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稀见史料辑成:正史外突厥文献辑萃》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从搜集国内外各种文字的历史文献和档案入手，进行爬梳整理、分析研究，在充分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女真民族的族源分布、历史变迁、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及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据实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不但弥补了现今女真民族研究的不足，且对将来该领域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为研究女真史之重要力著。

本书所收蒙古史、北方民族史方面的译文，为译者于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叶在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1982年改为蒙古史研究所）工作时所译，绝大部分曾刊载在该研究室编印的内部交流学术刊物《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上。今收辑在一起，以供有关研究者研究参考。　　第一部分为北方民族史编，共收译文20篇。 　　本编所收正史北狄传笺注14篇，译自日本著名史学家内田吟风、护雅夫、田村实造、佐口透等译注的《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第l卷，1980年；第2卷，1979年）。内田吟风为日本研究匈奴、鲜卑、柔然等族史的专家，著有《北亚史研究·匈奴篇》（1975年）、《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1975年）等。田村实造为研究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史的学者，著有《中国征服王朝研究》等。护雅夫为研究突厥史的专家，著有《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等。正史北狄传笺注各篇，尤其是内田吟风的匈奴传、蠕蠕传笺注，护雅夫的西突厥传笺注，佐口透的铁勒传、回纥传笺注，反映了日本史学界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止对正史北狄传的研究成就和注释水平，对研究匈奴、柔然、突厥、回纥等族史具有参考价值。 　　本编所收内田吟风《匈人、匈奴同族论研究小史》，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根据东、西方典籍、语言比较、考古学研究、人种体型研究，东、西方学者对匈人、匈奴同族论的研究见解，具体阐述了与匈人、匈奴同族论有关的各方面问题，是研究匈人、匈奴同族论的一篇重要文献。 内田吟风的《匈奴西迁考》，研究北匈奴的西域经略及其西迁经过，并试图增加匈人匈奴同族论的一些证明资料，是研究匈奴西迁史的一篇重要文献。 　　苏联学者里日斯基的《匈奴与东胡》译自苏联奥克拉德尼科夫等编《西伯利亚史》第1卷（1968年版）第5章，此文以马克思主义史观论述了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匈奴与东胡各族史，值得重视的是本文较多地利用了外贝加尔湖地区和蒙古地区的考古发掘材料，与古籍记载相印证，来论述匈奴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武器、防御工事等历史情况。 　　内田吟风的《柔然阿哇尔同族论考》根据欧洲众多学者对柔然阿哇尔同族论的研究论著，结合东西方史料，从柔然、阿哇尔族名都带有虫、蛇之意，及柔然、阿哇尔生活方式、社会组织、风俗习惯、语言、人类学方面的一致，东西方史籍关于柔然、阿哇尔被突厥击灭后其残部西迁的记载的一致，进一步论证了柔然即阿哇尔族。 　　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1869～1930）擅长利用波斯、阿拉伯文史料结合其他多种语文史料研究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各民族及中亚、西亚的历史。本编所收巴托尔德的《突厥蒙古诸民族史》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8世纪，2000年间突厥、蒙古诸民族在中国西北边疆到东欧的广大地域上衍变、发展的历史。 　　俄国东方学家俾丘林（1777～1853）曾将中国正史北狄传等编译为《古代中亚各族资料汇编》3卷，并在该书中通过注释、总论等方式发表其对蒙古语族、突厥语族、通古斯满语族各民族的族源、各族衍变关系、地理分布等见解。俾丘林的这部书对后来俄、苏东方学家的影响很大，后来不少俄、苏东方学家关于阿尔泰语系各游牧民族的族源、各族衍变关系的见解往往起源于俾丘林。本编摘译了该书第1卷中对汉文史料所作的注释及总论，以供研究者参考。　　第二部分为蒙元史编，共收译文15篇。 　　普兰· 迦儿宾的《蒙古人的历史》。普兰‘迦儿宾（1182～1252），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各会教士。1245年，奉罗马教皇之命携教皇致蒙古大汗信前往蒙古劝说蒙古停止攻掠，并探听蒙古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情况。同年4月，他从里昂出发，经东欧、中亚，于1246年7月到达蒙古国首都和林附近大汗行宫。8月，参加了贵由被推戴为大汗的盛典。他在蒙古共居住了4个月。11月，携贵由答教皇诏书仍由陆路西归。1247年秋，回到里昂，用拉丁文写成出使报告《蒙古人的历史》，向教皇复命。　　《蒙古人的历史》详述了旅程见闻及13世纪蒙古人的社会经济、风俗习惯、宗教、政治、法令、军事等情况，是研究早期蒙古史和东西交通史的重要原始资料。中译文据俄国马列英从拉丁文原著译出、苏联沙斯契娜详加注释的俄译本转译。 　　巴托尔德的《成吉思汗帝国的建立》、《突厥蒙古人的社会日常生活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关于畏吾儿文献及其对蒙古人的影响问题》、《伊斯兰教载籍关于成吉思汗后裔中的基督教徒的记载》、《关于成吉思汗后裔中的基督教徒问题》，是其研究蒙元史的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巴托尔德对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国的历史，对蒙古军何以能战胜军队数多得多的各文明民族，建立起统治疆域无比辽阔的蒙古帝国，庞大蒙古帝国的统一何以能保持数十年，帝国瓦解后蒙古对各国的统治何以能继续长期存在，成吉思汗个人的政治、军事才能所起的历史作用，突厥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与经济结构的关系，畏吾儿文化对蒙古人的影响，成吉思汗后裔中的基督教徒等等问题，发表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上述论文中，发挥了巴托尔德善于利用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和其他多种语文史料进行研究的特长。 　　苏联史学家密尔彼尔德等撰《成吉思汗及其遗产》，论述蒙古国的建立及蒙古对亚洲各国的征战，元朝崩溃的历史以及蒙古征服斡罗思、中亚、高加索地区及在各族人民反抗斗争下蒙古诸汗国逐渐崩溃的历史。此文较多利用了古俄文编年史资料及亚美尼亚文等外文资料，对研究13～15世纪蒙古史颇有参考价值。 　　日本学者本田实信的《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考》，根据波斯文史料拉施特《史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瓦撒夫书和《元史》的记载，研究成吉思汗西征波斯地区后，1230—1256年蒙古统治波斯地区的历史和早期统治机构伊朗总督府及1251年设置的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此文对以往不很清楚的旭烈兀西征以前的蒙古统治波斯的早期历史和统治机构，尤其是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作了较具体深入的研究。 　　苏联学者吉谢列夫的《从哈剌哈林“跑出来”的石龟》，根据在古代蒙古国首都哈剌和林遗址发掘时找到的石龟毛坯论述了哈刺和林古代工匠的凿石技术。 　　蒙古学者德·纳旺的《哈刺和林出土的铁器》根据1950年在哈刺和林城遗址发掘时发现的铁铧18件、大小大车轴承52个、铁矛头多个等，论证了古代哈刺和林城具有生产铁制武器、农具的手工业作坊，并论证了农业在古代蒙古京城附近的居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蒙古学者谢尔一奥扎布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考古研究》，综述了自1889年以来，尤其是1921年蒙古革命胜利后，直到1960年为止，俄、苏、蒙考古工作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历次考古发掘的成果，其中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匈奴时期、突厥时期、辽蒙元明清时的丰富的考古发掘成果。 　　日本学者野上俊静的《元史·释老传笺注》，利用汉、藏文古籍，对《元史》卷202《释老传》作了详细的注释。《释老传》中的汉译藏文人名、词语皆被还原为藏文原文。此文对研究元代喇嘛教、道教等宗教史颇有参考价值。 　　日本学者片山共夫的《关于元朝怯薛出身者的家世》、《论元朝的昔宝赤》两文，研究作为元朝统治阶层核心的怯薛（禁卫军）。前一篇研究怯薛出身者的家世，得出结论：1、怯薛出身者中被征服各国的王族、大臣、近臣、贵族世家、大族、军事长官等统治领导者上层人物很多，由此可见，在蒙古对被征服各国、各族的统治方面，蒙元怯薛制起到很大的怀柔、牵制作用。2、被吸收入怯薛的契机，除质子外，尚有“军功”、“来归”、“才俊”、“世袭”、“财物”等，其中汉南人被吸收入怯薛的最重要契机为“才俊”，元世祖统治中国时，颇注意博访汉南人知识分子，将他们吸收入怯薛。3、蒙古色目怯薛出身者家族及元宪宗以前归附蒙古的汉人怯薛出身者家族，被承认为勋旧世家。4、元成宗时起，禁止汉南人新加入怯薛，以免汉南人在元朝统治阶层核心怯薛中的比例扩大。后一篇研究元朝怯薛中的昔宝赤（鹰夫），对昔宝赤的职掌、管理机构、昔宝赤机构的成立扩大过程、中央近侍昔宝赤与地方昔宝赤的关系等，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日本学者丹羽友三郎的《关于元朝诸监的一些研究》，研究元朝中央机构中的诸监（都水监、秘书监、司天监、国子监等21个中央机构）及其特点（诸监数量多，长官多员制，官员数多，其品秩比历代高，官制屡次变革，来回设立、撤销、升降，官员数也常增减），以及造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此文对元朝诸监作了较深入细致的具体研究。　　第三部分为明清蒙古史编，收有《达延汗后裔世系表笺注》和《喀尔喀法典》。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达延汗巴图蒙克经过二十多年的征战，统一了蒙古大部分地区，并陆续将统治的领地分封给自己的9个儿子（另两个儿子，早死，无后），由其后裔世袭。在此之后，明清大部分蒙古王公均出自达延汗后裔。因此，研究清楚达延汗后裔世系，对研究明中后期蒙古史及清代蒙古史均有重要性。美国学者塞瑞斯所撰《达延汗后裔世系表笺注》利用大量蒙、汉文史籍的记载材料，通过笺注方式对1592～1595年间制成的萧大亨《北虏风俗》附录的《达延汗后裔世系表》上的300名达延汗后裔蒙古王公及其他人物（如蒙古王公的妻妾等）作了细致的考证，并将表中的汉译蒙古人名、部落氏族名、地名还原为蒙古语原名。塞瑞斯的这部功力颇深的著作，对研究明代蒙古史很有参考价值。 　　《喀尔喀法典》是18世纪外蒙古多种法规、条例的汇编，是研究清代蒙古法律、社会状况、经济的重要资料。1933年，苏联学者扎姆察拉诺将该法典蒙古原文的惟一传世抄本译为俄文。译者据扎姆察拉诺俄译本转译。

《历史的高原游牧:出古入今》所收的几则田野笔记当然没有涵盖我参加过的大多数田野二作，却几首是我全鄢的留有较完整记录的几次野外经历——坦白说，许多考察其实兵是打着学术旗号的户外活动而已。一直有师友提醒我每次考察结束就立即整理笔记，惭愧的是我极少能克服臼己的懒惰，有的已经写了一部分，经事延宕又搁下了。当然我明白，虽然我丢过一些地方，但学识的局限决定了我那些考察报告即使写出来也不会有真正的伊值。只不过，有些经历是自己所珍视的，如果有准确的文字记录，或许对自己他日重温旧事有一点认路石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