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irst two editions of Chen Village presented an enthralling account of a Chinese village in the throes of Maoist revolution followed by dramatic changes in village life and local politics during the Deng Xiaoping period. Now, more than a decade and a half later, the authors have returned to Chen Village, and in three new chapters they explore astonishing developments. The once-backwater village is today a center of China's export industry, where more than 50,000 workers labor in modern factories, ruled by the village government. This new edition of Chen Village illuminates, in microcosm, the recent history of rural China up to the present time.

名人及媒体推荐： 本书向读者介绍了女手艺人、女佣、女乞丐、女演员，还有其他一些我们缺乏基本认识的女性劳动者，并指出，城市女性成功地占领了公共空间，将其变成了她们的日常空间，并运用公共空间来增加自己的机会和影响。作者细腻地描绘了在一个急速变化的社会中,女性的各种潜力与可能、她们的危险与焦虑，捕捉到了她们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积极有效而又引人争议的各种利用途径。 通过女性日常生活经验的透镜，本书把北京描写成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城市。劳动阶级的女性经验特别突出了20世纪初北京城那些未完成的改变、不充分的发展、前后矛盾的改革，以及没有结果的各种论辩，使我们竭力去探索这些东西对她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王笛 编辑推荐： 这些劳作的女人，不只是城市改造的旁观者，也是参与者。 摩登时代给女性呈上的，不只是挑战、悲惨和牺牲，还有机会。 内容简介： 如果说清末的上海是西风东渐的桥头堡，是当时中国最为西化摩登的都会，那么身为帝国都城和中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在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则面临着更大的张力与冲突。本书描绘的正是清末民初之际北京的市井空间中普通劳动妇女的日常生活。 作者勾勒的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女性如何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走向现代化，而是底层的女性艺人、佣人、乞丐、小贩、三姑六婆、戏子、普通妓女如何努力适应急速变革的社会，在城市空间为生计而奔忙。 本书将女性的生活场景从深闺内闱的家庭生活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处于急剧变革之中的城市空间。在城市化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许多普通的女性迈出家门，她们外出工作，去看电影、听戏、逛公园、遛大街。城市空间给女性提供了追寻自由的舞台，但让她们遭受到了歧视和压迫。 作者挖掘了许多人们未曾注意过的史料，包括档案、报纸、杂志、游记、回忆录、社会调查以及有关北京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宗教的相关材料，将这段为人忽视的女性史引入了读者的视野。这些劳作的女人，被置于更为宏阔的政治解放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迁的脉络之中，作者以精细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她们面前的各种可能，以及她们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中的危险与焦灼。

日本帝國最後的軍人，竟然是台灣現代國防的起點？ 繼《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謎樣的清明上河圖》後， 日本知名新聞工作者野島剛從《蔣介石日記》出發， 走訪白團成員及其家屬，取得大量從未曝光的日記與自傳， 親眼目睹台灣國防大學祕藏數十年的白團書庫最高機密檔案， 耗時七年書寫時間，揭開蔣介石與日本關係、與白團的神祕面貌！ 學習與克服──蔣介石的一生，反映出近現代中國與日本的糾葛 蔣介石的一生，可以說是與日本有著切也切不斷的「緣分」。這並不只限定於蔣介石個人，而是生在那個動盪時代的中國人不管願不願意，都無法不去面對時時刻刻來自鄰國日本的「時代的邀請」。 沒有人可以否認，現代中國的歷史，可說是與蔣介石個人的命運緊緊相繫的。另一方面，從蔣介石的一生起伏，特別可以清楚看出當時日本與中國關係的投射；因此，研究蔣介石與日本的關係，就等於是探索中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 學習日本、利用日本、最後克服日本， 蔣介石以這樣的形式，推動著某種「歷史意志」的運作。 而在這當中，最能特別體現出橫跨在蔣介石與日本之間，可稱之為「學習與克服」這道橋梁的事物，正是《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所要探討的主題──白團。 從未公開的史料──揭開白團的神祕面紗 白團的成立與實現，正是發生在台灣的命運由黑暗轉為光明的這短短一瞬間。在美國捨棄台灣的時候，白團誕生了，並且逐步發展；爾後不久，美國重新恢復了對台灣的支援。這時候的蔣介石，深深陷入了對美國的「絕望」以及「感謝」這兩種矛盾複雜的情緒當中。一方面，他對於在自己苦難之際仗義伸出援手的白團懷抱著深深的感謝之情，但另一方面，美國的軍事援助仍然是他賴以防衛台灣，乃至反攻大陸的關鍵，這一點也一直沒有變過。 如此看來，白團能夠在台灣活動長達二十年之久，其實是諸多偶然要素匯聚之下所產生的結果。這樣一想，若是我們將白團的存在，視為在錯綜複雜的現代亞洲孕育下猶如奇蹟般誕生下來的「怪胎」，或許一點也不為過。 野島剛以近年公開發表的《蔣介石日記》為起點，鍥而不捨探索散落台灣、美國、日本三地的龐大資料，包括從未公開的《曹士澂檔案》、白團成員家書、日記等珍貴史料，同時透過對相關人士的縝密訪談，忠實描繪「政治家蔣介石」最真實的面貌，以及日本軍事顧問團「白團」實際活動的情況，呈現白團在「報恩」和「反共」的外表形象之下，更私密更真實的人性一面。 國際媒體好評 《週刊Diamond》：翻譯家、政治・經濟評論家徳川家廣：新聞記者出身的作者善於採訪、透視人性，詳實呈現出戰敗的舊帝國軍人透過協助蔣介石對抗共產黨，而在台灣重新找到生命價值的過程。 《朝日新聞》：日本近現代史研究者、著名作家保坂正康：作者關懷層面既深且廣，不僅重建了二戰之後跨越台日兩地的祕密軍事援助體系，也注意到舊帝國軍人缺乏戰爭反省的那一面。 《日本經濟新聞》：東大準教授川島真：瑕不掩瑜，作者發掘了密藏數十年無人知曉的史料，想要了解二戰之後東亞地區的冷戰格局，必讀本書。

二十世纪落幕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在欧洲的视角内，将这个世纪界定为从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至1991年苏东解体为止、作为“极端的年代”的短二十世纪。与作者的看法不同的是，在《短二十世纪》一书中，作者将中国的二十世纪界定为从1911至1976年为止、作为“漫长的革命”的短二十世纪──这是一个极端的、但同时也是革命的时代。 本书作者论述了中国在这个“短世纪”中的两个独特性：第一个独特性集中於这个“短世纪”的开端，即在革命建国过程中的帝国与国家的连续性问题。第二个独特性集中於这个“短世纪”的终结，即革命与後革命的连续性问题。

民國時期的風雲人物熊式輝（1893-1974），根據自己四十餘年（1907-1949）的日記，在1960年代親自編著了長達40餘萬字的《海桑集》，按編年體的風格將全書分為六大篇，包括“我與中國國民革命”、“北伐成功之後”、“中國之抗日”、“中國與友邦共同抗日”、“抗日勝利與東北禍患之勃發”以及“中國在抗日勝利後之厄運”。《海桑集》側重記載了其本人叱吒風雲的政治和軍事生涯，包括參與同盟會、辛亥革命、討袁護法、北伐戰爭、第一次國共內戰、抗日戰爭、第二次國共內戰等重大歷史事件，為史家重新理解中國近代史、民國史、中外關係史和國共關係史，提供了新的史實依據和獨特視角，可謂極其珍貴。其原稿、日記、電報、照片現藏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一直沒有出版問世。

《汉阅学术文库:观察中国》内容简介：一位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对近、现代中国局势的观察与评论。这是对中国感情最深厚而成见最少的一位正直的美国学者的论著。全书主要围绕“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交往”、“两国的历史与发展”等中心问题展开，详细介绍了美国学者独特视角下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 另：《汉阅学术文库:观察中国》也是费正清怀念其最得意弟子西奥多•H•怀特（白修德）之作。白修德因在1942年深入河南境内报道大饥荒而被中国百姓所熟知。

《简明中国现代史》是欧洲著名中国学专家冯客代表作品，一部展现开放时代风度的民国史。本书摒弃“以革命视角解读近代史”的普遍观念，从开放的角度，全新诠释民国史。篇幅简练，内容精致，深度还原混乱、战事之外的民国气象。

[ 关于《深翻》： 1971年韩丁再度回到张庄，对张庄组织农村集体化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将改革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以报告并分析，于1983年出版了《深翻》。 《深翻》是《翻身》的续篇，在这部著作把一个村庄如何组织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的经过，生动活泼的写出来。这本书由张庄人翻译成中文。] 《深翻》中文版序 威廉.韩丁(美) 我非常高兴《深翻》中文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我特别高兴的是《深翻》中文版是山西人翻译的。最使我感到满意的是张庄村的干部和乡亲们对于本书的出版和所给予以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深翻》就是写他们的故事，因此，它的出版对他们来说意义最重大。一个作者很难想到像他作品的主题和故事的主人翁反过来又一次激发了他的创作更令人满意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重新创造的文化正是本书原本形成的源泉。如果《深翻》的出版不能做别的什么，我希望它能刺激山西人民，特别是太行山的人民拿起笔、录音机或电脑，开始为后代记录他们个人的、家庭的和社会的历史。告诉他们的后代，那些丰富的、鼓舞人心的、使人震惊的、令人捧腹的、友好的、活跃的、无法预言的，但却是值得记忆的复杂的故事。 山西人民，你们的生活跨越了当代历史中最关键的，最富有生气的阶段，在你们身上有许多值得整个世界去学习的地方，你们不去记录、捕猎你们的过去，还有谁能作这个有意义的工作？ 从字面上讲，“深翻”的意思是深深的翻土。但我用这个词去象征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建设者们对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伟大和深刻的成就。 今天，把这场运动否定为“过失、极左、历史性的错误”的说法是很时髦的。中国现今的土地所有制理论家们甚至提出一种理论。他们说“从本质上讲，农业搞集体组织是经不起考验的。”他们说，播种与收获间隔的时间太长，以致于在合作制下，农民很难想象出他们个人的努力与未来几个月后分享的报酬有什么关系，因此起不了物质刺激的作用。由于缺乏物质刺激，从而导致工作质量不高，对庄稼漠不关心，低产量、低报酬。因此，合作社的结果便是“吃大锅饭”——也就是说，这是分享贫穷的一种委婉的说法。这些理论家更说，因为分配额小，每个人得到同等的报酬，因此是均贫。到今天，这种理论似乎已成了“真理”。现在无论任何人只要说到“农业合作化”都会说“那是一口大锅饭”。 现今还有一种时髦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是长官通过武力，或者是通过命令把合作化强加给了全中国的农民。他们还说，从互助组开始，到低级社再到高级合作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阶段，最后又合并为公社的集体化运动的发展是教条主义者梦想来出来，再强加给农民来满足某种理论的专横武断的作法，而不是对生活的需要和愿望的任何反映。 我认为，通过阅读《深翻》会彻底推翻以上两种说法。 《深翻》描术张庄村在建立一个广泛的合作集体农业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发展，个人的利益不但没有被否定，而且是整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在互助组阶段，各家各户在互助的基础上交换劳力、畜力和大农具，小孩对小孩、成人对成人、牛对牛、车对车。被划成了一、二、三等的耕畜定有不同水平的拉力，以相等的比率来交换。照习惯，当个人、家户的贡献不可能平衡时，小组就以粮食来补齐，这样，没有人占便宜也没有人得负担别人。 实际上，这样等价交换有时是会有困难的。因为，并非所有的粮食都一样，重量、湿度、是否发霉，都会影响一斗粮食的价格，量具（例如斗）有时也会与标准不符。而且，对人力的估价也难免有些主观因素。但是总的来说，在一个小组里面的组员们都能克服这些困难能收到互相帮助的效果，会使所有组员都感到公平满意。当耕畜、车甚至小农具不足时，分工合作的优点更明显了。 后来，进入初级社阶段，农民们合并了土地、耕畜和大农具，他们收入的分配是按照工分，这是一种按工作效果、技术和贡献来分配的制度。这不是“吃大锅饭而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分配原则，张庄使用的主要办法是，为许许多多不同的工作确立定额标准。自从村里实行了小（生产）队核算开始，每个小队由 50——60农户组成，队里为一百多种不同的农活制定了标准——一天的工能锄多少亩地、能拉多少车粪、能犁多少地、能种多少玉米。这样，一天完成满工作量可得10分。但是有些工作不能以个人的贡献而轻易地定算工分，这样情况下，小队根据每个人的力气和技术来定工分，最好的每天可得12分，最差的得4分。生产队的会计有帐，等到分配所得时，每个社员根据所挣工分分配粮食和现金。但在个人所得分配前，要从全队的总收入先交税金，再扣留公基金和公益金。公基金用来投资在生产工具的购买，公益金用来作教育、医疗保健和对病、老成员的补助。 这样，虽然像张庄这样的村对村集体收入所制定的基本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但在公积金和公益金的分配上却应用一种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补充原则“按需分配”。在这一范围内，核算单位中的每一个活着的人，不分年龄、性别、健康水平和能力，对集体资产有同等的所有权，而且在教育、医疗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对病人和老人都给予帮助。 正是“按需分配”这条补充原则导致了那些管理不当、瓴导不力的大队有时会犯绝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毛病。产量低的地方，社员们所付出的劳动只能挣得刚刚够吃自己吃的粮食。这时，往往口粮（按人口分配的粮食）和福利就要用掉队上所有的收入。所以就没有剩余可以去奖励勤劳的和有技术的社员，在这样情况下，会挫伤了积极努力工作的，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勤劳工作，但收入并不高于不努力工作的人，这样的平均主义，不但会引起士气下降，连粮食产量、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会随之下降，情况就会越来越糟。 但是，因为一些陷入了仅有口粮水平的搞得很糟的集体，因此，就指控整个体制是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对的。就整个国家来说，这些贫穷的集体只是少数，贫穷并不是解散它们的很好理由。集体化体系是牢固地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它是有物质利益为基础的。在全国，它应用的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它给几亿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因此，应该把那些搞得不好的队，重新组织起来，走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陈永贵带头走的路。陈所做的是发动群众在每个村选出有社会主义觉悟和献身精神，能先公后私的有能力的男女，由于他们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能够团结和组织起全村的人，集体改造自然和集体建设，搞好副业和工业，陈把这样的人放到领导岗位上，他们先改变了家乡继而改变全县的面貌。 张庄虽然离大寨很远，但也受到了大寨的影响。七十年代初，在不同领导干部的领导下，社员们的庄稼收成很少。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在春天就到河南去买红薯干，但经过挫折和失败，这里最终产生了有觉悟和献身精神领导班子。这个以党支书王金红为首的领导班子一上任就发挥村里所蕴藏的智力和能力，把张庄由一个 “老、大、难”村变成了一个工业和农业都出色的先进村。由于有十几个繁荣的工业企业和在山西水平较高的农业机械，张庄变成了一个十分令人羡慕的模范村。 我认为中国三十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事实驳倒了“农业合作社是极左、乌托邦、导致了长期平均主义，是吃大锅饭”的说法。70年代末期，中央农业政策调研组的多方面研究，总结道：30%的大队搞得好，40%虽然面临严重问题，但仍可维持，还有30%搞得很差，不能轻易地重新组织起来。如果这些数字准确，那就与我在我最了解的几个地方的有限的观察结果相吻合了。这样，就有二亿四千万农民在集体化生活得很富裕，另外三亿两千万农民起码能顾住自己。有据可查的这么大的数字很难证明“农业生产从其本质上就不适合集体所有制形式”这样说法的正确性。如果还有搞得不好，很明显的，原因不出在集体化，而是领导不好，训练失误和政策贯彻不力——过早地迈向更高一级、隔阶跳跃、命令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和其它官僚主义现象。仔细阅读《深翻》，这一点就会得到证实。 仔细阅读《深翻》还会帮助反驳第二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合作化运动在各个阶段的前进，从互助组到低级合作社，又到高级合作社直到公社是被那些革命的教条主义者强加在农民身上的武断专横的理论公式，根本不根据农民实际经验，而强加在农民身上。 从互助组开始，真实的生活告诉我们的是，每一种形式的组织，在其发展中都存在着内部矛盾、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矛盾中有一部分是较严重的，解决这样的矛盾最有效的办法是或采取更高一级的集体化，向更完整的集体形式迈进，或干脆放弃集体生产。如果当时选择了一条道路，发展个体经济，相似的矛盾终究会以更严重的、对抗性的和不可解决的形式产生出来，难道不是吗？否则，我们今天所目睹的又是什么？ 如同毛泽东所预料的，集体化道路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梯子，一套连续的台阶或阶段，从私有制到公有制，从各个方面都处于危急中，靠老天支配、受波动的市场支配、受个人年老体弱支配的个体生产者，到全国性的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的集体网络，在这个范围内，生产力达到了充分的解放，个人安全由于整个团体的力量得到了保证。 毛泽东的见解是辩证的，他描述了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各个不同水平的集体都以它们自己力所能及的、和它们自己内部的潜力所决定的速度，朝著更高的多方位的合作生产前进。陈永贵十分清楚地理解了这个见解。在《深翻》题为“肥田沃土”一章中，他指出了大寨及周围村庄，在一旦达到了平均水平的兴旺后如何希望前进到全公社核算，最终发展到全县核算。到那个阶段，最大的集体、在更高水平上、具有相等繁荣程度的公社就和国家合成一体了，这样，集体的财产就变成了全民所有，而县作为一个整体则转为一个大的农业单位。陈说“这个成为事实后，我就可以领导整个县那么大的农场进行生产了。” 然而，在此我要强调的不是长期以来还没有人能够实现的集体化的伟大的未来（当然在个体体制下是无法实现的），而是把集体生产从一个水平推动到另一个水平的内部经济和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这不是主观理想主义的法令的结果，而是由它们的成功而产生的和遇到的矛盾的结果。 互助组，这个合作化的最简单的形式很好的阐述了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耕畜、马车、粪罐、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种机，贫穷的农户，几户才拥有牛的一条腿，有犁却没有车，有车却没有犁，在这样的村庄，互助是很有优越性的，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并且相对容易组织。互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自愿”，相等劳力或相等价值彼此交换，应实行民主管理。另外，为了容易贯彻这个原则，互助组不宜过大。这些原则虽然易制定、易理解，却难以切实贯彻，特别是时间长了以后。 各家各户一旦开始在一起劳动，在决定上就发生困难。辟如说，下雨了，土地疏松易锄，我们该先锄谁家的地呢？庄家干旱，又该先浇谁家的地呢？你的骡子拉了我的车，我们该用什么比率来交换？为了扯平我欠你的一些粮食，但我的粮食有点发霉，我又该打多少折扣呢？要决定这些事就需要开许多次会，因此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通过解散互助组来避免这些问题，或通过合并土地、耕畜和大农具，合作起来种地。分享收成来绕开这些问题。 如果决定合并土地，我们就解决了以上许多问题，但一连串的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般地讲，虽然我们都是些相对贫穷的劳动农民。但我们所拥有的土地、耕畜和农具的量却各不相同。如果我拥有的多，合并的多，我就应该得到的多，等到分红时我就要求为我入社的财产分配一份额，而不只是按劳分配。 如果社员们能在按劳和按财产的分配比例上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个比例常常是一半对一半），那么以上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但时间一长，小组里的生产关系（谁投入了多少）就一定会变化。如果集体领导得好，大家都辛勤耕作，毛收入就会增加，剩余额自然也以积累资金的形式相应增加，这样就可以进行新的投资。这个积累和投资主要地应归功于组里那些强壮的、正在成长的青年社员的劳动。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会对那么多的粮食和钱分给那些靠财产分红、不劳而获的人感不不满。为了公平合理，小组就必须降低靠财产分红的人的百分比，增加劳动工资的百分比。到后来，由活劳动所创造的新的财富越来越多，社员们就会要求全部废除财产投入的比例，这样，就在较低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较高级的合作社。这并非任何人的武断决定，而是现实形势的必然结果，是村里劳动与资本之间比例产生变化的结果。当劳动创造的新财富超过了合作开始时所依赖的旧财富时，如果还根据旧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比例，就会把财富从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的人身上转移到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甚至这些人已经不再劳动了）这样，就成了剥削。 反对新剥削的社员们会站在耕畜集体化的一边。在互助组阶段，农民们开始合并土地和财产时，对耕畜的集体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并不是某些领导干部的要求，而是在实际经验中，生产过程中牲畜私有这个关键性的环节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的反映。土改以后，互助组中的一员借给另一个农民一头好的耕畜，它一天的劳动可以换来一个人力5天的劳动。在张庄，李胖子有一头驴、一头骡子，农忙季节把他们借出去，就可以换取大量人的劳动力，数量之大，以致分根本不必为别人干活，甚至很少给自家干活，而向他借耕畜的人则要加倍干活。这样显然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更像是按拥有的财产分配，是一种更稳蔽的剥削。最后，村委会按公道的市场价格为所有的牲口估了价，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们卖给了新成立的合作社。耕畜成了集体的财产，由集体喂养和管理。 毛的集体化“阶梯”描述了从小到中到大的核算单位，最后又与国家的最底一级的单位联合起来不断进步，给了农民们一个像国家工厂的工人们一样的后盾和安全。这不是一个传统的、容易被意外的天灾虫灾打碎的泥碗，而是一个由整个国民经济保障的铁饭碗。80年代的改革开始时，集体所有制还没能达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当然更没能达到建立公社核算（登上集体化“阶梯”重要的一步，但离全民所有制还相距甚远）改革摧毁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上，既使是大寨这个社会主义的典范村也只能达到大队核算。这是因为大寨是一个很小的村庄，总共90户，只有大多数地区一个小队的规模。别的地方更糟的经历说明，在小队变成大队或村级核算之前，他们必须是同等富裕起来，它们的劳动日的现金标准不得相差太大，否则，硬把他们扯在一起核算就是平调（一平二调）——一个集体将另一个集体的财产进行非补偿性调拨，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行为成了众所周知的“共产风”，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它通过命令让人们平等，而不是帮助村里的所有小队克服生产上的问题，达到生产队之间收入上的真正的平等，以便为公社作为核算单位创造条件。 然而，如果合作化运动继续搞下去的话，随着生产的发展，合作的问题就会像合作社的兴起、土地合并、取消土地股份和合并牲畜一样很自然地被列入议事日程。陈永贵相信，一旦当地公社各大队的劳动日报酬都达到了1.5元，（为了不与他们相差太远，大寨当时执行的就是这个标准）他们就可过渡到公社核算。 陈说：“一旦实行了公社核算，我们就可重新安排生产计划，我们可以在应该植树的地方植树，在收成最好的地上种庄稼。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大块地上，充分利用农业机械。这样，一切事情就就绪了。光靠我们大队管理不了我们能造出的新的土地，我们得和别的大队携手，过渡到公社所有，一齐来管好所有的事情。如果有人说这样错了，应该重新分开，那就让他解释一下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怕合并财产，我们有很多财富，应该共同享受，这和平分穷困不一样。” 陈永贵所描述的是一种真正的经济发展，一种成功的土地建设，它在朝着毛泽东为社会主义道路所描绘的所有制阶梯上更上了一层，爬上这个阶梯不是乌托邦，不是唯意志论，不是教条主义，这是一个为中国农民描绘的，只要中国农民不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就可以实现的未来。 那么，在为支撑更大的组织而逐步扩大集体化规模的同时，农民们究竟可以得到些什么呢？规模经营、生产力发展、投资积累、机械化、多种经营、专业化、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妇幼保健、医疗服务、照顾老弱病人，对各个年龄层次的所有人的　　各种水平的教育。从长远来看，这就意味着最终消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从短期来讲，将意味着动员全部的人力物力为当地的发展而奋斗。 毛泽东的“以粮为纲”一直被嘲笑为片面的，并因诸如砍伐果树、森林种粮食等行为而受到指责。但“以粮为纲”只不过是下面这一段话中的一句：“以粮为纲，为发掘农村的潜力发展农、林、牧、副、渔业。” 毛的观点远不只一个方面，而是全面而有综合性，具有远见的，它指出了中国广大农村的方向。那些拒不解散的大队，全面贯彻了毛的指示，都繁荣起来了。在那些集体解散了的大队中（实际上是绝大多数的大队）只有那些特殊优惠的地区——像长江下游、珠江三角洲、山东北部沿海、天津和北京周围的华北平原、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的东北地区，搞起了一些多种经营，当然主要是搞了与所属地区的城市中心有联系的工业活动。其余的地方，绝大多数都停滞不前。尽管粮食价格和主要农产品的价值升高了，尽管化肥、农药和良种的投入增多了，但由于投资缺乏（例如在搞个体生产或大队不再积累的村庄），又分开了耕地而使得有效的机械化实际上不可能了，而地势偏僻和交通通讯状况差，导致必要的农业投入和他们的产出之间不合理的价格比例，使他们受到了制约。主要地，是由于“单干”意识所引起的混乱状态使他们受到了制约。不是激发人类美好品质的“先公后私”，而是诱发坏事的“发家致富”。 如果这些地区不重新组织起来，如果他们不以各种形式重新学会如何在一起工作，那么他们的问题就会变得更糟，两极分化只会加剧，经济萧条只会加深，“像面条一样的细长的农田”不可能发展，只是死路一条。 我认为《深翻》，写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本质和这个运动的正确性，它澄清了当前歪曲合作化运动的宣传。但在本书涉及到的大的政治问题上，在毛泽东和刘少奇间的政策分岐的性质上，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以后革命的性质上，《深翻》做的不好。书中提出了许多恰当的问题，但却很少给出清晰的答案。 我在书的163页写道：这两种具有强烈分岐的不同观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的确是存在的。“它们只是反映了中国问题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现在的问题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它们是否有阶级性，这两种观点是代表了两个对立阶级的阶级观点呢？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采取什么步骤最好的意见上的不同？ 我接着写道“在这一点上让人感到不太明白的是刘少奇的观点，他号召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否是号召搞资本主义”。 在写这些话的当时，我对这些问题并不十分清楚，然而现在，问题就清楚得多了。我现在认为毛是对的，像我在165页上解释的那样，不但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对问题的对立面的性质的分析也是对的。 评论者：HD　 主题：现在刚翻译出版的？有意思 回复日期：2002-3-8 9:37:31 如题。 评论者：wryd　 主题：续完 回复日期：2002-3-8 11:59:24 在写这些话的当时，我对这些问题并不十分清楚，然而现在，改革开放十四年以 后，问题就清楚得多了。我现在认为毛是对的，像我在165页上解释的那样，不 但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对问题的对 立面的性质的分析也是对的。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一个尖锐的现象，这个斗争 从一解放就一直支配着中国的政治。毛在考虑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总结道， 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前者倾向于走社 会主义道路，而后者则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这个阶级斗争又不像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的阶级斗争一样，有一个明 确的工人阶级存在，在中国，决定性战役是在共产党内部展开的。在党内展开的 原因是，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是那样的全面，它的威望是那样的高，权力是那 样的大，以致它成了一个政治活动的竞技场，同时，党内本身就有像党外一样多 的派别，这样，各种各样的团体在党内共存是因为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就把包括民主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进步力量 联合在一起。这个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是由不同阶级建立起来的，这个统一 战线的建立，是因为几十年来不同阶级在政治和军事的战斗里有联合的必要。但 这样的联合是暂时的。各个阶级对未来的社会有不同的目标。因此就分裂了。只 是在毛活着的时候，一直把社会主义作为一切政策的中心，并通过反对所有对它 的攻击来保护着它、动员人民通过群众运动来改造社会，并在运动的过程中教育 人民、教育党，提高领导和被领导者觉悟，不断的寻求新的途径来为改造社会更 进一步。 然而，在前进中的每一步，毛的路线都会遇到反对和抗拒，这反对和抗拒主 要来自中央围绕在刘少奇旁边的一群较保守的人，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在一切之 上，他们认为党应该不受外部监督，只要党内自我整风就好，不必把党深入到人 民的群众运动中。这些人不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依靠的是计划者，他 们强调专家和技术、等级制度和一人专政。他们片面地把物质刺激作为社会进步 的关键，否定把个人世界观的改造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基本的工作。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执行和结果上，两条路线发生了一连串的尖锐的争 执，在一系列的冲突达到顶点以后，毛总结道，党的高级层内一小撮走资派已成 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绊脚石。耐心的说服和教育，以及迄今为止党 所进行的整风，已证明对解决这个问题无济于事。这时，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这是一场从下而上整顿党的，属于党外人民的群众运动。 毛当时得到的结论，即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对抗性矛盾就在党内，是令人吃 惊的，是前所未有的。而他所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发动全体人民，更是 令人吃惊的和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大胆而不可预知、充满困难且不能保证成功 的计划。很少人——甚至在毛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中——真正理解这个计划。当 然，我也不太明白。在张庄较有政治觉悟的，像党支部的干部们也不明白，他们 后来告诉我“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谈过、说明过、解释 过，可我们还是不明白，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只有现在，改革以 后，实行了责任制以后，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东西都承包给个人去谋利之后，我 们才有了一点资本主义道路的经历，才明白了一点儿”。 不能原谅的是，我也一直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着。在美国长大，我至少有许 多年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对于它我极少有错觉，但也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后 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个个部门都拆毁了（这是我以前从来不认为是可能 的），我才终于开始明白毛所说的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和“走资派”是什么。这 样，1979年以来全面展开的改革教育了我，我开始明白，它并不是像改革派所说 的，他们所作的只不过是要探索对国家发展最有效的道路。他们也不是要通过错 误和挫折学到什么，他们尝试这个或反对那个，也不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也不是像改革派所说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摸石过河”（一种非政治的概念，因 为它不告诉你他们要过哪条河）相反地，它是一套有意识的、逐步去执行的、完 整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步步地拆毁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逐块挖掉社会主义经济 基础基石。 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精心安排和计划的战役，它要做的正是它公 开宣传不做的事，每一个阶段都以选择社会主义政策或制度中一些小的、难以反 驳的弱的关节，作为攻击的对象开始，再掩盖和取消与这个关节相连的整个结构 的联系。他们搞的时间越长，这一点就越清楚。他们要做的根本不是“摸”，而 是要不屈不挠地展开一个宏伟的蓝图，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的拴在一 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完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把 中国改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的内地，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 剥削。 如果我现在能重写《深翻》，有了从改革的实践中获得的认识，我就会非常 不同地，更具有批判性地去评价解放后关于巩固新民主义体制的矛盾。我也会批 判我以前所认为的，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是封建主义，而不是党内走资派 的错误看法，我会对毛在庐山会议的斗争，对毛与批评毛的人之间的冲突，作出 更加积极的评价。毛抓住了绝大多数人（其中包括我自己）没有抓住的一幅清晰 的图画。这幅图画告诉我们那些大肆声张的批评出自何处，告诉了我们批评的阶 级所带的偏见，他坚决支持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坚决推动大跃进。如果我有 今天的认识，我会对文化大革命有更正面的评价，我会更正面地对毛的一生的工 作做出评价，特别是他的晚年，因为正是在他的晚年，毛作出最有创造性的贡 献，他看得最远，对于人类和社会辩证的发展探索得最深。 我们这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毛领导的都已在混乱中结束，至少暂时 已结束。但是尽管毛的伟大战略计划——文化大革命没有能够挽救中国的社会主 义，但他的分析却揭示了过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面临的问题的关键，并给未来 的革命提供了沉痛的教训，像太阳必然升起一样，它们一定会再完整地出现。毛 的远见和他的勇气揭露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共产党内一直都在进行的、对抗 性的阶级斗争。他坚持，只有通过动员真正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来掌管和纠正 党，才能挽救革命。毛坚持说：“党本身只是继续革命的辩证过程中的一种工 具，它不是统治者……。党不能站在革命运动的外边去预见发展的规律，为了让 人民了解这些规律，他们必须深入到运动中去。先锋队也不能例外，它也只有通 过实践，才能发现规律。”（见毛泽东，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Mao Tsetung，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Monthiy Review Press，1977， 第二十页） 我多么希望当初我写《深翻》时，已经能对这些观点做出很有说服力的说 明，如果真能做到这样，它对那些在下一个世纪必须改造世界的人将是一本有用 的书。然而，现在重写它是不可能的了。在张庄三部曲的第三部中我还有机会把 这些谈清楚。这第三部叫《分山》（我改变以前名命为《立春》的决定），《分 山》将告诉你一个小村庄集体农业解散，采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故事。 威廉.韩丁1993年六月

20世纪革命几乎席卷了全球。对中国来说，20世纪更是革命的世纪。如果要为20世纪中国寻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恐怕只有“革命”最合适。避开革命而探讨20世纪中国历史几乎是难以想象的。革命不仅多次重构了最高权力结构，也全面重塑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伦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革命成为当代中国人最强烈、最深刻的记忆。本辑《新史学》正是以此为题展开，收录相关海内外学者论述。

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支那通”是日本陆军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战前日本对华外交的先锋，对中国革命抱有强烈的共鸣，但后来却推动日本走向了侵华战争，并对中国进行了最激烈的批判。这种转变的根源是什么?在这一过程中，“支那通”们的所思所想和具体作为又是怎样的?本书意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寻找日本对华政策失败的原因。

巴黎和会就其本身而论，只是一个纯粹的外交意义上的国际会议。但是，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在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特定条件下，外交不可避免地卷入政争…… 一时间，国内政潮陡起：当年理直气壮地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如今，又同样是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争享战胜国的荣耀。不久之前，康有为还是张勋复辟的主谋，公然推翻民国，现在却反过来，以民国的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更为有趣的是，国会与国务院形同冤家，为转嫁对德和约的责任，彼此暗算，相互推卸，国会的不合作，屡屡把国务院置于难堪与孤立的地位…… 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卖国”竟有难言之隐？ 一战后，段祺瑞怎样从众望所归沦为众矢之的？ 当民众舆论绑架外交决策时，会出现怎样意想不到的后果？ 为什么理直气壮地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到后来却更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 为什么说五四学潮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下层学运？ 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吴佩孚怎样实现了华丽转身？ 巴黎和会紧要决策时刻，为何外交总长陆徵祥擅离职守出走瑞士？ 为什么张勋复辟时主张公然推翻民国的康有为，五四时却以民国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 一个警察总监，为何竟能架空国务总理？ …………

《国史札记:事件篇》，是一本研究共和国几十年来若干重大事件的论文集。作者是多年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有厚实的档案资料积累和理论功底。《国史札记:事件篇》根据198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等中央机构编辑和公开出版的大量文献，领导人年谱、传记、日记及回忆录等，对长期以来共和国史研究中一些语焉不详或令人困惑的事件和问题逐一进行考证、研究和论证，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廓清了一些历史之谜。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今年是文革爆发40周年，中国建国后30年的历史无疑成为很多读书人关注的焦点。《大往事》所辑史料均来自全国政协内部史料刊物《纵横》，收录的史料自1956年的中共八大始，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止，汇集了中国特殊历史时期发生的很多显为人知的历史史实。看看这些篇目吧《毛泽东与中共八大》、《周恩来与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及林彪》、《1965年罗瑞卿扶整内情》、《1966年江青插手军队文艺内情》、《出笼后的〈解放军报〉“文艺黑线专政”论》、《康生相面造冤案》、《张闻天的最后十年》、《抓捕“四人帮”高层决策纪实》……这些不仅仅是个人的回忆，更是民族的记忆，记忆中这样的大往事，怎么能够遗忘！

我們該如何詮釋中國共產黨出人意料的革命軌跡？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會走上與俄國模式大相逕庭的道路？裴宜理教授認為，箇中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從革命起義到奪取政權及之後的各階段中創新地發展和部署文化資源。毛澤東、他的同志們以及其繼任者通過精巧地運用「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建立其獨有的政治形態，使人們逐漸接受那曾經陌生的共產主義體系，成為熟悉的「中國特點」。在革命初期，毛澤東和黨的早期領導人曾在安源煤礦發動過一次影響深遠的工人運動，裴宜理教授以此地為案例進行分析。安源曾被認為是「中國的小莫斯科」，其所象徵的獨特的中國革命傳統逐漸成為中國語境下「政治正確」的試金石。在當代中國學界為尋求嶄新的政治前景而就其過往的革命歷史進行爭論時，裴宜理教授對充滿爭議的中國革命傳統之意涵進行了深入分析。 「本書帶有裴宜理明顯的個人風格：優雅而清晰的文筆、充足又前所未聞的原始資料、對於基層政治參與者人性細節的充分描述等。這些特點不僅使本書的敘事引人入勝，而且也對主題提供了清晰有效的分析。裴宜理對安源的觀點原創而新穎，就這一地區對革命所作的持續貢獻進行分析，使之成為一個令人信服的案例分析。」 ──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著有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裴宜理從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源頭，探討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揭示1920年代毛澤東、李立三和劉少奇三位共產黨員如何利用文化資源在安源煤礦發動一次影響深遠的工人運動，並詳述1949年革命勝利以後，當權者如何扭曲和操弄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藉以築造和淨化革命傳統，更討論改革開放以後，官方和民間如何透過各種文化媒介如美術、電影、小說、學術和紅色旅遊等來回憶、重現或挪用安源的革命過往。作者相信中國的未來將取決於如何發掘、認識和掌握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傳統，她在安源革命傳統的溯源和發掘上開創了一個學習典範。」 ──陳永發，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轉去挖掘查找毛澤東時代中國失敗的各種原因的時候，裴宜理教授的這本書可謂獨樹一幟。作者不僅直截了當地追問那些只着眼於批判的學者，而且致力於重建當年特定的歷史場景，並用同情的眼光來了解那段歷史形成的複雜原因，以求回答那些有關中共歷史成敗的令人困擾的問題。比如，如果毛澤東等人向來偏激且無情，那麼他們當年在幾乎不掌握任何國家機器的條件下，又如何能夠影響數百萬計的底層民眾，使之信服並願為他們的革命事業而犧牲呢。」 ──楊奎松，中共黨史研究專家，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讲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全面统治中国的十年间，以江浙财阀为首的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之间金钱与权力的联合，以及为了争取政治地位与各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 蒋介石初入上海时，为了获取资金开始寻求上海资本家的支持。但随着南京政府无穷无尽的财政要索，对上海资本家采取政治抑制政策，以及利用黑社会组织进行绑架勒索，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开始走向对立和斗争：他们依靠宋子文谋求政治上的发言权，反对国民政府巨额的财政要索和军费开支。然而，在国民政府的政治抑制和经济打压下，上海资本家被迫沦为政府的附庸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是几位中苏关系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的又一力作。他们在掌握大量丰富的中国与前苏联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特别是对中苏关系的许多重大事件做出的新住释。对于所有研究中苏关系或者对那一段历史有兴趣的读者，《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都是开卷有卷的。 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之一，《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作者多数是在这一课题上造诣最深、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学者。在我看来，这部著作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国内著名学者利用大量史料、包括大量解密资料展示、探讨1917-1991年中苏关系的曲折历史，详尽而深刻地论述了苏联与中国革命、中苏同盟建立、中苏分裂与对抗、中苏关系正常化等重大事件，是国内第一部完整反映中苏关系历史的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