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以美国为背景对政治观念和政治体制之间关系的问题作答。本书是一本扩展式的论文，这意味着本书是启示性的而非结论性的。它旨在设定一条考察美国政治的路径，凸显那些经常被人忽视的因素，提供一个研究视角，从某个角度解释美国何以既有如此之广的政治共识又有如此之大的政治冲突。

三边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是西欧、日本和北美的市民为促进这三个地区之间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更紧密的合作而建立的。三边委员会寻求促进公众对于这些问题的了解，支持联合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并培养这些地区共同工作的习惯和惯例。

An important look at why some countries and ethnic groups are better off than others, and the role that cultural values play in the shaping of nations' and people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Prominent scholars and journalists ponder the question of wh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world is more divided than ever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between those living in freedom and those under oppression.

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文化地震――文化全球化，它几乎涉及地球的所有地方。 文化全球化既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大承诺，也非一种简单的巨大威胁，而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多元化的挑战：原先被认为是不成问题的传统如今陷于崩解，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出现了多种选择。 如果说这一巨大的挑战即是个人和集体都得到更大的自由，那也不算过分。人们若珍视自由，就不会厌恶这一事态发展尽管理会为它付出代价。 最让人感兴趣的就是：在无休止的相对化和狂热式的反应二者间寻求一种中间立场，也就意味着在欣然接受和拼力抵制二者之间，在争取全球同一和实行地方孤立二者之间，寻求一种中间立场。本书作者令人信服地表明，这并不是不可能，答案就在本书之中。

本书是当今世界著名的国际问题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廷顿继《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之后最重要的著作。 全书将“文明的冲突”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民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认为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关头，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 作者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着力阐述了美国在21世纪初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美国在世界上应起的作用，认为“伊斯兰好斗分子”是美国现实的敌人，还会面对中国这个“可能的潜在敌人”。此书甫出，即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引起广泛的争议与评论。

本书从文化与经济发展、文化与政治发展、文化与性别、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亚洲危机和促进变革等几个方面谁并阐述了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回答了文化价值是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的。由埃通加・曼格尔在书中提出的一个命题，“文化是制度之母”可以说是本书点晴之笔。 本书所探讨的，是这种主观意义上的文化如何影响到各个社会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方面取得进步或未能取得进步，其成败有多大，又是怎样形成的。因此，多数和论文是将文化聚焦为一个独立的或说明性的变量，即自变量。然而，如果说文化因素确实影响人类进步，有时又阻碍这一进步，那么，我们也就关心作为一个非独立因素即因变量的文化，这就是探讨莫伊尼汉指出的第二个真理：政治行动或其他行动如何能改变或消除文化对于进步的障碍？我们知道，经济发展会使文化改变，但这一道理无助于我们达到上述的目的，即消除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障碍。社会经受重大创伤之后也可能相应地改变其文化。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灾难经历，使这两个世界上最军国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两个最和平主义的国家。同样，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在他的文章中指出，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走向经济改革、经济稳定和政治民主，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惨痛地经历过粗暴的军事独裁、战争失败以及超高通货膨胀。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一国的政治领导者能否促进文化变革，以取代灾难。在某些情况下政治领导者可以做到这一点，新加坡即是一例。正如本书中由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和加布里埃尔・萨曼・论兹合写的一章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腐败的程度往往是沿着文化界线而变更。最腐败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以及苦干拉美国家和非洲社会。在北欧和前英国殖民地的一些新教社会，腐败程度最低。

文武關係是國家安全政策的重要面向，本書的作者認為，軍人和政治家之間的緊張關係，來自專業主義的本質，這種論述的角度，挑戰了傳統中對軍人角色的大多數假設和思考，也開出了軍事社會學和軍事政治學研究的一條新絲路。 作者認為，防阻本質為暴力的武裝力量干預民主政治運作的終極途徑，是培養軍人的專業主義，進而達成自發性的服從文人領導，由此構成國家安全的制度性支柱。

In his seminal work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amuel Huntington argued provocatively and presciently that with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ivilizations" were replacing ideologies as the new fault lin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w in his controversial new work, Who Are We?, Huntington focuses on an identity crisis closer to home as he examines the impact other civilizations and their values are having on our own country. America was founded by British settlers who brought with them a distinct culture, says Huntington, includ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Protestant values, individualism, religious commitment, and respect for law. The waves of immigrants that later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gradually accepted these values and assimilated into America's Anglo-Protestant culture. More recently, however, our national identity has been eroded by the problems of assimilating massive numbers of primarily Hispanic immigrants and challenged by issues such as bilingualism, multiculturalism, the devaluation of citizenship, and 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elites. September 11 brought a revival of American patriotism and a renewal of American identity, but already there are signs that this revival is fading. Huntington argues the need for us to reassert the core values that make us Americans. Timely and thought-provoking, Who Are We? is an important book that is certain to shape our national conversation about who we are.

近些年来，文化因素在人类进步中发挥的作用，受到了全球性的关注。《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从文化与经济发展、文化与政治发展、文化与性别、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亚洲危机和促进变革等几个方面人手探讨文化问题。国际政治问题专家亨廷顿和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员哈里森，召集世界多方专家学者，在美国艺术科学学会举办的“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研讨会上，探讨何种文化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阻碍了经济发展？文化与政治、文化与民主有什么样的联系？文化是否有优劣之分，应该承认一种文化比另一种好，还是要尊重所有文化？文化在男女平等和少数民族问题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了全球经济运作模式？对于文化变革，我们应如何面对，持何种态度，采取何种措施呢？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将有助于我们在诸多文化问题上的理解与探讨。

文明世界的重建 　自從１９９３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在《外交事務季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一文後，已經引起了全球性的爭論，成為後冷戰時代最熱門的話題。之後，他根據原先的論點，更進一步的深入探索各項爭議，發展成一本著作。 　在原先的文章中，他問道：文明的衝突是否將主宰未來的世界政治？在本書中，他的答案是，不僅文明的衝突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且建基於不同文明的新國際秩序也是避免戰爭的最佳安全保障。 　《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對世紀之交的各種推動力提供了深刻而有利的分析，處處充滿洞見。季辛吉認為本書是「冷戰結束以來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對二十一世紀全球政治架構一個具有挑戰性的看法」，布里辛斯基更稱之為「大膽，想像力豐富，並具有挑戰性的見解，對於國際事務帶來革命性的看法」。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凝住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论辩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的社会行为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亨氏名之为“普力夺主义”(praetorianism)的状况，也是导致反叛、军事政变以及软弱和组织不力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衍变为更复杂的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

《文明的冲突》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曾任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1993年夏，他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和争论。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包括特性/身份问题、美国特性、对美国特性的挑战、重振美国特性四部分。将“文明冲突”的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剖析了美国在21世纪初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美国在世界上应起的作用。

本书是已故政治学巨擘亨廷顿的代表作。书中总结了19世纪以来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的进程及其产生的原因，重点分析了20世纪后期重要的、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发展：大约有30个国家从非民主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发生的转型。本书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年到1990年间的这一波民主化浪潮发生的原因、方式及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本书探讨的是二十世纪后期一项重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全球性政治发展：即大约有30个 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这本书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1990年间这一 波民主化的原因、方式及其直接后果。本书横跨理论和历史两个领域，但是它既不是一部理 论著作，也不是一部史书。它位于两者之间；它基本上是一部解释性的专著。

研究政治发展的重要著作，特别是提出“政治稳定=政治制度/政治参与”的著名公式。研究Huntington，此书必读，断不可只跟潮流去看《文明冲突论》而不看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