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文通才王力》是中国近百年来最伟大的语文学家——王力先生的传记，书中以时间为顺序，具体介绍了其：由失学到自学的早年岁月、爱情事业双双飞、从清华大学到巴黎大学、风雨西南、北大铸辉煌、腥风血雨、文字改革的领导者、最后时光等人生经历。

本书是赵元任（1892—1982）的全传，为我社“大家传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著名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泰斗级的人物，其学术贡献受到广泛肯定，其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具有传奇色彩。 本书涉及传主在科学、语言学、艺术创作与人生历程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材料扎实，具有严谨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可读性。本书作者苏金智博士，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社会语言学与媒体语言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文字应用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会长，中国民俗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有很高的学术建树与影响。赵门弟子、百岁老人吴宗济病中为本书作序，赵元任女儿新那教授倾情推荐。 关于传主赵元任 □ 他被世界学术界尊为“汉语言学之父”。 能说33种方言，精通多国文字，是开辟中国现代语言学、语音学、方言学的前驱。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 □ 他32岁时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并列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 □ 他主修数学、哲学，却能在中外名校如清华、康奈尔、哈佛、耶鲁、伯克莱等讲授物理、心理学、哲学、语言学、音乐等。 □ 他替中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我国第一位能成熟运用西方和声和转调技巧的作曲家；第一位赋予钢琴伴奏表现功能的作曲家；第一位用新诗来谱歌的人。 □ 他是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他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他参加筹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他是第一位做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的中国人。 □ 他以四角印花邮票无仪式结婚通知书成就了一个甲子为人所羡慕的婚姻。 □ ••••••

《方桂与我五十五年(增订本)》内容简介：读了徐樱姊的书稿，感慨万千。方桂比我大九岁，但我们可说是同时代的人。我们的历程，相同处实在很多。我们都经过了历史上未有的变化，我们都想从学术贡献于国家的现代化，我们都经过了关系国家存亡的抗日战争。一生播迁，弦歌未辍，我们都是幸运的人。 早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听见了方桂的名字，知道他是一个杰出的青年语言学家。国学主张“读书必先识字”，所以文字学，那时叫作小学，是国学的一重要部分。等到方桂同赵元任先生等把范围扩充到语言，利用近代的方法，就奠定了中国语言学的基础。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三十年代方桂曾获中央研究院的杨铨奖。那时中研院有两个全国性的奖：人文科学的杨铨奖和自然科学的丁文江奖，是国家最重要的学术奖，当事者无意续办，便都削减了。在方桂以后，我曾获丁文江奖，所以我们可说有“同榜之雅”。 我们初见大约在五十年代在芝加哥。那时我在芝大教书，方桂来教一个夏季。一见如旧识，两家相聚为欢。方桂寡言，樱姊热诚，我们对事的看法，有不少相同之处。

本书根据英国丰塔纳出版社《现代大师》丛书中的“Saussure”翻译。此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现代英语语法》作者之一、伦敦大学校长夸克认为，卡勒对索绪尔的理论作了出色的介绍。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都把此书列入研究索绪尔的参考书目。

《赵元任早年自传》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前三十年的自传。赵先生在语言学领域是卓然大家，学术泰斗，不世出的语言天才。在这本自传中，赵先生用散淡平实的白话文将成长经历娓娓道来。而且在这本小书中，赵先生还幽默地夹杂了大量语言学的典型例子，读来饶有兴味。

《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讲述了：早在1920年代，高本汉（1889-1978）就因其在中国方言和语言史领域开创性的研究工作而蜚声国际，其成果体现在构拟汉语早期的两个语言阶段：中古汉语（公元600年代）和上古汉语（公元600年前）。这种对古汉语的构拟为高本汉对公元前10世纪初的重要文献进行划时代的文字学研究开辟了道路。对古典文献的诠释、对语法的研究和对词典编纂的贡献，凸显了高本汉高深的造诣和科学的精准。为数不多的几部较为重要的语言科学和文字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一部分还被译成日文。他凭借雄厚的语言科学功底对中国古代青铜器断代的研究成果，也属于他的伟大科学研究成果。 高本汉没有涉足甲骨文的研究。作为瑞典人文学院的杰出成员，他为促进瑞典人文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高本汉的门生相对较少，但是全世界几代汉学家都尊崇他为学术大师。 马悦然是高本汉的得意门生，他在这部回忆录里描写了自己的老师在延雪平度过的青少年时代、始于1904年的辉煌科学研究生涯——从上中学开始，延续了七十多年。同时，我们还能看到一位勤奋科学家背后的、生活中的高本汉。

在本书中，彼得·伯克将带领我们探索从印刷术发明到法国大革命之间欧洲语言的社会与文化的历史。书面的、口头的，不断交融的、彼此竞争的……语言，作者具体而微地为我们展示了这一时代的语言纷乱而异彩纷呈的面貌。 本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语言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地区、教派、职业、性别乃至民族，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共同体中，语言不仅是区分“他者”的工具，同样也是确认“自我”身份的途径。语言间的竞争同样引人注目。曾经至高无上的拉丁语与逐渐勃兴的地方语言之间、不同的地方语言之间争夺统治地位的竞争构成了始终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过程的文化潜流，成为近代历史进程中一条不可忽视的线索 作为当代第一流的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再次展示了他贯通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的出众技巧，以及吸纳整个欧洲的宽广视野。无论是对欧洲历史与文化有兴趣的普通读者，还是关注“语言史”这一领域的专业人士，都能从本书的阅读中的得到启迪与乐趣。

“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生作用。”犹太人、语文学者克莱普勒在可怖的生存环境中、在德累斯顿的犹太人居所里记下了他的观察——第三帝国时期，语言是如何走向堕落的。作为一部诞生于恐怖年代的经历之书，本书以骇人而真实的方式呈现出纳粹统治残忍的日常性。 这本“世纪之作”既是历史书写的杰作，也是一流的历史文献。它记录了一位语言和文学家在无望的纳粹时代实施的自我拯救，令所有的历史书籍在它面前相形见绌。 “在我的日记本里，LTI这个符号最初是个语言游戏，带有模仿戏谑的意味，然后很快就成为一种仓促的记忆的紧急救助了，作为在手帕上系的一种结扣，没过多久，它又成为那全部苦难岁月里的一种正当防卫，成为一种向我自己发出的SOS呼叫。” ——维克多﹒克莱普勒

为什么你看到的世界不一样？ 因为你说的不一样。 《荷马史诗》中，把天空形容为黑色，蜂蜜形容为绿色，大海形容为紫罗兰色。《圣经》把鸽子的羽毛形容成绿色。直到20世纪，澳洲一些土著还没有表示蓝色的词。 两个世纪前的学者们排除了这是诗歌修辞的可能，提出了更惊人的论点：古人的 眼睛没有进化到我们现在的程度，也就是说，古人普遍是色盲。 事实是这样吗？从奇怪的颜色词汇出发，语言学家盖伊·多伊彻（Guy Deutscher）沿着大众和学者对语言的认知演变，一路做着刨根问底的调查，并从颜色延伸到了不同语言的语法和性标记，语言里的方位体系，从多个角度来讨论了核心问题：我们的语言是与生俱来的，还是被文化塑造的？语言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吗？讲不同语言的人，看到的世界，观察和感受世界的方式都不同吗？ 曾经大家以为，语言是平面镜，直观地反映着你和你所处的社会。一目了然。 现在，我们知道，语言是透镜，可以修饰、改变、塑造你的世界观。曾经你觉得理所当然的事，其实只是因为，你生活在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文化中。 讲着不同语言的你我，因此可以享受各自丰盛的世界，拥有不同的回忆，成为不同的人。

日本学者罕有会得到中国知识人的热烈喝彩的，小森阳一却是个例外。他对日语民族主义“忤逆式”的批判；对多种领域——语言学、历史学、思想史、国语学等等决定性的置换；从国语视角对日本现代化的全盘考量，都引发了国内知识界的强烈共鸣和思考，而这一切，都在本书中的文字得到了见证。

本书收录巴特的两种著作，前者约14万字，后者2万余字。1952年巴特进入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从事词汇学和社会学研究，在其后的七年间在《新文艺》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揭露大众文化迷思的文章，后来集结成《神话修辞术》(Mythologies, 1957)。从此，巴特被公认是关于我们怎样通过语言、服饰、手势相互交流的最有独创性的评论家之一。60年代初期，巴特在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研究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他对传统学院文学理论观点以及大众文学形态作了论述，其独特的观点被称为新批评，引起其他思想家的不满，认为他漠视和不尊重文化中的文学根源。巴特则发表《批评与真实》（Critique et verite, 1966）与其对抗，控诉那种陈旧的、布尔乔亚式的不重视语言细节、刻意忽视其他理论概念（如马克思主义）挑战的批评方式；他热情地呼吁读者要摆脱既成观念，按照现代思想看待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总是先由一种语言与其自身的冲突组成的。

本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是古典文学研究界最早采用语言的眼光看待古典诗歌的著作之一。作者深刻地指出，古典诗歌具有独立的语言系统，采用的是独特的言语。这样，作者不是对一篇一首的诗词进行微观的分析，而是从宏观的语言体系的角度对于古典诗歌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体风貌和动态发展做出把握。

古代汉语这一门课程，过去在不同的高等学校中，在不同的时期内，有种种不同的教学内容。有的是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韻、训诂，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经过1958年的教育革命，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教学必须联系实际，许多高等学校都重新考虑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以为它的目的应该是培養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而要达到这一个目的，必须既有感性知识，又有理性知识。必须把文选的阅读与文言语法、文字、音韻、训诂等理论知识密切结合起来，然后我们的教学才不是片面的从而提高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至于汉语史，则应该另立一科；汉语史是理论课，古代汉语是工具课，目的要求是不相同的。 北京大学在1959年进行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改革，把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此外还有许多高等学校都以培養阅读古书能力作为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

古代汉语这一门课程，过去在不同的高等学校中，在不同的时期内，有种种不同的教学内容。有的是当做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做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韻、训诂，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经过1958年的教育革命，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教学必须联系实际，许多高等学校都重新考虑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以为它的目的应该是培養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而要达到这一个目的，必须既有感性知识，又有理性知识。必须把文选的阅读与文言语法、文字、音韻、训诂等理论知识密切结合起来，然后我们的教学才不是片面的从而提高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至于汉语史，则应该另立一科；汉语史是理论课，古代汉语是工具课，目的要求是不相同的。 北京大学在1959年进行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改革，把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此外还有许多高等学校都以培養阅读古书能力作为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 北京大学1959年度的古代汉语讲义只印了上中两册，1960年经过了又一次改革，另印了上中下三册，都没有公开发行。讲义编写主要由王力负责，参加工作的有林焘、唐作藩、郭锡良、曹先擢、吉常宏、赵克勤、陈绍鹏。此外，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专业1957级同学也参加了1960年度的古代汉语中下两册的文選部分的编写工作，研究生陈振寰、进修教师徐朝华也参加了上册的部分编写工作。 1961年5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選计划会议开过后，成立了古代汉语编写小组，决定以北京大学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並参考各校古代汉语教材进行改写，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科书。 编写小组集中了北京大学、北京师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古代汉语教学方面一部分人力，分工合作，进行编写。 本书除由主编王力负责全盘工作外，编写小组内部再分为文選组和常用词通论组。文選组由萧璋负责，常用词通论组由马汉麟负责。具体分工如下： 文選部分执笔人： 萧璋（北京师範大学）刘益之（中国人民大学） 许嘉璐（北京师範大学）赵克勤（北京大学） 常用词部分执笔人： 王力（北京大学）吉常宏（北京大学） 通论部分（包括绪论及附録）执笔人： 马汉麟（南开大学）郭锡良（北京大学） 祝敏徹（兰州大学） 编写小组的任务是艰钜的。北京大学的讲义只是初稿，距离公开出版的要求尚远。这次几个学校的同志在一起合作，除了肯定文選、常用词、通论三部分结合的总原则以外，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北京大学原有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加以必要的修改和補充。文選部分更换了一些篇目，重写了解题和说明，特别是在注释方面作了很大的变动。常用词部分变更了一些体例和解释，並且随着文選的更换而改变了词修的次序。通论的章节和内容也都作了很大的变动。 每一篇稿子都经过组内讨论，组外传观並签注意见，最后由主编人决定。有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还经过全体讨论。我们自始至终坚持了这种讨论方式；我们认为这样做可以集思广益，更好地贯徹百家争鸣的精神和发挥集体主义精神，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书的质量。 1962年1月，上册讨论稿出版。在这个时候，召集了座谈会，出席者有丁声树、朱文叔、吕叔湘、洪诚、殷孟伦、陆宗达、张清常、冯至、魏建功诸先生，姜亮夫先生也提出了详细的书面意见。会议共开了一个星期，主要是讨论上册的内容，但最后也对中下册的内容交换了意见。 上册讨论稿分寄各高等学校和有关单位后，陆续收到了回信。有些是集体的意见，有些是专家个人的意见。从1962年1月下旬起，我们开始进行上册的修订工作，同时考虑到，上中下三册应该压缩为上下两册，以便更适合于教学计划的要求。体例上也作了改动，把文選各篇的说明移作注解，或迳行删去。我们的修订工作除充分地吸收专家们和各校的意见，进行必要的修改外，还趁此机会再深入发现问题，改写了不少的地方，上册增加了一个单元，其他单元也进行了部分的改写。因此，直到同年7月底，才算把上册修订完毕。 本书全稿曾请叶圣陶先生审阅。 总起来说，这一本《古代汉语》上册已经四易其稿。我们知道其中的缺点还是很多的；如果有若干成续的话，那是和党的领导分不開的，也是和全国专家们以及担任古代汉语的教师同志们的鼓励和帮助分不開的。我们编写小组虽然祇有九个人，但是这一本书的编成，则有千百人的劳动在内。我们谨在这里向曾提宝贵意见的专家们和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忱。 最后，我们希望读者特别是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工作的同志们随时不吝赐教，让我们能够根据广大群众的意见来修订这本书，使它逐渐趋于完善。 王力 1962年7月

本书讲解翻译的基本知识，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论述，又有具体细微的实践指导，篇幅短小，深入浅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以来，在华语世界广为流传。 全书凡十八章，前半部纵论古今，介绍翻译的历史、语言学基础、规则、标准，有如知识小品，即使不通外文者，读起来也会兴致盎然；后半部教授翻译的具体步骤，俯拾引用当时欧美优秀作家文句及中国古典作品为例，由简及深，纠偏取正。附录部分列举大量误译实例进行评述改译，可供读者研习实战技巧。 读者可通由此书领略翻译的魅力，掌握翻译的基本知识，增进翻译的能力。

古代汉语这一门课程，过去在不同的高等学校中，在不同的时期内，有种种不同的教学内容。有的是当做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做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韻、训诂，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经过1958年的教育革命，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教学必须联系实际，许多高等学校都重新考虑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以为它的目的应该是培養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而要达到这一个目的，必须既有感性知识，又有理性知识。必须把文选的阅读与文言语法、文字、音韻、训诂等理论知识密切结合起来，然后我们的教学才不是片面的从而提高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至于汉语史，则应该另立一科；汉语史是理论课，古代汉语是工具课，目的要求是不相同的。 北京大学在1959年进行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改革，把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此外还有许多高等学校都以培養阅读古书能力作为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 北京大学1959年度的古代汉语讲义只印了上中两册，1960年经过了又一次改革，另印了上中下三册，都没有公开发行。讲义编写主要由王力负责，参加工作的有林焘、唐作藩、郭锡良、曹先擢、吉常宏、赵克勤、陈绍鹏。此外，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专业1957级同学也参加了1960年度的古代汉语中下两册的文選部分的编写工作，研究生陈振寰、进修教师徐朝华也参加了上册的部分编写工作。 1961年5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選计划会议开过后，成立了古代汉语编写小组，决定以北京大学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並参考各校古代汉语教材进行改写，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科书。 编写小组集中了北京大学、北京师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古代汉语教学方面一部分人力，分工合作，进行编写。 本书除由主编王力负责全盘工作外，编写小组内部再分为文選组和常用词通论组。文選组由萧璋负责，常用词通论组由马汉麟负责。具体分工如下： 文選部分执笔人： 萧璋（北京师範大学）刘益之（中国人民大学） 许嘉璐（北京师範大学）赵克勤（北京大学） 常用词部分执笔人： 王力（北京大学）吉常宏（北京大学） 通论部分（包括绪论及附録）执笔人： 马汉麟（南开大学）郭锡良（北京大学） 祝敏徹（兰州大学） 编写小组的任务是艰钜的。北京大学的讲义只是初稿，距离公开出版的要求尚远。这次几个学校的同志在一起合作，除了肯定文選、常用词、通论三部分结合的总原则以外，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北京大学原有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加以必要的修改和補充。文選部分更换了一些篇目，重写了解题和说明，特别是在注释方面作了很大的变动。常用词部分变更了一些体例和解释，並且随着文選的更换而改变了词修的次序。通论的章节和内容也都作了很大的变动。 每一篇稿子都经过组内讨论，组外传观並签注意见，最后由主编人决定。有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还经过全体讨论。我们自始至终坚持了这种讨论方式；我们认为这样做可以集思广益，更好地贯徹百家争鸣的精神和发挥集体主义精神，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书的质量。 1962年1月，上册讨论稿出版。在这个时候，召集了座谈会，出席者有丁声树、朱文叔、吕叔湘、洪诚、殷孟伦、陆宗达、张清常、冯至、魏建功诸先生，姜亮夫先生也提出了详细的书面意见。会议共开了一个星期，主要是讨论上册的内容，但最后也对中下册的内容交换了意见。 上册讨论稿分寄各高等学校和有关单位后，陆续收到了回信。有些是集体的意见，有些是专家个人的意见。从1962年1月下旬起，我们开始进行上册的修订工作，同时考虑到，上中下三册应该压缩为上下两册，以便更适合于教学计划的要求。体例上也作了改动，把文選各篇的说明移作注解，或迳行删去。我们的修订工作除充分地吸收专家们和各校的意见，进行必要的修改外，还趁此机会再深入发现问题，改写了不少的地方，上册增加了一个单元，其他单元也进行了部分的改写。因此，直到同年7月底，才算把上册修订完毕。 本书全稿曾请叶圣陶先生审阅。 总起来说，这一本《古代汉语》上册已经四易其稿。我们知道其中的缺点还是很多的；如果有若干成续的话，那是和党的领导分不開的，也是和全国专家们以及担任古代汉语的教师同志们的鼓励和帮助分不開的。我们编写小组虽然祇有九个人，但是这一本书的编成，则有千百人的劳动在内。我们谨在这里向曾提宝贵意见的专家们和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忱。 最后，我们希望读者特别是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工作的同志们随时不吝赐教，让我们能够根据广大群众的意见来修订这本书，使它逐渐趋于完善。 王力 1962年7月

为什么在某些国家，暗示某人跟他的骆驼有超友谊关系还不至于出麻烦，但若对人家母亲的道德水平表示鄙夷，就绝对会让你被踢出国门？一度仅限于足球场或产房的骂人话，如今已登堂入室，令若干优雅人士大为惊恐，但其他人则似乎都不堪介意。 作者路丝·韦津利以诙谐风趣的角度探究此一演变过程，解析我们语言中一些多采多姿词句的起源。韦津利不以英语划地自限，探讨“坏”字词是否也出现在其他语言，以及骂人话有哪些文化差异。 这是一本诙谐风趣、独树一格的书，探究以字词震惊、冒犯、侮辱、逗乐、夸大、发泄、传递深刻情绪的种种力量。作者鲁思·韦津利写出了历来语言学家之不敢言。对脏话研究详尽，引人入胜，笔调幽默，充满有趣的历史和好笑的轶事。

《新编说文解字大全集(超值白金版)》主要内容简介：《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字典。作者许慎（字叔重）是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时人谓之“五经无双许叔重”。此书作于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100年），历时21年，直到安帝建光二年（公元121年）才告完成。它详细讲解了汉字的造字和使用的六种方法（六书），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后世的字典大多采用这个方式，段玉裁称这部书“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 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说文解字》中的许多字在现在已经是生僻字，不常用了，而且全文是用文言文写成，不方便现代人阅读。有鉴于此，《新编说文解字大全集》选取了近3000个最常用的汉字，在参照《说文解字》的基础上，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的方法科学讲解其源流，并对其文化内涵进行了简洁的解析和阐述，涉及天文、历史、地理、物候、礼仪等各个方面。同时，在具体介绍每个汉字前都列举了该字的甲骨文、金文、小篆，还配有近千幅解字作用的精美插图，形象地展示每个汉字的字形与字义的内在关系及其发展历程，有助于读者从根本上加强对汉字字形和字义的理解与记忆。《新编说文解字大全集》力求对每个汉字的介绍都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为读者举一反三、事半功倍地学习、掌握其他更多的汉字提供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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