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明朝历史发展方向的因素是什么？

放眼14世纪的世界，明朝为何做出一个与其他文明不同的选择 ？

在早期全球化历史潮流中，明朝为何错失了历史机遇？

14世纪中期，蒙古帝国开始瓦解，拉开了世界历史新序幕。1368年，在东亚大陆上，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大明王朝建立；与此同时，西欧迎来了“文艺复兴”和此后的新航路开辟；阿拉伯文明在亚欧大陆扩张势力，充当东西方贸易和文化的中介；莫斯科公国在蒙古帝国疆域的基础上，整合罗斯部落，建立起俄罗斯文明。蒙古帝国瓦解后留下的一片权力空间，四种文明开始竞逐其间，勾勒未来世界历史的基本脉络，推动世界近代史大幕的开启。

与其他三种文明相比，孤处东亚的明朝，在疆域政策上，采取“内敛”取向。明朝在大体收复元朝旧疆之后，并未利用强大的国力，追随蒙古帝国的世界扩张脚步，而是重回亚洲，建立 起传统的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中华亚洲秩序”。 在世界走进近代的十字路口之时 ，明朝的这种选择错失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为其他三种文明的扩张提供了历史空间，令人扼腕叹息。但是置身于历史中，便会发现明朝的选择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是地缘政治、文明传统、王朝性格综合而成的必然结果。

作者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选取了明代历史中17个典型人物和事件，以明朝的“内敛”取向为线索，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诸层面，生动讲述了明代纷繁复杂的人与事，深刻揭示了这种繁杂图景背后的深层内涵，并指出这些人与事对明代中 国，乃至世界近代历史的深远影响。

【编辑推荐】

※武则天为何只获得了唐太宗的才人称号？

武则天真的杀死了小公主吗？

武则天为何要为李君羡平反？

如何正确评价永徽政治？

※武则天称帝有哪些舆论准备？

武则天的“内宠”，代表了女皇生活的荒淫？

武周政权为何短命？其症结在哪里？

女皇的故事，为什么武则天成了绝唱？

--------------------------------------------

【内容简介】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历史个案研究无疑蕴藏着丰富的政治与文化的解释空间。然而，梳理武则天的研究史我们会发现，这个聚讼不休的话题，在相当大程度上透视出我们史学的一种基本状况：对武则天的评价，专业史学内部纷争不止，而在“公共史学”领域内几乎一面倒，武则天的形象似乎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新唐书》《资治通鉴》。

◎然而，《新唐书》《资治通鉴》中关于武则天的某些表述，似乎会受到某种政治正确的影响，对于武则天的形象，会根据某一说法、一点影子进行放大，直到事实的性质完全发生改变。而本书以新史学的研究路径，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藩篱，从另一种视角展示了不一样的武则天。

◎本书不是武则天的传记，每一章的讨论皆是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从武则天出生地与故乡的考证，到武则天归葬乾陵，一代女皇的出生到落幕，中间有着哪些精彩纷呈的故事？女皇的故事，为什么武则天成为了绝唱？在本书中，作者用最详实的史料，与古今学者展开对话，抽丝剥茧，力图向读者还原最真实的武则天。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虞云国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邓小南、赵冬梅

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李华瑞

强力推荐！

从陈桥兵变到厓山之战，

王朝奋斗、军事征战、宫廷阴谋、官员贪腐、皇帝昏庸与有为、变法与图强、丧国与建国后宫摄政、权臣执政……

一个王朝的兴亡起伏，尽在这 320年中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晓畅生动的王朝兴亡史。作者以理性平和的格调、浓淡相宜的笔触、丰赡翔实的内容，铺展开两宋320年、18个皇帝波澜起伏之画卷。对太祖太宗创建北宋立定规模，真宗仁宗因循守旧，英宗神宗变旧图新，哲宗绍述熙丰，徽宗钦宗矛盾，高宗偏安东南，孝宗壮志未酬，及南宋后期政治日趋昏暗至亡国等两宋历史诸多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颇为客观、中肯的评价，深入浅出，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宋朝历史读本。

名家推荐：

本书以历史事件为叙述主线，涉及了有宋一朝的主要典制与重大决策，既具言而有征的史学底色，更有总揽全局的史家视野，在勾勒一代大势时兼顾生动的细节，在回放历朝大事时摹绘关键的人物，论史卓有识见，行文畅达雅健，融铸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炉，在宋史入门中洵为深浅相宜而繁简得体的一流读物。

——虞云国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这是一部晓畅生动的王朝兴亡史。作者以理性平和的格调、浓淡相宜的笔触、丰赡翔实的内容，铺展开两宋320年波澜起伏之画卷。全书从整体上把握宋代，章节处处点睛之笔，叙述中有辨析，故事中有道理。彼时的人，彼时的事，或引人深思，或令人激昂，或使人慨叹。复杂套叠的内外连环，鲜明地勾勒出时代的跌宕盛衰。

——邓小南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书较为全面系统地扼要概述了两宋王朝的历史进程，对太祖太宗创建北宋立定规模，真宗仁宗因循守旧，英宗神宗变旧图新，哲宗绍述熙丰，徽宗钦宗矛盾，高宗偏安东南，孝宗壮志未酬，及南宋后期政治日趋昏暗至亡国等两宋历史诸多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颇为客观、中肯的评价。本书资料充实，叙述谨严，文笔流畅，深入浅出，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宋朝历史读本。

——李华瑞 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一部简明扼要、叙事流畅的两宋王朝兴亡史，三百二十年，十八个皇帝，几多千古风流人物，东京梦华靖康耻，西湖风暖厓山惨，历史如长卷，徐徐展开。变革与保守，偶然与必然，内在的稳定与外敌的强大，种瓜得豆的政策选择，历史如长河，逝者如斯。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编辑推荐：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虞云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赵冬梅，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李华瑞 强力推荐

◎全书从整体上把握宋代，章节处处点睛之笔，叙述中有辨析，故事中有道理。既具言而有征的史学底色，更有总揽全局的史家视野，在勾勒一代大势时兼顾生动的细节，在回放历朝大事时摹绘关键的人物，论史卓有识见，行文畅达雅健，融铸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炉，在宋史入门中洵为深浅相宜而繁简得体的一流读物。

理清商周变革的脉络，探寻华夏文明的早期转型

☆编辑推荐

▶一部通俗诙谐的商周历史小说，引领读者穿越晦暗的商周历史，了解华夏文明的早期转型，探寻孔子毕生追求的“理想国”。

▶从“中华文明起源”的主题切入，梳理商周之间的变革历程，从商的血腥祭祀、尚鬼尊神到周的制礼作乐、分封四方、德治保民……且看华夏文明如何开启崭新的基调。

▶有侧重地撷取商周之际百年间的重要人物、事件，以大量的历史情节流畅清晰地描绘历史脉络。

▶采用翔实可信的考古材料、传世文献，吸收前贤学者研究，不颠覆、不戏说，言之有物，尽力还原商周间历史的本来面貌。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讲述了自周族公亶父迁居岐山起，至周公旦病逝之间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周人历史，以及平行时间线下武乙至帝辛几代商王之间的晚商故事。作者以通俗诙谐的语言，按时间顺序梳理了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晦暗经过，向我们讲述了小邦周是如何率领本邦及诸多小方国，推翻了热衷神祀、人牲的商朝，之后革新天下、分封诸侯、制礼作乐。周的种种制度理念成为孔子毕生思想追求的人文渊薮，商周间的历史变革则塑造了华夏文明的基本样貌。

朝贡制度是明清时期中国维持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个经济体系与精心设计的政治结构交织在一起。作为当时的朝贡国之一，暹罗（今泰国）与中国进行了长期的朝贡贸易。本书考察了暹罗在朝贡关系下的海运贸易行为，并分析了中国在暹罗的海外贸易和国内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于暹罗朝廷，朝贡是为了谋取利润，绝不是政治上的臣服。

潮汕人深度参与了朝贡贸易，并在泰国开枝散叶。

泰国香米在17~19世纪的故事。

颜元被认为是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学界之前对他的研究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其思想进行“现代化”误读，二是在深度上开掘有限。本书另辟蹊径，从思想史、生活史相交融的角度，讨论了一个“乡里的圣人”所具有的思想史价值。

相对于传统思想史以“新观点”的提出作为衡量尺度的做法，本书试图提出一种将“平庸的思想者”纳入思想史研究中的思路。

此外，本书亦具有鲜明的方法论意识，广泛采用了“心理史学”“具身认知”等理论，并借鉴了民间文学研究的做法，以期开掘思想史研究的新空间。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虞云国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邓小南、赵冬梅

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李华瑞

强力推荐！

内容提要：

在中国古代史上，因争夺皇权而骨肉相残的惨剧时有发生，然而，有宋一代却大体避免了皇亲国戚之间的权力之争，皇位的转移相对平稳。早在北宋后期，理学家程颐就将“百年无内乱”列为宋代“超越古今者五事”之首。所谓“内乱”，指宗室之祸、母后之祸、外戚之祸、宦官之祸等封建时代常见的政治祸患。此后直到近代，不少学者都持“宋代无内乱”说，但较少详细论证。本书认为，宋代基本“无内乱”，关键在于大体“无内朝”，具体表现有宗室任职受限、后妃较少插手朝政、外戚不预政、无阉祸等，并从道德观念、制度约束，以及皇权政治与官僚政治、皇权与相权、赵家天下与官人世界等多个角度，层层剖析了其背后的原因。

本书行文简扼，逻辑清晰，内容丰富，涉及宋代后宫制度、待宗室外戚之法、士大夫的“克星”作用等，并对宋代皇权虚化论、赵宋王朝的“家天下”统治等进行了反思。

名家推荐：

本书深度梳理了宋代宗室、后妃、外戚等皇亲国戚以及服务宫廷的宦官等诸群体与皇朝政治的历史实相，回应了天水一朝是否形成内朝政治，有无所谓内朝之乱等大问题，并从士大夫政治的蔚然兴起，新儒学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祖宗家法的制度设计等诸多层面，逐次论述其深层原因，最终论断赵家天下仍是“君主专制的必然产物”，辨析切中肯綮，持论通达正大。

——虞云国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书是宋代政治史，也是当年的制度运作史。帝制时期“家天下”结构中，皇亲作为特殊社会群体，对于朝廷政治的影响，无疑值得重视。作者聚焦于此，多角度探研，切中关键，揭示出历史纵的发展与横的关联。书中对于“家天下”、内朝等问题的精彩论述，至今仍然发人深省。通篇叙述生动鲜活，议论冷静中正，分析鞭辟入里，显示出作者洞察透彻的敏锐目光。

——邓小南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书以皇亲国戚的认识价值何在，宋代究竟有无内乱，“家天下”统治应当如何理解，宋代是否形成内朝四个问题为切入点，并在与宋朝前后历史比较中，纵论宋朝宫廷政治，客观评价了宗室、后妃、外戚与宦官在宋朝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朝文官政治的特点，许多论点独具只眼。本书夹叙夹议，条理清晰，文笔流畅，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学术力作。

——李华瑞 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宗室、后妃、外戚、宦官这些皇帝的身边势力，在宋之前和宋之后，给帝制国家造成了难以计数的政治危机，甚至将整个国家拖入战争；唯有在宋朝，这四个群体基本没有出现危害皇帝和朝廷国家的状况。“本朝无内乱”，这是程颐的骄傲；“宋朝无内朝”，这是本书的结论。“无内朝”的制度结构究竟如何？“无内乱”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本书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事例、扎实的论证、明快的语言带你一探究竟。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编辑推荐：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赵冬梅，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李华瑞强力推荐。

◎宗室之祸、母后之祸、外戚之祸、宦官之祸，这些封建时代常见的政治祸患，为何在宋代基本不存在？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宋代，还是“家天下”统治吗？抑或，宋代天子已接近“虚位君主”，宋代政治已接近“君主立宪”？

◎在皇权转移相对平稳的宋代，人性、权力与制度三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幽暗不明与巨大张力？

◎本书将制度史研究与人物和事件相结合，辨析切中肯綮，持论通达正大，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学术力作。

★上追尧舜，禅让称帝，王莽究竟是民选的圣主，还是篡汉的罪人？

★新锐文史作家、网红书评人张向荣首部历史非虚构作品

★罗新、刘勃、陆大鹏力荐

★搁置定论，厘清王莽真容，揭示两汉皇权真相

丰厚细节，再现政途跌宕，叩问儒家使命得失

~~~~~~~~~~~~~~~~~~~~~~~~~~~~~~~~~~~~~~~~~~~~~~~~~~~~~~~~~~~~~~

★传统史学把新莽贬入闰位，把古典末期的这个重要瞬间涂抹得怪诞荒唐。张向荣以深描细察的写作，让读者看到一个充满活力和可能性的转折时代。

——罗新

★写得真好，第一章汉史简述，综合各种前沿成果，信息量超大。具体讲王莽的部分，已有研究本身较薄弱，可依傍的成果较少，行文从基本史料出发，舒缓而缜密，常识与识见，自在其中。

——刘勃

★张向荣博士的《祥瑞》，不仅仅是王莽的传记，而且把西汉的“建国”“建政”大业以及儒家如何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过程梳理得很清晰，令人豁然开朗。这本书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作为支撑，行文深浅适中，结构设计巧妙，幽默风趣，常有发人深思的犀利评论。对王莽、西汉历史和儒家这三个话题感兴趣的读者，都不妨读读这本书。我期待能够读到更多这样面向“受过良好教育、非专家”读者的中国题材历史书。

——陆大鹏

~~~~~~~~~~~~~~~~~~~~~~~~~~~~~~~~~~~~~~~~~~~~~~~~~~~~~~~~~~~~~~

★元始元年（公元前1年）春正月，汉室迎来一件千年未有之祥瑞。来自极远之地的蛮夷“越裳氏”到长安朝贡，献上一只白雉、两只黑雉。白雉出现，意味着天下出现了道德流布四夷的王者。刚即位的汉平帝年仅9岁，越裳氏上一次到中土献雉，还是周成王时期，见的是辅佐幼主的周公。——难道所谓“王者”，是刚刚稳定了西汉政局的大司马王莽？这极有可能是王莽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可臣民们怎样看待这位功德超群的外戚权臣与周公相媲美？是诧异、震惊，还是觉得锦上添花？

★中国历史上，西汉与后世定型的“一家一姓”的朝代不一样。它不仅是一个朝代，更是中国儒家文化首次实现立法的新阶段。同时，西汉也是一个迷信天人感应的时代，在不到两百年的历史中，充斥着谶纬之学。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灾异变化、祥瑞谴告就与现实政治运动紧密相连。

★生于西汉末年的王莽，幼年丧父，并没有得到作为外戚家族成员的优待。他从一介儒生，以其周全的为人处世之道，一跃成为家族寄予厚望的后起之秀。他借助“祥瑞”之说，重返朝堂；又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步步高升，最终合法建立了新朝。那他又是如何在短短的十五年里，就从“天下归心”的“哲人王”成为了一个“天人共弃”的篡汉者？

★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儒家理论的实践者王莽勤劳王事，建辟雍、制礼乐，恢复井田，赢得了同时代其他儒士的认可。那么王莽称帝的真正动力又是什么？王莽到底是邪恶无道的簒夺者，还是复古派的改革家？是儒教立国的决定者，还是演技精湛的政治表演家？

★本书截取汉宣帝到新莽这一历史片段，从“祥瑞”这个视角切入，剖析王莽的个人、家族和政权相关的人物事件，再现了太后王政君、外戚王氏家族、刘姓皇室家族、儒家经师、官僚士大夫等在西汉末年政治舞台的角力，进而重新审视旋涡中心的王莽，以窥他和时代的真貌。

一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的典范之作。深挖清代巴县衙门档案史料，描绘地方县衙吏役的日常综合图景，颠覆人们对吏役的刻板印象，从“爪牙”透视中华帝国晚期的历史。

【图书简介】

书吏和差役，帝国之“爪牙”，基层社会运行和帝国统治不可或缺之人。本书利用清代巴县档案中的丰富素材，向我们刻画了清代巴县衙门的差役和书吏们生动形象。通过辨析史料提供的丰富信息，作者挑战了人们对衙门吏役的刻板印象，探讨吏役在维系帝国统治与基层社会运行中的“合理性”（不可或缺性），从而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这些人物在清代县衙当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并思考其活动是如何可能影响到清代的国家与地方社会之关系。

在构建以“爪牙”为中心的清代基层社会运行的大叙事中，作者表现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将地方史、社会史、政治史，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相结合，展现了更为丰富的学术样貌，对我们深入理解官僚制、国家与社会之关系、话语分析等社会科学所关心的重要问题皆富有学术启发性。

【图书亮点】

1.“超级教授”黄宗智主编的“实践社会科学系列”003号图书；

2.徐忠明、赵世瑜、邱澎生、张泰苏等多位学者一致推荐；

3.深挖历史细节，还原真实图景。本书深挖清代巴县衙门档案史料，脉络清晰，论点集中，在零碎散乱、复杂繁多的档案中，尽可能还原历史细节，合理地描绘出一幅清代县衙吏役的日常综合图景；

4.学术价值较高，学术启发性强。在构建以“爪牙”为中心的清代基层社会运行的大叙事中，作者表现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他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地方史、社会史、政治史，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相结合，展现了更为丰富的学术样貌；

5.译文反复打磨，力求“信、达、雅”。译者忠于英文原著，将西方一些特有的学术表述做了本土化处理，契合清朝的时代语境，贴近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语言流畅，为中国法史学作品如何与西方演变做更有效的比较和对比，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6.本书装帧契合本书内容，融合了《点石斋画报》及渝城图—巴蜀衙门局部等元素。书中还从已影印出版的巴县档案选编、官箴书、清末的《点石斋画报》等史料中选取了若干张档案原件照片、书页和图画，并将其作为中译本封面设计的素材与书内的插图，与本书内容相互映照。

【编辑推荐】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学术著作，皆漫画式地将衙门吏役普遍描述为贪腐成性、一心只为追求自身私利之辈，认为这些“为官之爪牙”的小人物在侵蚀着帝国统治的根基。本书利用清代巴县档案中的丰富素材，向我们展示了与上述刻板形象大为不同的另一幅历史图景。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创制出了并奉行着一些非常精细的惯例、规矩与程序，但这些事实上发挥着行政法律制度之功用的惯例、规则与程序，却不被清代的正式法律所承认，其中一些做法甚至历来被朝廷视为非法并下令禁止。不过即便如此，上述这些惯例、规矩与程序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在弥补着由于缺乏正式规则所造成的空隙。

本书超越那些将衙门吏役简单视为反面人物的刻板印象描述，它不仅在瞿同祖等前辈们所做的先行研究之基础上做出了创新性的学术推进，而且揭示了迥异于马克斯•韦伯所描画的现代西方理性化官僚行政的另一种行政行为模式。

【名家推荐】

《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一书以巴县档案为基本史料，通过辨析史料提供的丰富信息，挑战了人们对衙门吏役的刻板印象。此书的一个耀眼亮点，是以“惯例”为分析工具，考察巴县衙门书吏和差役的人员构成，评估他们的人数与行为，推翻了以往那些印象式的夸张描述。特别是，基于廉洁奉公的高调职业伦理及维护这一伦理准则的律例规定，书吏和差役的定额薪资极低甚至一度被克扣殆尽，办公经费更是严重短缺，从而产生了名目繁多的规费。在清人看来，如果“规费”之外一钱不要，那么就不能算腐败。此书作者认为，吏役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腐败。律例对吏役的规制极为粗略，其所留下的空白，往往由“惯例”来填补。关于书吏和差役的利益分配、内部晋升诸问题，便是由惯例和合约来调整的。这一亮点的启示意义在于，若要理解清代中国的官场运作与民间秩序，则必须关注惯例。此书对吏役之“家族、朋党和派系”的分析，对“权力网络”概念的运用，亦有学术启发意义。

——徐忠明（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虽然中国学者自瞿同祖、缪全吉诸先生以来对明清时期的胥吏有一些开创性的研究，但《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一书利用清代中晚期巴县档案为主要材料所做相同主题的研究，将这一群体置于具体的地方情境和日常行政运作的实况之中，使我们对其的认识更为深入。随着近年来清代县级档案的整理出版和各地大量地方文书的搜集与利用，对这一群体的认识将会更为丰满、多样和细致。因此，此书无论在具体分析还是在理论讨论上，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国家设官，以为民也。故凡官与民亲则治，与胥隶亲则否”（光绪《澎湖厅志稿》卷3“职官”），清官与好官必定要“严打”胥吏吗？针对这类指责书吏与差役的传统中国主流政治论述，《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一书运用详实的巴县档案，矫正了我们习见常闻的惯性思维，并就胥吏如何作为清代政治系统有效运作的重要“非正式制度”，借助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历史社会学理论视野，进行了极有学术意义的对话与发展。

——邱澎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一书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的典范之作，自其出版以来，一直广为学界称誉。该书着眼于清代地方治理的制度结构与社会生态，生动且精准地描述了政府强权与社群自治的互动、交融乃至相互依赖，兼具实证厚度与理论深度。此外，在对县级档案的运用上，该书也是先驱者之一，引领了重大的方法论变革。如今它的中译版面世，对于国内学者来说，是又一次了解、剖析、学习“他山之石”的良机。

——张泰苏（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图书简介】

编辑推荐

◎中国的汉服、韩国的韩服、日本的和服究竟有何异同？

◎中医、韩医、和医是一回事吗？

◎端午节、印刷术、樱花起源地等一系列争议为何会引发中日韩民间严重的对立？

◎中华文化如何在东亚传播，汉字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撕裂东亚世界的民族意识是在何时，以何种 方式产生的？

美国汉学家何肯充分利用现存史料与最新研究成果，回到东亚世界诞生的原点，再探汉字文化圈形成过程，揭示现代东亚各国文化冲突的历史根源。

内容简介

本书从全新的视角讲述了秦汉至隋唐时期东亚历史发展进程及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作者引用大量史料和现代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阐释了中华文化对东亚各国的影响，以及东亚各国对中华文化的吸收与改造。

他综合运用考古学、文献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证据，阐明了东亚各国如何通过将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相融合的方式，发展出既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的东亚文化。

媒体推荐

何肯的这部著作涉猎范围很广，包括土地所有制、贸易路线、移民和军事技术等，时间跨度长达千年。他对中国与周边民族及文明的比较，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视角。他的作品为更加深入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

—— 张磊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何肯的这部重要著作无疑将引发更多关于大学课程中关于区域研究重要性的争论，并将促使东亚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反思将现代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和课堂教学的基本单元的合理性。

—— 布雷特·沃克，蒙大拿州立大学波兹曼分校教授

汗青堂087：本书揭示了皇帝与文官系统四位最有权势的领袖的个人野心和决策议程的互动角逐。

★编辑推荐★

提起嘉靖帝，很多人大概会想起高分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里由陈宝国老师饰演的形象。他在位45年，是明朝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

嘉靖帝可以说是明朝的“话题之王”，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继位时爆发了『大礼议』之争，少年气盛的嘉靖帝联合张璁（张孚敬）等人，斗倒了历经两朝、根基深厚的杨廷和集团，开启了皇权强势的嘉靖时代。

在统治初期，他意气风发，作者以春季来对应，首辅是有从龙之功的张璁。之后在嘉靖帝统治的夏、秋、冬季，嘉靖沉迷道教，夏言、严嵩、徐阶相继粉墨登场，成为首辅大臣。而徐阶为了上位，甘居严嵩之下，百般讨好，待羽翼丰满之后，取严嵩而代之，这段史实堪称政争文的典范。

嘉靖帝在位后期常年避居西苑，练道修玄，却始终牢牢掌控着大明的朝政，精于玩弄帝王心术，试图在大臣之间平稳权力的天平，琢磨人心。

★内容简介★

本书用“四季”来比喻嘉靖帝亲政之后，其漫长统治的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突出标志在于不同的、强有力的首辅：张璁、夏言、严嵩、徐阶，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书中回顾了嘉靖帝从登基到亲政，最终大权在握的全过程，通过详细地分阶段介绍首辅与皇帝的互动：

揭示皇帝如何与大臣合作治理国家？

皇帝如何与成熟的行政官僚体系博弈共存？

从而清晰地呈现了明代中后期的政治运转特点，透视最高统治者与位极人臣者之间的关系。

★学者推荐★

在本书中，作者展现了他对明代政治史料的卓越掌控力，以全景的视角呈现1522—1567年错综复杂而又变化多端的嘉靖朝政局。通过关注四位重要的首辅大臣，他厘清了16世纪中叶宫廷中动荡的政治走向，时间跨度从1520年代的大礼议直至1560年代严嵩的倒台。作者挖掘了皇帝实录，以及这一阶段影响政局的重要人物的私人笔记。他深入描述了嘉靖帝统治的四十年间，皇权与文官系统四位最有权势的领袖的个人野心和决策议程的互动角逐。本书将为明史学者提供最受欢迎的中国近代早期转型关键时期的精细资料，对中国史本科生也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肯尼斯• 哈蒙德（ Kenneth Hammond），新墨西哥州大学教授

本书为嘉靖帝和他的臣属之间的纷争提供了生动的史料支持——这种对抗改变了明朝的政治格局。作者利用丰富的私人信件和官方文件，追溯了皇帝统治的弧线，从他匆匆忙忙、出人意料的登基，到他在礼仪、宗教和战争方面的对抗，再到他老年的暴躁和道教式的隐居。作者以他一贯的天赋写作，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有思想的、信息量大的叙述，让人愉悦。

——彼得• 迪特曼森（Peter Ditmanson），牛津大学伦布罗克学院教授

嘉靖年间的权贵人物、庞大的祭祀活动和宫廷阴谋都在这本书中得到了体现。本书为明代制度史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柯丽德（Katherine Carlitz），匹兹堡大学教授

从三皇五帝到品秩爵位，从中央集权到地方自治，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从正式规章到潜在规则，在古往今来的社会发展中，“制度”扮演着多种多样的角色，也一直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者密切关注的焦点话题。虽然制度研究的历史悠久，然而“制度”为何？它如何形成、如何呈现、如何研究？其变迁的动力又何在？很多问题仍未在学界达成共识。

本书源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系列讲座，聚焦于“制度”这一极富内在张力的对象，邀请阎步克、邢义田、邓小南、刘志伟、侯旭东、应星、周雪光、周黎安、刘世定九位知名教授，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视角，讨论古今中外的制度及制度研究的理论方法，希望在路径的交叉中激活思想，拓宽制度研究的视野。

本书主要考察的是金元时代，处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之下的汉族知识界的整体氛围与环境。宋金元三朝政权的更迭以及北方少数民族接受儒学的速度都导致了华北士人群体的仕途变得格外坎坷。在多种异质文化相碰撞时，一直抱有优越感的汉族知识分子必须要在新的形式下调整心态，重整目标，融入社会。与此同时，为了稳固统治，笼络知识分子以维持政权，异族统治者也面临着一项将儒士招为己用的艰巨任务。然而，只要统治者没有放弃科举晋升之路，知识分子总归会对考取功名保有厚望并因此而依附于朝廷，社会也会因此趋于稳定。

本书具体考察了这个时段华北的科举情况，对当时北方士人的仕途做出了总结，即在南方士人层作为南方社会领导层的地方形成的同时，北方则形成了其独有的“另一种士人层”。

看半小时漫画，通三千年历史，脉络无比清晰，看完就能倒背。 仅仅通过手绘和段子，二混子就捋出清晰的历史大脉络：春秋战国像个班级、大秦过把瘾就死、三国就三大战役、魏晋乱世多奇葩、南北朝盛产败家子、大唐最炫民族风……掀开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略去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每一页都有历 史段子，每三秒让你笑翻一次，而二混子手绘的帝王将相则是又贱又蠢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曹操、孙权，全都和你我一样，有优点和缺陷，有朋友和敌人，他们在历史关键节点迸发出的惊人能量铸就了三千年的精彩中国史。 而你在笑出腹肌的同时，不知不觉已经通晓了历史。

本书大致按朝代次序，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上起盘古开天地，下至清朝覆亡历时几千年的历史。基本线索以政治史为主，兼及经济史、制度史、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的内容，突出每个朝代重要和有特点的问题，尽可能地吸收了史学界较新的、并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研究成果，结合内容配有插图180余幅。

This is a history of China for the 900-year time span of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A senior scholar of this epoch, F. W. Mote highlights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lers and dynasties and probes the cultural theme of Chinese adaptations to recurrent alien rule. No other work provides a similar synthesis: generational events, personalities, and the spirit of the age combine to yield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he civilization, not isolated but shaped by its relation to outsiders.

This vast panorama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largest society in human history reveals much about Chinese high and low culture, and the influential role of Confucian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ideals. Throughout the Liao Empire, the world of the Song, the Mongol rule, and the early Qing through the Kangxi and Qianlong reigns, culture, ideas, and personalities are richly woven into the fabric of the political order and institutions. This is a monumental work that will stand among the classic accounts of the nature and vibranc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fore the modern period.

序 《中國史新論》總序 幾年前，史語所同仁注意到2008年10月22日是史語所創所八十周年，希望做一點事情來慶祝這個有意義的日子，幾經商議，我們決定編纂幾種書作為慶賀，其中之一便是《中國史新論》。 過去一、二十年來，史學思潮有重大的變化，史語所同仁在開展新課題、新領域、新方向方面，也做了許多努力。為了反映這些新的發展，我們覺得應該結合史學界的同道，做一點「集眾式」(傅斯年語)的工作，將這方面的成績呈現給比較廣大的讀者。 我們以每一種專史為一本分冊的方式展開，然後在各個歷史時期中選擇比較重要的問題撰寫論文。當然對問題的選擇往往帶有很大的主觀性，而且總是牽就執筆人的興趣，這是不能不先作說明的。 「集眾式」的工作並不容易做。隨著整個計畫的進行，我們面臨了許多困難：內容未必符合原初的構想、集稿屢有拖延，不過這多少是原先料想得到的。朱子曾說「寬著期限，緊著課程」，我們正抱著這樣的心情，期待這套叢書的完成。 最後，我要在此感謝各冊主編、參與撰稿的海內外學者，以及中研院出版委員會、聯經出版公司的鼎力支持。 王汎森　謹誌 導言 中國史研究的宗教向度 一、引言 2004年的春天，我允諾主編《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之後，在編務上，立刻面臨兩個相互交錯的難題。首先，我必須決定要從中國史的角度看宗教，還是要從宗教的角度看中國史。前者，可以依循中國史的斷代和分期，探討每個時期的「主流」或「優勢」宗教，終極目標是要嘗試界定所謂的「中國宗教」(Chinese Religion)或「中國宗教文化」的特質。換句話說，必須打破以個別宗教作為敘述主體的做法，改從「信徒」、社會或政治的角度去看每個時期的宗教活動、宗教信仰、宗教生活、宗教空間、宗教組織等。後者，則必須以宗教為主體，探討各個宗教的發展軌跡以及彼此之間的競合與互動，側重於分析宗教的傳播與中國政治、經濟、族群、地域文化、日常生活、社會活動、社會形態之間的關係，其盛衰起伏往往貫穿傳統王朝的界限和中國的疆域。當然，這兩者並非毫不相干，更非彼此背反，但是，視角、焦點，與敘述的策略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其次，我必須決定請誰來執筆撰稿。假如選擇要「從中國史的角度看宗教」，那麼，歷史學者將是首選。不過，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台灣，甚至世界漢學界，從20世紀以來，中國宗教史的研究者在歷史學界一直是少數分子，以宗教史為主的研究成果在整體歷史研究中也一向居於邊緣地位 ，要找到一批能勝任又有意願撰稿的歷史學者，恐非易事。倘若換個角度，「從宗教的角度看中國史」，那麼，除了歷史學者之外，便有為數不少的中國宗教的研究者可以選擇，不過，他們之中，或是以當代宗教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人類學者和社會學者，或是傾向理論與教義探討的宗教哲學家，或是偏重文本與儀式分析的文學與宗教研究者 ，其研究取向與歷史研究畢竟頗有差異，其所能涵蓋的時間範圍和議題也和此書所設定的內容有點距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只好回歸到《中國史新論》整套書的編輯旨趣。《中國史新論》是為了慶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八十周年(1928- 2008)而編，也希望藉此書呈現史語所同仁最近一、二十年來在史學課題、領域及方向的墾拓成果，讓外界認識史語所的新發展和新風貌。既是如此，那麼，撰稿者當然是以史語所的同仁為主力。因此，我便向史語所的歷史學者發出邀稿函，並說明我對於《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的編輯和撰稿構想，其大意如下： 一、時代分期採較寬鬆的方式，並側重於兩個分期之間的轉折。簡單的分是：上古至中古(先秦至秦漢)；中古至近代(六朝至唐宋)；近代至現代(宋元明清到目前)。每一個人可以集中於探討某個時期(或朝代)的宗教，但盡量簡略的交代其源流和後續發展。 二、每個時期只探討當時的「主流」或「優勢」宗教，至於主流或優勢的界定，可以從政府認可、信眾數量、社會影響力等方面著眼評估。當然，每個時期不一定只有一個主流或優勢宗教。 三、盡可能從研究課題、對象、角度、材料、與方法方面尋求創新與突破，尤其是以往較被忽略或爭論不休的課題，可以優先探討。 結果，我獲得了還算熱烈的回應，共有10位同仁提出了打算撰寫的題目，其時代恰巧可以涵蓋上述的三個分期 ，不過，最具中國本土色彩的祠廟信仰與道教，在近代中國相當蓬勃的「新興宗教」(或稱之為「民間宗教」、「秘密宗教」、「教派宗教」)，以及與明清中國社會關係頗密的天主教，卻無人處理。於是，我便向史語所之外的歷史學界同行求助，也獲得康豹(祠廟文化)、莊宏誼(道教養生)、黎志添(道教科儀)、張先清(天主教)、王見川(新興宗教)五位朋友的正面回應。 在這之後，我們在2007年5月舉辦了「中國史新論‧宗教篇與性別篇」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7/5/1-3)，檢視大家所完成的初稿，並請同行的專家提出批評和建議，讓所有的撰稿人進行修正。當時，我非常樂觀，認為可以順利在2007年年底收齊所有修訂稿，然後展開送審與編輯作業，如期在2008年10月22日史語所所慶之前刊印。沒料到，所有出版前的集稿、審稿、改稿工作，一直到2009年年底才算完成。在編輯《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的這四、五年之間，其實發生了不少意料之外的事。 先是柯嘉豪離職赴英任教，卓鴻澤辭職返回馬來西亞，我則被借調至國立中興大學任職。接著，康樂逝世，蒲慕州退休轉至香港，林純瑜也結束她在史語所的博士後研究。人事的變化與波動，不僅造成我情緒的起伏，也的確影響了此書的進度。尤其是我所敬愛、親近的康樂突然仙去，一方面對我的心理造成巨大的衝擊，讓我不由停步，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及走向。另一方面，康樂的遺稿未及修整並完成結論，我不斷依違於捨留之間。要捨，這畢竟是他去世前仍在勤奮經營中的稿件，恐怕也是他留給世人的最後一篇學術論文。要留，則必須有人賡續其業，代完其稿，可是，其專業領域又罕有人能窺其堂奧。不過，在長考之後，我還是決定收錄其遺作，在不變動其本文、原意的情形下，由我自己操刀，以續筆的形式補寫其結語。因此，除了3位撰稿人因另有考慮之外，此書總算在2009年收齊了12篇論文。 這12篇論文雖然遠不足以呈現中國宗教的各種面貌，也無法交代清楚任何一種宗教在中國社會的興衰起伏，但是，其所觸及的若干議題仍然值得中國史或及宗教史研究者省思。舉其大者而言，至少有下列四點。 二、宗教的定義 1920年代，梁啟超(1873-1929)在北京的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時，曾針對中國宗教史研究提出一些極富爭議性卻影響深遠的看法 。他是將宗教史放在「文化史」的範疇來談，認為宗教和語言、文字、神話、學術思想、道術(哲學)、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美術同屬「人類思想的結晶」，但是，必須具備「超現實世界的」「教義」和「教會」這兩個條件，因此，梁啟超強烈質疑中國究竟是不是一個「有宗教的國家」。 同時，他也反對康有為當時所倡導的「孔教」運動，否定儒家是一種宗教 ，在先秦的流派之中，他只承認「墨家略帶宗教性」，但因沒有天堂及死後世界的觀念，所以，墨家仍不能算是宗教 。 基本上，梁啟超認為「中國土產裡既沒有宗教」，因此，「著中國宗教史主要的部分，只是外來的宗教了」。他所說的「外來的宗教」，是指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包括景教、耶穌教、天主教等)，而在這些外來宗教之中，他認為只有佛教「有很多精彩的書」，值得研究。不過，他還是覺得，佛教也不適合作為中國宗教史主要的研究對象，他說：佛教「應該擺在哲學史裡抑宗教史裡還是問題。為著述方便起見，擺在哲學史更好」，「中國宗教史祇能將某時代某宗派輸入，信仰的人數，於某時代有若干影響，很平常的講講而已。雖或有做的必要，卻很難做得有精彩。」 他唯一肯定的是「中國人對於外來宗教的一般態度」，「很值得一敘」。 不過，梁啟超也沒有忘記，中國還有一個「道教」。對此，他的態度顯得有點自我矛盾。他一方面覺得道教「很醜」，和中國社會無多大關係，對於「中國國民心理無多大影響」，令他覺得「羞恥」，可是，另一方面，他還是承認「做中國宗教史又不能不敘」道教，卻不交代理由。我想，他之所以不得不接受道教，恐怕是因為道教不僅有「教義」也有「教會」，完全吻合他對於宗教的界定。更奇特的是，他雖然質疑中國有沒有本土宗教，卻還是說「做中國宗教史」，「有一部分可寫得有精彩」。這個部分，就是「祭祀」，尤其是貫穿祭祀的核心觀念「報」，以及祭祀的對象「神」。他最後的結論是： 做中國宗教史，依我看來，應該這樣做：某地方供祀某種神最多，可以研究各地方的心理；某時代供祀某種神最多，可以研究各時代的心理，這部分的敘述纔是宗教史最主要的。至於外來宗教的輸入及其流傳，只可作為附屬品。此種宗教史做好以後，把國民心理的真相，可以多看出一點；比較很泛膚的敘述各教源流，一定好得多哩。 由此可見，對於梁啟超而言，研究中國宗教史應該以中國人所奉祀的「神」為主要對象，藉以理解中國人的「心理」(心態)。但是，光有「教義」而無「教會」，其實並不符合他自己對於宗教的定義。 總之，梁啟超針對中國宗教史研究所發的一些看似精彩卻又矛盾的言論，主要是因為他替「宗教」畫下了一個非常清楚的範疇，而他所依循的標準，即兼具教義與教會，基本是基督宗教的特質。若以此為普世的標準，在研究「非基督宗教」世界的「宗教」時，便會遭遇不少的困難，有些社會甚至會被認為沒有「宗教」。因此，要探討中國的宗教及宗教史，還是必須先說明我們對於「宗教」的定義。而針對這個課題，蒲慕州在本書中有相當精細的討論。他認為：「宗教是對於『人外力量』的一種信仰。這種力量可以主動或被動的作用於人和社會之上，從而改變其命運。由於這力量的運作必須經過某種媒介體，才能將力量作用於人和社會之上，這些媒介體就形成了一般所謂的信仰對象。他們可能是有生命或無生命的，也可能是自然或超自然的。他們可能是祖先、神靈、鬼魂，甚至草木鳥獸等具有某些獨立性格的個體，也可能是力量本身。」因此，舉凡鬼神、死後世界、禁忌、陰陽五行、巫祝活動、祠祀等，都可以納入宗教研究的對象。 臺灣多數的歷史學者應該可以接受這樣的論點，事實上，他們大多揚棄了有無「教會」這個判準，將一些「組織性的」(institutional)和「擴散性的」(diffused)宗教等量齊觀。不僅探討有教團、教會組織的佛教、道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等宗教，也研究那些沒有特定組織的巫覡、民間信仰、官方祀典等。即連備受爭議的「儒教」，也有人深入探究。不僅如此，非漢民族統治中國時所帶來的傳統信仰，如蒙古、女真、滿族的薩滿教(shamanism)，也受到重視。而從宋代之後，在中國社會不斷出現的一些混合型的「新興宗教」，如白蓮教、八卦教、天理教、羅教、齋教等，也有人投入研究。 三、宗教與政治 在中國社會，「政治」可以說是無所不在。從個人的生活、思想、舉止、信仰，到群體的組織形態、家庭結構、經濟活動、風俗習慣、生命禮儀、知識教育、文藝創作、科技發展、流行品味等，幾乎都無法避免「政治力」的介入、滲透、控制或影響，宗教也不例外。康樂在本書的論文中便稱中國為「政教合一制」(Caesaro-papaism)的國家，政治秩序與文化、道德秩序一元化。歷代的政權爭逐者無不想盡辦法，運用各種宗教的儀式或手段，將自己塑造成擁有「天命」的統治者，宣稱自己是在人間遂行「天」(神)意志的「天子」或中介者，甚至是「天」(神)化身或降世以治理天下。而一旦掌握政權，統治者便必須利用並控制宗教，使其有利於自己「支配」(統治)的「正當性」，而一旦挑戰或危及政權，便予以壓制或消滅。因此，任何宗教在中國社會的興衰起伏，往往視其與政治(尤其是君王)之間的敵友、親疏關係而定，而統治者也往往會選擇接受甚至信仰有利於鞏固其政權的宗教。當然，過度依附政權或仰賴統治者庇蔭的宗教，雖可取得一時的榮寵並擴張勢力，但一旦失去君王的寵信或政治上的特權，若無其他穩固的社會基礎，其衰微也會相當迅速，就以清代來說，天主教、道教(天師道；正一派)和儒教便前後失去統治者的尊崇，也造成其生存與發展的困境。 在本書的論文之中，林富士便以先秦「絕地天通」的神話、秦漢時期的「祀典」、以及巫者政治社會地位的陵替，說明中國古代統治者的宗教控制。其次，康樂詳述中國中古時期來華的印度佛教，如何放棄或放鬆「沙門不敬王者」的主張和論述，轉而以「一佛一轉輪王」及「轉輪王即佛」的觀念調和中、印之間的文化衝突，並以佛教的論述提供中國君主在取得政權及建立支配「正當性」時的理論依據或「天命」來源。劉淑芬則探討南朝政府對於社會的控制，包括禁碑令、符伍制，以及對中國佛教(經典的正統性)的控制。她認為這些措施造成南方絕少石佛像，沒有像北方那樣處處有僧、俗共同組成的信仰團體，也較少有中國撰述經典的流行。這也使得南方沒有以僧人為首腦的佛教徒叛亂事件，相對的，也沒有發生政府禁抑佛教的滅佛事件。此外，陳熙遠剖析「孔教會」以及許多以「孔」、「儒」為名的社團在民國初年大量出現的現象，認為這是孔教傳統因應權力結構的改變，試圖轉向民間社會以尋找制度性的出路的一種表現。而卓鴻澤則藉由明武宗正德皇帝(1506-1521)對番教(西藏佛教)與回教(伊斯蘭教)的宗教態度，指出中國皇帝宗教信仰的「透明度」問題。他認為，宗教信仰作為皇帝日常生活的部分，自有其純屬個人信仰上追求的理由，其中或有家庭文化的背景，而不具有民族與國家策略因素的考量。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或許也可以說，皇帝雖然也有信教的自由和個人的信仰偏好，但當其個人宗教信仰與國家「祀典」或統治階層、多數百姓的主流信仰歧異之時，其最佳策略似乎是「隱晦其事」。 四、宗教與基層社會 本書強調要從「信徒」的角度去看宗教的發展，因此，便格外重視宗教在日常生活(daily life)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宗教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而其交會點就在於所謂的「基層社會」或「地方社會」，有些學者甚至稱呼這種視野下的宗教為「社區宗教傳統」(communal religious traditions)。當年梁啟超說中國宗教史若研究「祭祀」會相當精彩，其實已指出中國宗教這個相當重要的特質或面向。「祭祀」一直是中國社會最主要的宗教活動，而這種活動的運作，主要是透過各種層級的政府組織，以及各種規模和性質的社會組織(如家庭、村落、學校、行會、宗親會等)。 蒲慕州在本書的論文中便指出，以時日的運行、季節的輪替為主軸所發展出來的宗教活動，以及因應生活中的生老病死所發展出來的信仰宜忌，從先秦到兩漢時期，一直是官方與民間社會生活的重心之一。其次，劉淑芬透過造像碑不僅揭示了南北朝時期佛教信仰的南北差異，還讓我們清楚的看到北朝基層社會的宗教結社與宗教活動。至於莊宏誼與黎志添二人有關道教的論文，一位是透過養生文化，探討宗教如何影響其信徒的身體修煉及生活禁忌；另一位則是透過科儀活動，探討宗教發展與地方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此外，張先清探討清代乾、嘉、道(「百年禁教」)時期天主教的傳教活動，指出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是在知識階層中透過科場與文社關係傳播；清代前期轉而以家庭為基礎組成的親緣網絡、以地域關係為基礎的地緣網絡，和以行業為基礎的職業網絡，作為傳播通路；乾、嘉、道時期，雖然朝廷禁止天主教公開傳播，但是以親屬、鄰里與職業構成的複雜社會關係網絡，仍讓天主教得以繼續在中國社會中保存並發展。而康豹(Paul R. Katz)則指出，從帝國晚期到現在，寺廟儀式一直與中國地區社會有著複雜且連續的關係。地方社會的寺廟儀式正好位於掌握權力的三群人(官員、地方菁英、神職人員)的三角網絡中心，他們相互連結，或是由上往下進行控制與改革，或是由下向上爭取合法性與主體性。換句話說，透過基層社會的宗教活動，我們往往可以看到各種社會階層、社會群體，及利益團體之間的權力爭衡和資源分配，也可以同時看到中央的政治介入和地方的文化認同與社會動員。 五、外來宗教 「外來宗教」(尤其是早期的佛教和近代的基督宗教)一直是研究中國宗教的學者無法忽視的對象和課題，其中，最受注目的議題包括：一、因宗教傳播而帶來的非宗教範疇的「文化輸入」，例如，物質文化、語言、文學、藝術、科技、生活方式等；二、入華之後對於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各種衝擊和影響，例如，禮制衝突、風俗變化、宗教論爭、思想轉折、經濟活動、價值觀念等；三、「外來宗教」的「本土適應」、「宗教融混」或是所謂的「漢化」(sinification或sinicization)、「中國化」，例如，佛教的「疑經」(「偽經」)制作與「三教合一」論、天主教的「祭祖」與「尊儒」等；四、中國人對於「外來宗教」的負面態度與敵對反應，例如，早年的「滅佛」、近代的「教案」等。 在本書的論文之中，柯嘉豪特別針對佛教的「漢化」問題提出檢討。他認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的確發展出不同於其原生地印度佛教的面貌，但是，這不能簡單的歸結為中國改造了佛教，或是說佛教征服了中國。在他看來，以「漢化」說立論並不適切，因為，這一方面預設了有一個原初或本質的佛教；另一方面，「漢化」概念的佛教研究極易忽略不同民族、地區、階級與性別的信徒在中國佛教史上所扮演的多元角色。事實上，在文化接觸過程中，雙方都是積極、有意識的在進行「涵化」(acculturation)。他認為，「中國人」一方面透過外來的佛教重新定義中國文化的意涵，並使佛教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佛教的思想、規範與物質文化也同時深刻的轉化了中國文化的內容。 此外，李尚仁針對19世紀來華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倪維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 1829-1893)的「驅魔傳教」，則具體的闡述了「外來宗教」在中國社會的「涵化」。他指出，19世紀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遭遇到當地人被鬼附身的現象，而倪維思的著作記載了當時西方傳教士和中國信徒對於超自然現象的態度和看法。倪維思一方面討論基督教傳教士對中國傳統信仰的看法與批評，另一方面則透過對中國人著魔現象的探討來回應當代科學對基督教信仰的挑戰。同時，李尚仁也指出，驅魔之所以成為基督教傳道人的傳教策略，其實是立基於中國的傳統信仰。換句話說，當兩種文化接觸之時，即使是以宗教傳播的方式在進行，也很少是單向的傳輸、代換或征服，通常雙方都會因接觸而同時產生變化。 六、結語 想要以一本書或12篇論文就清楚的呈現中國宗教的風貌，或完整的交代中國宗教發展的歷史軌跡，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本書也不敢有此妄想。不過，誠如以上的介紹和討論所示，我們至少對於中國宗教有了比較明確的界定，對於中國宗教的範圍、內容和特質有了比較扼要的描述，對於中國的政教關係有了比較細密而多元的論述，對於宗教在中國基層社會及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比較豐富的詮釋，對於外來宗教與中國本土文化之間的互動也有了比較均衡的看法。我相信，這12篇論文，至少可以提醒中國史的研究者，無論是要探討中國的政治、經濟，還是社會、文化，都不應忽略其宗教向度。 後記：本書得以完成，首先，必須感謝史語所前所長王汎森院士的囑託、提示、敦促和耐心的等待。其次，必須感謝所有撰稿人的「慷愾赴義」與「配合演出」。此外，本書在邀稿、集稿的過程中，林純瑜博士出力甚多，特此致謝；而在送審、編輯、校訂的過程中，陳藝勻女士多所襄助，無限感激。最後，謹以本書獻給供養我多年的史語所，以及未能看到本書出版就駕鶴西歸的康樂學長。 林富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