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一个文化跨国流传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两个不同地域、两种不同文化传统、两个不同时代之间。它讲德国十九世纪史学家兰克的思想，历经辗转传述，在二十世纪进入中国后，受与拒的曲折过程。

兰克终身对抗抽象理论的历史哲学，坚持从历史现象、历史事实里了解各个欧洲国家的特质。史实与史料对兰克而言，有“科学”之外更深一层的意义，它们蕴含特定的政治取向，甚至有宗教的内涵。十九世纪后期，随着学术急速的专业化，兰克史学“求真”的面相被后人凸显出来，被人们以特定的方式崇拜着，他的史学思想被狭隘化。透过世纪转换期间里的史学方法论、史学史专书，兰克的科学形象在全世界传递开来。二十世纪伊始，兰克进入中国，在人们热情追求新社会、全心信仰科学的氛围里，他的治史方法在中国被辗转传述着，反映出国人心中殷切的期望，也呈现出现实中多重的局限。

【编辑推荐】

北京大学历史学家罗新教授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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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制造谎言或是只从单一视角出发书写历史时，我们就在滥用历史。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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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撷取近现代舞台上的知名人物与事件，解读历史如何被看不见的手所操纵

当今世界，对历史的操纵越来越普遍。独裁者可能会压制历史，以免失去威权统治的立基点。民族主义者可 能会讲述关于过去的虚假故事。政治领导人可能通过说谎来动员人民。

牛津大学教授麦克米伦撷取近现代人物史事，从罗伯斯庇尔、希特勒、丘吉尔到克林顿和小布什，皆是引领一时风骚的政治外交巨子，以各国政治及历史人物的大小故事与关键时刻借镜、立论，讲述了历史如何被扭曲、美化和政治化，反映史实理解的多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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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史学名家，非凡的国际视野

麦克米伦是当代西方史学界声誉卓著的大师级人物，主力研究领域为一战史事、国际关系及外交史，家承显赫，其曾外祖父即为主导一战后巴黎和会的英国一代名相劳合•乔治。

本书是其浸润在政治外交领域笔耕多年的心得集成，展现了她非一般历史学者所能及的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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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想要了解正确理解历史的重要性的人来说，这部雄辩、高度可读，且极具说服力的作品，是一本必读书。

——《出版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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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伦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她讨论的话题从1919年“巴黎和会”到伊拉克战争。她也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对历史各种用途的描述信手拈来。她告诉我们，当我们试图塑造未来时，我们不能不唤起过去，但是应该以应有的谨慎和谦逊来使用它。

——约翰·格雷，《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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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政治领袖压制真相；民族主义者虚构神话；历史学者试图总结模式；谁真正拥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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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史学名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从历史和集体记忆、个人认同、国族主义、记忆与遗忘、专业史家的职责等面向切入，剖析人们如何利用历史来认识过去、理解现在和想象未来。她提醒我们，历史往往是一个陌生的国家，重新审视对历史的理解，避免在思维上落入太过常见的陷阱，甚至成为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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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伦是以研究国际关系史著称的史学名家，她在本书中撷取近现代人物史事，从罗伯斯庇尔、希特勒、丘吉尔到克林顿和小布什，皆是引领一时风骚的政治外交巨子，本书是其浸润在政治外交领域笔耕多年的心得集成，展现了她非一般历史学者所能及的国际视野。其文字精辟、诙谐、雄辩有力，本书可说是一份历史如何被扭曲、美化和政治化的最佳总结。

本书是卡尔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提出了后来争论激烈的历史是什么的命题，是部有价值的史学理论著作。

历史学历来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学科之一，而且在20世纪又有极大的发展，因而着重了解和探讨历史学的新发展十分必要。本刊正是以历史学的新发展为重点，同时兼及其他相关学科，并着眼于最新的变化和前沿问题的探讨。既要及时了解国外史学的最新发展，特别是理论方法论上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又要结合中国史学界的实际，努力加强我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的对话。 本刊拟以史学为基础，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的综合研究。每期设置一个主题，邀请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多方位、多层次、更全面的探讨，以阐述常见中之不常见。我们长远的计划就是把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大问题逐一进行专题研究，编辑相关的经典读物与文献索引，为后人研究提供便利的条件。这类主题包括“历史与记忆”、“观念史”、“灾难史”、“环境史”、“口述史”、“文艺复兴”、“科学史”、“历史主义”、“浪漫主义”等等；人物则包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洪堡、兰克、赫尔德、布克哈特、德罗伊森、汤因比、雅斯贝尔斯、布罗代尔、梅尼克等等。他们的著作代表着各自时代史学著述的最高水平。

《西方历史哲学导论(修订版)》中，“历史哲学”是指18世纪至20世纪西方哲学中探讨历史规律或历史过程、研究历史认识的方法和性质的各种学说和理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研究西方哲学，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概要地论述和阐释西方历史哲学思想的起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叙述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发表于1983年。《叙述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试图在哲学逻辑中追溯历史叙事的复杂性的根基，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一种叙述哲学的结构。作者考察了现有叙事研究方法的优缺点，提出和辩护了叙述哲学的三个基本论题。安克施密特的这部著作，对当代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从当代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对历史之作为“男性中心主义的书写”的批评，罗伯特·扬审查了西方思想中（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到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批评）的不同“历史”概念。他考察了黑格尔、马克思、卢卡奇以及萨特力图建造对历史的更加合理的理论尝试，以及阿尔都塞和福柯建立“非历史主义”的历史理论努力，罗伯特·扬最终认为，所有单一陈述历史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

简介： 本书系海登·怀特的成名作,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也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作者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结构主义文本分析理论,同时又注重贯彻历史主义思想,并以反讽式的比喻策略对十九世纪八位有代表性的史学思想家逐一分析,向读者展示了他们进行历史著述时所采用的主导性比喻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从而确证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 导读： 《元史学》肯定激起历史编纂学的论争,并成为这个领域中的经典。……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历史学家都不应忽视这本书。 ——《历史》 ……富有雄心和挑战性,试图说明所有历史思想,无论出自实际写史的人还是历史哲学家,都依赖于“历史想像的深层结构”。 ——《太平洋历史评论》 中译本前言 海登·怀特 《元史学》是西方人文科学中那个“结构主义”时代的著作,要是在今天,我就不会这么写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本书对于更具综合性的历史著述理论有所贡献,因为它认认真真地考虑了历史编纂作为一种书面话语的地位,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状况。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编纂中大多数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学研究已经消解了它们与修辞性和文学性作品之间千余年来的联系。但是,就历史写作继续以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为首选媒介来传达人们发现的过去而论,它仍然保留了修辞和文学的色彩。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 我相信,对于历史作品的研究,最有利的切入方式必须更加认真地看待其文学方面,这种认真程度超过了那含糊不清且理论化不足的“风格”观念所能允许的。那种被称为比喻学的语言学、文学和符号学的理论分支被人们看成是修辞理论和话语的情节化,在其中,我们有一种手段能将过去事件的外延和内涵的含义这两种维度联系起来,藉此,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话语的比喻理论源自维柯,后继者有现代话语分析家,如肯尼斯·伯克、诺斯罗普·弗莱、巴尔特、佩雷尔曼、福柯、格雷马斯以及其他人,它仍旧是我的史学思想的核心,是我对于史学与文学和科学话语的联系,以及史学与神话、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联系这种思想的核心。我致力于把比喻当作一种工具来分析历史话语的不同层面,诸如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伦理和意识形态层面、美学和形式层面,正是这一点,使得我在如何区分事实和虚构、描述和叙事化、文本和情境、意识形态和科学等等方面与其他史学理论家不同。 比喻对想像性话语的理论性理解,是对各种修辞(如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生成想像以及生成种种想像之间相互联系的所有方式的理论性理解。修辞生成的想像充当了实在的象征,它们只能被臆想,而不能直接感知。话语中(有关人物、事件和过程的)修辞之间的话语性联系并非逻辑关系或与他者的演绎性继承关系,而通常意义上是隐喻性的关系,即以凝练、换位、象征和修正这样的诗学技巧为基础。正因为如此,任何忽视了比喻性维度的对特定历史话语所做的评价都必定无法理解:尽管该话语可能包含了错误信息并存在可能有损其论证的逻辑矛盾,它还能令过去“产生意义”。 特定历史过程的特定历史表现必须采用某种叙事化形式,这一传统观念表明,历史编纂包含了一种不可回避的诗学——修辞学的成分。既然没有哪个被理解为一组或一系列离散事件的事件场实际上能够描述成具有故事的结构,我便采纳了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它,一组事件的叙事化将更具比喻性而非逻辑性。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这些行为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会更有益。此外,我把事件构成的故事和可能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由逻辑—演绎和比喻—修辞的要素构成的组合。这样,一方面是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类同,如果它们不再强求,对于历史话语研究而言,比喻的方法看上去尤其是正当的。 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是,修辞性语言如何能够用来为不再能感知到的对象创造出意象,赋予它们某种“实在”的氛围,并以这种方式使它们易于受特定史学家为分析它们而选择的解释和阐释技巧的影响。这样,马克思在1848年巴黎起义期间对法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描述为工人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分析做了准备,他正是用这种分析解释他们在随后事件中的行为。这种在最初的描述和马克思的话语中紧随而来的解释之间获得的一致性是形式上的,而不是逻辑上的。它并不是给“真实的不一致性”戴上了“虚假的一致性”的面具,而是诸种事件的叙事化,这种叙事化展示了时间进程中事件群的变化和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转变。人们不可能将一种实在的事件序列描述得表现出“喜剧”意义,除非他把相关的行为者和事件过程描绘成那些人们能够看作是“喜剧”类型的现象。不同表现层次彼此类比相连而获得的话语的一致性完全不同于逻辑上的一致性,在后者中,一个层次被认为是能够从另一个层次演绎而来的。近来人们想要提出一种有关历史因果的融贯学说的努力失败了,这说明科学化的“法则式演绎”范式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工具是不完备的。 我认为,史学家尤其想通过将一系列历史事件表现得具有叙事过程的形式和实质,以此对它们进行解释。他们或许会用一种形式论证来弥补这种表现,该论证认为逻辑一致性可以充当其合理性的表征和标示。但是,正如存在诸多不同的表现模式一样,合理性也有诸多不同的种类。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对1848年事件的描述很少有“非理性的”,即便其中有许多“假想的”和大量“虚构的”东西。福楼拜以尝试形成一种无法区分对(真实的或想像的)事件的“解释”与对它们的“描述”的表现风格而闻名。我认为,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历经李维和塔西佗,下至兰克、米什莱、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伟大的叙事史学家往往的确是如此。在此,我们必须像米歇尔·福柯所说的那样来理解“风格”:它是某种稳定的语言使用方式,人们用它表现世界,也用它赋予世界意义。 意义的真实与真实的意义并不是同一回事。用尼采的话说,人们可以想像对一系列过往事件完全真实的记述,而其中依然不包含一丝一毫对于这些事件的特定的历史性理解。历史编纂为有关过去的纯粹的事实性记述增添了一些东西。所增添的或许是一种有关事件为何如此发生的伪科学化解释,但西方史学公认的经典作品往往还增添了别的东西,我认为那就是“文学性”,对此,近代小说大师比有关社会的伪科学家提供了更好的典范。 我在《元史学》中想说明的是,鉴于语言提供了多种多样建构对象并将对象定型成某种想像或概念的方式,史学家便可以在诸种比喻形态中进行选择,用它们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以显示其不同的意义。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决定论的因素。修辞模式和解释模式或许是有限的,但它们在特定话语中的组合却是无限的。这是因为语言自身没有提供任何标准,以区别“恰当的”(或者字面的)和“不恰当的”(或修辞的)语言用法。任何语言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都并未遵循清晰的规则来区分某种特定言说的外延和内涵层面。诗人们了解这一点,他们通过运用这种模糊性使作品获得了特殊的启示性效果。历史实在的叙事大师们也是如此。传统的史学大师们同样知道这一点,但到19世纪时,历史学越来越被一种追求明晰性、字面意义和纯粹逻辑上的一致性的不可实现的理想所束缚,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我们自身的时代中,专业史学家没能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这表明那种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近来的“回归叙事”表明,史学家们承认需要一种更多地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来对历史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学处理。 这意味着回归到隐喻、修辞和情节化,以之取代字面上的、概念化的和论证的规则,而充当一种恰当的史学话语的成分。 我在《元史学》中试图分析的正是这种意义产生的过程是如何运作的。确实,正如人们现在认识到的那样,我当时也认识到,通过进行论证以便“科学地”说明过去或者“解释学地”解释过去,史学家能够赋予过去以意义。但是,我那时更感兴趣的是史学家把过去构成为一个主词的方式,这个主词可以充当科学研究或解释学分析的可能对象,更重要的是,充当叙事化的对象。我认识到,“罗马帝国”、“罗马天主教”、“文艺复兴”、“封建主义”、“第三等级”、“清教徒”、“奥利弗·克伦威尔”、“拿破仑”、“本·富兰克林”、“法国大革命”等等(或者至少是这些术语所指的实体),早在任何特定史学家对它们感兴趣之前就存在了。但是,相信某个实体曾经存在过是一回事,而将它构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知识的可能对象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相信,这种构成行为既与想像相关,也同样和理性认知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自己的研究描述为一种构思历史写作的“诗学”而非历史“哲学”的努力。 诗学表明了历史作品的艺术层面,这种艺术层面并没有被看成是文饰、修饰或美感增补意义上的“风格”,而是被看作某种语言运用的习惯性模式,通过该模式将研究的对象转换成话语的主词。在史学家探询过去的研究阶段中,他/ 她的兴趣是,就他/ 她感兴趣的对象以及该对 象在时间中经历的变化建构一种精确的描述。他/ 她这样做是以文献档案为基础,从其内容中提取出一组事实。我说的是“提取”一组事实,因为我对事件(作为在尘世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件)和事实(以判断形式出现的对事件的陈述)做了区分。事件发生并且多多少少通过文献档案和器物遗迹得到充分的验证,而事实都是在思想中观念地构成的,并且/ 或者在想像中比喻地构成的,它只存在于思想、语言或话语中。 说某个人“发现”事实,这毫无意义,除非我们用这种断言指的是在文献中发现的陈述,它们证明了在特定的时空中发生了特定的事件。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在说语言学事件,如类型2的X事件在A时间和Ⅲ空间中发生这样的陈述。这正是我选用巴尔特的话“事实只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作为《话语的比喻》一书的题词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并不是说,“事件”只有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我想要强调的是,在我看来,历史事实是构造出来的,固然,它是以对文献和其他类型的历史遗存的研究为基础的,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构造出来的:它们在文献档案中并非作为已经包装成“事实”的“资料”而出现(可参照柯林武德)。 因此,事实的构成必须像这样以对过去档案的研究为基础,以便充当描述某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如“法国大革命”、“封建主义”、“英诺森三世”等等)的基石,而那些历史现象可能转而又成为说明和解释的对象。换句话说,如果历史说明或解释是一种构造物,是依具体情形观念地并且/ 或者想像地构成的,那么,运用了这些解释性技巧的对象也是构成的。当谈到历史现象时,它也从来都是构成物。 它怎么可能是其他情形呢?只要历史实体在定义上隶属于过去,对它们的描述就不会被直接的(受控的)观察所证实或证伪。当然,通过直接观察所能研究的是证明了史学家感兴趣的过去对象之本质的那些文献。但是,如果这些记载想要不顾事实,而原本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对于可能成为研究主题的对象所作的最初看似真实的描述才得以呈现,那么这些记载就需要解释。这就促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历史知识永远是次级知识,也就是说,它以对可能的研究对象进行假想性建构为基础,这就需要由想像过程来处理,这些想像过程与“文学”的共同之处要远甚于与任何科学的共同之处。 我所说的想像过程是以对意象的思考和比喻性的联想模式为特点,后者乃是诗学言语、文学写作,并且还有神话思想所具有的特征。历史话语中“文学”成分的出现是不是有损于史学所主张的讲述真实以及证实和证伪的程序呢?只有当人们将文学写作等同于撒谎或者歪曲事实,并且否认文学有任何真实表现现实的兴趣时,才会造成损害。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把史学归入现代科学,只要人们认为现代科学对确定有关世界的真理不像对确定世界的“现实”那么感兴趣。 的确,我说过,作为创造过程的产物,历史的文学性和诗性要强于科学性和概念性;并且,我将历史说成是事实的虚构化和过去实在的虚构化。但十分坦率地说,我倾向在现代边沁主义和费英格尔的意义上来理解虚构的观念,即将它看成假设性构造和对于实在的“好像”(asif)式描述,因为这种实在不再呈现在感知前,它只能被想像而非简单地提起或断定其存在。欧文·巴菲尔德的著名文章《诗歌用语和法律拟制》对我有所启示,该文指出,在法律上归之于“法人”的“个体人格”就其是某种“虚构”而言仍然是“真实的”。正如前文所述,我始终把“事实”视为建构之物,就是阿瑟·丹托所称的“描述中的事件”,因而在拉丁语“fictio”的词源学意义上,它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或话语的虚构,即把它视为某种人工制成的或制作的东西。当然,这正是我看待现代小说中实在表现的方式,它们明显就所描述的一点一滴社会实在都提出了真实性要求,这丝毫不比任何一位进行叙事的史学家所做的弱。关键在于,就叙事为实在强加了那种只会在故事中遭遇的意义的形式与内容而言,将实在叙事化就是一种虚构化。 史学理论中有一种老生常谈,说的是由事实而得出的故事是一种浓缩,即将行为经历的时间缩减为讲述的时间,将人们有关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知的一切事实缩减成只剩那些重要的事实,这种浓缩不仅对特定时空范围内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对于人们就这些事件可能会知道的事实也是如此。将柯林武德所说的史学家“关于事件的思想”转变成(他实际上讲述的或写作的)著述话语,这一行为使用了一切比喻性话语运用中颇具特征性的浓缩和移情。史学家也许想准确地言说,并且只想讲述与他们的研究对象有关的真实,可是人们无法在叙事化中不求助于比喻性语言和比写实性更具诗性(或修辞性)的话语。在特定的过去中,对“发生的事情”所做的纯粹字面的记述只能用来写作一部年代纪或编年史,而不是“历史”。历史编纂作为一种话语,它特别旨在建构一系列事件的真实叙事,而不是就情势做一番静态描述。 因而,如果某人有兴趣构思一部史学史(或历史写作史、史学思想史、历史意识史等等此类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他有兴趣阐明那些在时间中经历的变迁,以及诸种变迁在不同处境下表现出来的差异,而在那些处境中,“过去”已经被解释成了系统性和自反性认知的可能对象,那么,他必然采用一种元史学观点。换句话说,人们不能简单地假定他自身那个时代的史学家(或其他时代和地区的史学家)所使用的概念是恰当的,也不能简单地以这种概念的循环作为目标,而把令任何事情都或多或少成功地趋向这个目标“从开始起”就变成学科的实践。例如,设想兰克或布罗代尔使用“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历史叙事”,或者“历史解释”(或就此用“文学”、“虚构”、“诗歌”、“模仿”、“过去”、“现在”等等术语)所理解的意思与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用与这些词对应的希腊术语所理解的一样,这没有多少意义,也完全是非历史性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根据公认的西方史学经典看上去接近或不同于当代史学话语规则的程度,从而对它们做出高下之分,是毫无意义的,并也是非历史性的。 这正是在研究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科学”中的情形,更不用提研究各种非西方形式的“科学”。科学哲学家有充分理由假设,现代物理学家们就有关自然实在的概念提供了有效标准,用来判定在亚里士多德、伽林、普林尼、帕拉塞尔苏斯、阿格里科拉、布鲁诺或培根那里相应使用的观念,近现代科学史涉及的完全是相继的自然因果关系概念之间(并因此而在不同的“自然”或“物理”观念之间)的差异和非连续性,而这些概念曾标志着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科学”的整体进展。换句话说,一部适当的科学史需要远离和质疑被误认为是我们自己时代的“真正的”科学,以及远离和质疑那种观念的支撑,也即:现代西方科学构成了真正的科学,可以说自泰勒斯或希波克拉底以来,所有其他的科学性观念都为着这一真正科学而努力或是未能成功。如果人们想要形成一种真正历史性的(我的意思是一种真正历史主义的)科学概念,他就必须采纳一种在当前科学正统之外的元科学立场。 译 后 记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 )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本书便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惟一的专著。本书于1973年出版,至今已逾30年。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西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本书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展示了一种理解史学思想、历史哲学,认识、阐述历史意识发展的新思路,尽管这一思路也是“组装”各学科成就的产物,但它确实为我们思考历史提供了另一种洞见。此外,本书在西方文学批评界也有较大影响。其导论曾有学者译出,收入《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王逢振主编,陈永国译)。 1997年,为了撰写博士论文的需要,我向怀特索取他的著作,怀特慷慨相助,吩咐出版社寄来此书与另外两本文集。在细读《元史学》之后,我致信怀特,承诺翻译此书,一方面对他的慷慨表示感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希望这本在我一岁时就出版的著作不再耽误而能尽快被国人阅读。为此,我于1998年联系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赵月瑟老师的帮助下,选题顺利通过,但版权不知何故,迟迟未能解决。2000年,彭刚先生得知我的这一计划,请译林出版社迅速购得版权。从此,我便承担起这一项有些不自量力的任务。 为了实践这一承诺,翻译历时两年有余。虽尽我所能,但毕竟水平有限,译文不免会有错讹之处。此时,特别欣慰的是,有彭刚先生志同道合,他逐字逐句、花费数月校改拙译,做了大量商榷、订正、补漏的工作。另有一事值得一提,在翻译伊始,便有该书另一中文译者刘世安先生慷慨寄赠繁体字译本(译名《史元》,台湾麦田1999年版)。在翻译过程中,每遇疑难,我也参考刘先生的理解,获益匪浅。 译文中,有几个词需要特别说明。 1、realism一词我多数情况下译为“实在论”或“实在主义”,为的是统一译名,遵循历史哲学领域的译法,在本书涉及到文学方面的内容时,读者不妨将此词当作现实主义理解。相应的还有real,reality这类词,较之译“现实的”、“现实”而言,我更多地译为“实在的”、“实在”。此时也请读者不拘泥于我的译法。 2、representation一词我通常译为“表现”,比较另外两种译法“再现”、“重现”,我认为后两种译法易于让人感觉represention指的是“再一次”、“重新”一模一样的呈现,这有违许多当代历史哲学家使用该词的本义,故用“表现”一词,取义类同于艺术表现中的“表现”。 诸多朋友相助,才有今天这个译本,本书历经三校,但一定还有疏漏之处,如果因译文错误导致读者误解,译者自负文责,并敬请读者谅解,不吝赐教,以待来日修正。 近年来,国内对西方历史哲学的译介不多,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也忠心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译介这一领域的重要论文、著作,一同促进我们对西方史学思想的理解。 陈 新 2003年11月21日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以百年来中国史学中以史撰为传统的“新史学”和以史考为传统的“新汉学”的斗争和轮回为主线，主要立足于这一时段各派史学家对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方法、门径上的分歧，进而就这种差异对史学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加以考量评估。

《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修订本)》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和西方历史思维模式的演进历程。作者探讨了“历史”的基本概念，对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精彩的回答和阐述，回顾了百年来不同学术流派在历史编纂学方法上所采取的不同模式，尤其是追溯并分析了西方史学史中各重要时段历史思维模式的发展演进历程。《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修订本)》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展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启人深思的洞察力。何兆武先生在序一中称“……《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修订本)》之体大思精、庞征博引，于中国古代、西方现代以及苏联的有关著作均有精辟的论断，其体例与阐述之允当是值得每一个读者细细咀嚼的。” 《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修订本)》由王成军教授修订整理。

In "The Killing of History", Windschuttle offers a devastating expose of attempts to substitute radically chic theorizing for real knowledge about the past. The result is revolutionary and unprecedented: contemporary historians are increasingly obscuring the facts on which truth about the past is built. Windschuttle offers a devastating expose of these developments. This fascinating narrative leads us into a series of case histories that demonstrate how radical theory has attempted to replace the learning of traditional history with its own political agenda. Windschuttle's book is a courageous effort to engage the forces of theory and post-structuralism that are destroying history as an area of interest to those outside academia's ivory tower / padded cell. Besides taking on those who would deny the value of empirical history, Windschuttle deconstructs the decontsructionists. Whilst the work of any human is always open to improvement, Keith Windschuttlle deserves the garlands and praise of students throughout the world - students who have had to bite their lips whilst the noble pursuit of historical truth has been perverted into yet another turgid, theoretical social science. Great Stuff. G A F Connolly The killing of History first impresses the reader by the erudition of its author. Numerous and various researches are quoted, philosophical works resumed, schools of thoughts presented. Conducting his plea, the author first reviews in each chapter a major research belonging to the perspective he aims at criticising. His review appears frequently "objective" and the author seems to have had the ambition (at least for most of the chapters) to review the object of his critics adopting a neutral perspective. Then he proposes his comments trying to convince the reader that th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or science has nothing to learn from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Windschuttle regularly fails in his attempt to rally all readers to his cause, mainly by the fact that he does not adopt the arguments of his opponents in order to criticise them (from the inside), in order to provide deconstructive critics. To that extent, Windschuttle does not further the debate, does not radically change it but rather offers more arguments to support his position, without breaking the legitimacy of his opponents. The killing of History may not further the debate, however, it is an impressive review of the various tendencies influencing not only history but the current reflection on knowledge and the scientific discourse in diverse disciplines.

《崇高的历史经验》包括“极端的语言超验论：理查德·罗蒂”、“赫伊津赫与对过去的经验”、“伽达默尔与历史经验”、“（实用主义）审美经验与历史经验”、“崇高的历史经验”等数章内容。《崇高的历史经验》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历史研究导论》是欧洲近代讨论史学方法论的代表作，讲述了如何搜索史料、如何鉴别史料、如何综合史料，并且善于从史学研究的具体实例出发，进行深入解析，很快即被译成英文出版，享有近代史学经典的美誉，集中反映了近代欧洲实证主义史学的基本原则。作为欧洲近代史学方法论的经典论著，论点鲜明，说理透彻，在中外史学界流传甚广，梁启超等中国学术大师的著作深受此书的影响。译者李思纯先生曾亲炙于原作者，归国后将此书从法文直译为中文，广受学界欢迎。现将其译著略作校勘，以飨读者。

《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3次修订本)》讲述了:史学理论包括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史学本体论，是对史学研究活动进行本体论反思的理论产物，回答历史认识活动的目的、性质及其意义，对“什么是历史科学”的问题作全方位解读；历史认识论，集中回答历史知识如何形成、何以可能的问题，论证历史知识的可靠性及其限制，以促进历史学家对认识成果保有清醒的批判性认识；史学方法论，是对史学研究的经验程序、思想方法、研究途径进行反思的理论产物，对史学研究思维程序作抽象化、形式化、相对固定化研究，解决历史认识手段、方法、途径的合理性与科学性问题，为如何获得正确的历史认识提供方法论指导。三者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

新文化史是民众的文化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是新文化史学运动的旗手之一，著作等身，其著作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几十个国家流传，在西方史学界和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本著作是我国第一本对伯克文化史观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在仔细梳理西方文化史发展、传承、沿革线索的基础上，对彼得·伯克的史学观和文化史观进行了全面、透彻的论述和分析，史学视野开阔，材料异常宏富，具有创新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中国近代史学专业化过程中，史学方法论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公开出版为数不少的研究法作品之外，尚有若干种很有影响的未刊讲义，有的仅闻其名，今人未见其书。经多年不懈努力，发现了20世纪初年黄人望《史学研究法讲义》、柳诒徵《史学研究法》、1930年代姚从吾《历史研究法》。将这些稀见讲义整理出版，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研究史家思想不可或缺的媒介。柳诒徵和姚从吾是近代史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先行研究由于无从发现他们的研究法作品，而对其史学思想所作的分析，不免偏颇，甚至判断有误；其次，史学方法论知识一方面来自中国本土，另一方面主要来自西方，这三种研究法提供了今人探讨民国时期史学方法论渊源极好的文本，可以更具体了解域外史学与中国近代史学的互动关联；再次，学术判断需要在比较中见各自的长短高低。以往学术界过于推崇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而对其他研究法的讨论非常薄弱，一方面淹没了其他著作，另一方面也无法对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给以恰当合理的评价。

本书是享誉西方的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克罗齐的力作，可视为《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的续篇。克罗齐按内在逻辑联系，将系列论文重新排序编辑，结合20和30年代特殊历史条件，深化并完善其历史观和史学理论。全书共分八个部分：作为思想和作为行动的历史；历史主义及其历史；没有历史问题的历史学；历史的确定性与真实性；历史学与政治；历史学与道德；历史学前景以及结论。

作者主要研究范围为近现代及当代史学史，本书是作者近年对二十世纪史学界一些节点和人物的研究文字结集，分为“回眸八十年代”“那些逝去的背影”“重写学术史”“情系当代”四个部分。

Across the humani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have come into question as scholars have acknowledged their common preoccupations with cultural phenomena ranging from rituals and ceremonies to texts and discourse. Literary critics, for example, have turned to history for a deepening of their notion of cultural products; some of them now read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the same way that they previously read 'great' texts. Anthropologists have turned to the history of their own discipline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ways in which disciplinary authority was constructed. As historians have begun to participate in this ferment, they have moved away from their earlier focus on social theoretical model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oward concepts taken from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Much of the most exciting work in history recently has been affiliated with this wide-ranging effort to write history that is essentially a history of culture. The essays presented here provide an introduction to this movement within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The essays in Part One trace the influence of important models for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models ranging from the path breaking work of the French cultural critic Michel Foucault and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Clifford Geertz to the imaginative efforts of such contemporary historians as Natalie Davis and E. P. Thompson, as well as the more controversial theories of Hayden White and Dominick LaCapra. The essays in Part Two are exemplary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and fruitful new work of historians in this genre, with topics as diverse as parades in 19th-century America, 16th-century Spanish texts, English medical writing, and the visual practices implied in Italian Renaissance frescoes. Beneath this diversity, however, it is possible to see the commonalities of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as it takes shape. Students, teachers, and general readers interested in the future of history will find these essays stimulating and provoc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