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针对明初若干重要人物、事件在不同史籍记载中的异同，探讨它们如何在后世被渲染、附会、扭曲而呈现出彼此迥异的状貌，从而在政治生活以及民间传说中发挥影响。通过考证史料，寻根溯源，辨析真伪流变，以揭示不同时代及层次的历史价值观，探寻中国文化中历史与民俗传统交融的特质。主要论题包括明代的"国号"与"德运"问题、朱元璋酷刑考、刘伯温的传说、蒙古流传的北京城建城传说等。

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时期，知识分子有着形形色色的表现和变化。这些表现和变化，反映了当时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术思想的变动发展。谢国桢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对明清史研究自是独到和高明，作者往往从很冷僻的、不为人注意的资料中，寻找出这一时期的社会大背景，从而对明末清初的学风、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政治处境等进行刨根掘地式的研究。比如从万历四十八年的一张平价米票可以了解明末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从明末的农民起义组织“削鼻班”和“乌龙会”可以了解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状况等等。能从分散零乱、互有异同的大量史料中清理史事，严谨的史料处理与强烈的历史人文关怀恰到好处地结合，是作者深厚的治史功力和传统的史学方法最好的见证。读本书可领略和体验此中的美丽。

海宁陈氏、查氏，桐城张氏，山东孔氏，以及满洲钮祜禄氏等，均为清代著名的世家大族。本书对其家族形态、人口成长、地域分布，及其与皇权的关系等论题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讨论。作者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借鉴人口统计、族谱分析等社会学研究方法，由此跳出了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窠臼，为认识有清一代的历史提供了新颖独特的视角。

本书收入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明清易代史事研究的文章。其中代表作《李岩质疑》发表于1977年，用力颇深，奠定了他在明清史学界的地位，并受到海外学界的关注。其他文章还有《再谈李岩问题》《李自成起事考》《李自成牺牲的前前后后》《清初的迁海》《孙可望评传》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论文集可以看作是《南明史》和《明末农民战争史》的补充。

本书关注明清易代之际这一特殊时代中国士大夫的言论、心态、选择，上、下两编各以“话题”和“人物”为切入点，借助大量生动的历史材料，读解知识人的命运，在研究视角、结构方式和学术眼光方面都具有独到之处， 是一部难得的高质量思想史研究著作。1999年初版后获得学界广泛认可和好评，曾获“长江图书奖”，并已转让韩文版权。

本书收入了日本著名明清史学者们撰写的21篇文章，论题包括明清农业社会、明清商品生产、明清村落组织机构、明清王府、海禁与朝贡、秘密结社、明清时代人们的身份感、清代地缘社会、徽州文化、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制度等。本书中的文章不仅对日本学术界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来围绕这些专题的研究状况进行介绍和评价，而且大胆地对中日史学界一些传统观点和看法提出质疑，依据所掌握的最新史料，指出了相关研究中的不足和应该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此外，该书中的一些文章还敏锐地抓住刚刚出现的和正在成长中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并对一些常见的课题以新的角度做出新的探索。本书代表了目前日本研究中国明清史的最高水平，同时也是日本学者对20世纪日本的明清史研究的最全面的总结。

谢国桢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本书中，作者认为，明末东林党争，复社、几社等集会结社的活动，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关系至为密切。作者从明清之间大量的正史、野史笔记中披沙拣金，取精用宏，勾结出从明万历至清康熙间士大夫党争与历史发展的相互关系的脉落。鲁迅先生曾高度评价这部著作，认为“钩索文籍，用力甚勤”。 　　作为明清史研究大家，谢国桢先生的史识自是独到和高明。寓明清之际的社会、政治面貌于东林党争、复社、几社等集会结社活动的背景考察。对记载党争、结社文籍的钩索亦巧地妙呈现明清社会的状况和士大夫的风气，从而反映明清之际历史的一个侧面。从分散零乱、互有异同的大量史料中清理史事；严谨的史料处理与强烈的历史人文关怀恰到好处地结合，是史家深厚的治史功力和传统的史学方法最好的见证。读本书可领略和体验此中的美丽。

在16和17世纪的中国，佛教信徒和儒学士人广泛地活跃于地方寺院及其捐助活动中。随着士绅数量的增长超过了帝国官僚机构需求的增长，许多人被阻挡在传统的儒家仁宦之途之外；但是显而易见的慈善事业可以在国家掌控的领域之外昭示精英的公共地位。由于积极卷入佛寺住持的资金筹集工程，士绅的赞助行为深刻地影响了佛教的公共机构。 本书首先讨论了佛教与明代理学的关系，佛教胜地旅游业的增长，以及慈善捐助的机制和动机，继之又分别考察了地理位置和经济状况迥异的三个县。作者依据中的充分史料，透辟地分析了当时佛教捐助的类型和社会后果。

本书为樊树志教授几十年讲述明史的讲稿整理而成。讲稿从基本知识讲起，既把这一领域最有权威性的观点介绍出来，又附带介绍作者自己的见解。书稿文笔流畅，讲解透彻。对明初、明末的特定时期，对党案、海禁、经济发展等专题，对从皇帝到大臣乃至当朝百姓的叙述与剖析都颇为到位，有些观点已经成为学界权威观点。

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是由信奉千年末世思想的白莲教不断发动的起义中的一次。本书详细探讨了白莲教的信仰、其内部组织和教派活动。作者描绘了这些通常只是关注日常宗教事务的孤立小教派是如何转变为一场宣称千年王国到来的反叛运动的，以及他们如何竭力挑战现存的政府，宣布一个“无穷富贵”时代的降临，而最终归于失败。 韩书瑞之所以能对这次起义一幕幕地再现，靠的是她利用了四百多被俘反叛者的供词。这些材料以难得的详尽揭示了具体人的个性、宗教信仰以及清朝时期的日常生活。此外，靠这些材料才能首次从参加者的视角描绘出一次中国的反叛。作者使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精湛的叙事技巧给了我们一个社会史的优秀成果，还第一次全面研究了尚有影响的中国传统的千年末世思想。

清代人物传记书。八十卷。不著撰稿人。卷目列宗室王公三卷，大臣划一传档正编二十二卷，大臣传次编十卷，大臣传续编九卷，大臣划一传档后编十二卷，新办大臣传五卷，已纂未进大臣传三卷，忠义传一卷，儒林传四卷，文苑传四卷，循吏传四卷，贰臣传二卷，逆臣传一卷。记录了自清开国功臣费英东、额亦都起，直至清末李鸿章等为止的二千八百九十四篇传记。其根据大体出自清国史馆《大臣列传稿本》、《满汉名臣传》和《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清代的传记书，就目前而言，当以《清史稿》和《清史列传》收录最为齐全。但《清史稿》的多数传记叙事简略，《清史列传》一般要详尽得多，在某些方面还可纠补《清实录》中的缺失。该书于1928年由中华书局印行。后经校点，分八册由中华书局再版。1987年，中华书局分二十册出版王钟翰点校本，是为最新版本。

In 1644, the Manchus, a relatively unknown people inhabiting China’s rude northeastern frontier, overthrew the Ming, Asia’s mightiest rulers, and established the Qing dynasty, which endured to 1912. From this event arises one of Chinese history’s great conundrums: How did a barely literate alien people manage to remain in power for nearly 300 years over a highly cultured population that was vastly superior in number? This problem has fascinated scholars for almost a century, but until now no one has approached the question from the Manchu point of view. This book, the first in any language to be based mainly on Manchu documents, supplies a radically new perspective on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 Drawing on recent critical notions of ethnicity,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the “Eight Banners,” a unique Manchu system of social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 that was instrumental in the conquest of the Ming.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s rulers of China the Manchu conquerors had to behave like Confucian monarchs, but that as a non-Han minority they faced other, more complex considerations as well. Their power derived not only from the acceptance of orthodox Chinese notions of legitimacy, but also, the author suggests, from Manchu “ethnic sovereignty,” which depended on the sustained coherence of the conquerors. When, in the early 1700s, this coherence was threatened by rapid acculturation and the prospective loss of Manchu distinctiveness, the Qing court, always insecure, desperately urged its minions to uphold the traditions of an idealized “Manchu Way.” However, the author shows that it was not this appeal but rather the articulation of a broader identity grounded in the realities of Eight Banner life that succeeded in preserving Manchu ethnicity, and the Qing dynasty along with it,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本书所收的论文大抵集中在晚明到清初这一段，它们基本上与“明清思想的转型”这一个大论述息息相关，但是作者刻意挖掘前人所忽略的问题，故书中所处理的人物、材料、主题，不一定都落在一般熟习的论述范围之内。由它们可以看出整个“明清思想转型”是一个内容非常复杂、成份非常多元的历史现象，由心学到考证学的转变只是其中一端而已。 本书所收文章大抵不只是就思想谈思想，而是尝试着将思想与其他历史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它们或为道德紧张感、或为知识社群的变动、或为时代心态、或为文人生活、或为地方社会、或为政治变动、或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等，对于思想史研究而言，收在本书中的文章是一些新的尝试。

区域研究的兴起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研究转向的显著特征之一，学界抛弃了过往拘泥于政治史的宏大叙事，转而试图通过个案或区域研究寻找到一条呈现“整体历史”的路径，构建起中国史学自身的解释模式。对“区域”作出何种界定，成为研究者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之一。本书将在系统、全 面收集清代档案、实录、政书文献的基础上，着力于探讨清代县辖政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即作为一种全国层面的制度设计，其制度渊源何在，在清代又经历怎样的制度变革，在民国时期的消失等状况进行长时段的梳理，清代县辖政区的空间分布，清代县辖政区设置与地方治理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清史大纲》作者以广义的“民族革命”之演进为线索叙述考察有清一代的历史大势、人物沉浮，于政治、经济、文化无不措意而多独到精深的见解，最后以反帝爱国为依归，反映了全民抗战的时代精神；且全书叙事言简意赅，引证精当，“笔锋常带感情”，可谓学术性与可读性俱佳。

《明季南略》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清初舊抄足本明季南略，原为张崟（慕騫）先生所发现，关于是书及其作者计六奇的情况，张先生在计六奇与明季南北略一文中已作了论述，此文已附在新点校出版的明季北略中。现就明季南略的点校工作做些简要的说明。

《清实录(1-60)(套装全60册)》影印本，包括《满洲实录》、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实录，以及附印的《宣统政纪》，合计四千四百三十三卷。它是清朝历代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纪，用编年体详尽地记载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用人行政和朝章国故。清朝十二个皇帝，有十一个编纂了实录。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在位三年就被辛亥革命推翻了，仍由原修《德宗景皇帝实录》人员编纂了一部《宣统政纪》。此书虽不用实录名称，体例则与实录无异。 清朝沿袭自唐代以来的旧制，上一代皇帝死后，由新继位皇帝特命大臣开馆纂修实录。清代实录馆是一个临时机构，开馆后，从宫内调取上谕、朱批奏折，从内阁调取起居注及其它原始档案，由纂修官理清年月，按纂修凡例加以选编。因此，《清实录(1-60)(套装全60册)》是经过整理编纂而成的现存的清史原始史料，为研究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必须凭借的重要文献。但在清代，实录从未刊布，只缮写若干部藏在京师（北京）、盛京（沈阳）两地的宫禁里，能够读到它的人极少。为了给清史研究者提供方便，使这部四千多卷的大书能够比较广泛地流传，现在把它影印出版，公诸于世。

本书是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卫所制度、明代疆域管理制度方面、明代军事等方面研究的文章结集。卫所制度是顾诚先生晚年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他创造性地提出明帝国两大管理系统的论断，并打算作为既《南明史》《明末农民战争史》之后第三部专著的主题。本书另收集有顾先生的参编作品4篇，对明代后期军事、清代的建立、明史研究等进行了梳理。

明朝（1368-1644）是一个商业扩张、文化革新的时代，它因此也形成了延续至今天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本卓尔不群的著作中，一位杰出的中国史研究学者重新省视了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与之前学术界总是强调国家具有强大的支配力不同，作者认为，正是社会领域内对商业关系、社会网络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作的极端反应，才导出了明朝稳定而动态的国家体制。这本充满想象力的学术反思之作，相信能使那些对中国发展感兴趣的学者及青年们有所获益。 国家在明代的发展是超前的，而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国家形成却是断断续续的、不平衡的；中国与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形成的特征，要求我们有一种相对的观点，因为即使过程也会有所不同；中国国家超前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社会力量限制国家发展为绝对权威的顽强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却没能建立起能够迫使国家重新协定其权威的社团结构。 ——卜正民

倭寇是以东亚沿海各地为舞台的海民集团的一大运动，其构成人员不只是日本人，也包含有朝鲜人、中国人、欧洲人。倭寇的活动内容包括掠夺行动，残暴行为、贸易活动，文化交流等等要素，展现出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场面。毫无疑问，在他们的活动中充满着野心与阴谋，寄托着海上男儿的梦想与哀愁。但是我既不认为倭寇的世界是浪漫的世界，也不能赞同认为倭寇是日本人辉煌的海外发展这一常识性的见解。本书的想法是与其说是论述倭寇的功罪，莫如说是从尽可能高的观点来考察倭寇的活动，在东亚国际社会的背景中立体地刻画倭寇的本来面目。 ——田中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