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讲述唐朝安史之乱时期历史过程与人物命运的通俗作品，以安史之乱中多位关键历史人物，即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颜杲卿、哥舒翰、杨玉环、李亨、张巡等人的“弃长安”经历为线索，聚焦唐朝由盛转衰过程中的重要议题，以乱离亲历之人的经历解释变乱何以爆发与盛世何以崩陷，以此重新刻画安史之乱时期的完整历史图景。

1.新锐历史作者张明扬作品，多位名家倾情推荐

张明扬作为专栏作家，曾供职于专业书评媒体，阅读、研究和写作历史二十余年，著有《此史有关风与月》《天命与剑》《非常之人》《纸上谈兵》等历史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各大书榜推荐。本书也得到虞云国、许纪霖、刘擎、张宏杰、周濂、郭建龙倾情推荐。

2.注重史实与细节，展现大时代丕变中个体的挣扎与选择

作者着重笔墨于安史之乱中几位关键人物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颜杲卿、哥舒翰、杨玉环、李亨、张巡等人之上，提炼出与之相应的时间节点和关键词，合理延展，补充史书叙述中的空白，于细节中展现大时代丕变中个体的挣扎与选择，聚焦唐朝由盛转衰过程中的重要议题。

3.通俗历史读物，轻松好读

书中依托史实，抛开对全局历史的叙述，着重描绘安史之乱中人物群像，是一部讲述唐朝安史之乱时期历史过程与人物命运的通俗作品。作者秉持严肃的历史态度，用细腻的文笔娓娓道来，把刀光剑影中的山河破碎化作数幕场景展现，不似冷硬的历史作品，倒更像是一部文学创作，令人开了头便要读完方休。同名有声书也在喜马拉雅同步上架，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

4.随书附赠手绘长安城坊图

随书附赠手绘长安城坊图，略窥盛世长安这座当时世界上的大都市的辉煌。

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隋代的尚书省、内史省和门下省，也就是学界所习称的“三省”；研究的主题是三省的职权、地位以及所谓的“三省制”在隋代是否成立。通过对隋代尚书省性质的转变问题、隋代尚书省与九寺的关系问题、隋代门下内史两省的职权与地位、唐代前期的三省问题以及“三省制”学说的由来等问题的探讨，认为三省分工、制衡的机制在隋代并未建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隋初尚书省权力过大，内史、门下二省并不能对其构成有效的制约；二是君主权力的无限扩大。

书末附录三篇文章，包括对隋代废太子案的考察、对隋代秘书省任职条件的研究、对官品制度的成立的探讨等相关内容，对本书的主旨具有补充价值。

【编辑推荐】

※武则天为何只获得了唐太宗的才人称号？

武则天真的杀死了小公主吗？

武则天为何要为李君羡平反？

如何正确评价永徽政治？

※武则天称帝有哪些舆论准备？

武则天的“内宠”，代表了女皇生活的荒淫？

武周政权为何短命？其症结在哪里？

女皇的故事，为什么武则天成了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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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历史个案研究无疑蕴藏着丰富的政治与文化的解释空间。然而，梳理武则天的研究史我们会发现，这个聚讼不休的话题，在相当大程度上透视出我们史学的一种基本状况：对武则天的评价，专业史学内部纷争不止，而在“公共史学”领域内几乎一面倒，武则天的形象似乎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新唐书》《资治通鉴》。

◎然而，《新唐书》《资治通鉴》中关于武则天的某些表述，似乎会受到某种政治正确的影响，对于武则天的形象，会根据某一说法、一点影子进行放大，直到事实的性质完全发生改变。而本书以新史学的研究路径，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藩篱，从另一种视角展示了不一样的武则天。

◎本书不是武则天的传记，每一章的讨论皆是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从武则天出生地与故乡的考证，到武则天归葬乾陵，一代女皇的出生到落幕，中间有着哪些精彩纷呈的故事？女皇的故事，为什么武则天成为了绝唱？在本书中，作者用最详实的史料，与古今学者展开对话，抽丝剥茧，力图向读者还原最真实的武则天。

中唐时期的地理学发展是如何进入当时文学世界的空间想象的？这一跨领域的联系对于我们理解文学与地理学两大领域又意味着什么？本书通过对不同文类文本的讨论，揭示了当时地理学与文学之间多样且流动的关系。李贺的《梦天》、柳宗元的山水诗文、张祜运用大图视野欣赏古老画卷的诗歌、元稹和白 居易富有地理信息的唱和诗等，这些作品都打上了“制图学之眼”的烙印。中唐文学大师们，以其对地理学的稔熟与兴趣，使得不同地点、相互区隔的人群以及旅行的文本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

学者评价：

安史之乱导致的族群、人口和生活的大变动，在中唐时期引发了有关“中国”地理空间再发现和再定义，在这个变动时代，诗人如何呈现他们对这种地理空间变化的惊讶、喜悦或困惑？通过对中唐地理学、地图学与文学的综合考察，王敖给我们提供了阅读唐诗的一个新途径。让我感慨的是，王敖有两张面孔和两副笔墨，写诗的时候他是个充满激情的诗人，在写书的时候他却是言必有据的学者。

——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中唐时期是中国文学传统发生激荡变化和强力创新的时期。王敖的新书，兼具批判的眼光和诗性的敏感，涵盖了不同的文学体式，对中唐文学提供了细致入微的新见解。 该书富有想象力和启发性，是对中国的中古文学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田晓菲（美国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

王敖的这一开创性的研究，着眼于中唐地理与文学的关系，结构严谨，论证严密，材料处理得当。在分析这些文本的过程中，他将文学、艺术、地理、地图学、生态学、哲学和宗教结合在一起，揭示了一部丰富的知识分子探索的文化史。本书对中唐文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和学生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钱南秀（美国莱斯大学中国文学教授）

王敖这本书对唐代中期地理想象力和文学创作的相互影响进行了有新意和挑战性的研究。本书使用的材料广泛，其中许多无论是地理学史家还是文学研究者都鲜有研究。作者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许多最杰出的中唐文人如何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重新想象他们的物理和文化环境，以产生新的空间想象。

——田安（Anna M. Shields，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

这是一本开创性的研究，每一个研究前现代中国的学生都应该读一下。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批判性的视角，通过这种视角，传统中国的研究者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文学创作与地理--地图和知识之间不可否认的联系，这是一项有重大贡献的研究。

——何瞻（James M. Hargett，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中国历史上黄金时代的唐代，长安是全国的首都，东亚的政治中心，物质文明闪烁、外来文化交融；由于资料的缘故，学界对其研究远不及西陲边城敦煌、吐鲁番。近年来随着城市考古的进展，石刻墓志的刊布，唐人诗文中都市信息的再发现，长安城市社会的研究迎来了新契机，有“长安学”的诞生。

在中古中国，依据物理形态划分的城市（郭）与乡村（野）具有连续统一性（Urban-Rural Continuum）；就长安而言，城市与郊乡共同承担了帝国核心区的角色，作者将都城与周边乡村作为整体的“大长安”,从区域史的视角，展现既是唐帝国中枢所在，又具有地方立场的京畿区域（尤其是乡村区域）内，国家与社会力量的互动、融合及矛盾、冲突，各阶层民众生产生活、安守流动、思想信仰之全景。书中重点剖析韦、杜家族为代表的京畿士族，白居易为代表的文人官员的长安城乡生活体验。本书是新时期长安研究的综合与创新，是中古乡村社会研究的厚重之作；对于全面认识我国古代的城乡关系亦作出了贡献。

關於唐代時期， 吐蕃宰相制度的重要研究鉅著！ 唐代吐蕃宰相制度的特色在於君相之間的委託關係 贊普為吐蕃國家主權的象徵，實際不管事，而將統治權委託給宰相（大論） 宰相因之擁有浩大的權勢，對於國事幾乎無所不統 倘若贊普終止委託關係，則宰相掌握再大的權勢，亦將不戰而潰 吐蕃相制歷經獨相而眾相，由眾相而僧相，由僧相回復至眾相 均隨著客觀情勢的變化而有所改變 上述不但具體反映各時期的君臣關係，同時也反映王室與眾家貴族的關係 吐蕃相制近於農業社會體制，與游牧社會有較明顯的差異 更可從吐蕃相制窺探出其與中原文化的淵源。 林冠群最新論著《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指出了吐蕃王朝的大小事務均由宰相一人總其責，後因贊普幼年即位，導致獨相掌握政柄。吐蕃便將獨相，改為多人同時擔任宰相的眾相制。眾相制實施後，贊普王室所信仰的佛教得以立為國教，全面推廣。這種情況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佛教的政治地位跟著水漲船高。佛教僧侶也就躋登廟堂之列，位極人臣，形成以僧人擔任宰相的僧相體制。上述相制演變，對吐蕃及其後代影響深遠。西方藏學界在此一領域上，少有鞭辟入裡的論著。 《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包括緒論與結論，共計六章，都二十六萬言。第一章緒論：深入討論唐代吐蕃政權的屬性與政治文化，以及吐蕃的國家型態。此為歷來學界所說不清楚之處，但卻是瞭解吐蕃的核心。第二章：探討吐蕃宰相制度的由來，從吐蕃地方性的部落組織、吐蕃王朝以前部落與部落聯盟的架構、吐蕃部落聯盟時期宰相的雛型與官員的設置以及吐蕃王朝的建立與宰相制的確立等，瞭解吐蕃體制事實上屬承繼性的發展。第三章：討論吐蕃宰相的官稱與職權、blon che 官銜釋義、blon che之職權以及blon che之任免等，藉此理解吐蕃宰相制度的基本架構。第四章：探索吐蕃由獨相制演進至眾相制的情況、吐蕃眾相制的由來，復以〈吐蕃大事紀年〉所載，試圖具體呈現的吐蕃眾相制，並對吐蕃眾相的銜稱與運作、眾相制對吐蕃政壇生態的影響、世人對吐蕃眾相制的誤解等，作深入且理性的討論。第五章：從吐蕃僧相體制實施的時代背景著手，探討墀德松贊贊普為何會開啓僧相體制，進而討論吐蕃僧相的官銜與職權、僧相體制對吐蕃王朝的衝擊等。第六章結論：總結本文的4章，歸納出吐蕃宰相制度的特色、吐蕃宰相制度的意義，以及吐蕃宰相制度對後世的影響，並據以說明吐蕃宰相制度與中原文化之關係。 本書對於吐蕃宰相制度的研究，不但修正正史及藏文史料記載的錯誤，提出學界前所未論及者，並從中窺探漢藏在文化上的關連性，貢獻一家之言。

本書分為上、下兩卷，分別採取思想心態與社會文化的取徑，探討歷史記憶中的時間與空間維度：久遠的歷史與晚近的歷史、遠方的歷史與近身的歷史，如何編織個人和群體的認識與認同。讓我們設想，唐代有位姓崔的士大夫，他在朝廷上遠舉堯舜治世的典範、近舉經驗見聞的前例進言立論；在同儕間，他誇耀家族、郡望與姓氏的輝煌歷史，對故鄉的史跡也瞭若指掌；當他出任地方官員，標舉漢代循吏為施政模範；當他出使江南，則拜訪各地的名勝古蹟：登臨賦詩、追憶六朝文人。本書從上述不同面相揭露唐代士人歷史記憶的面貌，最後提出歷史記憶與地理空間的問題：傳統士大夫如何克服歷史記憶與地理空間的錯位？古典文化的傳承是維繫認同的紐帶嗎？中國是一個文化想像的共同體嗎？文化認同是由政治權力建構而成？抑或文化有其自主的運作，進而導引政治的動向？

安史之亂被近代史家視為是唐代政治史的分界點。假設我們同意此說，則應將中晚唐的政權結構，視為有別於唐前期的一個新的類型。至新政權結構的形成，不應是唐前期三省體制的瓦解，而是為了平定叛亂，權力結構重組後所形成的新類型。本論文以安史亂後唐中央最高決策的形成及於平亂時軍政經的執行，所形成的工具效應型態的政權結構為討論。 第一章─ 緒論。說明本論文撰述之視角，以安史亂起作為中晚唐政權結 構之開展期，在肅代二宗時期，唐後期的政權結構大致已形 成。 第二章─ 安史之亂與玄宗平亂的對策。本章說明玄宗朝的邊防政策，尤 其是河北道節度區特殊權力結構，導致安祿山之亂，及亂起後 玄宗的軍事佈署。 第三章─ 肅宗靈武自立與唐室政權轉移。本章從皇權轉移，說明肅宗的 繼承皇位與其才性對於將來決策的影響。 第四章─ 中央決策與唐本部藩鎮體制的形成。唐代藩鎮為何遍設內地？ 本章從中央平衡軍功及建立關中環衛節鎮，以護衛長安之角 度，重新思考其形成。 第五章─ 危機處理與外朝權力轉移。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三省制先 已瓦解於長安淪陷，肅宗既建立天下兵馬元帥府集權內朝，加 上地方藩鎮權力形成，外朝權力乃上下移動，遂形成內朝集權 及地方新行政結構的產生。 第六章─ 肅代朝財經體制的形成及其類型。肅代朝唐中央如何在消滅叛 軍及後之穩定社會經濟之中，擴展其經濟控制。本章以第五琦 任使至與劉晏的分區治理，及新賦稅型態，達成唐中央對於人 身的直接控制為討論。 第七章─ 結論。中晚唐的政權類型自安祿山之亂後，軍事、行政、經濟 成為唐中央急欲掌握的權力。政權不免有繼承，但是為了平定 安史之亂，權力結構產生重組，遂發展出有別於唐前期的政權 類型。

本书触及的中心内容是唐朝代北地区的军人群体，作者采用“代北军人”这一概念，对其内涵外延、功能与作用进行专门研究，从而对北朝以来活跃在今山西北部地区的军人群体变迁做了有学术价值的揭示。考虑到包括唐朝在内的王朝建构的北方政治集团的支配性作用，尤其是这种作用被地区角色所替代，本书透过这一层面所展示的意义，就不只超越了区域的限度，还使我们对其转化有了新的认识。在写作方法上，作者采用静态式的观察，当一个历史面相模糊不清的时候，其原貌的揭示就成为研究的第一诉求，就此而论，我是赞成这种写法的。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李鸿宾

《李栖筠及其政治生涯:"赞皇李氏与中晚唐政治"研究之一》主要内容简介：李栖筠(719-776)主要活动于唐肃宗、代宗之际，官至御史大夫。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均为中晚唐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都曾两次拜相，是李栖筠奠定了赞皇李氏在唐代历史上的地位。除上个世纪陈寅恪先生曾写过《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的专题论文外，学术界对于李栖筠的研究不多。《李栖筠及其政治生涯:"赞皇李氏与中晚唐政治"研究之一》是系统研究李栖筠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具有原创的价值。

唐代首都長安由設計概念、居民生活管理都表現了皇權至上，朝廷善用法律彈性，在嚴格的管制下提供發展空間，構成城坊制的獨特管理方式。本書嘗試突破東西方學者對中國城市的爭論，以當時城市居民的職能出發，了解唐代首都長安城市居民生計，從另一個角度探討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的規模，城市政策和施行情況，兩者之間的關係和互相影響。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九五”、“十五”、“十二五”规划重点图书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周振鹤 主编 本书研究自先秦至民国时期的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这一研究不仅是传统的关于历时政区沿革的考证（纵向），而且对同一年代各政区并存的面貌作出复原（横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相关的复原以详细至逐年为尺度。全书在总论外，分为十三卷，依次是先秦卷、秦汉卷、三国两晋南朝卷、十六国北朝卷、隋代卷、唐代卷、五代十国卷、宋西夏卷、辽金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及中华民国卷。 在掌握传世与出土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本书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力求最大可能地反映历史真实。全书以重建政区变迁序列、复原政区变迁面貌为主要内容，而由于历史时期中国行政区划的变化很大，在正式政区以外又有准政区的形式存在，加之政区层级、幅员及边界在不同时期的变迁程度不一，因此各卷又独立成书，其考证过程和编写结构有各自的侧重点。 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各卷作者在相关领域有长期的学术积累，全书的写作也倾注了十余年之功，希望能成为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 本卷依据《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唐会要》、《太平寰宇记》、《旧唐书》、《新唐书》等百余种文献，并充分吸取古代沿革地理和近现代唐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成果及文物考古资料，通过大量实地考察及精心考证，展示了唐代各级行政（含监理）区划变迁的全过程以及变迁的细节。 本卷分三个部分。 上编以唐代正州县（经制州县）地区的行政区划建置为主要内容。绪言论述了唐代政区的发展变化概貌和层级划分，阐述了作者对道、都督府性质等有争议问题的观点。正文十六章分道详述跨高层及准跨高层政区（行台、大总管府、大都督府、道）、准高层政区（总管府、都督府、方镇）、统县政区（府、州、郡、军、镇守军）、县级政区（县、城、监）等各级政区（含侨置政区）的领属关系、名称由来、数量、沿革、治所变迁等，并概述了割据政权的疆域演变及政区沿革。 下编以唐代边疆民族地区的羁縻府州建置为主要内容。绪言阐述了唐代羁縻地区可分为羁縻属国（藩属国）、羁縻政区、羁縻部落三种类型，羁縻政区可分为羁縻都护府、羁縻都督府、羁縻州、羁縻县四个层级，它们都属于唐帝国疆域组成部分的观点，并论述了各级羁縻政区的设置与管理机制。正文十章分道详述羁縻县以上各级羁縻政区的建置沿革、领属关系、数量及治所，对藩属国的历史沿革情况亦予以概述。 附录有贞观、长安、天宝、元和、咸通五个时间断面的唐代全国行政区划（含羁縻地区）总图，以及各道州级以上政区沿革表，从横、纵两方面将政区沿革变化作了直观展示，还附有近五百种参考文献目录，便于读者查阅核对。 本卷以正文形式叙述各级政区的建置沿革情况，以近乎一半字数的注文注明资料出处，进行互勘，扼要阐明考证过程，并尽可能介绍与评价各家观点，极为翔实。 本卷以盛唐时期的天宝十三载行政建置为基本时代断面，对其前后曾置政区，均列为附目加以考述，并在各级政区概述中列有贞观、长安、元和、咸通四个时代的政区统计，以反映唐代各阶段的行政区划面貌。 本卷将唐代新置（含名称变更）政区的治所及其迁移后的新址，尽量精确到今乡镇一级，可与《中国历史地图集》唐代部分互为表里，并可供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参考使用。

本书通过对两《唐书》、《唐六典》等原始文献的梳理和重新解读，广泛吸收前任成果，发现李林甫任相初期的制度改革为李林甫的政治才干提供了具体证明，也为玄宗盛世的到来提供了合理依据。以此切入，对有关李林甫的功过是非进行系统的讨论，重新解读了玄宗朝的诸多历史。

在過往的研究中，唐代被認為是較不重視孝道的時代， 但本書以士人行孝的生命經驗，整合制度史、社會史與文化史的視角， 建立層次豐富的唐代孝文化圖像。 委別高堂愛，窺覦明主恩。今成轉蓬去，嘆息復何言。 ──陳子昂〈宿空舲峽青樹村浦〉 唐代士人為養親而求仕，為求仕而離親；宦遊遷轉的生涯模式，以及儒家倫理法制化形成的諸多規範，深刻影響士人的孝道實踐。本書以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為主題，關注人與制度、文化如何互動折衝。從官僚制度、禮律規範、社會習俗、宗教文化等脈絡，考察士人如何實踐當時社會所認定的子道，包括：養親、服喪、葬親、祭祀，以及於唐代獲得長足發展的追贈先世和追薦冥福。分析士人實踐孝道可能遭遇什麼困難，行孝重心落於何處，孝道的評價標準有何變化。藉由重建唐代士人身處之倫理體制與情境，捕捉唐代士人的生命經驗，以及唐代孝道文化的特質。

本书从唐代职官本制之外的众多使职中，选取最具代表性和重要性的三个财政使职：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使，运用翔实的史料，从职官制度、财政经济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等诸多方面，进行微观和宏观的深入探讨，是作者二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于唐史尤其是唐代使职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Using a synthetic narrative approach, this ambitious work uses the lens of multipolarity to analyze Tang China’s (618–907) relations with Turkestan; the Korean states of Koguryŏ, Silla, and Paekche; the state of Parhae in Manchuria; and the Nanzhao and Tibetan kingdoms. Without any one entity able to dominate Asia’s geopolitical landscap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relations among these countries were quite fluid and dynamic—an interpretation that departs markedly from the prevalent view of China fixed at the center of a widespread “tribute system.” To cope with external affairs in a tumultuous world, Tang China employed a dual management system that allowed both central and local officials to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The court authorized Tang local administrators to receive foreign visitors, forward their diplomatic letters to the capital, and manage contact with outsiders whose territories bordered on China. Not limited to handling routine matters, local officials used their knowledge of border situations to influence the court’s foreign policy. Some even took the liberty of acting without the court’s authorization when an emergency occurred, thus adding another layer to multipolarity in the region’s geopolitics. The book also sheds new light on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a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Appropriateness, efficacy, expedience, and mutual self-interest guided the court’s actions abroad. Although officials often used “virtue” and “righteousness” in policy discussions and announcements, these terms were not abstract universal principles but justifications for the pursuit of self-interest by those involved. Detailed philological studies reveal that in the realm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irtue” and “righteousness” were in fact viewed as pragmatic and utilitarian in nature. Comprehensive and authoritative, Tang China in Multi-Polar Asia is a major work on Tang foreign relations that will reconceptualiz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ies of diplomacy and war in imperial China. 7 illus. http://www.uhpress.hawaii.edu/p-8941-9780824836443.aspx

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鲁番）、庭州（今吉木萨尔县），是唐朝在西域地区设立的三个重要边州，扼守自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是唐朝经营西域的根本所在，也是唐代伊西北庭节度使控制的区域。《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以唐代伊、西、庭三州为研究对象，充分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和传世史料，详细勾勒了伊、西、庭三州建立、发展、废止的历史，指出了其自安西都护府治下的伊、西、庭军政体系到北庭节度使节制的伊、西、北庭军政体系的发展过程，及相关历史背景。同时，《瀚海天山》一书对于唐代西域史上很多聚讼纷纭的问题，如金山都护府的兴废、瀚海军的设立、安西与北庭两节度使的关系等，都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了周密的考证，多有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