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各个学科中的研究正逐渐认识到：语言使用中的变化方式是与广泛的社会文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们也正在逐渐意识到将语言分析用作为研究社会变化的一种方法的重要性。但是，还不存在一种既适合于理论，又适合于实践的语言分析方法。所以，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力求发展一种通向语言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致力于填补某种空白：它对于语言研究中的变化能够特别有用，而且也能够适合于研究社会的和文化的变化。

凯瑟琳·麦克切尔、文森特·莫斯可编著的《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一书收录的论文汇集了新近知识劳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语境中的劳动分析，分别讨论了计算机动画、电影、图书馆、报纸等产业的知识劳工的劳动如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彻底商品化，这是国际学界针对传播产业知识劳工如何遭遇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剥夺的批判前沿研究。关于传播与信息技术、劳动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和辩论是本土传播研究的薄弱环节，本论文集的出版为中国学界提供了批判传播研究经典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路径。

谣言，自古有之，于今尤甚；传统社会中有之，转型社会中尤甚；现实生活中有之，虚拟网络上尤甚。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层出不穷，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本书报告了国内首次针对网络谣言的综合性应用型实证研究的成果。在对中外文献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作者选取过去十年间中国社会最为典型的网络谣言，以个案研究和模拟实验为主导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文本分析、问卷调查、焦点小组和深入访谈等方法深入细致地考察了不同网络谣言的产生、传播和影响过程。最终，总结实证研究的成果，作者认为，中国已经进入“新谣言时代”，谣言的本质特征、传播媒介与社会功能都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重要转变。

Since the mid-1990s, the Internet has revolutionized popular expression in China, enabling users to organize, protest, and influence public opinion in unprecedented ways. Despite efforts to control these activities, online activism has been an agent of immense social change, allowing common citizens to disseminate content and openly challenge the authorit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lites. Guobin Yang’s pioneering study follows the rise of this dynamic protest and the forces that keep it relevant and unique. Online activism encompasses an innovative range of rituals, genres, and styles, and state efforts to constrain it have only led to more creative acts of subversion. Internet businesses have encouraged these contentious activities, generating an unusual synergy between capitalism and civil organizations that sponsor critique. Based on ten years of meticulous research and grounded in theories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ublic sphere, Yang’s study emphasizes the mutu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d highlights the important role of a transnational diaspora in the making of a Chinese Internet culture. In conclusion, Yang argues that online activism reflects important structural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points to a new era of informational politics.

《传媒社会学》是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规划出版的《国外传媒经济管理经典译丛》系列之一，分析了有关传媒力量的相关问题，并通过大量案例阐释了传媒是如何展现和影响现实社会的。该书从对所谓传媒影响传统模型的讨论开始，探讨它怎样组织和限制对传媒暴力的深入研究。全书力求用浅显的易懂的语言来进行介绍，适合大众传播社会学学生和其他初学者。

网络伴随我们的时间不算很长，然而因特网的流行和商业化的普及速度却是惊人的，这促使人类活动和社会的每个领域都发生了改变。我们拥有了新的通讯系统、新的商务、新的媒介和信息来源、新的政治和文化表现形式、新的教授和学习方式以及新的社区。 本书是该领域内最重要的分析家所写的了解互联网不可或缺的著作。它借助详尽的证据和研究回答了与我们密切相关的问题，例如：因特网如何影响社会和文化组织，政治参与和通讯以及城市生活？它如何塑造了旧的和新的商务组织？数字鸿沟的事实是什么？曼纽尔·卡斯特帮助我们理解发生的事情以及因特网如何成为新的网络社会的媒介。

用他经常是小说式的表述和论证取代了最顽固的现代正统，鲍德里亚的写作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并强迫读者来对他的思想是超越了既在的立场的进步还是落后于之的倒退作出自己的表决。 大多数评论家都努力要么赞颂他要么攻击他，这部批评性的读本意在首次对鲍德里亚对当代思想的贡献作出真正中肯的评估，认真却从不不加思考地对待鲍氏的著作，受托写这卷文集的这些作者质询了鲍氏从其早期关于“客体系统”的著作到最近他对主体的命运所作的形而上的沉思中的各种特殊主题、领域及争论。 将有益的与无益的、有价值的与愚蠢的、严肃的与戏谑的、重要的与不重要的区分开，这部论鲍氏的最新文集对于所有当代文化理论的研习者来说都是一本必备的读本。

《重新理解媒介》清晰地描述了全新商业时代的人际关系和传播逻辑，揭示了新媒体高速更迭的背景下媒介的本质——媒介即是行动。作者将计算机、传播学、人类学、心理学、逻辑学以及未来学等学科融会贯通，用理性和缜密的思维将隐藏在日常传播事件和社会现象下的人际关系和新商业模式抽象为可推演的数学模型，在个人生活、传播以及商业应用范畴内均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在极速变化的新商业社会中，《重新理解媒介》将与传统企业与创新企业的产品推广、品牌打造、价值观传播甚至思维方式等方面产生很强的交互关系，是人类在信息社会中构建新话语体系和开启全新生活的重要思想武器，也是重建社交关系和群体秩序的生存指南。

这是一本旨在向传播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介绍人际传播研究主要理论视角的书。所有的章节都由杰出的传播研究者为第一作者，每一章都涵盖了人际传播的不同理论，因此保证了其学术色彩和权威性。 本书将抽象的理论概念与具体的例子结合起来，从而增加了可读性和理解性。两位主要编（作）者对人际传播理论的内容做了综合分析，以1990-2005年的重要文献和学术成果为主，可以说是一次人际传播理论最新成果的全面展示。本书各部分之间有逻辑递进关系，共同构成一个关于当代人际传播理论的有机整体。它重点反映近15年来人际传播理论研究的发展，但无论是编者的总结部分，还是各个专题名下的作者自身的论述背景，都能够清楚地看到人际传播理论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发展，以及其间的演变过程。

《连线力》，最关切我们未来的“思想@网络.中国”丛书之一，互联网中国传媒参考书。 中国网民在行动。在中国的广大网民中，普遍存在着对正义的渴望和追求，对弱者和小人物的同情， 对贪官污吏的痛恶，对政府的失望， 对权贵的嘲讽，对沟通的渴望，甚至对革命的呼唤。这些因素有着共同的内在逻辑，即情感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情感汹涌的网络事件，是整个中国社会情感结构的脉络。 1994年，中国开通了全功能的网络连接。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诞生了一个充满活力与矛盾的网络文化。它富有想象力，充满幽默，抨击社会不公。普通人通过网络进行交流、获取信息、参与维权与抗争，从而获得自我实现、社群团结以及草根赋权的新体验。与此同时，网络的管制也日益收紧。发生在大变革时代的网络行动, 与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迁紧密相连。本书展示的，是互联网时代的网民如何克服客观条件的限制，拓展表达和参与的空间，构建新时代的电子公民行动。连线的力量，依赖网络但根源于民众，凝聚了人民对自由与正义的渴望和追求。

由于信息处理与传播网络日新月异，那些占据高位的才智之士握有的筹码日益增长，留给他人的利益空间相对的也就愈来愈小。娱乐界与运动圈内常见的奖酬制度，也就是几千人竞夺寥寥几个大奖的现象，已经渗透到这个经济社会里其他众多层面上。书中会说明导致这股风潮的驱动力量，并且探究这些力量在经济、社会、文化上所造成的后果。提出了新颖但又很有道理的新观念。

这本书从广告、猫王和麦当娜、汽车等日常生活中文化现象的分析入手，勾勒了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理论，包括法兰克福派、民粹派等。

《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最关切我们未来的“思想@网络.中国”丛书之一，互联网中国传媒参考书。 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工厂”。但你是否想过，“信息时代”与“世界工厂”之间有何联系？本书认为，回答此问题必须了解网吧、短信、小灵通、山寨机等中低端信息传播工具，必须走进城中村、厂矿宿舍、工殇医院，以及各式各样的新媒体事件——因为那里的流动打工者，那里的老与少，正在构建方兴未艾的新工人阶级，因为他们的网络社会才是“世界工厂”的支柱和“信息时代”的基础。 关于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本书经十年积累，内容分三部分。上编“网络之普及”讨论网吧与手机的技术扩散及其相关文化现象、制度问题与社会影响。中编“信息中下阶层”梳理流动人口、劳工、青少年及老年人如何在社会大转型背景下，利用网络科技，应对生存议题，进行草根创新。下编“新工人阶级之雏形”在空间和时间的维度上考察新工人阶级形成的特点，包括网络条件下的控制与颠覆、文化表达及重大社会事件。 2009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推出英文版以来，本书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并获“简•雅各布斯城市传播图书奖”提名。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主任比尔•达顿教授如此评价：“互联网及相关信息传播技术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产生社会作用？迄今为止，此书的探讨最有洞见，且以实证为根基。”

30 years after its publication Marshall McLuhan's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remains his most entertaining, provocative, and piquant book. With every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advance" McLuhan's proclamation that "the media work us over completely" becomes more evident and plain. In his words, Uso pervasive are they in their personal, political, economic,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moral, ethic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that they leave no part of us untouched, unaffected, or unaltered'. McLuhan's remarkable observation that "societies have always been shaped more by the nature of the media by which men communicate than by the content of the communication" is undoubtedly more relevant today than ever before. With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explosion of the digital revolution there ha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revisit Marshall McLuhan. New printing - 2011 - with cover design by Shepard Fairey.

本书写作的起因可以归到十年之前，当时我是英国谢菲尔德城市理工学院的一名本科生。正是在那里，我首次接触到当代欧洲的社会理论，尤其是几位重要的理论家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等。此外，我的本科专业的兼容性使我得以对文学批评、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大众传播等各个领域正在探讨的主要问题都有所了解。正是在此广阔的背景基础上，我开始对语言、特别是对语言和意义的关系产生了兴趣。 当我在卡本代尔的南依利诺依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在这方面的兴趣受到了鼓励，尽管当时的方向还不很明确。在那里，在诸如斯坦·迪兹（Stan Deetz）、理查德·兰尼根（Richard Lanigan）和汤姆·佩斯（Tom Pace）（如果一定要说的话，他们各自或许会把自己称为“诠释论”、“符号学”和“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家）等学者的指导下，我把四年中的许多时间都花在对现象学各种理论的攻读上，试图对语言和意义、体验、现实等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看法，在此期间我收获颇多。我在本科阶段的学习使我意识到了语言的政治特征以及有可能受到压抑的特征，而在研究生阶段的研究则使我高度意识到与传播研究相连的哲学传统理论。我想，确实可以这样说，本书代表了我个人在这两方面的研究探索的结合。因此，尽管本书从表面看来是关于组织传播的理论的，我更愿把它看做是对传播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以及从政治的角度对此关系进行审视而产生的结果进行探讨的一篇论文。我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很晚才转到组织研究这一方面来的事实即是一个证明。因此或许我可以说，研究重点向组织文化的转移给了我一个对传播-统治关系进行审视的便利而有用的工具。 第一章介绍的是把组织定义为文化所含的意义这一基本问题。意识形成、意义和符号形式问题都有所涉及，而且我提出，对组织传播和意义形成的关系的研究只有通过把权力和统治问题在概念上进行结合同化才能实现。我提出，组织意义尽管是在主体间形成的，但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作为组织行为深层结构一部分的各种权力旨趣的产物。 第二章发展了上述观点，重点放在旨趣问题和对尤金·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研究成果的批评分析上。近几年来哈贝马斯越来越为传播学者所熟悉，但是他的观点的复杂和难以理解限制了他的传播理论在我们这一领域的应用。因此我对他的研究项目做了一个带批判性的总体介绍，然后提出他的关于知识构成的旨趣的理论和普遍语用学理论对组织文化中的传播和统治研究可以提供什么信息。实质上，我想指出的是，他的旨趣理论显示了传播怎样能够起到压抑和解放的作用，以及一个适当的组织形成理论必须对传播和上述两个可能性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检验。 第三章讨论权力问题。我对几个权力观点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将此观点应用于组织形成过程的可能。根据传统的观点，权力被认为是组织形成的合法产物，而不是被视为压抑和统治手段的重复。因此我提出一个权力统治的观点，其含义是权力的行使是通过把某些群体旨趣构建到组织活动中去来进行的。换言之，当由特定的组织旨趣界定组织形成过程时统治即出现了。 组织旨趣赖以构建的手段在第四章进行讨论，同时提出了意识形态的概念。我反对把意识形态视为纯粹表意（即只是由个人的信念和价值观所构成）的看法，我认为它是扎根于社会行为者的日常实践活动中的。我把意识形态视为这样一个过程，在其中社会行为者受到质询（对话），他们对社会世界形成意识的手段得以构成。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形成一种关于世界的意识，在这之中矛盾和统治结构被模糊了，统治群体的特别旨趣被视为是普遍的旨趣，并得到积极支持，甚至包括被压迫群体的支持（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我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是会显露出来的，并主要通过各种推论行为得到表达，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必须明确揭示统治和含义体系之间关系的联系。 第五章继续上述论题，对含义的一种特别形式——组织叙述——在意识形态上发挥功能的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我提出，故事讲述的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内在的意识形态属性，而是叙述的结构本身大大有助于某些意义形成的维持和再现。当这样的意义形成起到使某些群体的利益再现同时却排除其他群体的利益时，于是叙述便在意识形态上发挥了功能。接着我对叙述本身的性质作了分析，并且讨论了这一特别的推论行为为什么不是中性的、简单的信息供应者；相反地，故事讲述的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它对组织现实的再现有重要意义。在把我的理论观点付诸应用时，我举了一个组织故事作例子，用意识形态的功能发挥对此进行分析。尽管对脱离具体情境的一个故事进行分析有相当的局限性，但它确实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认识，即这样的分析对我们对组织传播和组织意义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可以提供怎样的帮助。 第六章提出了几个前面几章必然会提出的超理论问题。如果我们发现语言和意义之间是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什么构成“真理”？顺着罗蒂（Rorty）和伽达默尔（Gadamer）等思想家的思路，我对基要认识论的观点无法苟同，根据这些理论，真理是以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同晶型性质而判断的。对真理的更有说服力的概念把理论视为不同的话语，每一个都在人类的说话中争取自己的位置。最成功的理论不是依据它们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能力而决定的，而是依据对我们提出的挑战的程度范围，即使我们投入自我反思、并进而从推论封闭的状态中求得解放。对意识形态和统治问题的探讨要求我们超越传统实证主义社会理论在理论和权力关系问题上的局限性。 最后，第七章通过对解释问题的讨论和对解释行为的有效性问题的分析，我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总结。我提出，对无论是小说、电影、故事及其他等等的解释的评价不应该建立在作者的意图、实质的发现或任何其他的基本标准上。一个解释如果探讨的是读者／听众和文本之间存在的分裂现象，那么它的有效性则要强的多。解释行为是一种解构和抵制行为，一个与文本试图强加于人的世界框架斗争的行为。读者／听众和文本之间的这一产生意义的辩证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和解释行为一样是政治性的。正是通过解释过程我们使得我们的世界有了意义，也正是通过这同一过程我们的社会世界得以再现。因此，意义和解释，统治和话语，是错综复杂，密切相联的。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数位人士的帮助、支持和理解。它是以我在卡本代尔南依利诺依大学在斯坦·迪兹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的。在过去的七年里，斯坦在我的学业和生活中担当了好几个角色——是导师，又是同事，朋友和知己——而且在各个方面都给予了支持和同情。他的思想的清晰和深度，他的坚实有力的指导是对我的鼓舞的源泉。我对理查德·兰尼根和汤姆·佩斯深表感激，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语言和意义问题上给了我深邃的洞察力。戈登·中川（Gordon Nakagawa）和朱莉·威廉姆斯（Julie Williams）是我的“养父母”，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我的亲密朋友，在我需要的时候给了我智慧和情感上的帮助。我要感谢拉特格斯大学传播系各位同事，他们提供的友好气氛激励了本书的写作。最后，我要对克里斯蒂娜·冈萨雷斯（Christi-na Gonzalez）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的爱和支持深表谢意。

本书是最新的大众传播学教材，吸纳了国际传播学界最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比以前的版本更加重视前沿问题，比如媒介角色研究、传播的全球化、受众接受问题、媒介行为的评价等。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媒介理论放在大众传播理论的中心位置。它按照历史的线索对大众传播理论进行了权威的介绍，描述了大众传播理论两大主要流派——经验学派和文化批判学派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对这两种学术传统是如何支持媒介文化运动的发展进行了总结性陈述，同时提出了一种将二者结合起来的新的媒介传播理论。 　　本书的作者是两位很出色的美国传播学教授。巴兰（Stanley J.Baran）在广播电视和电影研究方面获过很多奖项。戴维斯（Dennis K.Davis）博士是媒体研究的教授，多次获美国的传播学教学奖。这本书的叙述方式和思维逻辑独到、内容表述上简单洁明晰、体例也很新颖，每一章都提供相关的“重要人物及其著作”介绍。 　　本书适合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大众传播学课程的核心教材或参考书，对广大新闻从业人员也不失为一本很好的案头书。我们推出这套原版教材就是希望学习者能够原汗原味地去理解和把握西方传播学的精髓和妙处。 强力推荐：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Foundations, Ferment, and Future 英文原版火热发售

《传播的偏向》集结了一些略文经修订的旧文。集结的目的是便于读者翻检，同时也便于以更加详尽的形式支持我在《帝国与传播》中提出的主题。《传播的偏向》试图回答一篇心理学文章提出的一个问题，在《传播的偏向》中，伊尼斯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学习过程中的口头法和书面法的对立。在《挑剔的批评》一章中，他解释说：“我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把握其神韵。”

约瑟夫·塔洛通过对当代广告业与传媒产业互动关系的全景描述，阐述了这一运动所具有“漫长而无情的性质”：从大众市场的广告到细分市场的广告，从对一般受众的“扫射“到对目标受众的“点射”，从单一的广告到整合的营销手段。 如果说“美国的冬小麦是强有力的溶剂”，广告曾经是帮助美国从移民的集合体中创造出一个国家，含蓄地演示了现代美国社会物质主义的、流动的和终极民主的实质，那么从二十世纪下半叶起美国广告业与媒介产业所形成的复杂关系，就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我们能够从约瑟夫·塔洛对于美国广告业与媒介产业关系的描述中反观自身，而全球化与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背景也赋予这种观照以现实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