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目录
第一讲 中国近代政治史开场白
对于近代史的“三妇”心态
中西两种体系
中国的抵抗
第二讲 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
中西近代史的不同开端
中国和英国的第一次直接碰撞
鸦片——打破中英贸易结构的不平衡
第三讲 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续）
英国对中国政策的成本核算
中英的战争技术和战略对比
开放教禁带来了西方的输入
传统历史缔造的两个神话
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
第二次鸦片战争
内容简介
编辑推荐——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本书源自人大的一门热门选修课，即张鸣老师开设的政治史公开课，它靠同学们口碑相传而走红校园，最终使更多的人对这段看起来枯燥无比的历史重新认真审视起来。 这门课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原来在张鸣老师的还原下，中国近代史变得如此复杂、精彩，又是如此的颠覆，它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绝非教科书上的忠奸两列、黑白分明。当诸多人物与史实呈现在我们面前时，难以用一句简单的是非作判定，在正视一段被扭曲的中国近代史的同时，我们也能发现国人今日问题的精神根源。 基于此，我们将这门课的讲课稿集结成书，希望与更多的人分享这段充满矛盾与悖论的真实历史：中国与西方、清廷与民间、满族与汉族士人、洋教与本土信仰、枪杆与笔杆、造反和维新、科举与革命……是的，那段历史，除去屈辱与仇恨，还有着太多的内容值得重新去回望和反思。 正如张鸣教授所说：如果我们不知道或者完全无视这个过程，就很难在历史长河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很难安放好自己的位置，在世界格局中也定位不好自己的位置。诚如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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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说中国近代史是作者张鸣创作的原创作品，下载链接均为网友上传的网盘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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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有三种惯常的态度。
第一种是怨妇心态，凡事以哭闹为主，就是觉得你们总欺负我们
第二种是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打不过我挠，我要反抗，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这个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但是我们觉得很好，还很推崇，因而创造出很多神话。如果当时斗争真有这么波澜壮阔，那英国人根本进不来，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有这段被称为半殖民地的历史。
第三种是情妇心态……在它看来，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不殖民怎么进步？但是被殖民的过程实际上是很屈辱的……尤其是对这个民族的上层精英来说。如果这些上层精英曾受过本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他们就会感到更悲哀。但是情妇心态把这一层抹掉了……
袁世凯称帝时，古德诺那篇《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影响很大，古德诺当时是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的文章本身没什么大错，中国的国民的确不适合总统制，但是他也没说现在就是适合复辟。袁世凯此时是当不了皇帝的，因为各种势力都在反对。而且，由于历史已经走到这里了，进化论的价值观还没人能够质疑，它是一种很强势、很有市场、很有说服力的价值观。在这一背景下，许多人就认为，袁世凯称帝，就相当于反对人类进步，反对历史进化。总之，不管反对者所持的是什么居心，各自有什么样的怀抱，进化论的声音已然把所有的想法都统一起来了。这就极大地孤立了袁世凯，连他的亲信大将冯国璋、段祺瑞等人都反对他，所以袁世凯最后就在众叛亲离中死去。还好袁世凯死的时候像一条汉子，他没有把复辟一事推诿于人，而是承认是自己糊涂，贪恋权位，并对没有听严修的话悔恨不已。袁世凯认为严修不求名不求利，乃真正之国士，国士在前，自己却听不进忠言，以致落到今天的地步。袁世凯觉得自己是咎由自取，但是没办法，现在局面已经变成这样了。 再说杨度。复辟的主意出得很馊，但是杨度在中国历史上也能算一个智者，他先是办新政，后来又到袁世凯处当幕僚，做得都挺好的。本来袁世凯想让他做教育部部长，但他不屑于做，他一直以帝师自诩，自认为学的都是屠龙之术，要做的是大事儿。杨度看到中国当时不适于共和制，可能恢复帝制要好得多，便把希望都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不过，他确实没有看清当时的形势，虽然说从道理上讲，当时中国有个皇帝最好，但在情势上，没人有资格做皇帝，谁做谁倒霉。袁世凯曾说过，让他做皇帝，简直是把他放在火炉上烤，但是最后他真的就坐上去了，而且还是杨度把他推上去的。杨度是一个真诚的君主立宪者，他认为中国适合的就应该是君主立宪，所以他一手策划的复辟并不是说要回到君主专制，而是要建成君主立宪。张勋复辟之后，杨度非常失望，认为张勋彻底地把他的理想糟蹋了，所以后来就比较颓唐了。 当然，袁世凯的死亡也存在偶然性。袁家流传着一个迷信，说男性都活不过六十岁，所以袁世凯只能活五十九岁。不过我觉得，如果没有称帝这回事儿，他应该能够活得更久，他称帝就赶上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然后他在一急之下就病倒了。即便他不死，复辟失败后他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了。经过这次大挫之后，他肯定是当不成总统了，即使可能还会在总统的位置上待段时间，但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了。 袁世凯死后，中国的政局就陷入了一种更加混乱的境地，没有当家人了。以前至少有一个人还能当总统，但现在想找一个能服众的人来当总统也是不可能的了。黎元洪为人不错，他是早期的海军学生，后来一路走来当陆军军官，在武汉新军当旅长，随后任湖北都督、副总统。他杀张振武是被这帮革命党人逼的，实在没办法才出此下策，而且他也没把在报纸上抨击他的人怎么样。他算是个好人，但是，他的确没什么用。忠厚老实的好人当不了中国的总统，他只能挂牌当虚位总统。段祺瑞可不可以当呢？段祺瑞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次于主公袁世凯，他很有政治野心，也很有手腕和想法，也有很多特别的优点，比如用人不疑，对自己帐下的人非常信任，从来都不吝啬，自己不贪财、不好色，等等。但实际上，从气局上讲，他要比他的主公差一点：他能够对进入自己帐下的人全力包容，但袁世凯也是对所有人都能包容的（如果不是革命党在宋案之后挑起战端，他连革命党人也能包容，可以给他们找块地方设个职位），而段祺瑞还是有一定的门户之见。另外，段祺瑞在知人方面的确远远不及袁世凯，袁世凯对自己所用的人是非常清楚的，但段祺瑞常常会用一些草包，这些草包经常会给他坏事儿，就算用的是能人也有问题。比如他的第一号谋士徐树铮的确算个能人，但太过独断专行，后来段祺瑞很多事儿都是被他搞坏的。 除了北洋系之外，当时的西南军阀也较有势力。比如唐继尧，此人野心也很大，他自称是东大陆主人，自诩东亚第一人，他创办的云南大学当时的校名就叫东陆大学。他特别自信，但事实上能力比段祺瑞还要差。而草莽出身的张作霖、陆荣廷等就更不行了，他们的修养和文化水平比段祺瑞、唐继尧等人差得更远，可能他们会一点笼络之术，但除此以外就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本事了。至于说已经没有什么实力的孙中山等人就更不行了。总体上说，当时中国真的没什么人物了，中国当时就处在一个无权威状态。 而这样陷入无权威状态的中国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看到的。中国处于政治上的纷乱状态对日本人而言极为有利。所以袁世凯死后，中国的地方割据真正开始，各地军阀并起。袁世凯时代，各省的督军还多少对中央保持着一点服从，还能给中央上解一点钱粮税款，但是袁死后，这种事情就没了，中央政府从此政令难出都门。当然，也不是说中央完全控制不了地方，而是要想控制，就得先给钱。往往地方从中央拿一万块钱，就给中央办一千块钱或者一百块钱的事儿，要是中央不给钱，地方啥事也不办，中央政府对此毫无办法。整个体系，上下不服从的问题更为严重，原来是革命党不行，他们捣乱有余、治国不足、内讧不断，现在问题迁移到了北洋系身上。所以，就国家重建而言，袁世凯的失败意味着中国也输了。 有人讲，如果袁世凯不称帝，那么他可能会慢慢走出困境，可能会使中国顺利地往前走一点。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袁世凯能不能经受住考验，能不能坚持他的信条，按照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做法坚持做下去，能不能让中国变个模样，他有多少有效的杠杆、有效的手段，这些其实都不好说。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所积累的许多问题，他也曾试图解决，比如面对社会伦理道德水准不断滑坡的现实，他也尊孔，主持祭天了，有关军事的问题他也在动手解决。但这些改革的效果都不太明显。向前看，他无法摆平那些先进知识分子的舆论抨击；向后看，那些遗老遗少也对他很不满意。在没称帝时，袁世凯就是因为看不到能够解决问题的出路才出此下策，想通过称帝的方式来重塑权威，进而雷厉风行地推行一整套治国策略。可能今天看来，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式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什么事都希望通过中央集权这个杠杆来解决问题，这在当时中国是行不通的。如果换一个思路，按照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慢慢走，可能中国还有希望。不过我们也不能太乐观，毕竟现实的环境实在恶劣，当时的外部环境和世界秩序都不允许你慢慢变法图强。那是个丛林时代，西方的列强，尤其是日本给不给中国这样一个转变的机会，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1] （白朗起义纵横河南、湖北、安徽、陕西、甘肃等地，自1913年起持续了一年多，其间袁世凯曾派陆军总长段祺瑞拼凑二十万人的军队进行围攻，仍使其走脱。北洋军号称劲旅，但面对区区万余人的流寇竟大费周章，其战斗力固然存在疑问，但各省之间互不通气、信息隔绝乃至相互猜疑和陷害，乃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再也不管天主教在华的传播了，但是民间的抵抗力仍然存在。直到1949年，全国的天主教教徒不过二百七十万人，加上新教的，也就是三百万人左右。由此也可看出，天主教与乡村传统之间的张力仍然是很大的。不像现在，农村的士绅没有了，儒释道也都没有了，所以天主教以及新教在中国的传播速度就非常快。在当时，宗教传播的主要阻力来自民间，而这种阻力其实又得到了官方的加持。我们后来的一些研究者，包括当时很多士大夫都认为，一旦出现民教冲突，官府总是向着教会。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从每一场记载民教冲突的档案来看，官府在一开始都是向着民方的，而且是无条件地向着民方。官府一开始屁股就坐歪了，根本就不是理性、中立的裁判者，一般都是到最后官司打得不可开交，外国公使干涉进来，甚至派来炮舰，总理衙门也派人来调查之后，官府的态度才被迫翻转过来。所以说，官府并非是死心塌地地向着传教士，恰恰相反，自从教禁开了以后，他们一直有意地培植民间对天主教势力的敌视情绪。 民间也很有意思，他们和天主教的冲突并不见得都是他们的错，其实教会在某些时候也理亏。比如教会的组织很严密，对教民的人身控制很强横，确实也有文化侵略的因素在里面。而且，也不是说这些传教士个个都是正人君子，没有人跟中国妇女发生过苟且之事。这些都是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一旦被发现了就会被中国人无限制地放大。此外，有些传教士是兼搞经营，做些买卖，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和当地人出现一些经济纠纷。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些问题其实很难引起什么大冲突。那些大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一些很荒唐的事情激化的，这些事情在当时使得民众对天主教产生了极端的仇视情绪，进而转向暴力。 比如说，有传言称，传教士常常在终傅之礼上把人的眼睛挖了，或者借做弥撒和做告解之机奸淫妇女，组织群交。此外还有一个谣言的集中关注点就是育婴堂。天主教在中国开设了许多育婴堂，很多嬷嬷都来中国干这件事，他们主要是救助在中国的孤儿。但在那时，一般没人会把孤儿送给他们，所以主要靠他们自己去搜集那些被人遗弃的婴儿。那些刚被扔掉的弃婴还可以救助，有些被扔的时间太长，都快不行了，但只要有一口气，天主教的嬷嬷们就会把他们带回去。这些嬷嬷把弃婴带回去后也很奇怪，她们不是立即组织抢救，而是先进行洗礼，在她们看来，灵魂得救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些婴儿没死之前，一定先要让他们的灵魂得救。很多弃婴本来就快不行了，被他们这么一折腾，很快就呜呼了。因此，育婴堂的死亡率非常高，但并不能说这些死婴是嬷嬷们害死的，他们要是不被带回来，肯定也会死在外面。中国当时弃婴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弃女婴，实在是太多了，中国历史上遗弃女婴简直就是一种代代相传的风尚，太可怕了。 弃婴大量死在郊外的现象本来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些弃婴被育婴堂捡回后仍然大量死亡的事实引起了中国人的怀疑。东一个西一个的婴儿死了可能没人管，但搁到育婴堂里一块儿死了，然后还集中掩埋——于是有人就传言，说这些小孩儿是被育婴堂的嬷嬷们害死的。收这么多孩子，肯定有问题。有的说法是嬷嬷们挖小孩子的心肝和眼睛做药。取人眼睛和心肝入药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说法，一些古代的医书也认为，取小孩子的心肝可以治疗一些疑难杂症。在中国古代，没有什么是不能入药的，所以存在这种说法也很正常，但在西方却很少听说有用人体器官做药的。 很多关于民教纠纷的档案里，都有关于传教士挖人眼睛的记载，这是为什么呢？有中国人对此作出解释，说眼睛可以做成药水，把眼睛制成的药水往铅上一洒，铅就能变成银子了，而且，唯有中国人的眼睛才有这种功效，因为中国人很贪财，所以中国人的眼睛有效，外国人的眼睛无效。这种说法今天看来是很荒唐的，甚至有点污蔑我们民族的意味，但在当时却有很多中国人相信这套说辞。还有的传言说传教士常常把中国人的心肝炼成油，然后插上灯芯去找宝藏。教会在中国找宝藏也是早期盛行的一个流言。怎么找呢？因为中国人的心也特别贪，所以只要地下有宝藏，灯芯上的火苗就会倏地一下钻到地下去了。这怎么可能呢？但大家也都相信，然后传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挖了大量的宝藏，所以才会很有钱。 在今天看来，这些事儿都是荒诞不经的，但在当时，恰恰是这些说法最为广大的底层群众所乐于接受，往往民众和教会打官司，去教堂闹事，乃至把教堂砸了，把传教士杀了，都是基于这些传言或理由。那些正经冲突，比如经济纠纷、房屋纠纷等，完全可以理论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对簿公堂，但此类官司反而一直没人去打。民众控告教会的全是前面所说的那些荒唐事儿——而且不是告，是直接把教堂砸了烧了，把人杀了，闹完了以后再去告。中国老百姓的理由充分，指责传教士不是人，尽干这种鬼事儿，所以我们打他们是天经地义的。但我们现在想想，这种理由怎么可能赢得了官司呢？尽管一开始官府都是向着民众这一边，但最后肯定是民众这一方输。 这里又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了。民方输了，但官方多数不出来澄清，不向群众说明传教士没有挖人眼睛心肝、盗取中国宝藏，官府就是不想让民众知道真相，而是想保持民众对教会的敌意。在他们看来，这样做对于阻抗基督教的传播有好处。 我们可以看看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例子。天津教案的起因就跟育婴堂有关系。天津的育婴堂和别处的一样，都是搜集和抚养孤儿，而且会对那些主动送来孤儿的人给予一定的奖励，算是辛苦费。但是有一些人渣败类，为了这几个钱，就拐卖正常人家的孩子送过去。当被人抓住时，这帮无赖马上就找理由，说是教会的育婴堂让他们干的。群众不明真相，就相信了这帮无赖的话。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混混拐卖孩子就是由教会指使的，但是人们都相信这些混混的话，于是就激起民愤。人们冲进育婴堂，把嬷嬷们杀了，把育婴堂也砸了。此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赶了过来，认为中国人的理由太荒唐，中国人则指责外国人太野蛮，于是双方要动手打起来了，为了喝退中国人的进攻，丰大业朝人群开了枪。一个外国领事敢于朝中国人开枪，还不大乱？最后死了几个中国人，丰大业也被人打死了，这么一闹，事情就大了。外国军舰就开到天津港口，要求中国人偿命。 怎么善后呢？本来啥事儿都没有，最后硬是闹出了这么大的事件，朝臣也开始对教会妖魔化，多数大臣认为不能对列强退让，不惜一战决高低，所以当时情势很紧张。但是，没人愿意出面负责处理这件事情，大家叫嚷得厉害，但都躲得远远的。最后就由曾国藩出面处理了，当时曾国藩已经生着重病，却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这的确是曾国藩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能够担当。不过在当时，这种事情真的是谁处理谁倒霉。曾国藩抱病到了天津后，实事求是地查，发现没有传言说的那些事，而民众的证据也完全不足以证明他们暴力行为的正当性。而且曾国藩还发现，天津当时非常混乱，很多被杀的外国人其实与教会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无辜的游客。但中国人义正词严，认为只要是外国人都该杀，而且还乘机抢夺财物——为了抢外国人的戒指，直接把他们的手指剁掉，这种事当时也是有的。曾国藩查到最后，发现的确是中国人杀嬷嬷和焚烧教堂完全没有道理，因此只能赔款，处分相关的官员，杀人者也按中国的法律抵命。最后抵命的人都是被强推出来的，当时那么混乱，哪知道是谁杀了人，于是就选出了几个替死鬼，但当时社会舆论都认为这些人是“义士”。曾国藩本来极高的名望，经此事后一落千丈。但没办法，对他而言，只有这么处理才能平息列强的愤怒，目的是想挽救清廷在并不平等的国际交往中仅存的一点地位和信誉。 由此案例即可看出，民教之间的问题的确很大。但即便是经过了这么大的教案后，老百姓也仍不明白育婴堂到底有没有拐过孩子，有没有挖过人的眼睛。在老百姓看来，所有关于传教士的荒诞传说都是真的，而官府则是害怕洋人，所以就曲断案件，让中国人赔钱偿命。在这种情况下，民教冲突的确有升高的迹象。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升高，比如北京地区就相对平静，但有些地方就不行，越演越烈，尤其是到了1897年、1898年德国人强占胶州湾，强行修胶济铁路以后。德国人的这一行为跟之前其他列强跟中国的冲突有本质的区别。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想用武力逼迫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把中国纳入西方世界体系中去。但德国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等它崛起的时候世界上已经没有多少殖民地了，它便不甘心，因为此时它也很强大。还有一个理由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甲午以后，西方国家都认为日本将要吞并中国了，但他们都知道不能让中国被日本吞了，于是也有些国家动了瓜分中国的念头。此时德国便抢先一步吃螃蟹，开启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的行为的确是最蛮横的，其实在此以前，中国人对德国的印象一直是不错的，因为它比较守规矩，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喜欢胡来，但这一次的确做得非常野蛮。现在我们看当时的德国档案，里面明确记载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希望在中国强占据点的想法，先下手为强，怎么下手，就是靠抢。德国当时进入的是山东这样一个民风比较强悍的地方，而且山东在当时也不够开放，所以德国人以及后面接踵而至的其他列强进入山东后，很快引起许多问题，以前存在已久的民教冲突再次被激化。我们知道，德国占胶州湾，一个重要借口就是民教冲突，传教士被杀。这事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中国当时不知道已经发生了多少起传教士被杀案件，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但德国人却因此而强占中国领土，而且马上就修铁路，这一切被串联到一起以后，很快就引起中国人的强烈反弹。
权术并不是不能用，但若是一个人没有大韬略、大格局、大想法，那么，权术用多了，可能就会适得其反。
毕竟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老百姓已经习惯了有一个皇帝。今天我们很难想清这一点，但在当时就是如此。在我们这个伦理型国度， 强调的是天地君亲师和忠孝仁义，这些伦理结构其实都是围绕着君主来建构的，孝也是为了忠，一旦君主没了，那么这个重心就会动摇，整个社会的人心就会开始晃。由此会带来许多治理上的问题，比如一些刁民就很难治——没皇帝了就没王法了，那我还怕什么呀。
然而，一旦国家上层下令要办新学堂，而且把科举废了，那么，科举与教育之间的牢固联系就被一下子掐断，底层就开始乱了……后来有些农村的文化根子断了，没人会写对联，于是过年时只能拿口大碗，在碗边上蘸墨后就往红纸上扣，盖成几个大圈圈，然后就当是对联往门上贴。或者说就像现在城市里这样，只要花钱就能买到写好的对联，但是上面的话都差不多，显得特没文化。
还有就是习俗和风俗等问题。一堆男女一直在一间密闭的屋子里活动，老百姓对此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教民会说他们在念经、谈体会、过组织生活，但老百姓肯定不这么认为，什么组织生活，肯定就是乱搞男女关系。天主教的七项圣事中有一项是告解，就是密室忏悔。做告解是不分男女的，一个传教士（一般是男的）在里面，男信徒可以去忏悔，女信徒也可以去。男的还好说，女的进去后，小黑屋一关，你想想看，这种事在中国传统社会能激发起人们多么丰富的联想。当时，性意识是被高度压抑的……
我们常常讲“康梁变法＂，其实都是被康梁二人误导了，这个变法就是戊戌维新，但康梁却自认为这是他们主持的变法。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们在变法中能起多大作用，能说多少话是显而易见的。康自称向皇帝写了很多上书，但其中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编的，好像光绪帝整天就去看他的上书，听他的教诲。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落海外，仍然以帝师自居，称他是皇帝的老师，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海外那帮人也搞不明白，只好被他蒙。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海外回来的人蒙国内的人，国内的人出去蒙海外的人。一般而言，出去蒙海外的人还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海外的人对皇帝还是很崇拜的，一听说康有为是帝师，就纷纷为他募捐，拼命送钱给他。
在今天我们对变法进行研究时，一定要避免进入这样一个误区，即所有的变法操作者都是康梁的门徒。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康梁的实际地位是非常低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地位……
重说中国近代史张鸣 2013-12-05 12:21:43 第三种是情妇心态 中英的战争技术和战略对比 2014-04-30 22:25:54 只要把长江这里一掐，就能断绝漕运路线，北方政权没有粮食，可能就要完蛋。但 2013-12-18 13:53:58 中国最根本的变化是要靠信息的输入，而不是枪炮， 2014-04-30 22:34:52 中国最根本的变化是要靠信息的输入，而不是枪炮，枪炮只是一个引子，要想真正让这个古老的帝国发生变化，其实还主要得靠新信息的输入，而当时的信息输入者之一就是新教。所以说，关于新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在以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可能长期被低估了。 2013-12-18 13:59:40 本来这一地区就有很强大的商业潜力，而且有根基很深的市场网络和商业传统，所以很快就能跟外商达成一致，很多原来在澳门、珠海一带跟洋人打过交道的人也很快在上海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于是这个地方很快形成了一批买办商人，上海的广东帮逐渐形成，并在上海立足 2013-12-18 13:59:22 1850年以后，上海的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 2014-05-01 00:56:40 燃起了戰火，廣州淪陷，葉名琛不戰、不和、不 2014-05-01 10:50:27 其实，叶名琛的行为并不是个笑话，在那个时代，叶名琛要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是个负责任的忠臣，他能做的最多就是这样了。他以及他所率领的军队的确抵挡不了英法联军，换谁谁也抵抗不了，只有当俘虏；当然，他可以死，但是使命没有完成，皇帝不让他死，是要他主持交涉的，所以只能当俘虏；当了俘虏他表现得很英勇，不食敌粟，自己带了几袋米到加尔各答，把这几袋米吃完后，就绝食死了 清末统治的主要问题 2014-05-01 11:13:01 在我看来，当时中国的官民矛盾一直大于贫富矛盾。因为所谓的富人在很多场合需要依赖权力致富，而官府则可以凭借权力来获取超额资源，所以官民矛盾大于贫富矛盾。 2014-05-01 11:17:52 但整体上来说，中国文化之精髓不在于考据，而在于对经典的阐释，并凭借对经典的发挥创造出新的思想体系。两汉的经学、宋代的理学和明朝的心学均是以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并对民族、国家作出根本性指导为目的的，考据在本质上来说并不是终极目标。 洪秀全创教史 2014-05-01 11:39:59 新教本来就是从天主教中分离出去的，有很强的可塑性 2014-05-01 11:52:12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 太平军起义 2014-05-01 13:30:50 人性，在历史上很难有变化，几千年来估计都是这样。 湘淮两军——汉族士大夫的崛起 2014-05-02 01:05:17 曾国藩打了胜仗以后，咸丰皇帝本想让他当湖北巡抚，然而当时的朝廷军机大臣祁离藻说，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一介匹夫，没有官职，匹夫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此非朝廷之福 洋务运动的开展 2014-05-05 08:54:19 士风不开，就使得当时的变法只能停留在表面。 2014-05-11 10:40:37 中国人的文化水平，尤其是男人，与欧洲在开展现代化时的工人的文化水平相比，一般都要高出很多。欧洲的农民长期是不识字的，而中国印刷术发明得早，出版业一直很发达，所以书籍传播很广。而且当时中国的学校教育也很普及，所以农村的成年男子多少都曾读过一点书。一个家庭，不论家长职业是什么，一般都会送孩子去读几年书，所以中国当时的识字率很高。这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民在成为工人后，显然要比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在学习新技术时更有优势。中国搞现代化，其本身条件要比很多国家好，甚至比刚开始搞现代化的欧洲国家要好。 2014-05-11 11:01:36 其实，中国的变法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每次改革都没有走完它应该走的路，然后很多人就喜欢跳出来对变革进行反思，反思道路选择得正确与否，进而怀疑变革本身的正当性。 洋务运动存在的问题 2014-05-11 11:09:01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刚兴起的时候，由于制度比较新，人也比较勤快，比较愿意卖力气，于是也就干得不错。但到一定时候就开始因循玩忽。 2014-05-11 11:13:43 日本的经济改革就比我们的彻底，日本政府扶持起一批大企业后就开始逐步放权，直接把企业卖给私人财团，实现彻底的民营化。今 戊戌变法 2014-05-11 11:19:44 士大夫中，那些得风气之先的人非常活跃，在国家生存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办一些报纸，中国第一次办报高潮就在甲午之后出现了。此时士大夫的舆论和呼声空前高涨，既是一个自由舆论的高潮，也是一个启蒙的高潮。 清政府对于变法的态度 2014-05-11 11:36:46 钱穆先生曾讲过，清朝政府仍然是部落政治。 2014-05-11 11:49:14 关键是改革的具体操作确实出了一些问题。维新派人士所面临的政治结构是帝一后二元结构。 列强对于变法的态度 2014-05-11 11:52:25 其实此时的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对中国都有多重心态，我们不能认为他们对我们就一种态度，即亡我之心不死。 民众对于变法的态度 2014-05-11 11:55:18 。和尚和寺庙在乡间存在了几百年，这本身就说明其担负着相应的社会功能，如果在摧毁之后没有其他人或组织来进行弥补，事情就很麻烦了。 民教冲突的产生 2014-05-11 12:04:55 。大户人家要请人做法事时，往往会请一对喇嘛、一对和尚、一对道士、一对尼姑，这就叫“四全”。有四对，这样才觉得气派，这些请来的宗教人士也不会因为彼此念的经不一样就起冲突，就各念各的，相安无事，非常和睦。 2014-05-11 12:05:05 但是新来的天主教却不是这样的宗教。它坚守教规，严格排他，不允许信徒信仰其他宗教，而且它的组织形式也是非常刚性的。 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冲突 2014-05-11 12:06:29 第一，天主教禁绝偶像崇拜，它绝对排斥偶像。 2014-05-11 12:06:24 第二，天主教从反偶像崇拜出发，动摇乃至否定了中国的祖先信仰。 2014-05-11 12:08:31 第三，中国民间一些习俗和地域性风俗也与天主教的主张产生了矛盾。 义和团兴起的原因 2014-05-11 21:33:14 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实用理性的心理，他们对外来宗教的排斥性也是不强的。 2014-05-11 21:34:31 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宋以后基本就实现了三教合流，三教可以合流，多教也能合流。 东南互保 2014-05-11 22:32:02 人民的力量要想被整合和发挥出来，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机制，靠义和团这样的低效能组织是没戏的。每次农民起义能够成事，一般都是由于有地方精英的加入，比如太平天国起义；而武装群体之所以能够成事，在于这一群体中有熟练的武装人员的加入，比如明末陕北的起义，就是因为裹挟了大量劲悍的边军戍卒。农民揭竿起事必须要具备一些条件，不能不讲条件地认为他们都很厉害。 新政的成就 2014-05-11 22:54:33 。越到后来，它的吏治腐败程度其实越是在逐渐降低，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人监督，报界能监督各地自治的士绅，后来的省谘议局能够对官僚系统实行监督；一方面商业发展之后，国家整体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官府也有了相当的储备，不必再像以前那样竭泽而渔了 预备立宪 2014-05-11 23:40:34 若是放在中国，中国是不可能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这种设想基本上没戏，军人在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较为长久的统治阶层，因为中国有一个无比强大的文人政治传统，这在其他国家里都是没有的。 废除科举 2014-05-12 00:03:12 西方的研究者，诸如何炳棣等人说，科举之废除，把士绅和朝廷联系的纽带掐断了，因为科举是底层士人上升的阶梯，现在阶梯被撤掉了，因此传统的联系也就断掉了。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就是说，朝廷把科举当成一个教育制度给废掉了，但是科举制度就其本身而言应该是一个选官制度。作为选官制度，科举没什么错，依考试选官是一个非常适当的制度创造。但是，科举错在哪里呢？错在它把教育制度绑架了，绑到最后，朝廷就误认为它是一个教育制度。当然，不仅仅是朝廷这么认为，士大夫也持这种看法，先进的士大夫都这么想。 2014-05-12 00:06:08 张一磨一直活跃于袁世凯的幕中，曾担任机要局局长，执掌要务，是袁世凯很重要的幕僚。所以，科举改变一下考核内容，还是能够取到人才的，并不是一个已经没用的制度。正因为此，我认为这种考试的方式也是有可取之处的，科举的形式可以保持，然后逐步改变其考试内容，另行兴办一整套的教育体系，让教育体系跟科举考试脱钩。教育的出口主要是面对社会，主要培养各种社会型人才。这 2014-05-12 00:08:29 废除科举的确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纷扰。但它到底是不是像西方所讲的那样，这种不稳定足以颠覆整个王朝呢？我觉得不是。废科举的确把士子上升的传统阶梯抽除了，但它并没有中断地方精英跟朝廷的联系。士大夫跟政府还有其他的沟通渠道，比如谘议局、地方自治团体等，这些都是一种沟通方式，读书人完全可以通过这些途径进入仕途。实在不行还可以去当兵，当时在南方，读书人加入新军后的升迁机会要多很多，随便去参加一个随军开办的学堂，出来就可以升为班长、排长，这样就是军官了。当 满族亲贵收权 2014-05-12 00:13:08 他没有被外放到哪个地方去当个地方官，因此没有任何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理念。骤然之间就把这样一个大国的担子放在这样一个人的肩上，一般人是不敢接这担子的，但那个时候，载沣就敢干，然后发现权不在自己手里，于是就筹划着收权。 会党的特点 2014-05-12 00:31:09 。但是这些传说恰恰也是底层民众所需要的，民众就是需要一些神话，如果太真实了，就缺少吸引人的地方了。 袁世凯这个人 2014-05-12 12:49:31 与复辟帝制相关的，是关于共和的问题。这样一个模仿美国建立的当时最先进的制度，其实在应用到中国时，生出了很多很多的矛盾。孙中山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解决，毕竟他只是一个过渡性领袖。而纵使袁世凯是个政治强人，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很多军阀也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陈志让讲的，原有的忠诚和服从意识丧失，属下总是发生叛乱。若是某人当了某省或地区的督军，一般都要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不然就有被人架空的危险。这种模式会不断向下复制，一个师长要想控制住自己的军队，必须兼任一个主力旅的旅长，而旅长又要兼任一个主力团的团长，循次往下，否则就没戏。这 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对峙 2014-05-12 23:48:48 康有为的新三统里面曾经说过嘛：君主专制，据乱世；君主立宪，升平世；民主共和，就是太平世了。我 白话文运动 2014-05-13 00:54:52 今天来看这个白话文运动，它其实不是很成功的。把中国语言强安在这种主谓宾、定补状的结构里，害得现在语文教学很失败。语文界的大师吕叔湘先生说，我们的母语教学真是很失败，孩子们从小学到大学，几万个小时下来，还不能很自如地掌握语言。为什么这么失败？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教汉语的方式，我们实际是用英语的方式教汉语，我们强加于汉语这样的词性和语法结构，把这个语言教死了。反过来，私塾的教育方式非常有效。一些电视人对我说，他们最头疼的是“的、地、得”，总得请教语言专家怎样分辨。我说这玩意其实就是从“五四”冒出来的，以前没有。“的、地、得”跟语法结构有关，古文不讲语法，更不要提什么“的、地、得”，那你会因此而看不懂古文吗？会因此而觉得古文不美吗？古汉语的魅力不在这，汉语本身是讲究抑扬顿挫、合辙押韵的，那才是它本质的魅力。 五四运动的吊诡之处 2014-05-13 01:07:05 。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提倡个人的自由，但是这个政治运动中经常是限制别人自由的。只要民族主义起来了，道德口号起来了，你不跟着走就是卖国贼。 多看笔记 来自多看阅读 for Kind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