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河流域的土地是伟大的印度河的产物，许多世纪以来， 印度河给这片土地带来了繁衍、交流、方向和联合， 它既构成了亚欧地理上的分割线， 同时也成为了它们的链接。 大约三千年以前，地中海和西亚的部落及军队移居巴基斯坦的西北部， 他们的希腊式政治体制和文明传统与佛教信仰体系的亚洲根源相结合。这一融合形成了辉煌的犍陀罗文明，随后影响了远至东部中国的佛教艺术。” ——巴基斯坦大使马苏德.汗 “犍陀罗艺术的最大贡献是创造了希腊化风格的犍陀罗佛像。佛像的出现与公元1世纪以后印度大乘佛教的兴起有关，大乘佛教把佛陀神化、人格化的观念，恰恰符合犍陀罗地区流行的希腊、罗马文化的“拟人说”即“神人同形”的造像传统。于是犍陀罗艺术家开始打破印度早期佛教雕刻的惯例，仿照希腊、罗马神像直接雕刻出佛陀本身人形的形象，创造了希腊化风格的犍陀罗佛像。犍陀罗佛像的造型，来源于印度佛教的观念，采用了希腊化艺术的形式，可以说犍陀罗佛像等于希腊化艺术的写实人体加印度佛教的象征标志。”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

The Silk Road is as iconic in world history as the Colossus of Rhodes or the Suez Canal. But what was it, exactly? It conjures a hazy image of a caravan of camels laden with silk on a dusty desert track, reaching from China to Rome. The reality was different, and far more interesting, as revealed in this new history. In The Silk Road, Valerie Hansen describes the remarkable archaeological finds that revolutioniz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rade routes. For millennia, key records remained hidden--often deliberately buried by bureaucrats for safe keeping. But the sands of the Taklamakan Desert have revealed fascinating material, sometimes preserved by illiterate locals who recycled official documents to make insoles for shoes or garments for the dead. Hansen explores seven oases along the road, from northwest China to Samarkand, where merchants, envoys, pilgrims, and travelers mixed in cosmopolitan communities, tolerant of religions from Buddhism to Zoroastrianism. Hansen notes that there was no single, continuous road, but a chain of markets that trad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China and the Roman Empire had very little direct trade. China's main partners were the peoples of modern-day Iran, whose tombs in China reveal much about their Zoroastrian beliefs. Hansen writes that silk wa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good on the road; paper, invented in China before Julius Caesar was born, had a bigger impact in Europe, while metals, spices, and glass were just as important as silk. Perhaps most significant of all was the road's transmission of ideas, technologies, and artistic motifs. The Silk Road is a fascinating story of archeological discovery,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the intricate chains across Central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暨南中外关系史丛书：粟特商人史》通过研究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0世纪散落在印度、伊朗、中国、拜占庭和北亚草原的粟特人遗物，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详细论述了中古粟特商业生长盛衰的历史演变过程。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0世纪，粟特商人从只具局部意义的小规模商业开始经营，在与巴克特里亚、印度商人的竞争中后来居上，脱颖而出。并在突厥人、卡扎尔人的政治护翼下，西通拜占庭、东人中国，在克里米亚到朝鲜的欧亚草原建立起广泛的商业网络。粟特人既是东西商贸的担当者，也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贸易中介。但萨珊波斯的衰亡、索格底亚那被阿拉伯征服以及唐朝爆发的安史之乱，给建立在政治基础上的粟特商业带来致命打击，随着丝绸之路的陆海转换，波斯商人控制了海上贸易主导权，粟特商业最终走向衰亡。有鉴于中国在粟特商业网的拓展中所起到的“催化”作用，故本书第五章专门论及中国粟特商人的情况，对塔里木甘肃地区、京师诸州，甚至四川、吐蕃的粟特人聚落、贸易网发展、萨宝功能和演变，以及姓氏、婚姻的华化问题均有论述。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化问题，实际上是从蒙元时代开始的，作者不仅进一步证明了这点，还利用近年发现的中亚古代语言、艺术、宗教方面的新史料，探讨诸如中原汉文化在西域的初传、犍陀罗佛教艺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鄂尔多斯出现的景教十字架等问题，是作者又一部探讨古代和中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力作。

西域始终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地区。无论从战略、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方面来看，它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东西方之间，亚、非、拉三大洲之间，从未停止以那里为走廊而从事丰富多彩的交流，既有友好往来，也有军事对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研究东西方的历史，都不可能不在很大程度上涉及西域问题。所以，西域史研究，始终是中外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本书著者有关西域史的著作非常多，其著作的特点是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可读性，既有学术著作，又有通俗读物。他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对许多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现有的西域文明史之类著作，均为多位专家合作的成果，鲁保罗先生的著作却是个人独立完成的。

《元西域人华化考》是我国史学泰斗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性著作，它从文学、儒学、佛老、美术、礼俗等各方面考察了元代进入中原的西域人（色目人）逐渐为中原文化所同化的情况，显示出在当时中原文化的先进性和生命力。全书资料丰富，考证精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当时即得到了老一辈学者如陈寅恪、王国维等人很高的评价，奠定了作者的学术地位，也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 《华化考》的主旨是证明元代“西域人之同化中国”，但这只是作者写作《元西域人华化考》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个目的能否达到，也就是说这个论断是否成立，并为人们所认同，还要看它是符合历史现实，作者提出的论据是否正确、充分，论证是否符合逻辑。 作者在界定了元时西域人的范围之后，又对“华化”的意义作了这样的规定：“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所以，“或出于先天所赋，或本为人类所同，均不得谓之华化”。

六世纪中叶，阿尔泰山地区的突厥部落摆脱了柔然的统治之后，开始强大起来，旋即征服邻近各部及西域诸国，在中亚腹地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突厥汗国。至六世纪末，则分裂成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国势强盛之时，东至阿尔泰山，西至里海，介于欧亚大陆上东、西、南三大文明区的中间，因此，除与唐朝接触之外，还与中亚诸游牧部落、东罗马、波斯以及印度各国有着密切的交流关系。有鉴于此，汉文及西文古籍中都保留了

《古代西域服饰撷萃》为图录。精选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珍藏的古代西域个时期的服装和饰品等珍贵文物140余件，较为详尽地向我们展示了丝路西域文化。分“暖裘毛褐巧装扮-西域先秦服饰”、“锦帛素棉典雅风姿-西域汉晋服饰”、“万千威仪雍容气度-西域隋唐五代服饰”、“回鹘风范蒙元英姿-西域宋元服饰”、“丝路奇葩民族瑰宝-西域明清服饰”五个部分。

《于阗史丛考(增订本)》为两位作者有关于阗史研究的论文合集，内容涉及于阗史料的年代、于阗国王统世系、于阗人种、于阗佛教、于阗美术等诸多方面，对唐宋于阗乃至整个西域史研究多有贡献。书后附有详细的《于阗史研究论著目录》，极富参考价值。

自汉代张骞“凿空”以后，中国人习惯上将河西走廊玉门关以西的广大地区称之为西域。广义上的西域包括西亚的条支、南亚的身毒和亚洲以远的大秦，而狭义上的西域主要指以天山为核心的中亚地区。西域的历史，特别是以天山地区为核心的西域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 西域的天山是亚洲中部的一个重要山系，它东近阿尔泰山，西瞰河中之地，由数列东西向的褶皱断块山组成，并伸展出一些支脉。它有若干盆地、河谷和草原，给畜牧和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又控扼着古代欧亚大陆上最重要的东西交通线——丝绸之路，是世界上几大文明的交汇点。 自古以来，许多民族在这一地区生活过、活动过。公元6世纪阿史那突厥兴起后，很快发展到这里。唐朝和吐蕃分别于8世纪中后期和9世纪中期无暇顾及西域以后，突厥语诸部族成为天山地区的主要政治势力。10世纪中期，西部天山地区的突厥语诸部族开始较大规模地文化转型，并且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发展出初步的新的文化。西辽和蒙元时期，虽然有大批游牧部族从漠北进入天山地区，但这并没有改变突厥语诸部族是天山地区主要居民的局面，也没有中断这一地区文化转型的进程。本书以天山地区为核心，探讨8至10世纪突厥语诸部族在西域（狭义上的）地区的活动以及文化转型在突厥语诸部族中发展的情况。 近代以来，国外许多东方学家都关心突厥语部族在西域地区的活动，探讨过8至10世纪天山历史的某些问题。并且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与这段历史有关的史料，特别是中世纪阿拉伯文、波斯文等史料已在西方整理出版。同时，突厥文碑铭的释读和突厥学的发展，以及19世纪后半期西方人开始对天山地区的实地考察，也为西域地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动力。 本世纪初以来，与西域地区历史特别是8至10世纪这段历史有关的最重要成果见于巴托尔德（B．B．Barthold）的一系列论著。这位著名的俄国／苏联学者几乎研究了所有涉及这段历史的阿拉伯、波斯史料，探讨了许多重大事件，勾划出了其历史线索。他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1898一1900）、《七河史纲》（1893）、《中亚科学考查报告（1893—1900）》、《突厥斯坦简史》（1922）、《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26）等论述至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仍是我们研究的入门书和寻找阿拉伯、波斯史料的向导。不过正如巴托尔德本人所承认的那样，他不懂汉文，不能直接利用汉文文献，因此他的研究主要依靠阿拉伯、波斯史料，侧重于西部天山地区。 本世纪上半期研究有关阿拉伯、波斯史料的另一位大家是米诺尔斯基（V．Minorsky）。米诺尔斯基整理、翻译、研究、注释了《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马尔瓦兹（A1-Marwazi）著作的有关篇章和《塔米姆回鹘游记》等，这些史料和米诺尔斯基的研究对本文有直接意义。他的缺陷也在于不能直接利用汉文文献。 直接利用汉文文献进行有关研究的学者首推沙畹（E．Chavannes）和伯希和（P．Pelliot）。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可以被看作是西方学者直接利用汉文文献并结合其他史料研究突厥语部族在天山地区活动史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至今仍为国内外学者所利用。不过沙畹的研究以8世纪中期为下限，而我的研究正由此开始。 伯希和具有广博的语言学知识，熟悉中国古代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细部研究。虽然他并未系统论述8至10世纪以天山为核心的西域历史，但他涉及了这段历史中的许多问题，不容忽视。 本世纪50年代以后，与本文有关的、直接利用汉文文献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是哈密屯（J．R．Hamilton）。他的《五代回鹘史料》、《钢和泰藏卷杂考》、《托古兹古思和十姓回鹘》，我们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不过他的研究对西部天山地区的历史涉及较少。 在研究西域地区史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能广泛利用汉文文献，又较早接触到西方的研究。本文利用了许多日本学者的成果。在日本学者中，安部健夫最早全面研究了8至10世纪整个天山地区的历史。他在《西回鹘国史的研究》（1956）中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不过他处理史料的方法和直接利用史料的范围，使他的许多重要结论与历史原貌相差较远。在日本老一辈学者中，羽田明提出了一些重要课题，他就此发表的一些论著虽然并没有超出当时西方学者的研究水平，但他的上述见解为今后研究的深入指出了一条道路。 40—50年代以来，前苏联对西域地区历史的研究有许多成果，如对西部天山地区中古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对有关文献的整理、出版，前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编写出版的大部头地区通史等等，对我们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不过就本文论及的时期内西域地区史而言，前苏联学者的研究侧重于西部天山地区．对汉文材料的研究也不够。 国内对以天山地区为核心的西域史的注意可以追述到19世纪中叶西北舆地之学的兴起。本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接触到西方和日本的研究成果及治学方法，研究有所深入。但从整体上看，国内对8至10世纪这一地区历史的研究，在本世纪70年代末以前仍远远落在外国学者的后面。“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内的研究水平有了不少提高，缩小了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对我们的课题而言，最近一二十年以来国内外研究成就中有两方面特别重要。首先，对和田塞语文献（于阗语文献）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可以在汉文、阿拉伯、波斯文、中古突厥语文等史料之外，利用一种新的当地文献。这种文献不仅增加了某些历史细节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一些时间座标。其次，在国际藏学发展的推动下，一些学者重视利用藏文史料，结合汉文等文献记载，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吐蕃在西域活动的论著，弄清一些历史疑点，为我们研究突厥语诸部族在天山地区的活动扫除了一些障碍。 总之，我们希望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汉文、阿拉伯、波斯文和其他文字的材料，描绘出一幅有关8至10世纪西域地区突厥语诸部族活动史的更清晰的画面。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套装上下册)》所述乃蒙古入侵前的突厥史，实际是“一部起于伊斯兰教开始武装进攻，断于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登场的中亚历史”。“把中亚史的研究提高到历史科学水平的，实以巴托尔德为第一人”。《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套装上下册)》由我国著名的中亚史专家张锡彤、张广达父子据最为信实的俄文1963年版译出。

《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以欧洲众多考古探险团所搜集的丰富资料为基础研究了吐鲁番盆地的建筑问题，并且以中国考古学家们近期在新疆发掘到的资料作进一步的补充。有关纯属于物质生活方面的研究，道德使用了世俗者的画像和塑像，把神像排除在外，试图从中突出地考证清楚诸如服装式样或武器类别等问题。

当唐朝武功全盛之时，居住于西北的大量游牧民族或被迫归附、或主动请归。唐政府不断地将这些归顺的异族集中迁入内地，同时又维持这些异族的习俗和和信仰。这种异域文化必然对周边的华夏民族产生影响。特别是唐都城长安，大量异域人士的定居，使唐长安呈现一种多文化的景象。关于唐代社会的“胡化”倾向，众多前辈学者已有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向达先生在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对唐代长安、洛阳的“胡化”现象，包括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宗教、游乐等诸多方面做了详尽的考察。

中古时代来华的商胡贩客，其中最持久而活跃的族类，就是被称为“九性胡”的粟特人。作者以文献、文物和文书为依据，从历史深处揭示了他们在经济、政治和宗教生活中的独特作用，令人耳目一新。粟特聚落是全书论证的基点和重点。在作者笔下，群体的结构化和分布的网络化，形成一片富有异彩的景观。不仅再现了粟特聚落的历史面貌，而且使胡汉交融的考察更具体化也更理论化了。同时，此项研究不仅仅是考证文化交流中早已存在的有趣史实而已，也将为人们今天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跨文化问题提供某种启示。

《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上下)》是一部从艺术的视角创作的学术性、可读性兼顾，图文并茂且独具特色的亚洲艺术史专著。《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上下)》以古代世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为线索，讨论上古时期西亚、中亚和亚欧草原各民族艺术发展的关联性，并从中揭示上古亚细亚文化的历史价值。藉此展现古代中亚、西亚及亚欧草原伟大文明的整体性和多元化，带我们去领略古代文明多样化的世界观和审美观。 我们追溯古代亚洲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实际就是一次青金石之路和丝绸之路的精神之旅。青金石和丝绸本身就令人产生无尽的遐想，而实际上，古代文明和艺术令人感动和令人神往的事物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如果艺术史不具有诗性的光辉，人们就不会投入巨大的热情。让我们一起追随先人的足迹，去探索各民族的精神世界，去领略亚细亚艺术——这部壮丽史诗每一篇章的深远意境吧。 谨以《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上下)》奉献给那些敬畏大自然、热爱和平和传统文化并怀有爱心的朋友们。

法国著名东方学家费琅编译和校注的《阿拉伯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是研究八——十八世纪东西交通史及西域南海历史、地理、社会和经济的一部名著。 这部著作分为两卷；第一卷为两章，包括丰富的文南译文和必要的注释，第二卷为第三章，首先提到的是有关阿拉伯人对地球形状的观念、地球上的区域分布及气候情况、阿拉伯人的地图绘制以及他们把印度洋分为七个海的依据等；阿拉伯人认为他们已得到解决或解决地于问题新方法的附录；另外一些有关方位已定的城市和地区等各种情况梗概的附录。

本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最为完整的中西交通史著作。该书共分四大篇章，详尽地论述了史前至近代包括南洋区域在内的中西交往史迹及历史过程，阐明民族、宗教、文化、交通、政治和贸易等诸般关系，尤以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