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的大峡谷，有一种特别的音响：完全由未加训练的农民之声形成的和声，演绎的却是作者耳熟能详的欧洲古典名乐。在《福音谷》中，林茨细致地描绘了傈僳人的清贫与充实，在这个经济、文化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高唱赞美诗的竟然是一支以贫困著称的族群，在他们惊人的质朴以及“神贫”之美面前，林茨立刻打消了所有玩世不恭的意念而只剩下崇敬的情感。

《水乡绍兴》，沈福煦文李玉祥摄影“乡土中国”丛书之一种。绍兴曾为古越国都城，有着悠久的历史。本书有对水乡绍兴自然及人文景观的描摹，有对四五十年代绍兴生活的描述，其中饱含作者对儿时生活的回忆，亦情亦理，十分感人。本书描绘出典型的江南水乡文化类型，展示了富有人情味及乡土气息的绍兴本土文化。

本书所谓“闽西”，是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以明清时期的汀州府为核心，向东延伸互毗邻汀州府的漳州西部客家住地。明清时期汀州府辖属八县，即宁化、长汀、上杭、武平、清流、连城、永定、归化，府治为长汀。漳州西部的客家住地主要指漳州市辖属的南靖，平和，诏安三县的西部乡镇。 20世纪50年代以来，福建省的行政区划作了较大调整，旧汀州的长汀，上杭，武平，连城，永定五县与龙岩，漳平二县合并成为一个行政大区，成为龙岩专区或龙岩地区，最近又改为龙岩市，归化县改为明溪县，与宁化，清流二县一起划归三明地区管辖，三明地区也已改为三明市。但是，旧汀州八县作为一个有独特文化特性的文化单元，仍然鲜明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那些于明清时期移居台湾或东南亚的汀属台胞和侨胞，更把汀州作为永远的心灵归宿之地。本书以旧汀州为核心，介绍闽西客家的文化面貌，或可聊慰海外汀属同胞对故园的渴仰。 有的客家研究者认为，客家人是血统纯而又纯的中原世族的后裔，否定南迁汉人与闽越土著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分在血统上的混化和文化上的融合，有的认为客家先民都经宁化石壁后迁徒各地，有的认为客家文化就是土楼文化，通过对土楼文化的主观阐释来为客家文化作形而上的概括。此类论断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我认为，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某一些居高官，享大名的客家先祖思想性格的简单延续，而是由客家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奋斗历史所决定的，是一代代客家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品格，兴趣爱好累积，发展，演变而成的。所以我在书中力图通过各种具体的事象，把客家人丰富多彩的生活面貌展现给读音，而不做某些流行观点的简单图解。书

和顺乡位于腾冲城西3公里。全乡有1300多户，6000多人。自古以来，和顺就是一个文化发达，地灵人杰的地方。走进和顺乡，只见古朴典雅的祠堂、牌坊、月台、亭阁、石栏比比皆是。水碓是和顺的名景，这里的风光如诗如画，青山如黛，绿影婆娑。碧波粼粼的元龙潭如一面明镜，倒映出古色古香的元龙阁，使人兴味无穷，流连忘返。玲珑典雅的和顺图书馆，始建于1929年，是中国乡镇创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图书馆，现有图书六万多册，其3中不少是国内珍本、孤本。

边缘部落。 黑彝，彝族部落中最高贵的一支，有着几百年辉煌而又惨烈的历史。他们的后人，至今在云贵高原的褐色土地上繁衍生息，过着充满尊严的生活。

《武陵土家》内容包括从鹗西情结到武陵因缘、江山揽胜、叁洞穴探奇、肆荒陬杰构、城池、市镇、关卡、祠堂、学校、寺观、会馆、墓葬、伍人世仙居、井院式干栏、吊脚楼群、陆民俗宝库、土家的衣、食、住、行、淳朴的表演艺术、柒历史冰臬、《容美纪游》中的武陵等内容。

新会的历史在岭南五邑的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中央王朝在这里设置行政建制是在东汉末年，* 初叫"平夷县"，可见当时的族群状况和经济、文化落 后的情景。大致在南北朝的刘宋时期，改名升格为" 新会郡"，从此新会之名沿用至今，已有一千九百多 年了。那时的新会，管辖的地域比今天要宽广得多。 从明朝中期开始直到清初，为了海防和经济开发、社 会治安的需要，新会县陆续一分为四，先后划分出台 山县(明弘治十二年，1499)、开平县(清顺治六年， 1649)和鹤山县(清雍正十年，1732)。 有意思的是，虽然鹤山也是从新会分出，然而从 19世纪中期以来，海外的台山、开平、新会的乡亲在 心理上长期不认同鹤山，华侨社会中流行的"四邑"并 不包括鹤山，反而是在行政上一直隶属粤西的恩平县 被拉了进来。 恩平县在古新会县的西边，处于珠江三角洲与粤 西丘陵山地的交界地带，其设县的时间与古新会同时 ，但是长期以来政区与新会两属。 这种行政区划与民众心理区划的矛盾，是地理和 文化、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鹤山民众喝的是西 江水，而流经开平、新会、台山、恩平的则是另一条 河流，四县同饮一江水，自然在文化、习俗、语言诸 方面就要相近得多。清朝雍正年间设置鹤山县，主要 是为了安置粤东的客家移民，至今当地的方言中还有 不少客家话的痕迹，而另外四个县的方言则比较一致 ，说"四邑话"。咸丰、同治年间，在今天的五邑地区 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土客械斗"，前后长达十二年，亲 痛仇快，*后分布在台山、开平、新会、恩平的客家 人被强制迁出，只有鹤山的客家人基本守住了自己的 家园。这一事件成为拉大鹤山与新会、台山等四县民 众心理距离的助推力，历史的恩怨影响到了后来人。

本书由著名作家方方对她所在的武汉的历史、地理、人物、文化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展现出一个城市丰富的历史风貌，而且勾画出武汉市民的日常生活，从而表现出一个城市独特的气质。

福宝场又是一个相当大的地区里的宗教中心，所以曾经叫过佛宝场。街上至少有十四座庙宇宫观，占了全场土地的大约三分之一。镇子外围还有一些庙宇。庙宇往往是民俗文化活动场所，不是演戏就是庙会，一年四季，福宝场大大小小总有些热闹，所以它又可以说是一个地区里的文化中心。作为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水旱交通枢纽，自然免不了有盛行于四川全省的哥老会袍哥活动。所有这些，加上移民的特殊习惯，福宝镇的历史文化蕴藏非常丰富，而且带着强烈的地方色彩。1949年以后，福宝发生过一连串的变化，宗教中心的作用减弱了，文化活动的组织者由文化馆担当起来了，大烟馆，赌场和妓院消失了，但场镇的老格局依然故我。福宝镇的幸运就在于它的新区已经形成，它的地理条件可以使新区不干扰老街的保护，老街也不会妨碍新区的发展。但老街必定会长远地保有它的生命力，这就是作为文物，作为历史文化遗存的特殊生命力。福宝老街的景观也是足以打动人心的，那是一种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充满了诗情画意，充满了沧桑之感的景观。它具有历史的庄严性。难怪已经有好几部电影和电视剧在这里拍摄外景。也不断有摄影家和画家来写生。

《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研究美籍华裔学者、当代著名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学术著作。从对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理论背景、发展历程以及重要的理论特征的梳理和评析入手，《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研究》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所涵盖的生态生存观、生态整体观、生态伦理观和生态文艺观，揭示了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独特建树及其对中国当下生态文化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初步形成了作者自已的关于生态文化研究的学术观念。

本书以“恐惧的景观”为主题，探讨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不同的恐惧景观之间的联系与不同，从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和道德的角度来解读人的心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作者所开创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方面的一本代表作。

《哲学与人文地理学》介绍了当代西方哲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文地理学的影响，以及人文地理学为当代西方哲学提供的解释。作者把人文地理学看作是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生活中与空间和地方有关的方面。这种研究显然受哲学和方法论的支配，作者把影响当代英美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哲学患潮归纳为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三种，逐一介绍了它们各自所包含的多种哲学和方法论观点，讨论了它们的基本原理及其与人文地理学的关联。《哲学与人文地理学》是作者另一本专著《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45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的姊妹篇。《哲学与人文地理学》作为一部全面、系统、权威、及时且简明地介绍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思潮的学术著作，是地理学研究人员、地理系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了解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及其哲学基础的重要专著，亦可供从事和学习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的有关人员参考。

编辑推荐：本书介绍了当代西方哲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文地理学的影响，以及人文地理学为当代西方哲学提供的解释。作者把人文地理学看作是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生活中与空间和地方有关的方面。这种研究显然受哲学和方法论的支配，作者把影响当代英美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哲学思潮归纳为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三种，逐一介绍了它们各自所包含的多种哲学和方法论观点，讨论了它们的基本原理及其与人文地理的关联。本书是作者另

《发现另一个湖南·边界线》讲述了：作为湖南人，你可想往潇湘八景，你可关心屈原的最后行踪，你可热衷于溶洞探险、乡野漫游，你可注目于沉寂在时光背后的历史、地理细节，以及隐约其后的人心痕迹？由潇湘晨报社出品、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发现另一个湖南》丛书，包括“抗战纪”、“溯水行”、“边界线”三册，分别收纳了《潇湘晨报》“湖湘地理”栏目记者在三湘大地5年行走中，以发现、审美、保护为主题，对湖南地理民情的近距离感知，对湖湘文化的溯源寻踪，这套系统盘点湖南自然人文遗存的丛书，文字隽永，图片精彩，为人们提供了一份深度旅游的精神索引，展开了一幅不一样的湖湘家园风情画卷。

《发现另一个湖南·溯水行》内容为：《发现另一个湖南》主创人员历时5年，走遍三湘大地，回溯四水源流，用脚步丈量、用镜头发现、用文字记录，那些渐渐被时间遗忘或是尚未被人们认识的湖南，唤醒人们对家园更深刻的感知和更深沉的热爱。该书以发现、审美、保护为主题，为保护自然和文化发出呼吁，是湖南唯一系统盘点自然人文遗存的丛书。该书第一卷《溯水行》则把读者带进湖湘水域的人文秘境，此卷按照《四水探源》、《寻访古潇湘八景》、《深水之下的故乡》的编排顺序，记录了湖南人所向往的潇湘四水、潇湘八景中蕴育的湖湘文化。

33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再说长江》，力求用真人、实事来表述长江的现状与历史性的变化。从对长江的说与看，扩展到了思考，开阔到了生态、人文、发展等多个领域，并以人为主体，以故事为核心构成了表现手法上的特色，从而揭示出一个更广阔、更鲜活、更生动也更耐人寻味的新时代的新长江。 本书是中央电视台33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再说长江”的图书版，以简练深厚的文字、丰富多彩的照片向读者展示了一条亿万年生生不息的大江；一条孕育了伟大民族的大江；一条蕴涵着丰厚历史的大江；一条充满了时代活力的大江。

《地球的故事》是房龙关于人类地理的力作。他用文学手法，赋予知识以灵性，把自然地理的规律和人文地理的千姿百态展现在你的面前。

从小生活在乡村，只是从远山近水的视野中，能够感受到乡村的无边无际，儿时的我真不知道山的那边除了自己熟悉的村子之外，还能有什么。乡村是什么？在孩童的心灵里，村头场院里高高堆起的谷草垛、码放的齐整整的麦草山，才是自家的村子；村首那残破的奶奶（送子观音）庙，亲族老人们在封禁甚严的年代偷偷给奶奶神进香的那份胆怯与虔诚；逢五遇六的庙会上人山人海的喧闹，戏场内青年男女的打闹与嬉戏；星辉月朗下端着盛满“和子饭”的海碗在井台上说东道西的那份惬意——这就是乡村的风情和乡村的生活。 城市的概念和城市生活的体验，是伴随着成长和教育的结果。从此才有了乡村以外的生活经验，也才有了乡村与乡村之不同的认识。 晋中的乡村因了历史的成因，拥有独特的社会文化特色和民情风俗。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晋中的祁县、太谷、平遥人遇到外地的山西人，总是用一种小瞧的眼光打量一番。尽管在“人民公社”时期山西乡村社会生活水平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在外乡人面前，晋中人总带有一种来自历史的自傲——这只是一种肤浅的感觉而已。 20世纪90年代起，晋中人从一个偶然的发现中，醒悟到历史遗存的院落所能带来的经济价值，明清时期留存的许多巨宅大院才被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予以不同的认识。 从太北洸村的三多堂曹家，到祁县渠家、乔家堡的乔家，直到灵石县静升镇王家的线路，像一个典型的农家钩镰形状摆放在山西晋中地图中央。虽然是以经商而闻名，但这些家院却是明清以来晋中乡村村落家院的名胜。在华夏大地上，那是和福建永定的土楼、和徽州民居同样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拥有独特民情风貌的百姓生活样本。 山西的古村落很多，但能有如此悠长的历史，同时有如此完整而又完美的村落格局的宅院，又集中在同一个区域内，恐怕也就是晋中了。 但晋中的社会文化与民俗却不仅仅是几所古老、豪华的大院所能代表，即使是晋商的文化与习俗，也远远超出了大院所能容纳的范围。明清时期的晋中乡村，科名不盛而“重商”之风甚烈，社会结构和价值导向都明显趋于商。古老的大院不过是这种区域社会特征的历史凝结而已。 山西梆子戏在清末民初的盛行，晋中社火独有的魅力和群体特征，都与大院背后的巨商家族的行为、观念密切相关。在祁、太、平这个明清时期的“金三角”地域的乡村里，随便一个村姑都能唱出一段原汁原味的“祁太秧歌”。充溢着浓郁乡情和欢快节奏的秧歌戏，融入了村民们田间地头的生活和青年男女之间情爱恩怨的纠葛，直露的表达和生死相依的民间故事，常常超越了传统伦理规范，甚至有与传统伦理规范抵触之处。或许，民间的这种表达只是“戏剧化”的情感宣泄，与生活本身相去已有不小的距离了。但民间这种表达本身，就构成了韵味十足的区域文化特色。 晋中乡村的社会文化内涵当然非此小书所能揭示，但我想以历史散文的笔调，以写实的心志描摹出晋中乡土社会生活的历史情状、文化内涵、民俗风貌以及在农家田野上培育出的明清商业村落的基本特色。

《〈大唐西域记〉今译》中玄奘法师从小受佛门的熏陶，感慨如来讲法的祗园精舍未曾到过，成年后缅怀释迦的真迹，仰望佛首次说教的鹿野苑而一心向往。撩起衣裳，迈步庄严洁净的佛教发源地，这是他早巳蕴藏的平生愿望。正当敦厚朴实的风气向西方流布，顺从时令候气东归的季节，于贞观三年(疑是“元年”之误)手持锡杖登路启程了。依赖神明的保佑，才到达了不同风俗的异邦，经历重重艰危都化为平安；凭借如来的暗中帮助而跋涉了险阻可怕的道路，几乎是死里逃生。炎暑酷寒突然变化，历经辗转方才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