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纲(套装全2卷)》包括《中国史纲·第1卷:史前史 殷周史》和《中国史纲·第2卷:秦汉史》。这本《中国史纲(套装全2卷)》是翦伯赞的名著之一，也是他的力作之一。为撰写《中国史纲(套装全2卷)》，翦伯赞曾较长时期地、比较充分地做了理论和资料两方面的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从1930年开始参加“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就是这项准备工作的开始。他在论战中所持的基本理论，后来都总结吸收到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出版的名著《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他在论战中所探讨的主要历史问题，后来亦都总结吸收到《中国史纲(套装全2卷)》和其他有关著作中。因此，《中国史纲(套装全2卷)》的体例新颖，观点鲜明，内容宏富，理论性强。

《中国通史:先秦史》为傅乐成教授领衔主持，邀集门下五位史学俊才，共同撰写而成。金书按朝代共分七卷（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近代史），凡丸十余万言。所记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讫清帝退位，探究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状及其变迁。所述重在勾画历史轮廓及史事变迁的因果、影响。叙述简明扼要，论史则兼及人事及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技术原因，不以人物忠奸智愚为单一的考量指标。1978年书成，以叙述精到、议论持正、文笔清顺名闻当时。畅销三十余年，为台湾地区最受欢迎的中国历史普及类读物之一，并广泛流行于香港、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

《白话本国史(图文版)》是吕思勉先生在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内容框架由绪论和五篇构成，在每一篇里又分若干章，详细叙述了从远古时代到民国十一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历史，既有政治史事又有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而且还叙述了东南亚中西亚各国、各民族与中国的关系。这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具有完全意义上的通史。此书于192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原书名《白话本国史》；1990年上海书店影印，收入《民国丛书》第二编；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本次出版以初版本为底本，并参考了一些学者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修订、审校。

《中国民族史》内容简介：就中国传统之发展而言，清民之际乃是最重要的转型时代。这里的“民”不仅指狭义上的中华民国（北洋时代与南京时代又不同），也还包括了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帝制崩溃乃是一大转折，由此所开辟者非仅一朝一代之“更名换姓”，更具备我文明中国之步人现代世界的标志性意义。 虽然我们能看到的历史进程极其有限，但自清帝逊位、民国肇创之后，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毛泽东曾有意援用中华民国之名号，充分体现出其作为历史过程自觉者的伟人意识，可终究抵不过劝进者“开天辟地”的创新而最后重新更定国号。不过“民”之一字却始终未易，也可见出“清民易代”的长效性。

人民日报出版社重磅推出金满楼新作--《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 甲午耻、犹未雪， 多少年来一直是华夏热血青年心头的恨事。 对历史上的败绩灾祸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得到启迪， 才能使坏事变成好事。 以敌为师， 以强手为师， 恰恰是一个能崛起的民族应具备的精神。 一场失去国土、财富，乃至尊严的战争； 一个庞大帝国陷入崩溃的临界点； 一头大象被蚂蚁绊倒的命运转折； 120年，甲午重逢，历史煮酒，我们真的警醒了吗？ 对于120年前的中国人而言，甲午年无疑是灾难之年、耻辱之年。但是，这场灾难究竟因何而起、国人又该从何处雪耻，却是百年前乃至现在都值得深思的大问题。孙子兵法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的惨败正好从反面印证了这一至理名言。本书以洋务运动及明治维新为切入口，用比较的方法透析甲午前后的中日恩怨纠葛，以大格局的眼光，在历史的长镜头中，聚焦当年的这场中日国运之战。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森所著《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吸收了诸多西方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的通史著作，中国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过去数十年间西方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概貌。 · 在“开放”的主题下，全书由介绍方法论的导言和三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从商到汉末，如其标题“构建中国”所示，作者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孕育和形成阶段；第二部分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末，以“面向西方”为题；第三部分“面向北方”是关于从北宋到明末的。 · 本书以“开放”为题，一改近代以后习惯于在“落后” “保守”的老套路中考察中国古史的倾向。作者认为，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是相对的，古代中国对外来文化保持着开放的态势，而其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内部，仍然存在着多元化和活力所带来的勃勃生机。 · · 【编辑推荐】这是耶鲁大学教授韩森的代表作，中译本出版也已经近10年，现经专家学者严格评选，入选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出版。本书的一大特色是注重使用考古资料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史料,对社会生活、民间社会、世俗信仰以及与中外交通等方面有较细致描述；此外作者的叙述到1600年戛然而止，暗含了其对清朝及其地位影响的看法。韩森的书写为我们的历史认知提供了一个颇具意义的思考维度。

《中国历代党争史》由王桐龄编著。 《中国历代党争史》描述了先秦至清末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朋党现象。通过历朝历代党派与党派之间，党派与皇权之间、人与人之间权力斗争的历史追述和剖析，从一个独特角度揭示了中国各个王朝的盛衰规律，惊心动魄地展示了制度压抑下人性的挣扎和扭曲。 为何中国历史上身居高位之人，无论奸佞或贤达，都难逃“党同伐异”的魔咒？为何国家民族的命运，几千年来始终走不出朋党的梦魇？这些沉重的问号，令人掩卷喟叹和深思。

本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名师精讲”系列丛书的第一本，是樊树志教授在《国史概要》（第三版）的基础上，经过精心改写完成的。书中涉及的内容起自史前时期迄至清代，与以往史学类著作以社会发展史模式为主的写法不同，本书内容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与演变，并以此作为国史主线，演绎出新意。结构亦不同于以往通史的的章节目三层框架，而是分设专题，推陈出新，删繁就简，突出重点。 作者积三十多年执教与研究心得，广泛吸收海内外学者新成果，加以融会贯通，在十四讲的有限篇幅里，将史前到清代的历史娓娓道来。书中既提炼百家之言，又构成一家之说。作者叙述笔法凝练，行文生动晓畅。书中精选的插图，包括人物、文物、遗址、书影和手迹等，对读者了解中国历史提供了直观的参照。

《锦衣卫》主要内容：锦衣卫的出现注定会把大明朝带进一个有别于其他王朝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也注定不会是朱元璋所畅想的时代。他的功劳让大明朝拥有了强有力的根基，他的过失也让大明朝走向了风雨飘摇，而他的锦衣卫，则给刚刚创建不久的大明王朝，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血腥和杀戮。更加重要的是，从此以后，锦衣卫再也没有退出大明朝的历史。 从放牛娃到开国皇帝，朱元璋梦想着凭借锦衣卫照亮自己的王朝，他看着文雅的朱允蚊走上庄严的王朝，以为可以在安逸中睡去了。所以他在长眠之前，将自己用以压制其他朝臣的工具——锦衣卫也束缚住了，他做得非常周到，前朝多少君王，有几个能像他这样为子孙们着想、把后事料理得这么周到？可是，纷争终归无法避免。而锦衣卫的历史，在冥冥之中注定了必然要经过从巅峰走向蛰伏，再到消亡的过程，他们不断浮上历史，又不断沉没。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锦衣卫如此跌宕的命运。 朱棣的时代，出现宦官掌权，偏执的统治者对于宦官的宠信让外廷的秩序不断遭到破坏。明朝的统治系统不止一次地受到打击。但是，这个时候，第一个破坏明朝统治程序的操作者正是锦衣卫，在宦官的阴影下沦为配角的锦衣卫却并不自知地完成着一个掘墓人的角色。

中国著名晚清传记作家贾英华的近作《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因书中有太多关于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爆炸性”的内容，包括揭露溥仪是同性恋的秘辛，以及首次面世的解密历史档案，从去年年底书稿内容陆续披露以来，就引来中外媒体大篇幅的报导，在大陆更刮起一阵“溥仪热”。接着，作者欲将版权公开竞标的消息传开后，又引发了另一波讨论的热潮，这本被喻为“奇书”的传记，已由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 以写《末代皇帝的后半生》和《末代太监孙耀庭传》而闻名的贾英华，他和溥仪的最后一个妻子李淑贤因街坊的关系，两人有过密切的交往，因而他从十几岁起就开始搜集末代皇帝相关史料，曾走遍大江南北，并多次出国考察，采访了上至皇帝、皇亲，下到平民的十分珍贵的素材，其收藏的一些晚清图录、照片及史料，以及自费拍摄的晚清以来历史人物纪录片等史料的收藏量，被喻为是中国当代第一人，尤其是对末代皇帝和末代太监的研究上，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权威。溥仪死后的墓志铭就是由贾英华捉刀题写。 《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一书是可说是贾英华历时数十年的呕心沥血之作。书稿的问世也颇具传奇性。它缘于20多年前，贾英华亲笔记录并整理了李淑贤回忆溥仪的手稿时，发现一只李淑贤珍藏的牛皮箱子中，藏了许多末代皇帝溥仪的亲笔书信和文字资料。其中有溥仪的亲笔日记，以及与周恩来谈话记录等从未面世的资料，贾英华经过近20年的采访，对手稿逐一作了翔实考证，又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之后，作者毅然提笔，披露了溥仪前半生诸如同性恋之迷等，并首次公开了溥仪后半生婚恋的真实内幕。 而该书不同于一般的虚构作品，它具有极强的史料价值。也因而书中提到阏于溥仪私生活的部分爆炸性更强。它写道，溥仪是一名同性恋者�对象是长得唇红齿白的殿前太监王凤池，以及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贾英华采访过很多人，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证实。其中包括侍候过溥仪的老太监孙耀庭，虽然孙贾交往多年�但老人家一直为“避圣讳”不肯道出真相。直至临终前才告诉贾英华说�溥仪是“水路不走�走旱路”。而溥仪的乳娘、皇后婉容的贴身女侍也都清楚这件事。 此外，溥仪多年来也一直为性无能所苦，贾英华收集到溥仪当年的病历�其中有完整的记载�“患者�溥仪�于三十年前任皇帝时就有阳痿，一直在求治，疗效欠佳……有吸毒嗜好，曾三次结婚，均未生育。”他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也因此跟他闹离婚，在溥仪下跪拿刀抹脖子的要胁下作罢。 关于李淑贤的身世与作风也颇为复杂，她曾当做舞女，她自承下嫁溥仪是抱着“皇上再怎么坎坷，瘦死的骆驼总比马大，怎么也会有点儿钱。”的心态，没想到，溥仪根本没钱。她并不了解溥仪那些坎坷的经历，包括去苏联，到抚顺坐监，什么都没了，最后剩下一个牛皮箱子，就是故宫里带出的牛皮箱子。她也曾与一位日本大夫姘居，而他竟是一位日本特务。 该书是一部难得的关于末代皇帝私生活的纪实作品，读者不仅可以从中窥见出狱后的中国末代皇帝的婚姻生活真实且异乎常人的一面，同时还可以深地体会到溥仪如常人一般的难言之隐和切肤之痛。它从某一特定角度折射了中国这一段历史的侧影，而它和溥仪生命一样的沧桑与扭曲。

本教程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编撰。 重点撰述如下历史过程：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的中国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和各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和外部世界联系的形成与发展。这一叙述逻辑贯通全书，系统地表达了对中国历史进程问题的创新性思考。 本教程在各有关问题上力求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基本完整地把握了传世的与出土的历史资料及其基础研究背景，大量吸收或讨论了相关领域前沿研究的积极成果。在此前提下，各卷作者以其长期研究积累，分别阐述了立论明确、论证规范的独到见解。 第一卷《先秦两汉时期》撰述的中国历史演进过程，自中华族群、酋邦和中华古代文明的孕育与萌芽阶段，至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和大一统的中华古代文明的确立阶段。在系统表达中，本卷对先秦、秦汉史上重要问题展开了若干专题及个案研究，提供了一些具有新的认识价值或方法论意义的探索性成果。

昆德拉说：“我们生活在别处……”事实上我们生活在过去。一切记忆不仅为生命意义的基本内涵，更是我们精神家园中最丰富、最活跃的基因符码，因此在一切审美意义上，“怀旧”便成为最美丽的情感底蕴。如果当今的时尚文化被看作时代的精神快餐，而由“怀旧”引发的精神创造则是我们人生的文化盛宴。《无声的群落》就是一首用历史和生命的音符构成的双重变奏曲，一部荒诞年代中岁月如歌的《命运》交响乐。 　　因为研究上山下乡史的缘故，这些年我结交了不少知青朋友。《无声的群落》的编委卢晓蓉和邓鹏二位，虽相识较晚，却称得上一见如故。这与其说是缘分，倒不如说是思想的契合。 　　从一九六二年正式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入国家计划到一九七九年这场运动接近尾声，十七年里一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六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文革”前下乡的将近一百三十万。这一百三十万人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真正意义的“老知青”。一九六四一一九六五年，两万多名重庆知识青年到四川东北部的大巴山这落户，邓鹏和卢晓蓉也在其中。俯仰之间，四十年过去了，大巴山知青已不再年轻，但这个群体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却依旧当年。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修改，他们终于在最近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回忆文集《无声的群落》。捧读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我曾夜不成寐；主人公的坎坷命运，令我热泪涟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青题材的出版物据说已有百种之多，其中不少出自四川知青的手笔。《知青档案》、《知青岁月》、《红土热血》、《蹉跎与崛起—— 五十五位知青的人生道路》、安知《知青沉浮录》、邓贤《中国知青梦》、火木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费声《热血冷泪 ——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都是其中脍炙人口之作。还应该提到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这部获得法国文学大奖的小说，使知青话题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文革 ”以前下乡的老知青；集体性回忆文章中，也罕有老知青的作品，这无疑是知青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而《无声的群落》收集了大巴山的重庆老知青近百篇文章，是老知青这个群体第一部大规模的回忆录，其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细节生动、视野广阔、文风朴实，在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献中独树一帜。唯其如此，它对研究中国知青史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当时中学的政治教育与“阶级路线”的推行、组织下乡的政策和手段、知青的安置方式与社办农场、“文革”初期的知青返城风、造反动机与造反过程等问题，在迄今为止的相关出版物中，或者浅尝辄止，或则语焉不详。《无声的群落》记录的大量事实，为还原“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不同形式的作品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满足读者日益多元的需求。但就我本人讲，最看重的还是切近历史之作。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以两个知青与一个农村小裁缝的感情纠葛为线索，展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自有它的价值。但文学可以“创造” ，当作者虚构出小裁缝在巴尔扎克小说感召下毅然逃离农村，去大城市寻找新生活这样一个“光明”的结尾，却未免离奇。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要说几亿农民被各种有形无形的枷锁牢牢束缚在公社的土地上，就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又何尝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喧嚣中亢奋地制造人间灾难的时代，只要你直面那段历史，就难以摆脱梦魇的沉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掀起初澜之际，正值祭起“阶级斗争”大旗之时。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后，一部分出身 “不好”学生的处境明显恶化。腐朽的血统论一旦与阶级斗争理论相融接，势必在青年中间制造出不同的等级。于是，出身“不好”的学生，无论学习如何优异、品行如何高尚，参加升学考试只有落榜一途。当这部分青年的升学、就业之路变得日益狭隘时，另外一条据说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摆在他们面前，也就是那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这部分青年构成了“文革”以前上山下乡运动的主力。赴新疆支边的十万上海知青中，多达百分之七十是所谓 “资本家”、“右派”等家庭的子女；在湖南长沙的下乡知青中，出身“不好”者占有同样高的比例；在北京、重庆等大城市的老知青当中，情况大同小异。被扼杀的思想先驱遇罗克，几次高考成绩优秀，只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名落孙山。他后来下过北京郊区农场，当过临时教员，不管他怎么努力，出身带来的歧视始终如影随形。为此，他撰写了振聋发聩的《出身论》，公开挑战不可一世的“血统论”，为唤醒走火入魔的“革命群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无声的群落》的作者多数正是当年“血统论”淫威肆虐下的受害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早在学生时代，就被打入政治的另册，瘦弱的双肩从此承受起父一辈、子一辈的苦难。他们中许多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却被过早地剥夺了升学、就业乃至迁徙的权利。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作者回忆了自己选择上山下乡道路时的无奈和到农村后的坎坷与艰难，更通过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那些不幸的经历，揭示了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害。 　　在撰写《中国知青史——大潮》这本书时，我曾重点探讨了“血统论” 这个历史现象。在遭受“血统论”茶毒的众多无辜者中，知青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仅当时农村，就有多达几千万的“黑五类”子女，他们的悲惨命运比起知青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时至今日，人们对这段惨痛历史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史学工作者中，也鲜有人关心这些弱者的命运。但一叶可以知秋，一斑可以窥豹，感谢《无声的群落》的作者，他们沉重的记忆，为历史留下了新的证言。诚如主编邓鹏在《前言》中所言：“《无声的群落》的文章是老知青人生经历的忠实写照，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也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我们可以预言：这些证词般的文字必将成为社会史学和文学创作的无价之宝。” 　　几年前，一位从事考古的学者跟我聊天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看，你们知青对过去念念不忘，这些年居然写了那么多关于上山下乡的东西；再看看我们这批人：当初在大学挨整，以后被送到农村‘改造’，接着上‘ 五七干校’，‘臭老九’的帽子一戴就是多少年，但回过头一看，却几乎没有给历史留下什么记忆。”言罢连呼“惭愧”。的确，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各色人群中，大概只有知青没有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知青的书籍长久不衰，从回忆到口述，从小说到历史，形式多样，相得益彰。在中国，这大概算是一个奇迹。奇迹不仅在于它的数量，更在于它的过程，即以一种民间的力量，渐进式地推翻了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切权威的武断，修正、补充和完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这个重要篇章。 　　众多知青参与到历史的回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它使少数人把持的文学和史学从象牙之塔走出，去接近民众，把握时代的脉搏，并且重新焕发出生机。《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就是一个明证。

《大顺史稿》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最全面、准确记述李白成起义和他所建立的大顺国历史及大顺人物的史志稿。李自成从建立大顺国到在湖北通山战死，虽然只有一年五个月时间，其后他的继承者李白敬、李过先后又将大顺国的旗号坚持了数年（这是诸多史料缺载和研究明末历史的史学家们所忽视的，也是《大顺史稿》的一个重要贡献），然从李白成在崇祯四年二四月问揭竿而起，至康熙二年李来亨在湖北茅麓山率领大顺军余部坚持抗清、最后自焚壮烈殉身止，前后达三十三年。期间有许多可泣的业绩，出现过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其中许多人为大顺国殉职献身，但从没有一部著作将这一段历史完整真实地记述过。《大顺史稿》从数百种涉及李自成农民起义及大顺人物史料的明末清初史料笔记、地方志书、家谱牒乘中采撷资料，加以考证、遴选，记载了他们的史迹，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同时对明末的一些有关李白成及大顺国历史的重要悬案，如李岩究竟是谁、李自成是否称过闯王、李自成为什么放弃西安、李白成殉难于何处等等，都进行了考证，观点新颖，可读性强。更可贵的是，这部史著通篇“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是一部难得的可信的历史著作，不可不读。

《蒙元帝国》内容简介：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到1368年元顺帝逃离元人都，我国史学界习惯上将这段历史称为“蒙元史”时期。但中国的二十四史，后来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元史史记》等，则都将蒙古汗国时期纳人元朝范围。它包括蒙古汗国时期的4位大汗以及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的11位皇帝。《蒙元帝国》定名为《蒙元帝国》，介绍的就是蒙古汗国、元朝和四大汗国的历史，也就是从1206年至1368年这162年当中15位大汗和皇帝，以及四大汗国真实的历史故事。这其中许多需要总结的历史经验，是极其难得和宝贵的警示。

长安和洛阳这两个都城，是唐代文化画卷在其上展开的最主要、最大的场所。因此，了解这两个都市的宫殿、街道、道路、市场、寺庙乃至园林、住宅等等的状态和位置，或者一个街坊中知名的居住者的情况等等，对于具体地了解唐代的人文事实，十分有用。编者根据文献描绘编制了长安城图、六坡图、长安坊里图等47幅和阁本兴庆图、长安南郊图等5幅插图

《全盘西化台前幕后:陈序经传》主要内容简介：全盘西化的最有力鼓吹者？功勋卓越的岭南大学校长？含冤而逝的南开大学第六副校长？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物是如此地纠缠不清，乃至于我们回头再望时竟是一片迷茫。但无论怎样，作为现代教育史、文化史的一个标志性人物，陈序经博大精深、历经坎坷的一生是一个绝好的文本，足以让我们领悟20世纪中国文化变迁的轨迹。

全书引用各种文献资料200余种，正文分12章。主要论述了北宋对西夏政策的演变，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宋夏的统兵体制、兵力配置、装备、给养，宋夏的历次重要战役，宋夏战争的阶段划分及各阶段的特点，宋夏贸易与双方战争的关系，宋夏与辽的三角关系，宋夏对西部吐蕃、党项等族的争夺，北宋和西夏的交聘情况，以及双方的国信使制度、“外交”文书等，尾论就宋夏关系史的研究方法、史料的运用以及相关理论问题作了简要的论述。

本书从一场运动（"五四"那天广场上的学生运动）、一份杂志（《新青年》）、一位校长（蔡元培）、一册文章（《章太炎的白话文》）及一本诗集（胡适《尝试集》）入手，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者借鉴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借助若干意味深长的细节、断片、个案，来钩稽并重建历史，强调是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的共谋与合力，才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全书史料的钩稽与细节的描述相映成趣，读者不难在这两者的张力中间深切体会"五四"那代人所处的历史语境、政治立场、文化趣味及学术思路，读来饶有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