何力量都無法取代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這是一個感到他的國家的命運處在危險之中的人發出的嚴厲信息，他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抗議者持續的支持加劇了這種危險。 東歐和蘇聯共產主義制度的崩潰 讓中國人和鄧小平本人尤其感到震驚的，是發生在羅馬尼亞的、反抗中國的老朋友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及其妻子的日益高漲的群眾運動，它在12 月25 日以兩人被槍決而達到頂點。齊奧塞斯庫是東歐領導人中唯一下令軍隊向平民開槍的人，中國領導人不可能不想到七個月以前北京類似的軍事行動。

那么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挺过来的呢？

和鄧小平一樣，江澤民要在緊張的局勢中表現出鎮靜；他解釋了為何中國的情況與東歐有著根本的不同。他說，中國共產黨能夠在1949年建立政權，是依靠自己的軍隊而不是蘇聯軍隊取得勝利的結果；中國沒有受到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中國一直以來都在改善人民的生活。江澤民解釋說，在中國實行戒嚴不是為了對付不守規矩的學生，而是為了維護秩序。就像1957年時的鄧小平一樣，江澤民肯定了民主是一個可取的目標，但能做到多大程度的民主，取決於國家的政局穩定。 從1989年到1991年底蘇聯解體，北京負責宣傳工作的幹部感到很難處理從東歐和蘇聯傳來的消息。儘管作了很大的努力去掩蓋、淡化、拖延甚至歪曲新聞，但事件本身畢竟還是時常讓他們感到頭痛。 鄧小平堅信加快發展經濟是保持人民擁護的關鍵，因此他一再表示實行能使經濟不斷進步的政策的重要性。 在這些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努力中，最有效者莫過於重拾抗戰時期的反日宣傳。 沒有紀錄表明他在1992 年退休前反對宣傳部門激發愛國主義的做法，即使其中包含排外傾向。中國存在著像東歐和蘇聯那樣陷入分裂的危險，因此需要作出認真的努力重新贏得年輕人的支持。愛國主義、經濟發展和經濟機會的增加，共同構成了解決問題的手段。

在6月4日之前，無論何人，不管是中共領導人、知識分子還是學生領袖，事實上都無法阻止愈演愈烈的亂局。黨內領導層的分裂，對中國當時能容許多少自由的分歧，曾為革命浴血奮戰的老幹部和習慣於舒適生活的學生之間的觀點差異，城市居民擔心通貨膨脹與就業的不安全感，示威運動的浩大規模，以及學生領袖在控制自身運動上的無能，國內外民眾對示威者的同情，中國軍隊在控制群體事件上缺少經驗——凡此種種，使中共領導人在控制局面上一籌莫展。 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 全世界的記者聚集在北京，本來是要報道中蘇和解的過程，卻發現學生運動更加引人入勝。確實，廣場上的大戲很快就使戈巴卓夫的訪華黯然失色，不再是媒體關注的焦點。外國記者們很難不被學生的理想和熱情所打動，而學生也遠比以往的中國人更加大膽敢言。在國際社會的關注下，他們愈加相信解放軍不會對他們動武。有些學生意識到這是向世界展示的機會，便派會講英語的示威者站在遊行隊伍的周邊，向全世界講述他們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和消除高層腐敗的必要性。一些連續報道此事的外國記者力求做到不偏不倚，他們說，大多數學生其實對民主自由瞭解很少，對如何實現這些目標也沒有多少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