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

说得好！ <图片1> <图片2> <图片3>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图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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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阴天中，他又转入西砖胡同南口，沿着朱红斑驳的墙，走进了法源寺。 四十年前，他初来北京，就住在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就爱上附近的这座古庙。庙里的天王殿后有大雄宝殿，在宽阔的平台前面，有台阶，左右分列六座石碑，气势雄伟。他最喜欢在旧碑前面看碑文和龟趺，从古迹中上溯过去，浑忘现在的一切。过去其实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过去、一种是古人的过去。自己的过去虽然不过几十年，但是因为太切身、太近，所以会带给人伤感、带给人怅惘、带给人痛苦。从菜市口到莽苍苍斋，那种痛苦都太逼近了，令人难受；但古人的过去却不如此，它带给人思古的幽情、带给人凄凉的美丽、和一种令人神往的幸会与契合。怀古的情怀，比怀今要醇厚得多。它在今昔交汇之中，也会令人有苍茫之情、沧桑之感，但那种情感是超然的，不滞于一己与小我，显得浩荡而恢廓。但是怀今就赶不上。智者怀古、仁者怀今，仁智双修的并不排斥任一种，不过怀今以后，益之以怀古，可以使人伤感、怅惆、痛苦之情升华，对人生的悲欢离合，有更达观的领悟。“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正因为结局是从今而古、从古而无，所以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用来怀古，反倒不是减少而是加多。你自己生命减少，但一旦衔接上古人的，你的生命，就变得拉长、变为永恒中的一部分。即使你化为尘土，但已与古人和光同尘，你不再那样孤单，你死去的朋友也不那样孤单。你是他们的一部分，而他们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的一部分。那时候，你不再为他们的殉道而伤感、怅惘、痛苦，一如在法源寺中，你不会为殉道于此的谢仿得而伤感、怅惆、痛苦，你也不会跟谢枋得同仇敌忾，以他的仇敌为仇敌。你有的情感，只是一种敬佩，一种清澈的、澄明的、单纯的、不拖泥带水的敬佩。那种升华以后的苍茫与沧桑，开扩了你的视野，绵延了你的时距，你变得一方面极目千里，一方面神交古人，那是一种新的境界，奇怪的是，你只能孤单一人，独自在古庙中求之，而那古庙，对他说来，只有法源寺。

“你笑我们太落伍了？” “也不一定。古典可能转生为未来，只是古典不能转生为现代，你们的行为，不是历史就是未来，但不是现代。” “也许你说得对，我们不现代。我们若现代，我们也不会同谭嗣同交上朋友。他们也不现代。他们是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他们用古典给中国创造未来。” “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你说得很对。武士道就是我们大和魂，伊藤公说他们是中国的灵魂，中国魂就是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中国不是没有武士道，但中国的武上道的发展太偏向一身一家的私恩私怨，或是一个地区一个帮会的私恩私怨，他们任侠敢死的目标可惜都太窄了、太小了，他们的血，很少会为国家民族这种大目标流，勇于私斗，怯于公义，这是支那人的大毛病。中国的武士道有两大类……“ ……“我把最后的一一段说完。刚才我说中国的武士道有两个大类，这两个大类一类是专诸型，一类是荆轲型，专诸型的侠客为私人的小目标卖命；荆轲型的侠客却为国家的大目标献身。这两个人都被司马迁记载在《史记》里，并且放在刺客列传一章里。司马迁是最能欣赏侠客的，可惜他没能指出他们献身的大目标和小目标有多大的不同，中国人也不注意，中国武士道的发展竟愈发展愈窄愈小，这是中国的不幸。你们各位这回同中国的灵魂接触，如在他们身上看到古典的中国武士道，并且看到为大目标献身的一面，大家肝胆相照，这就是你们各位最大的收获啊！”

你们以为说动光绪皇帝，得君便可行道，其实，即使光绪皇帝有心变法又怎样？那么大的集团中，觉悟的只有他那一个人，一个人又能怎样？你别忘了，他们是一个大集团，一个靠着压迫别人的不平等与保护自己的特权共生着、互利着的大集团。整个大集团不能改变，一个人的觉悟，闹到头来，只是一场悲剧而已。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坏事，坏事对大集团有好处，虽然不合正义，他会得到拥护；可是，一人带着大集团做好事，好事对大集团有坏处，虽然合乎正义，他会的到反对。西太后代表着带着大集团做坏事的前者，光绪皇帝代表着带着大集团做好事的后者，结果呢,到头来光绪皇帝会发现他代表不了大集团，大集团僵在那儿纹丝不动，他只代表了他自己！ “康先生你精通经史，但你没注意到，我们中国政体是一个最缺少变法弹性的一个政体，中国政治有一个底色，那就是当政集团，当政的不只是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也有特色，特色也许是家族、也许是宦官、也许是士大夫、也许是满洲人，不管他哪一种都是集团不只是个人。集团中任何一两个人的觉悟，如果只是个人，都没有用，这个个人甚至是集团的头子也不行，除非整个集团变色，但整个集团变色谈何容易？既得利益与保守观念早就封杀了这种可能。”

致斋在心,吃素是一种精神,精神影响了行为,一般人不了解,全弄错了。鱼和肉叫腥,臭菜——葱、蒜、韭菜等等——叫荤,大家以为荤是鱼和肉,所以吃斋只是不吃鱼和肉,而大吃臭菜,这是精神上先没了解吃素的真义;至于有的庙里大做素鸡素鸭,那简直是精神上完全在吃荤,一点也没吃素的本意了。

嗯，其實對歷史不怎麼感興趣的，聽說李老頭的大名多年了，所以買本來讀讀，我想吸引我的是李老頭多年生活閱歷道出的人生哲理吧。心中有個大概的理解的，看了書后才——哦，其實我也醬紫想的，老頭概括跟比喻得真不錯，的感覺。

师父说他只是觉得，做和尚的目的在救世，救世的方法很多，住在庙里，并不一定是好方法，至少不是唯一的方法。

在人世的沧桑中，他与大半的同志堕水成离了，近四十年后，还在今天补上当年的小普净！普净今天的一席话，使他突然顿悟到：他的一生，总是与时代相错，不是早于时代，就是迟于时代。在三十年前，人们说他是洪水猛兽；在三十年后，人们说他是今之古人。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他不同意他已迟于时代。他深信他的救国方法，“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但是，他们呢？他们要千万人头落地，落地以后，还不知要多少年的全国陆沉鱼烂之惨，才能有个眉目。当然，他是看不到了，看不到，倒也是幸运。中国三十年前在旧一代的祸国者手里，三十年后在新一代的祸国者手里，现在又有新一代的革命者出来救国，救国者要打倒祸国者，像普净这种人，他们的真诚、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勇于牺牲，都是令人敬佩的、都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谁能把握住未来的发展，会如其所愿？设计未来是容易的，从设计角度看，他不相信时代跑得比他快。他现在还是先知，他写的《大同书》，二十万字之多，是对世界未来最详尽的设计。他十九世纪在中国搞变法，却在二十一世纪为世界画蓝图，这才是先知。先知的眼光就是要远，在人们只关心朝廷的时候，他关心到中国；在人们只关心中国的时候，他又关心到世界。他总是朝前去了，可是人们还回首朝背后指点他，他觉得好孤立。现在的人们只知道欣赏过去的他；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追怀现在的他。那时候，他早已不在人世了——这就是先知的下场，他只有未来，却只能活在现在。在这次来菜市口、莽苍苍斋、法源寺以前，他先到广东义园，凭吊了袁崇焕的墓，凭吊“有明袁大将军”，表达他对当年到北京救国而牺牲的广东前辈的敬意。他登上广渠门，面朝北，左右望着。广渠门左边是袁崇焕的墓地，广渠门右边就是袁崇焕为保护北京皇帝、人民而血战的旧沙场。谁能想到，当年拼命在沙场上保护皇帝、人民的人，却在八个月后，被皇帝下令千刀万剐而死。而在执行千刀万剐之时，人民误以为他是卖国贼，争着跑上前去咬他的肉，甚至出钱买他的肉来咬！只不过一墙之隔，却隔掉了多少人间的情义与是非！记得余法师说过：“袁督师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还不说，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如今，轮到他康有为自己了，他也正好碰上清朝，清朝说他太前进，民国又说他太落伍，在夹缝中，他也为群体牺牲得不明不白。清朝时候说他太前进，他承认；可是民国到来说他太落伍，他却不服气。原因只是他过去做先知带路，带得与人们距离近，大家跟得上；可是，现在他做先知带路，却带得与人们距离远了，大家跟不上了，跟不上却还误以为他落伍，这不是他的悲哀，这是追随者的悲哀。自戊戌以来，他亡命十六年、历经三十一国、行路六十万里，全中国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的，他是唯一的一个。他深信他的见解是深思熟虑的、是无人可及的。可是，他见解日新、人却日老，没人再听他的了，普净是他最后一个听众，也是最好的，但普净不是追随者。最后，康有为走在落日前面，连追随他的自己身影，也不在自己背后了。

他被拥簇着走到法场正中，满地泥泞，太阳却是高照着，放眼望去，四边人山人海，却是鸦雀无声。“这就是祖国、这就是群众。”他心里想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黑暗时代，他们在看我们流血。我们成功，他们会鼓掌参与；我们失败，他们会袖手旁观。我们来救他们，他们不能自救，如今又眼睁睁看着我们亦无以自救。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失败者。但是，他们不知道失败者其实也满痛快，因为失败的终点，也就是另一场胜利的起点。这些可怜的同胞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永远不会知道。

严格说来，寺庙这些有形的东西，除了有艺术的、建筑的和一点点修持的功能外，离真正佛门精神，诚如你所说，十分疏远。自佛法人中国来，演变得好奇怪，一开始就走入魔障，大家没能真正把握住佛门实质，反倒拼命在形式上做功夫，佛门的大道是无形的，可是自命为佛教徒的人，却整天把它走得愈来愈有形，盖庙也、念经也、打坐也、法会也、做佛事也……这些动作，其实跟真正的佛心相去甚远了。《华严经》有‘回向品’，主张已成‘菩萨道’的人，还得‘回向’人间，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这种‘回向’后的舍身，才是真正的佛教。但是，佛教传到中国，中国人只知出世而不知入世，只走了一半，就以为走完了全程。他们的人生与解脱目标是‘涅槃’，以为消极、虚无、生存意志绝灭等，是这种路线的目标，他们全错了。他们不知道，佛法的神髓，到这里只走了一半，要走下一半，必须‘回向’才算。谈到‘回向’后的舍身，佛门人物也干过，但那只是走火入魔。五代后期，周世宗就指出：‘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后一切止绝。’可见这种舍身，也只是把戏，并非真的为生民舍身。五代后期，全国财务困难，周世宗下令毁掉天下铜佛像，用来铸钱。他的理由是：我听说佛教以身世为妄，利人为急，如果佛本人真身尚在，为了解救苍生，一定连真身都肯牺牲，何况这些铜做的假身呢？这种理论，才是真正深通佛法的理论。明朝未年，张献忠‘屠戮生民，所过郡县，靡有了遗’。有一天，他的部下李定国见到破山和尚，破山和尚为民请命，要求别再屠城。李定国叫入堆出羊肉、猪肉、狗肉，对破山说：‘你和尚吃这些，我就封刀！’破山说：‘老僧为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就立刻吃给他看，李定国盗亦有道，只好封刀。周世宗和破山和尚，他们真是第一流深通佛法的人，因为他们真能破‘执’。佛法里的‘执’有‘我执’和‘法执’：我执是一般入所认为主观的我；法执是所认为客观的宇宙。因为他们深通佛法，所以能‘为百万生灵’，毁佛金身，开如来戒。而一般的佛门人物，整天谈世间法、谈出世间法，其实什么法部不能真的憧、真的身体力行。佛教被这些人信，被这些善男信女信，‘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憨’。释迦牟尼死不瞑目了。”

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气魄自是不凡。有俗谛，而后有真谛；有世间法，而后有出世间法。佛门言转依，是转世间心理为出世问心理，但是，佛门的真正毛病是，善男信女只知俗谛而不知真谛，结果浑然不识世间心理，又从何转之？从何依之？老兄说他们整天谈世间法、谈出世间法，其实什么法都不能真的懂、真的身体力行，可谓说得一针见血。

王荆公认为人生如梦，一无可求，他什么都不追求，心如止水。可是，就在一个梦到另一个梦里，他为人间，留下数不清的功德。这种境界，才是深通佛法的境界。这种先出世再入世的智者、仁者。勇者，他们都是‘死去活来’的人。人到了这种火候，就是佛。就是菩萨。而这种火候最后以杀身成仁成其一舍，也就正是此梦成真、此身不妄。一般佛教徒理解佛经，全理解错了。佛门精神是先把自己变成虚妄，虚妄过后，一无可恋、一无可惜，然后再回过头来，把妄成真，这才是正解。从出世以后，再回到入世，就是从‘看破红尘’以后，再回到红尘，这时候，这种境界的人，真所谓目中有身、心中无身。他努力救世，可是不在乎得失，他的进退疾徐，从容无比，这就是真的佛、真的菩萨。

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干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又以大小平等故，与其侧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于是凄然出世而又浩然人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华严经》谈‘回向’，说以十住所得诸佛之智、十行所行出世之行，济以悲愿，处俗利生。回真向俗、回智向悲，使真俗圆融、智悲不二，而回向菩提实际。佛法的真髓、佛法的真精神，正在这里啊！这些啊，才是佛法的实际。其他那些吃斋拜佛。手写‘大悲’、手数念珠的动作啊，全是假的！

奸不奸的问题要看用哪一种标准，如果用的是汉满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国人的标准，对中国人自己的种族来说，并无所谓好。并且，忠好问题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那么黑白立刻分明。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好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分法俐落，固然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但是一旦分错了，就对不起人了。试看《宋史》‘奸臣’传中被效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弥远，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由此可见，忠奸问题，并不像书上和民间传说上所说那么简单。例如曹操，不但不是奸臣，并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还属容易翻案的。像冯道，就复杂得多了。冯道在五代乱世里，他不斤斤于狭义的忠好观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谁做皇帝，只要有利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时候，唐质肃问王安石，说冯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王安石认为当然是纯臣、是刮刮叫的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为例，反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贤者伊尹在商汤、夏粱间游走，目的不在对谁忠、对谁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这种行为，‘如诸佛菩萨行’，简直和佛和菩萨一样伟大呢！例如契丹打进中国，杀人屠城，无恶不作，中国的英雄豪杰，谁也保护不了老百姓，但是冯道却用巧妙的言词、大臣的雍容，说动了契丹皇帝，放中国人一马。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虽然对冯道殊乏好评，但也不得不承认‘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冯道能够以：一言之善’，从胡人手中，救活了干千万万中国百姓，这比别的救国者对老百姓实惠得多了。冯道这样与胡人合作，骂他是汉好，通吗？公道吗？

因为他已经成了习惯。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的忠君教育，已经足以使任何人把这个政权视为当然，时间可以化非法为合法，忠臣是时间造出来的。时间不够，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间，五易国、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马换将如此，国家属于谁家的都不确定，又何来忠臣可言？事实上也没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统治朝代，都很短促，时间不够，谁要来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时间够。时间够了，就行。”

致斋在心，吃素是一种精神，精神影响了行为，一般人不了解，全弄错了。鱼和肉叫腥，臭菜——葱、蒜、韭菜等等——叫荤，大家以为荤是鱼和肉，所以吃斋只是不吃鱼和肉，而大吃臭菜，这是精神上先没了解吃素的真义；至于有的庙里大做素鸡素鸭，那简直是精神上完全在吃荤，一点也没吃素的本意了。

人生际遇真不可知啊，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还不说，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死后盖棺都不能公开论定。为什么群体对个人这样残忍？

个人只有和群体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兔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体的迫害，群体是最残忍的，个人比较好，群体比个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个人极端得多。所以，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得过分，就得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群体，作为‘冒犯费’。所以，许多优秀的个人为群体做事，必须事先就得抱有最后还得被群体出卖的危险。我想，当年的袁督师一定多少有这种认识，他的前任熊廷弼刚被冤枉杀掉，他怎能不知道？知道还来跳火坑，自然就表示他已有为群体而牺牲个人的准备。话说到这里，我想到你康先生，你想救中国吗？你想走这条路，你就不得不先做一番准备，群体是健忘的、是非不定的、忘恩负义的、残忍的。愈是伟大的民族，愈有这些特色。所以，有一天，当你遭受了这种待遇，你可能变得爱中国，但却不爱中国人。那时候，请你记得我的话，群体就是这样的，你不要奢求，你求仁得仁就好了，一笑而死吧。群体会歌颂你，那也在二百五十年以后，像我们歌颂袁督师一样，谈起我们这位广东老乡袁崇焕，想起他、怀念他、到他坟上凭吊凭吊他，这就是公道自在人心了。

若亡而实在。看起来好像过去了，其实没有、其实还在那儿。中国的哲学家早就提出“景不徙”、“影不移”的论证。在一处空间里，不断的有人和活动的留影，留影处处在改换，后影已非前影，前影虽然看不见了，其实仍在原来地方。任何空间、任何古迹、任何残碑断垒，愈有历史性的遗存，愈有这种层层相因的留影，只有空间、只有古迹、只有残碑断垒，只有它们才一幕幕面对了人世的兴亡。时间在它们面前排队走过，它们是时间的检阅者、是历史的证人，这一真相，诗人感触最深，诗人把他的感触留在纸上，纸挂在墙上，也做了新的留影。从诗人留影到纸，从纸反投这种留影到后人，又是一套完整的轮回。

在东岳庙求健康长寿、求婚姻美满以后，发财问题还没解决，于是男男女女，又涌到广安门外财神庙。财神庙有个大香炉，可是人山人海，都来上香，容也容不下，香一上，管香炉的人就立刻把香抽出来，丢在下边大香池里，要想自己的香多烧一会儿，得在旁边拜托管香炉的，管香炉的也没办法，不过如果这香不是自己带来的，而是向这个庙买的，就可以稍加优待。庙里又订做大量的纸元宝，不卖，因为神不能做买卖，不过善男信女如果奉献足够的香钱，神可以奉送一个。就这样的，财神庙的盛会，最后发了财的，是财神自己。

“判定善的真伪，要从他的做出来的看。做出来的是善，我们就与人为善，认为那是善；如果他没做，只是他想去行善。说去行善，就都不算。我认为唐太宗做了，不管是后悔后做了、还是忏悔后做了、还是为了女人寡妇做了、还是为了收揽民心做了，不管是什么理由，他做了。你就很难说他是伪善。只能说他动机复杂、纯度不够而已。”

当然肯定，任何人做出来的善我都肯定，而不以人废善。至于想去行善、说去行善，那只是一念之善，并没有行，那是不算的。善和行善是两回事，善不行，不算是善。

“真正的唯心是破除我执，释迦牟尼与何罗逻仙人辩道时说：‘若能除我及我执，一切尽舍，是名真解脱。’我执就是主观的心，善如果没行出来，只凭主观的心认为已经是善就善了，这是唯心的魔道，不是唯心的正道。唯心的正道是破除这种凭想凭说就算行了善的魔道。真正的唯心在告诉人什么是唯心的限度、什么是光凭唯心做不到的。比如说吃饭，必须吃，想吃和说吃并不算吃，一定要有吃的行为；善也是这类性质，善要有行为，没有行为的善才真是伪善。”

守旧的势力和小人的势力，是中国政治上的两大特色，越不过这两关，就要准备悲剧的收场。

丁香洁身自好，也好看、也好闻。但要做中药，得磨成粉煮成汤才有用。若不粉身碎骨，它只是好看好闻而已。

最好是好的敌人。---伏尔泰（Voltaire） 经济--经世济民

国与国之间是没有什么道义可讲的，国与国之间讲道义，根本是白痴。但人与人之间却不同。日本人并非不讲道义，但只在人与人之间，你们到中国来，至多是站在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帮助中国个人。

结缡十五年，原约相守以死，我今背盟矣！手写此信，我尚为世间一人；君看此信，我已成阴曹一鬼，死生契阔，亦复何言。唯念此身虽去，此情不渝，小我虽灭，大我常存。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迦陵毗迦同命鸟，比翼双飞，亦可互嘲。愿君视繁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我与殇儿，同在西方极乐世界相偕待君，他年重逢，再聚团圆。殇儿与我，灵魂不远、与君魂梦相依，望君遣怀。

“中国是一个最难变法的民族，能在中国搞变法，纵是大英雄豪杰也没办法。所以，为中国计，绝不要走改良的路，改良是此路不通的，我们要用霹雳手段去革命，提醒中国人：当一个政权从根烂掉的时候，它不谈改良，当它肯改的时候，都太迟了。⋯⋯” 已过百年，此论犹有其价值。

《华严经》回向品主张已成“菩萨道”的人，还得“回向”人间，由出世回到中国。真正把握这种“回向”奥义以后会发现佛法绝不消极。 传说是文殊菩萨和阿难编的 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又以大小平等故，与其恻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 我对佛法有研究的兴趣，可是并没有善男信女那样对佛膜拜，当然也从不烧香叩头了。 总觉得寺庙跟佛法的真义，有许多冲突的地方。可能寺庙盖得愈来愈大，离真正的佛门精神反倒愈疏愈远。 宽是宽了点，但也不是不讲究分寸。像我说唐太宗盖这个悯忠寺，是种善因，并不是做善行，这就是分寸。 善和行善是两回事，善不行，不算是善。 比如说吃饭，必须吃，想吃和说吃并不是算吃，一定要有吃的行为。 诗和佛法一样，有许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中国一句说诗的话叫“诗无达诂”，就是说，诗没有确定的解释，甲可有甲的解释，乙可有乙的解释。

今天乙未三月十五，应北京法源寺特

“我要把我的餘生主力，用在永恆的、世界性的文學作品上，像我一九九一年寫的「北京法源寺」、二○○一年寫的「上山．上山、愛」、二○○三年寫的「紅色11」、二○○八年寫的「虛擬的十七歲」、二○一○年寫的「陽痿美國」、二○一一年寫的「第73烈士」。”

灵隐寺建筑秉承中国寺庙建筑特征，天王殿弥勒佛背后韦驮天金刚杵触地而立，显示寺庙规格；大雄宝殿与北京法源寺一样，供奉华严三圣-文殊、大日如来、普贤；后殿主神供奉药师佛。整个寺庙高大宏伟，侧厅还有纯铜的500罗汉，神形兼具，足够逛到腿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