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riginally in 1990 to critical acclaim, Robert Wade's "Governing the Market" quickly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standard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conomy. In it, Wade challenged claims both of those who saw the East Asian story as a vindication of free market principles and of those who attributed the success of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to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stead, Wade turned attention to the way allocation decisions were divided between market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ynergy between them. Now, in a new introduction to this paperback edition, Wade reviews the debate about industrial polic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nd chronicles the changing fortunes of these economies over the 1990s. He extends the original argument to explain the boom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decade and the crash of the second, stressing the links between corporations, banks, governments,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From this, Wade goes on to outline a new agenda fo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many in the West came to believe in the myth of an East-Asian economic miracle. Japan was going to dominate, then China. Countries were called “tigers” or “mini-dragons,” and were seen as not just development prodigies, but as a unified bloc, culturally and economically similar, and inexorably on the rise. Joe Studwell has spent two decades as a reporter in the region, and The Financial Times said he “should be named chief myth-buster for Asian business.” In How Asia Works, Studwell distills his extensive research into the economies of nine countries—Japan, South Korea, Taiwan, Indonesia, Malaysia, Thailand,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and China—into an accessible, readable narrative that debunks Western misconceptions, shows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Asia and why, and for once makes clear why some countries have boomed while others have languished. Studwell’s in-depth analysis focuses on three main areas: land policy, manufacturing, and finance. Land reform has been essential to the success of Asian economies, giving a kick start to development by utilizing a large workforce and providing capital for growth. With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lone is not sufficient, Studwell argues. Instead, countries need “export discipline,” a government that forces companies to compete on the global scale. And in finance, effective regulation is essential for fostering, and sustaining growth. To explore all of these subjects, Studwell journeys far and wide, drawing on fascinating examples from a Philippine sugar baron’s stifling of reform to the explosive growth at a Korean steel mill. Thoroughly researched and impressive in scope, How Asia Works is essential reading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dynamic countries, a region that will shape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The rise of modern public finance revolutionized political economy. As governments learned to invest tax revenue in the long-term financial resources of the market, they vastly increased their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gained the ability to use fisc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policy to manage their economies. But why di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 emerge in some places and not in others? In approaching this question, Wenkai He compares the paths of three different nations--England, Japan, and China--to discover why some governments developed the tools and institutions of modern public finance, while others, facing similar circumstances, failed to do so. Focusing on three key periods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the decades after the English Civil Wars, 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He demonstrates how each event precipitated a collapse of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s of public finance. Facing urgent calls for revenue, each government searched for new ways to make up the shortfall. These experiments took varied forms, from new methods of taxation to new credit arrangements. Yet, while England and Japan learned from thei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how to deploy the tools of modern public finance and equipped themselves to become world powers, China did not. He'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solates the nature of the credit crisis confronting each state as the crucial factor in determining its specific trajectory. This perceptive and persuasive explanation for China's failure at a critical moment in its history illuminat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ut least understoo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modern world.

国家与资本主义是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基本建构材料。这里有两种思考问题的线索。一些学者倾向于对政治结果的经济解释，运用供给或者需求等经济变量来解释选举或者对外贸。易等与政治相关的结果；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发展对经济结果的政治解释，例如，商业集团、劳工集团和国家这三者的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导致非常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作者在书中大胆地抓住了由现代官僚国家提出的棘手问题。作者认为，即使身陷行政管理的等级制度之中，人也不能轻易停止存在，人仍然是一个人，“有着个人的动机、脉搏和意愿”。作者将马基雅维里和帕金森的论述与自己原创的理性选择方法结合在一起，对当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官僚体制占压倒之势的赞誉进行了全面抨击，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了对一个官僚机构的内部工作进行理性选择的评估方法，赋予官僚体制中的“政治人”以鲜活血肉，让他运用自己的权利去决策、去行动。本书为后来跟进的难度更大的建模工作和统计评估奠定了理论基础。

《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回顾了1931年至1965年期间日本的经济意识形态和产业政策，指出了经济意识形态对日本经济活动实践的重大影响。《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是关于那些在战后日本真正地指导了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思想家和战略家的第一个认真的研究。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事实是我们在理论上理解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均衡转移时的关键。高柏这部充满智慧的书，有力地削弱了西方经济思想家在意识形态上用他们的模型解释日本个案的努力。这是一部具有深刻意义的书，它对那些已经忘记市场经济中国家的作用的人们将是一个震撼。

丛书名：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富国的伪善》准确地预言了当下的危机，那是不太合乎事实的，但是这次危机的确证实了《富国的伪善》所提出的两个中心命题。首先，这场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缺陷，而这些理论正是《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所批判的对象。《富国的伪善》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比如解除管制、开放市场和私有化，是如何造成了更缓慢的增长、更大的收入差距以及更多的经济不稳定。时至今日，虽然富国的经济绩效也有所恶化，但主要还是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不过，这场危机表明，即便在富国，新自由主义政策也行不通了。危机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所取得的经济成绩将会比现在更加糟糕。 其次，这场危机证实了富国的伪善最富戏剧性的一面，而这也正是《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所讨论到的。在书中，我揭露了富国是如何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宣传一套，却又实践另外一套。在历史上，为了发展经济，富国广泛地运用保护主义、工业和金融业的国有制、管制外国投资、疏于执行知识产权法律等政策，但是现在它们却告诫发展中国家不要采用，因为这些都是“坏”的政策。这种伪善没有成为过去的历史。比如，我在《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第七章中指出，富国为了使发展中国家“量人为出”，强迫它们在金融危机时期实现预算盈余，但是每当富国自己经历金融危机之时，却总是诉诸“寅吃卯粮”的赤字开支政策。

在这一著作中，作者探究了古代关涉财产的“基础性”文本，以及19世纪早期之前的思想家们在不同语境下对它们的接受情形。这些文本包括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关于理想政体的描述，耶稣关于弃绝和贫困的教义，黄金时代叙述，以及人类从原始公社性到所有权制度转变的其他阐明。在19世纪早期之 前，认真思考过私人所有权的合法性问题的，包括政治思想家、神学家和法理学家。作者所涉及的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耶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巴托鲁斯、奥康的威廉、米斯特拉的普莱桑、格劳修斯、普芬道夫、洛克、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和蒲鲁东。同时，作者充分论述了权利学说的历史发展，尤其是财产权。藉此，作者质疑了这样一个主导性的历史范式：古代世界对权利学说贡献甚微，甚至了无贡献。最后，作者对美国和法国革命中的权利宣言进行了比较研究，解释了为何法国人认为财产权是不可剥夺的，而美国人却不这么认为。

《探源》是《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姐妹篇，前者是后者所阐明原理的具体应用。国家为什么会有兴衰？不同的国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同一国家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什么发展有快有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遭受严重破坏的西德、日本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崛起？西欧共同体的建立为什么会使共同体各国获得较快的发展？英国为什么会衰落？印度半个多世纪以来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为什么未能给它带来繁荣与发展？为什么西方社会会有滞胀、失业和经济周期……对上述问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按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的观点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然而在《探源》中作者认为所有这些解释都是肤浅的，它们没有找到问题的最终根源，因而难以令人信服。作者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这就是从分利集团及其影响的角度对上述问题作出解释。 奥尔森根据自己对不同历史时期世界各国发展状况的考察和研究得出结论：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动乱或入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受到分利集团的阻碍和危害也就更严重；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者削弱或废除了分利集团的那些国家，在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经济就会相当迅速地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衰落和日本、西德奇迹般的增长就是上述结论的有力例证。作者还指出，分利集团的数目及其成立时间的长短同经济增长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负相关。 作者进一步指出，像行会、工会、卡特尔以及议会院外活动集团等这样一些分利集团之所以会阻碍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具有排他性，它们阻碍了技术进步、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它们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的报酬，而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进行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它们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作者认为，希望采取集体行动以增加其收入的分利集团不会关心社会总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因而分利集团的活动不是增加社会总收入而是减少社会总收入，与其说它们是“分蛋糕”不如说它们是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 西欧共同体的建立及其各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作者认为也可以从分利集团受到限制、管辖权统一和贸易自由的角度得到解释：管辖权统一取代了地方分割，使行会等分利集团失去了垄断和影响；贸易限制从社区上升到国家层次，会使关税壁垒长度减少许多倍，从而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然而作者又进一步指出，只有贸易自由和要素流动还不行，必须同限制分利集团等措施相结合，才能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例如，半个多世纪印度一直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并未由此获得繁荣与发展，这主要是由于以种姓等级制度为特征的分利集团在起抑制作用。再如，以自由贸易著称的英国，在获得一个多世纪的长足发展之后，现在开始衰落下来，其原因在于不断滋生起来的分利集团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 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作出完满解释的“滞胀、失业和经济周期”也可从分利集团作用的角度得到合理的解释：分利集团决策缓慢，使决策日程愈益纷繁，从而引起工资和价格“黏性”，使社会垄断性增加，市场无法结清，从而导致失业增加，社会总收入减少，需求下降，最后导致经济的衰退和萧条。 考察分利集团对经济社会之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理是贯穿《探源》全书的鲜明主线，奥尔森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或根源聚焦到分利集团上，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限制分利集团。作者最后指出，采用限制分利集团的法规，不需耗费大量的资源，聪明而坚决的政策本身就能大大增进经济繁荣与社会效益。 奥尔森于本书所阐明的理论和方法是一种重要而独特的分析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它不仅适用于西方各国，而且对研究东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还没有相当全面而且有分析性的英文论著。本书试图填补这个空白。不过，它既不完整，也不详尽；许多重要的论题完全省去，其他的也不过是略为一提。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它能够帮助人们对一个在已往常遭忽视和浅薄对待的重要社会思想体系有更好的理解。我并未打算在难点上打马虎眼，但是，有些复杂的理论问题，若非看上去和手头的任务直接有关，我也不会特意细加论述。 在全书中，我经常广泛地引用马克思和他的信徒的著作。这无疑是一种笨拙的表述形式，但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不能设想人们都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许多极重要的著作，甚至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迄今未译成英文，同时，许多有关的书籍和期刊，也只有在较大的图书馆中才能找到。此外，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有很大的分歧，而我又殷切地希望，不管有些读者对我自己的解释有多大的异议，我这些解释总不要给人以胡说八道的印象。引用《资本论》的地方，系取材于芝加哥市的查理士·克尔公司出版的三卷本。我想在所引用的段落中自行简化一些标点，并在几处有脚注标明的地方，改动了译文，以便更精确地表达德文原文的意思。 除了介绍和分析其他作者的观点以外，我还试图解决一些久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并把一些在我看来至今尚未得到充分剖析的问题，也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之内。关于后者，请读者特别注意第十章(实现的危机)、第十二章(长期萧条?)、第十四章(垄断资本的发展)、第十五章(垄断和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和第十八章(法西斯主义)。主题的编排，遵循一定的程式，即从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问题——价值论——开始，依次讲到当前人类社会的一些迫切问题。 在此稿成书的各个阶段上，承我们的朋友和同事厚意，阅读了全部或部分的手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批评和建议。其中，我想特别提起的有：厄里希·罗尔、路易斯·富尔、弗朗兹·纽曼、阿兰·R．斯威齐、罗伯特·K．麦尔登、斯文德·劳尔森、斯丹莱·摩尔等几位博士以及保罗·巴兰先生。我妻马克辛·雅波尔·斯威齐的批评，特别有益，不过她可以理直气壮地责怪我没有自始至终地接受她的批评。我最为感谢的是都留重人博士，我有幸在多年期间内，不仅同他就本书所包含的论题以及范围更为广泛的一些有关问题进行过多次的讨论。都留博士阅读了全部手稿，并在许多地方帮助我在形式和内容上加以改进。我很高兴，能够在附录中列入他对魁奈、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再生产表式的解释和比较。我想，这个附录对经济学家们应是极为有益的。 不用说，对于我所表述的论点，或者分析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错误，上述各人，谁也不负任何责任。 我把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论》(1910年第一版)一书的几页译文，用“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为题，列为第二附录。在英语国家中，现在流行着这么一种说法，说马克思主义不能理解和预见那些在今日法西斯国家中登峰造极的意识形态倾向。对于这种毫无根据的印象，人们哪怕只从这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名著中摘录一点点，便可加以廓清。 下列出版社，允许自下述各书中引用原文，对此，谨表衷心的谢意： 芝加哥，查理士·克尔公司：卡尔·马克思著《资本论》三卷集；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路易斯·B．鲍丁著《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体系》。 纽约，麦克米伦公司：莱昂内尔·罗宾斯著《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乔安·罗宾逊著《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纽约，麦克劳－希尔图书公司；J．A．熊彼特著《经济周期》，第一卷。 伦敦，麦吐温有限公司；亚当·斯密著《国富论》，第一卷。 纽约，国际出版社：卡尔·马克思著《法兰西阶级斗争》；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1846—1895年，通讯集——选辑与注释》；弗·伊·列宁著《帝国主义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约瑟夫·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莫里斯·多布著《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 保罗·M．斯威齐 1942年8月1日于马萨诸塞州 剑桥市邓斯特斋 中译本前言 现在要介绍给读者的这本书——《资本主义发展论》，是美国当代著名左翼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的代表作。 斯威齐1910年生于纽约市，在哈佛大学受完高等教育，1937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去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进修(1932—1933年)，自此认识到，西方的主流派经济学，无助于理解20世纪的重大事变和社会发展趋势。然而，能够解释这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在英、美又受到忽视和浅薄对待，这方面的英文出版物也极少。这就燃起了斯威齐要建立“严肃的和真正的北美牌马克思主义”的愿望。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论》，正是由这个愿望所结出的一个硕果。此书奠定了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地位，也结束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多年教学生涯。虽然此后他也曾应康奈尔、耶鲁、斯坦福、曼彻斯特等大学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之聘为客座教授，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是1949年创办左翼杂志《每月评论》，任该刊主编至今。 在《每月评论》杂志社，他同几位志同道合者共事，发表了大量揭露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文章和专著，其中最著名的有《作为历史的现在》(1953年)、《垄断资本》(与保罗·巴兰合著，1966年)、《繁荣的终结》(与哈里·麦格道夫合著，1981年)、《革命后社会》(1982年)、《马克思主义四讲))(1982年)。这些论著有非常广泛的影响。鉴此，日本现代经济研究会曾把斯威齐列为自魁奈以来30位大经济学家之一。 在长逾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活动中．斯威齐的兴趣始终集中在两个方面：分析以垄断、帝国主义和世界性为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探索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发展论》作为这两个主题的初期研究结晶，对斯威齐的研究方法、立论基础和独创见解，已有相当鲜明的反映。 就方法论来说，此书继承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和看待社会问题的历史(变革)眼光。因此，既遵循《资本论》第l卷所实践的由具体到抽象的步骤，以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家的积累冲动，又学习《资本论》第2、3卷所更多运用的由抽象再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分析中纳入先前有意识舍象的某些因素，以解释现实中存在的事物。斯威齐认为，通过这方法，可以对马克思来不及分析或语焉不详的问题作出自己的答案。 关于立论的基础，斯威齐在这本书里，确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圭臬，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利润率下降趋势、积累与劳动后备军理论、国家学说、资本积聚与集中学说以及资本主义过渡性学说等等。但同时，他也很注意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者内外部的论争以及当代西方学者对垄断资本主义运行的种种观察。书中有相当多的篇幅用于介绍、鉴别和评论各种相关的和相悖的学说，并有所扬弃和综合，其中特别受人注意的有：肯定和补充博尔特凯维奇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问题上对马克思的修正(第七章)、介绍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实现危机”和“崩溃”问题上的争论(第十、十一章)、重申罗莎·卢森堡对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和“议会道路”论的批判(第十三章)以及吸收希法亭关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第十七章第2节)。书中附有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的《论再生产表式》一文，这对读者理解魁奈、马克思和凯恩斯在再生产理论上的相通和相异之处，也有所帮助。可以说，斯威齐是在比较和鉴别中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的。 正是因为斯威齐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和基本思路，所以他处身于垄断资本主义大有发展的20世纪，便能联系实际而有相当出色的理论创新。 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展开得较为深入的是提出一个以资本积累为动因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意谓永不满足的剩余价值贪欲，驱使资本家阶级不断地提高积累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于是，在消费方面就呈现为：一方面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增长落后于全部剩余价值的增长，同时新增积累中工资支付的部分在减退；另方面，消费品的产量却至少是同生产资料投入量同比例增长，结果就有消费量增长落后于消费品产量增长的趋势，迟早便有物价下跌和产量削减的经济危机，或是生产能力长期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停滞；即使存在着抵消消费不足的因素，也未能从根本上将这趋势扭转。这个危机和停滞理论，既不同于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讳莫如深的资产阶级的(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论或小资产阶级的(如西斯蒙第)消费不足论，也不同于(多布和普利赛尔等所误解的)单纯利润率下降危机论，更不同于把生产同消费截然分开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比例失调论。然而，与资本积累相联系的消费不足，又包容了利润率下降的因素，也体现了一种比例失调，所以，在斯威齐看来，这个危机理论既可以把散见于《资本论》各卷而看似不同的马克思的种种言论统一起来，又可以避免马克思主义者们各执经典一词而产生的混乱。 对于资本积累过程的矛盾分析，又使斯威齐得以在本书中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作出创造性的和细致的描述。他指出，积累是垄断的正常伴侣，因为积累扩大了生产单位的规模，而规模经济效益正是促使竞争走向集中和垄断的基本动因；反过来，垄断把剩余价值从较小块的资本转向较大块的资本，这就提高了积累在一定量剩余价值中的比重。对价格高于均衡值、产量低于均衡值的垄断资本来说，高额利润本已有了保证，现在垄断提高了积累率，有招致利润率下降的可能，垄断组织更不愿意在自己的禁脔内使用其积累，而宁可将新资本投于行业之外或国外的竞争性领域，并且更注意采用节约劳动力的新技术，这就加剧了竞争性领域中利润率下降和消费不足的趋势，即增添了危机和萧条的诱因。斯威齐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有着比马克思和列宁更具体的分析。 由此，斯威齐又为列宁在1916年提出的著名命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注入了新的内容。例如，他指出：保护贸易的政策，有时不是自卫，而是进攻，即便利本国垄断资本对外国倾销；资本输出诚然是在国内投资机会不多且民众贫困的条件下进行，但国内投资机会减少和民众贫困又恰恰是由垄断资本的对外投资决策(追求较高边际利润率和减轻国内劳动力市场压力)所造成；帝国主义固有其经济、政治根源，也有垄断资本所歪曲和煽动的民族主义意识在作祟。斯威齐对帝国主义一个特殊形式法西斯主义的剖析(第十八章)，无疑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前所未言的；对帝国主义极限(第十七章第6节)的界定，也应该说颇有新意。至于他在书中所展望的资本主义的末日，虽然曾受到很多非议，也未为事实所证明，但总还是一种创见。 由上可见，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为副题，却不仅是一本在英语国家中普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也是用马克思的方法与基本原理解释当代资本主义运行的专著。所以，该书一出版，就受到全世界学者的注意，不但多次重印，且被译成多国文字。随之而来的，当然是纷纷的批评和讨论。抑扬中明辨了许多问题，也留下了未解的纽结。例如，博尔特凯维奇在“转形问题”上的修正，经此书介绍和补充之后，引起了长达20年的论战(有人说这是经济学中一阵“空忙”)；书中提出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学者中更有多方面的广泛反响，连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莫里斯·多布在为本书英国版(1946年)作序时仍表示对此论有怀疑；书中有谓，由于垄断组织有日益充裕的内部融资，新证券发行将日趋萎缩，产业资本家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将降低，故“金融资本”这个词可以废弃(第十四章末段)，对此也有尚未了结的笔墨官司户；还有，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展望，尽管斯威齐在本书第二次印刷时(1946年)已经改变了初版的一些提法，但基本的观点依然是英美的“和平过渡”，这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也不易取得共识。 限于“前言”的篇幅和译者的水平，我们不能在这里详尽介绍更多的书评。不过，联系1990年以来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历，不妨再提出两点“马后炮”式的质疑：一是书中所十分强调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使用价值的计划生产和境内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所显示的优越性和吸引力(第十九章第2节)，是否自这个制度建立之日起就是如此，而无须经过体制的调整与改革来保持这种优势?二是调整与改革，如果包含有价值规律的利用和某种市场经济的实行，那么，斯威齐在本书中所表述的一个命题——“价值和计划相对立的程度，也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一样”(第三章第4节)是否还能成立? 尽管这本书有这样那样需待商榷的问题，但就其在资本主义堡垒中中肯而透彻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历史功绩来说，和就其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基本观点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成就来说，它都不失为经济学领域中一本值得研读和于人有益的好书。我们正因为这个缘故而乐于接受翻译的邀约，但我们的拙陋译笔可能不足以表达书的精意。不当之处，还望读者高明批评指正。 陈观烈 1993年2月 序 第二次印刷本序 导言 第一篇　价值与剩余价值 第一章　马克思的方法 一、抽象法的应用 二、马克思思想的历史性质 第二章　价值质问题 一、引言 二、使用价值 三、交换价值 四、劳动与价值 五、抽象劳动 六、价值理论中量的方面与质的方面的关系 七、商品的拜物教性质 第三章　价值量问题 一、第一步 二、竞争的作用 三、需求的作用 四、“价值规律”与“计划原理” 五、价值与生产价格 六、垄断价格 第四章　剩余价值与资本主义 一、资本主义 二、剩余价值的来源 三、价值的构成 四、剩余价值率 五、资本的有机构成 六、利润率 第二篇　积累过程 第五章　积累与后备军 一、简单再生产 二、积累的源泉 三、积累与劳动力的价值——问题的提出 四、马克思的解答——劳动后备军 五、资本主义进程的性质 第六章　利润率的下降趋势 一、马克思关于这个规律的系统表述 二、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 三、对本规律的一个批评 第七章　价值转化为价格 一、问题的提出 二、马克思的解答 三、另一个解答 四、博尔特凯维奇方法的一个推论 五、价格计算的重要意义 六、为什么不从价格计算开始？ 第三篇　危机与萧条 第八章　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 一、简单商品生产与危机 二、萨伊定律 三、资本主义与危机 四、危机的两种类型 第九章　与利润率下降趋势相联系的危机 第十章　实现的危机 一、比例失调引起的危机 二、消费不足引起的危机 附录 第十一章　崩溃问题的争论 一、引言 二、爱德华·伯恩施坦 三、正统派的反击 四、杜冈－巴拉诺夫斯基 五、康拉德·施密特 六、考茨基在1902年的见解 七、路易·B．鲍丁 八、罗莎·卢森堡 九、战后的各种态度 十、亨利克·格罗斯曼 第十二章　长期萧条? 一、引言 二、资本主义扩张的条件 三、抵制消费不足趋势的各种力量 四、一定是消费不足占优势吗？ 第四篇　帝国主义 第十三章　国家 一、经济理论中的国家 二、国家的首要职能 三、作为一个经济工具的国家 四、政体问题 五、国家作用的评价 第十四章　垄断资本的发展 一、资本的积累 二、资本的集中 三、股份公司 四、卡特尔、托拉斯与合并 五、银行的作用 第十五章　垄断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 一、垄断与价格 二、垄断与利润率 三、垄断与积累 四、垄断与流通费用的提高 五、结论 第十六章　世界经济 一、总的考察 二、竞争时期的经济政策 三、经济政策的转变 第十七章　帝国主义 一、引言 二、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与种族主义 三、帝国主义与各阶级 四、帝国主义与国家 五、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 六、帝国主义的极限 第十八章　法西斯主义 一、法西斯主义的条件 二、法西斯主义的得势 三、法西斯的“革命” 四、法西斯主义下的统治阶级 五、法西斯主义能排除资本主义的矛盾吗？ 六、法西斯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 第十九章　未来的展望 一、自由资本主义改良的前景 二、世界资本主义的没落 附录一　关于再生产表式问题 附录二　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译名对照表

本书分析了当今世界在单极膨胀下，国家的权力受到来自其内部的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势力和宗教意识形态势力的制约，从而形成了当今国家主权与金融资本、宗教的超越主权的新三权博弈，这些势力的博弈和消长，决定了现在世界的发展。世界已经从历史上的国家竞争、国家的三权分立发展到全球化的超越主权的权力博弈，并且达到了新的制衡。本书通过对于这样的权力博弈的分析论证，并且结合当今时政热点，对于网络信息霸权和绿色霸权的幕后本质进行了阐释，试图找到理解当今世界宏观战略的钥匙。

In this classic work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Karl Polanyi analyze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is analysis explains not only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 but the potentially dir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untempered market capitalism. New introductory material reveals the renewed importance of Polanyi's seminal analysi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free trade.

《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这部伟大著作的主题是：一个社会政治稳定的时间越长，就越可能发展起造成耕地经济效率的强大特殊利益集团。奥尔森一生致力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国家兴盛发达，有的国家不断衰落？他从分利集团多少、分利集团涉及范围的广泛程度等方面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民主国家一一美国、德国、日本等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同时，他对国家衰落的原因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解释，即大量分利集团、分利联盟的存在。奥尔森认为大量分利集团的存在可能会成为一个国家衰落的充分必要条件，但不存在大量分利集团却似乎不能够成为一个国家繁荣的充分条件，充其量它只能是一个必要条件。

《国债的历史:凝结在利率中的过去与未来》从21世纪初日本国债所处的状态着手，通过与市场对话的方式，追溯了国债的起源，并通过对历史上欧美及日本等主要国家的国债利息差的比较分析，就国债的本质、国债利率的确定、国债的实际价值、各国国债的信用风险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这本著作的研究思路，不同于纯经济史，采取的是社会经济史的进路——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考察，而后又加入赋税财政体制，三者互动，变迁的图景是立体的。 众所周知，讨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话题，然而很长一段时期，总找不到沟通两者关系的“中介”，成了勉强粘贴的两张皮。程念祺先生长期研究的结果，终于发现财政制度有联动两者的效应。执其两极而细究其中因缘，许多疑惑可以迎刃而解。例如财政由税人为主转向税地为主，误以为可以促进土地私有，实则在财政市场膨胀的作用下，小农乃至地主的负担有重无轻，产权更趋不稳定。地主逼不得已改行租佃，自主经营的地主遂日形减少，变为消极的食租者。小农经营规模日趋细小，资本投入仍极低。如此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关节。 中国的国家力量是如此地强大，渗透一切，牵制一切，它对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怎么想像也不会过分。舍财政而论经济，只看经济积少成多的总量，迷惑于城镇表面的繁荣，将经济财政分配格局置之度外，就像走进雾区，一片迷茫。 序　疏通知远：中国经济史通识的获取 自序 中国古代国家规模及其组织形式 一、三代国家的形成 二、兼并战争与国家组织形式及社会经济的变化 三、从秦汉至隋唐的制度更替与专制集权制的发展 四、历代对唐制的修补 中国上古的统一趋势与王道政治 一、统一趋势形成于中原 二、王道政治的形式与原则 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几个问题 一、土地占有关系的非制度化 二、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 三、历代变法之类型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公有、私有与国有问题 一、中国早期社会的土地公有制与私有制 二、从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国有制的兴起 三、国家实现土地国有制的两种特殊方式 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基础的不稳定性 一、兼并势力的养成 二、赋役负担之不均 三、法外私有土地的形成 四、自耕农经济的萎缩与佃农经济的普遍化 五、地权的不稳定性及模糊性 六、法理基础的魄失 七、有组织而无制度 先秦时期赋税制度的变革与土地国有制的形成 一、村社共同体经济与公田土地私有制的关系 二、履亩而税与小农经济 三、土地制度的变迁路线 两千年间国家财政体制的历史走一 一、秦汉时期赋税制度的基本特点 二、三国至中唐的赋税制度 三、中唐至明朝万历时期财政赋税制度的转型 四、明万历至清前期国家财税体制的变化特点 ……

米歇尔·波德编著的《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500年至2010年）》以翔实的素材、全新的视角，叙述了资本主义500年的历程，从16世纪殖民掠夺、17世纪资产阶级崛起、18世纪三大革命，到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从大萧条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苏联解体，从21世纪全球化到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模式确立…… 《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500年至2010年）》第一版于1981年出版，已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此次中文版系根据其最新的法文第六版翻译，作者以21世纪头十年的资本主义现状，对本书又作了新的扩充。

德国统一是经济史上最曲折、最具戏剧性的转变之一。关于这一统一进程和政策选择，两位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综合了大量文献，呈现出这部结构清晰、论证缜密的作品。它是贴近东德转型历程的深度反思，也是从国民经济学角度分析两德统一和东德转型进程的开创性著作。 作者归纳了东德体制崩溃的原因，也详尽地介绍了两德统一的进程和面临的问题。东德在转型国家中是唯一的“转型”与“统一”交织的事例，作者们令人信服、深入浅出的论述，使非专业读者也能了解这前所未有的经济事件；他们对德国激进的改革实践的总结，也能为那些处在经济转型阶段的学者和专家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参照。

    本书是对20世纪70年代那次世界经济危机的一项研究。这次危机被概念化为一个单独的历史进程的第三阶段，也就是终结阶段。这个进程被界定为世界规模的美国资本积累体系的崛起、全面扩张和消亡三个阶段。 还记得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的那场经济危机吗？那次经济危机以破坏力大，涉及范围广以及延续时间长而让人刻骨铭心。不过，资本主义也在不断地自我扩张和内部革命，使其自身摆脱了一次又一次内在的危机，使资本获得了不断更新的生命力。只是，从热那亚到荷兰、英国、美国，资本的力量还能维持多久？资本主义还能前行多远？作者在书中为我们对资本主义数百年的扩张历史作了深入且具有说服力的描述，不夸张地说，即使将它与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的杰作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

Review "'You will have three reasons to love this book. It's about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s within the modern world, perhaps the biggest problem facing the world today. It's peppered with fascinating stories that will make you a spellbinder at cocktail parties - such as why Botswana is prospering and Sierra Leone isn't. And it's a great read. Like me, you may succumb to reading it in one go, and then you may come back to it again and again.' (Jared Diamond, Pulitzer-prize-winning author of bestselling books including 'Guns, Germs, and Steel' and 'Collapse')" ~~~~~~~~~~~~~~~~~~~~~~~~~~~~~~~~~~ Product Description This is a provocative new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explaining why the world is divided into nations with wildly differing levels of prosperity. Why are some nations more prosperous than others? "Why Nations Fail" sets out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ith a compelling and elegantly argued new theory: that it is not down to climate, geography or culture, but because of institutions. Drawing on an extraordinary range of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examples, from ancient Rome through the Tudors to modern-day China, leading academics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show that to invest and prosper, people need to know that if they work hard, they can make money and actually keep it - and this means sound institutions that allow virtuous circles of innovation, expansion and peace. Based on fifteen years of research, and answering the competing arguments of authors ranging from Max Weber to Jeffrey Sachs and Jared Diamond, Acemoglu and Robinson step boldly into the territory of Francis Fukuyama and Ian Morris. They blend economics, politics, history and current affairs to provide a new, powerful and persuasive way of understanding wealth and poverty. They offer a pragmatic basis for the hope that at 'critical junctures' in history, those mired in poverty can be placed on the path to prosperity - with important consequences for our views on everything from the role of aid to the future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