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波德编著的《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500年至2010年）》以翔实的素材、全新的视角，叙述了资本主义500年的历程，从16世纪殖民掠夺、17世纪资产阶级崛起、18世纪三大革命，到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从大萧条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苏联解体，从21世纪全球化到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模式确立…… 《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500年至2010年）》第一版于1981年出版，已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此次中文版系根据其最新的法文第六版翻译，作者以21世纪头十年的资本主义现状，对本书又作了新的扩充。

《经济通史》具有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在所有公认的社会科学的古典先驱中，只有韦伯的这部著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一种全面的历史分析。因此《经济通史》可以被看作是具有独特价值的经典参照基准，当代和未来的学者，可以凭之更好地把握他们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性质和发展方面的理论兴趣和研究成果。韦伯的这部著作虽名为“经济通史”，但严格地说来，《经济通史》与其说是一部详尽和全面的世界经济史，毋宁说是一部资本主义经济制序（institutional order）的生发和型构史。。

本书的前三篇文章最早是提交给一群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参加的讨论如何抵制极权主义威胁、维护自由社会的集会的论文，这几年来，他们一直举办这样的活动。1951年9月在法国博瓦隆举行的朝圣山学社会议讨论的一个主题是历史学业家是如何论述资本主义的。 　　世界各地的历史教科书告诉一代又一代学生说，工业革命在英国造成了难以言表的惨状。奇怪的是，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人口数量却在迅速增长，民众的预期寿

《资本主义论丛》内容简介：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大名今天在我国学术界已不再陌生。他的两部力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法兰西的特性》——已分别由北京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于1992年1994年陆续出版。值得指出的是，布罗代尔著述的一大特征是切磋和论战，其对象不仅是本国的和外国的史学同行，而且有社会科学众多门类的专家。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之《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 《现代世界体系》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颇具影响力的多卷本著作，对全球史进行了重新阐释，将现代世界的产生和发展确定为16世纪到20世纪。 1.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 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郭方 刘新成 张文刚 译 郭方 校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覆盖延长的16世纪，讲述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以及它的一些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创立的历史。在新增的2011年版序言中，沃勒斯坦梳理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写作背景，并对“世界体系”理论迄今遭遇的主要学术批判做了系统的回应。 2. 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 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1600～1750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著 郭方 吴必康 钟伟云 译 郭方 校 《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是整套书中至关重要的一卷，它反驳了把17世纪“危机”视为欧洲的“重新封建化”的观点，论证了对作为一种历史体系的资本主义的一种观点和界定的合理性。另外，本卷还提出另一个新的重要论题，即霸权问题。认为在现代世界体系的运转中，霸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机制。霸权机制使现代世界体系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经济。 3. 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第二时期：1730～1840年代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II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730s–1840s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著 郭方 夏继果 顾宁 译 郭方 校 《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介绍了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上半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分别论述了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及其引发的第三轮中心国家争霸、南北美洲的独立运动和印度次大陆、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西部非洲这几个被并入世界经济的重要地区的边缘化和半边缘化。 4. 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 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V Centrist Liberalism Triumphant, 1789–1914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吴英 译 庞卓恒 校 《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覆盖从1789年～1914年这段时期，专门用于探讨一种适用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地缘文化的形成，沃勒斯坦认为该地缘文化大体是以他所称的温和的自由主义为中心塑造的、并由它所支配。在本卷书中沃勒斯坦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社会科学理论的概括能力继续得以展现，延续以往叙事的风格，沃勒斯坦对自由主义中间路线是如何在全世界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做了重要的说明。第四卷提出了“全球地缘文化”的概念，深化了对世界体系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诸方面之间关系的理解。

本书选取1400年这个时间作为究的参照点在那结点上，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欧洲作为一种新变化趋势的心力量迅速崛起，欧洲大陆以外的其他不同来源的社会组和族群逐被卷入到这个全球性联结的整体中。作者秉承了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和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观念，以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在各大洲之间扩展为核心，考察了不同文化、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人群对这一巨大变化所做出的回应。

《西方的衰落》是基于尼尔•弗格森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四台里斯讲座系列（Reith Lectures）创作整理而成，该系列播出时题为“法治与其敌人”。早有人预言到西方社会的衰落。如今，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无处不在：经济增长放缓、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社会行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处？尼尔•弗格森认为是制度的衰落难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导致社会的繁荣或衰败，制度就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框架体系。 代议制政府、自由市场、法治和文明社会，这些原本是西欧和北美社会的四大支柱。正是因为这些制度优势，而非地理或气候上的原因，使得西方社会在公元16世纪前后在世界上独领风骚。然而，现如今这些制度的衰退令人扼腕。 我们的民主制度打破了代际契约，将高额的债务转嫁到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的市场被过于繁杂的监管政策所日益扭曲，后者其实就是自己本意想要治愈的顽疾。法治也业已沦为律师之治。公民社会日益变得不再文明，人们只是出于惰性把问题一味推给政府去解决。 《西方的衰落》一书振聋发聩，也会引发争论，它是对这个自鸣得意和对问题视而不见的时代的迎头一击。当阿拉伯世界正在为民主而奋斗时，当中国努力从经济自由化迈向法治社会时，欧美社会却在挥霍几百年来制度优势的积淀。弗格森提出这样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会一度称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势头，只能寄希望于强大的领导力，并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海报：

自熊彼特之后无可辩驳的创新领域的思想导师威廉•鲍莫尔的最新力作 吴敬琏作序 柳传志推荐 美国会不会像历史上那些强大的帝国一样，注定在可预见的未来停滞或衰落？ 标榜资本主义典范的美国如何才能继续引领全球经济？ 资本主义是一以贯之，还是形式多样？ 企业家型、大企业型、国家导向型和寡头型，孰优孰劣？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亲身体会了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全球化还让我们有了更多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进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不仅对政府，对我们企业，也很重要。 柳传志 联想控股集团总裁 《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让我们了解到资本主义有多种不同的形式，按照书中的说法，有些资本主义形势明显优于其他形式，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就是能带来增长和繁荣的企业家型资本主义；至于其他形式最好能避而远之，因为它们会导致停滞。这种关于国家财富的新观点将为所有国家（从最富裕的国家到最贫穷的国家）的经济政策提供指导。这是一部富有胆识且充满突破性思想的著作。 乔治•阿克洛夫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 仅仅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人的平均购买力只有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是什么促使了经济的增长？又如何将这种增长维持到下个世纪？为什么说经济增长对一国提高其公民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为什么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经济增长并非常态，而经济不增长反而是容易出现的现象？如何能够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移植到至今仍在贫困中挣扎的国家？本书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有不同的形态，而不是像很多观察者错误地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只有一种形态。作者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概括了四种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寡头型、国家导向型、大企业型和企业家型。这些不同的资本主义形态有不同的制度和规则，而制度和规则会产生不同的激励机制，推动或阻碍企业家们的创新活动，进而使有的资本主义对增长而言是“好的资本主义”，而有的是“坏的资本主义”。

虽然全球经济空前繁荣，但仍有10亿人口被甩在了发展的行列之外，沦为全球经济社会中最底层的10亿人，而这其中有70%居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长期陷入停顿或衰退，而且至今看不到改进的希望。这些人和这些国家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构成了世界不稳定的因素。本书剖析了制约这些国家发展的各种陷阱——战乱陷阱、自然资源陷阱、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以及小国劣政的陷阱，提出了帮助这些国家摆脱困境的建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将越来越多地卷入到全球减贫事业当中，本书对于国人了解全球贫困状况、贫困的优抚机制以及当前国际上有关减贫的各种建议和措施，都是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ISBN：9787508601670，作者：（美）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G.Rajan），（美）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著；余江译

何谓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如何演化的？为什么有的企业家、大公司和某些国家能够使资本主义为自己服务而有的则不能？ 本书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了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何谓资本主义”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资本主义的优点十分明显：它使收入稳步增长并不断增加机遇。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也同样明显：它置物质于精神之上，且资本主义市场的力量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 《现代资本主义》一书包含了熊彼特所主张的三大要素，但它首先是一部史书。书中有四章综述了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史；其他章节则是名人传略，介绍了乔塞亚·韦奇伍德、奥古斯特·蒂森、亨利·福特以及丰田佐吉等人；书中还有一些驰名公司的发家史，这些公司包括劳斯-莱斯、德意志银行IBM以及日本七十一连锁店等。所有这些关于国家、公司和个人的历史都有很多戏剧性成分，令人过目难忘，有助于我们了解在不断的变化中取得经济成功的真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索罗斯一下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同时也一直处于“神话”和“谣言”的包围中。对于《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的出版，索罗斯说“有助于澄清我的所思所想，以及我对未来的希望（和建议）。”“这本浓缩了我毕生主要思想的著作读起来肯定不轻松，但我希望它值得你去努力阅读。” 全书共12章。第一部分包括6章，主要是进行理论构建，解决“开放社会”的一些基本概念框架问题。尽管索罗斯挖空心思，创造了不少名词术语，但基本上是重复波普尔的“前人话语”，只不过与他熟知的金融领域结合起来而已，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用索罗斯自己习惯的口味讲出了一番大道理。第二部分也包括6章，是此书的精华，主要分析了当前国际社会风云变幻的热点问题，从亚洲金融风暴，到俄罗斯社会转型，从全球金融框架，到国际政治架构，索罗斯笔之所至，出语惊人。例如他断言亚洲模式破灭，指责西方国家在俄罗斯问题上不负责任，批评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已经成为对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大威胁，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还会卷土重来等等，此类观点虽然大胆，却因为出自大鳄之口，确让人感到辛辣的提醒。 索罗斯不仅对国际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还亲身参与了许多国际事件，对国际热点的点评令人耳目一新。例如索罗斯在评论“谁失去了俄罗斯”的时候，他大量运用第一人称，叙述个人在一些国际事件中的亲身经历，纪录当时的形势变化；在论述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时候，他甚至运用自己当时的十几篇日记，详细描述了当时自己的谈判活动和事件的整个过程，使得风云变幻的国际现象跃然纸上，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第二台柱。1976年，他应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邀请，对资本主义再作反思，集成本书。在书中，他对资本主义怎样和为什么在西欧萌芽、发展，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关系，各地区之间的横向联系对资本主义的作用等等重大问题 ，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

《奢侈与资本主义》主要阐述了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财富积聚和过度消费现象。城市的扩展、王室宫廷的享乐之风引起了道德价值的变化：对性的放纵，宫廷中国王大臣的情妇。高级妓女的出现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挥霍无度与追求奢侈的习气。作者对有关现象作了详细的研究，列举、分析、比较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揭露了资本主义初期社会的隐蔽部分，被称为是一本“充满趣味而且大胆的书“。它使读者对奢侈与资本主义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奢侈与资本主义》为世纪人文系列丛书袖珍经典中的一种。

《大学译丛：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阐述了宗教与社会和经济实践之间的关系和互动。通过一种历史的回溯和分析，托尼向我们展示了自中世纪起，宗教思想是如何影响并作用于资本主义经济及其意识形态的，以此表明，基督教在其中扮演的是怎样一种独特的角色。更为突出的是，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原则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各种历史“契机”的讨论，托尼讲出了自己对现代伦理和规范的意见和批评，从而为理解现代性之源泉及其当代原动力提供了一条独辟之径。

《华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海外华人企业研究的奠基之作，迄今为止也仍是这个领域内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面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作者戈登•雷丁承接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著名命题，在书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东南亚海外华人企业赖以成功的精神资源？全书以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东南亚等地对72家华人企业的深度访谈为基础，深入探讨了海外华人家族企业背后的文化、价值观支撑，指出华人家族企业所展示的企业精神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一种“资本主义精神”的新的形式，其核心价值观是“儒家文化”。对应于“新教伦理”，“儒家文化”是海外华人企业的经济发动机。

美国的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里谈到“知识”，思路很是简明。他认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传统的对于知识的理解归根到底无非两种：一种认为知识的唯一功能是自知之明，即人的智力、道德和精神的发展。另一种认为知识的目的是使掌握知识的人知道说什么和怎样说，从而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前者把知识当作走向启蒙和智慧的途径； 后者把知识当作逻辑、语法和修辞，取得世间成功的方式。传统的知识概念，要么用于自我完善，要么用于社会调适，从来不包括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德鲁克说，从18世纪初开始，知识发生了三次根本性的转变。第一次是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随着掌握机器技能的需要，把个体经验传授方式改变成标准化技术培训，技能转化成了技术知识；第二次是在生产力革命的背景下，对于工作效益的追求，导致知识再由单纯技术转向系统运作；第三次是在管理革命、信息化革命的背景下，知识作为生产诸要素里最关键的资源，知识正在被应用于知识，以知识寻求知识。他把即将到来的社会称为“学科社会”，主张赋予专门化知识以权力。以专门化的知识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和基础。德鲁克对知识的看法很有代表性。这足以引起我们对“知识形态”的反思。 德鲁克用线性的描述说明知识形态的演化，有可能使人们忽略了现代知识形态的复杂性。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是启蒙运动的理想。这个理想照耀人类走出迷信的阴霾，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文明。但是人文知识传统是否就此应当退出历史舞台呢？我们就拿大学教育来说。在18世纪30年代以前，大学从寺院式的宗教修行教育转变到人文教育，也称博雅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谈吐风雅、才学广博的上流社会绅士。大学的功能在于保持古代的文化，而不是创立和推展新知识。这是英美牛津、剑桥、哈佛早期的宗旨。即便社会当时已经处在工业革命中，对于新知识的要求十分迫切，大学还是高高在上，和社会需求相脱离。随着工业革命推进，出现了德国的哥廷根、柏林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等一批以研究新知识为目标的大学。等到达尔文主义在剑桥诞生，新型的科学知识形态同传统的人文知识形态之间的尖锐对立就转到了大学的象牙塔内部。1959年，在剑桥，科学导向的期诺与人文导向的李维士就两种文化的优劣，以及何者应当占据大学的主导地位发生了激烈论争。(论争情况可看期诺所作《两种文化》)接着，科学知识向技术应用层面的转化，又使知识的竞技场上，从二人角斗变成了三人角斗：老态龙钟的人文、举止斯文的科学和跳踉喧嚣的技术。政府和社会都对有直接效用性的知识特别青睐，原因很简单，知识生产的投入-产出规律、资源交换规律、市场价值规律发生了决定性作用。知识对于人的意义已经和启蒙时代不同了。1933年的哈佛大学校长康纳德提出大学要搞“通识教育”，教育的宗旨是培养知识自由人，培养有民主独立的精神、现代科学知识的文化精英。这个新人文主义教育理想，对民国时代的清华研究院、北京大学的新式教育影响很大。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上的大学渐渐从文化精英的摇篮蜕变成知识生产的“企业”。知识分化，信息爆炸，使知识界从个人的博雅境界走向追求片面的卓越和整体协同。国家和市场的直接需求从二战期间起就开始支配大学的知识生产。教授奔波游说于政府、基金会和企业之间，向它们推销知识、吸纳投资。教授成了“学术企业家”，研究指导即老板，大学以学术帝国的身份走向对社会市场的征服。 在今天的大学里仍然有两种知识文化，科技型知识和人文型知识文化。这两种文化犹如两个信奉不同的图腾、掌握不同的符号语言的部落，共处在大学空间里。这两个部落竞争着话语权力和资源，它们的知识活动完全不同。前者是知识生产，后者是知识生活。 我们现在可以更加清晰地辨别这两种知识部落的种种不同，而两种文化的分野和比例失衡，也正在引起大学教育向职业教育演变。发达国家的大学通过研究生教育和本专科的分层，将大学教育的高级层面转向所谓“知识生产”，将低级层面转向“知识普及”。大学教育通过一整套的社会机制(招生、培训、就业)服从于职业导向。人文知识的边缘化、不景气几乎无法改变。这种知识传授方式的倾倚，造成了所谓“人文知识群”的生存危机。 科技知识与管理权力的结合，形成了对于人文知识创造活动的高度控制。规划课题、量化指标、评奖机制、动态监控、规范评估，这一系列的管理制度，正在把人文知识部落彻底改造成话语工厂，人文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在表面的学术繁荣之下，智慧和独立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事实上，科技知识正在将它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变成普遍的知识标准，从而形成思想统治的霸权。在这一整套管理体制中，对于思想的控制不是以直接的知识形式出现，而是通过强制的资源分配机制完成。 人文知识活动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依赖于社会资源的权力分配。在很久以前，人文知识占据着统治地位，直到社会被迂腐和怨恨拖入泥潭。科技知识从普世原则(美其名曰国际化)堂而皇之地登上权力宝座，多从利用、控制、秩序的方面对待人性和人的环境。我们也很遗憾地发现，从优越地位一落千丈的人文知识，却转向更多的从怀疑、批判、反思、怨恨的方面对待人性和人的环境。或许这是一种人性所要求的知识的平衡。如果有意地打破这个平衡，将一切知识都纳入到社会控制的体系，无疑于强迫理性退出人性的王国，使这个王国再次回到阴霾当中。（摘自新浪读书）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克斯伯里第3版)》内容简介：中文版的翻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社会理论家苏国勋先生领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老中青三代共同努力，并参考德文原著，在比较三联版和台湾康乐、简惠美中文版的基础上，历时三年译出。译者们本身在这一领域有多年研究，他们根据国内和国际上关于韦伯研究的最新发展，澄清了长久以来人们对韦伯一些概念的误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ISBN：9787549500512，作者：（德）韦伯 著，康乐，简惠美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