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1949-2005)(上下)》收集的突发事件几乎每一个都具有标志性意义，其中有不少是属于共和国史上的“第一”：共和国史上第一次农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1956-1957年农村闹社事件；共和国史上死人最多的矿难——山西大同老白洞矿难；共和国史上第一个导致副总理被处分的生产安全事故——“渤海二号”石油沉船事故；共和国史上第一个导致部长被撤职的生产安全事故——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历史经验。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出版社1983年英文原版译出。这是一部分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政治政策的专著。

中共自由派元老李銳之女李南央，在書中踢爆延安整風時期，鄧力群与其母苟合，實行革命同志“共産共妻”之醜聞。

【摘要】：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关怀无疑是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安全。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作为国内与西方世界联系最为紧密,且意识形态与无神论政党完全对立的团体,自然也就成为新政权必欲进行改造以实现对其控制的重要领域。然而,由于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群众性、国际性以及苏联公开反宗教的失败教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断然宣布两教为敌对势力,进行公开打击,而是允许信徒在“信仰自由”原则下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借用中国教会历史上已经发展起来的“三自”的血统形式,全力引导和推动了旨在彻底切断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联系的革新运动。通过此举,中共新政权不但实现了割断两教与西方世界联系以巩固新生政权的目标,而且完成了对中国教会的初步改造,最终基本上控制了这一被认为是影响其政权安危的特殊领域。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则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和明显的分化。 本论文共包括七部分,即绪论、五章和结论。 绪论部分论述了文章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切入点和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资料情况以及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等问题。 第一章从源头入手,分析中国传统的反教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教观以及苏联宗教政策的前车之鉴等诸多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中国共产党的。 第二章从新中国内外政策与教会势力之间矛盾冲突的角度切入,阐述新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的形成过程,并重点考察新政权为彻底割断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发起两教的“三自”革新运动。 第三章着重论述中共新政权对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全面清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以后,紧迫的危机感促使新政权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日趋激进。在这一形势下,新政权开始全面清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来彻底杜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从新中国内部搞破坏的可能。控诉教会罪恶、驱逐外国籍传教士、切断源自西方各国的津贴以及接办教会所属机构等举措,无不体现出新政权的这一目的。 第四章重点考察了新政权为进一步“纯洁”教会而进行的几场重大斗争。在政府的全力引导和推动下,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虽有相当的进展,但不管是基督教内,还是天主教内,都有对抗革新的势力存在。为进一步推动“三自”革新运动的发展,彻底割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中共新政权在两教内发起了进一步“纯洁”教会的肃清反革命运动。通过此举,两教内公开对抗革新的势力被彻底打跨。 第五章分析了新中国宗教政策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影响。新政权通过一系列措施,终将其权力和影响深深地植入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内,使得原本带有极为浓厚的西方成份和亲西方色彩的基督教、天主教彻底改变了在中国的存在形式。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中国教会的阵地不仅大为缩小,而且其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本论文的结论部分对全文作结,指出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极其复杂,内部充满了张力。首先,建国初期新政权基督教、天主教政策的最大诉求是通过“反帝”的形式来彻底切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并在这一有着特定含义的“反帝”过程中借用“三自”的血统形式来改造教会,以使中国教会完全脱离西方世界而置于新政权的严密控制之下。其次,虽然宗教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中共新政权从统战的角度出发,仍允许信徒享有“信仰自由”。与此同时,中共新政权又提出在可能的条件下积极限制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发展,即所谓“缩小(两教)市场”、“限制(两教)发展”的政策。这就使得新政权的基督教、天主教政策变得异常复杂。再次,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宗教政策不管是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中国教会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对中共来说,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不仅彻底割断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而且在“三自”中完成了对两教的初步改造和控制。然而,若从中国教会的角度视之,情况就完全两样了。

本书描写周恩来在我党情报工作方面的领导业绩，展现他远见卓识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套装上下册)》包括了：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和国际环境、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中围政治、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环境等内容。

本书由知名口述史作家周海滨面对面采访了中共六位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胡耀邦的亲人，通过亲人的口述展现出家庭生活里质朴与真实的领袖人物，让读者体会到历史洪流中抗争与妥协的壮烈人生以及 亲人口述下喧嚣与缄默的历史细节，更是中共领袖不为人知历史细节最 新披露。其中包括陈独秀的修墓始末、瞿秋白的平反始末、李立三的异国情缘、秦邦宪（博古）的坠机细节、张闻天的最后岁月以及胡耀邦的改革情怀。 1.书中人物的独特性。书中选取的六个人都曾在政治生涯中攀登到权利的巅峰，在党内担任过总书记（总负责）。然而，巅峰与谷底又只是一线之隔，多又犯着“左左右右”的错误，或客死异乡；或刑场就义；或旅居海外；或意外坠机；或牢狱之灾。2.亲人口述揭秘细节。六位领导人的后代提供第一手的珍贵史料，并亲口讲述自己亲见亲闻或走访故人的历史细节。3.符合主流读者口味。作者的行文风格适合大多数读者口味，在许多主流期刊都有专栏或约稿，比如新京报、看历史、文史参考等，第22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他的文章。

2011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它90岁的生日礼物：《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 此前《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年—1949年)出版于2002年，记述的是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它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从1995年开始，在过去的16年里，《党史》二卷的编撰历经数十轮次修改，并报送百余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审查、讨论。其反复斟酌的中心问题是：对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该如何正确认识，对这29年该如何评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曾主管二卷的编撰和修改。在《党史》二卷的一次研讨会上，张启华坦承：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段时期党所犯错误的问题上，分歧较多，这往往是由于研究者看问题所持角度不同，或者掌握资料不同，还有跟个人经历不同也有关系，统一思想确有难度，但不要上纲上线、互相扣帽子，而应该认真讨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尽量多地挖掘史料，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大家的认识会逐渐趋向统一，尽量接近真理的。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90周年华诞之际，《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正式出版，系统回顾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开辟之前艰辛探索的历程，对我们今后继续求索的漫长道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报告》共分四部分：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前面附有给党中央毛、刘、周等领导同志的信。共约28万字。相传成习，以“三十万言书”称之，这也是本书命名的来由。 该《报告》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是研究胡风的重要资料。

本书选择日常生活的角度，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就延安时期的某些历史关键问题或趣味敏感话题，作溯流探源与疏浚河道的工作，描述延安生活中的历史真实，借以考察改造塑造我们几代人精神人格的革命集体生活规则，探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革命精神。作者用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在查阅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多方采访延安革命老人，深入延安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展开对延安历史生活的研究。题材新颖，资料丰富，文情并茂，既是大众话题，又是学术研究，堪称近年来该学科领域的翘楚之作。

王明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一度还是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但他1956年去苏联之后，直到1974年去世再也没有回到中国。然而，他在旅苏期间写下的这部回忆录，对我们了解真实的中共历史有独特的帮助。 在毛泽东、邓小平一派的官方立场中，王明被视为犯有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反面人物。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重要文件中，均对王明进行了严厉批判。 1974 年3月27日，在写完这本回忆录(《中共五十年》)后的第四天，王明就病逝于莫斯科。而从王明的这本回忆录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两条路线”之间的泾渭，大有水火不容之势。王明的矛头直指毛泽东，其用语可用“毒”字来形容，骂得痛快淋漓。当然最有价值的，是从当事人王明的角度，披露了很多我们所不知的中共高层权争内幕。 1975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了王明的这本书。 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共在内部印行了《中共五十年》，大受中共高级干部欢迎，但在2004年内部再版时，被禁止发行，并被强令销毁。 哈耶出版社在多位中共资深官员和党史专家的支持下，决定将《中共五十年》更名为《王明回忆录》出版，限量发行，仅供历史研究者参考使用。

前言 1959 年的廬山會議，已經過去30 多年了。 廬山之變影響噹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至深且巨，階級鬥爭的理論與實 踐從此升級，引入黨內，直到中央領導層，終於導致十年動Luan的到來。 1980 年秋，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時， 關於廬山會議，我曾作過一個較長的發言（《簡報》刊出兩萬餘字）。當時 就有中央領導同志催我，將這段史實盡快詳細寫出，否則，許多真相後代 難以弄清。作為一個親身經歷者，自己也覺得義不容辭。但由於工作繁忙 及種種原因，一直未能動筆。現在利用在青島消夏的時間，將已經收集和 整理過的資料編寫出來。 所寫的是回憶錄，以自己親身經歷為主，同時也記錄了許多史料，尤其 是毛澤東的多次講話，當年並無錄音或正式記錄（如兩次常委會的批彭紀 實是我記錄的），為傳信存真，考慮再三，還是儘可能如原貌都保存下來， 以供黨史研究者參考（這對於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研究，也是很 有用處的）。一般讀來或嫌繁瑣、枯燥，這也是難以兩全，無可奈何之事。 由於人為限制、保密制度和種種清規戒律，當代歷史包括黨史的研究， 還沒有真正進入繁榮時期，離自由討論、科學探索也還很有距離。我這篇 史料性的東西，其中引用的不少資料，其實在十年動Luan中已由紅衛兵散播 開來，國外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一直在利用，應該說不再具有機密的性質 了。我現在不能說自己所記的一定全部準確無誤，但我還相信自己的記憶 力和判斷力，一生在寫作方面也是一個謹慎的人，一字一句我都是負責的。 如果有錯誤或不準確之處，希望讀者指正。 廬山會議雖然是當代至關重要的一段史實，牽涉到許多「敏感」的人事， 但畢竟過去30 多年了，可以到「任人評說」的時候了。我們許多老同志尤 其紅軍老同志，寫了許多有價值的回憶錄，這是留給後人的一份珍貴遺產。 我們的黨史上有許多有爭議之事，待做正確結論；不論怎樣，直接或間接 的當事人，將它寫出來，儘管不完善甚或有錯誤，我總覺得寫出比不寫出 好。否則，人亡事滅，說不定歷史會留下空白點或竟成為千古之謎。因此， 史學界所謂要「搶救活資料」，是很有道理的。在廬山時，我親自聽到彭德 懷說過，「我一生不留筆記與文件」。但為了要澄清對自己多年沉重的種種 歷史誤解（「三七開」，執行立三路線，打長沙，打贛州，會理會議，軍分 會指示，二次王明路線，百團大戰，高饒事件，廬山會議等），他終於在待 罪閒居時，寫了《八萬言書》以為申訴；在傷殘囚居時，又如實「交代」 了自己一生經歷。這就是我們現在何等幸運地讀到的《彭德懷自述》。 作為當事人，我提供了這樣一份史料性東西，自己也覺得是了卻了一件 多年來的心事。 再說一句：我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正。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的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有关中国当代史的专著。分上、下两卷。分别论述了1949年到1956年间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