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llow Music" is the first history of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popular music and the larger urban media culture with which it was closely associated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entring his study around an account of the affinities between the genre derisively referred to by critics of the time as 'yellow' or 'pornographic' music - a 'decadent' fusion of American jazz, Hollywood film music, and Chinese folk forms - and the anti-colonial mass music that challenged yellow music's commercial and ideological dominance, Andrew F. Jones radically revises previous understandings of race, politics, popular culture, and technology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The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histories of three musicians in particular are the focus of Jones' discussions of shifting gender roles, class inequality,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emerging media technologies: the American jazz musician Buck Clayton; Li Jinhui, the creator of 'yellow music'; and, leftist Nie Er, a former student of Li's whose musical idiom grew out of virulent opposition to this sinified jazz. In contemplating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media cultures in the postcolonial world, Jones aims to undermine the parochialism of media studies in the West. He teaches us to hear not only the American influence in Chinese popular music but also the Chinese influence on American music and, in so doing, illuminates the ways in which both cultures were implicated in the unfolding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tudents and scholars of modern China,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media studies, and jazz history will be informed and engaged by "Yellow Music".'"Yellow Music" is a fantastic, one-of-a-kind read: a beautifully written, theoretically rich, and empirically grounded stor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rican jazz music and the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and modernity in China during the interwar years. Andrew F. Jones puts the question of music at the center of debates about the role of the popula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 Ralph Litzinger, author of "Other Chinas: The Yao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Belonging".

本书原题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刊载于AsiaMajor 9(1962)：58－144；206－265。汉译本完成后，承作者蒲立本教授对译文予以审订，并且作了若干增补，附于书后。译者表示深切感谢。为了便于中国读者的阅读，译者根据中华书局的建议对文中音标作了少许改动。而且改动范围只限于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藏文转写、日语转写和汉越语转写。 序言 符号和缩写 1.《切韵》系统 2.上古汉语的声母g和h 3.喉塞音的音值 4.h在西汉的音值 5.舌根鼻音η、ηh 6.η的转写 7.圆唇喉音和舌根音 8.6和hw的分布 9.圆唇喉音、圆唇舌根音与唇音的谐声关系 10.舌根音和喉音的腭化——介音i／j的来源 11.舌根音腭化的年代 12.舌齿塞音 13.舌齿塞音的腭化 14.卷舌音和介音－l－的失落 15.舌齿擦音 16.*θ->*h- …… 40.鼻韵尾 41.仄声的鼻韵尾 42.*-η跟*-h或*-η之间的交替 43.唇韵尾 44.唇音在异化作用下的消失 45.对第一部分的附加说明 附录：(1)匈奴语 (2)写在《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之后 参考书目 (1)中国古代著作 (2)现代著作和论文 ……

简介： 《美国中国学手册•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孙越生、陈书梅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第１版。除“初版前言”（孙越生）、“增订本前言”（孙越生）、“主要参考文献”外，正文７２８页。全书共１６０．９万字。１６开本。 本书是在１９８１年初版《美国中国学手册》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修订之后而成就的一部实用工具书，“再版比初版改进的地方，除校订初版利用过的资料外，增加了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的资料，使各章内容在数量上较前备增。”（“增订本前言”）全书取材详尽，内容宏富，包括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名录、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美国收藏中文资料的图书馆、在美出版的中国学工具书、美国刊载研究中国问题的期刊、华人在美中国研究博士论文题录（１９４５－１９８７）、美国资助中国学研究的基金会、奖学金和补助金，甚具检索和使用价值。除主编外，参加本书编写的还有黄巨兴、魏章玲、舒迟等。本书系孙越生主编《国外研究中国丛书》之一。

一个西方人在中国大陆的大学讲授政治哲学会是怎样的情景？ 为什么中国的性工作者与顾客一起唱卡拉OK？ 为什么某些关心照顾年老父母的共产党干部更容易获得提拔？ 贝淡宁是在北京清华大学担任全职教授的西方人，在这本有趣而又有启迪的书中，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描摹出一幅当代中国社会的画像。这幅画像有些出人意料，因为这个社会正经历着剧烈变迁，速度之快，波及面之广，堪称史无前例。他善于讲故事，注重细节，所观察的是当今中国日常生活的礼仪、做事程序和各种张力。 他的观点或许让人惊讶，比如，他认为儒家的社会等级制实际上有助中国的经济平等。在他论及2008北京奥运会时，会想到用儒家的礼仪来抑制中国过度的争竞。他还指出，儒家思想影响了他如何去做一个政治理论家，如何去做一个老师。 当中国让古代价值观适应当代社会之际，真可谓挑战多多，而贝淡宁对这种趋势的检讨，无疑会丰富有关中国未来前景的对话。

《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是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持的“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之一种。全书按时间顺序，精选1918年至2008年美国学者有关美国中国学的演讲、论文22篇，从中可窥见九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轨迹、历史流变，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选录的1918年至1970年间的文章中，有11篇是首次译成中文，尤足珍视。

章学诚的知识论》在"道问学"中"尊德性" 高瑞泉 2006年09月20日14:43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山口久和教授的《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评为中心》，原是八年前日本创文社“东方学丛书”之一种，这本精湛之作现在由山口教授的高足王标博士译成中文出版，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对于中国学术界，章学诚是一个并不太生疏的名字。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章学诚看作被清代汉学正统派掩盖了的异端，因而强调其思想解放的意义：“学诚不屑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书中创见类此者不可悉数，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数年后则称之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不过，系统的研究则当从胡适开始，那是受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920年出版的《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刺激，两年以后出版了一本《章实斋年谱》，他如此表白自己的心境：“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学诚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学者。”当时的胡适也只是把章看成是“专讲史学的人”，而且其研究的深度似乎尚不能与内藤湖南比肩。 从此以后，以“六经皆史”为中心来理解章学诚成为主流，或者视之为“主张‘六经皆史’的历史学家”，或者以历史主义为内核来解释其历史哲学，认为受黄宗羲的历史主义的影响，章学诚充分发挥了王阳明的命题，强调“六经皆史”：理在事中，道不离器，“六经皆史”即“六经皆器”。六经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政教典籍，其中所记载的是器，说明了当其“时会”应采取的措施，这就是“当然”。学者不但应知其“当然”，还应知其“所以然”，这就要求在“器”、“史”中来认识“道”。后来龚自珍则将其发展为“诸子百家皆史”。他们的理论之核心乃在于：道展开为历史。所以只有对对象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把握道。 另一些学者比较注意从与乾嘉学派的关系、特别是与戴震的关系来研究章学诚的思想与学术。乾嘉学派代表的清代朴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是二十世纪学者们关心的问题之一。当初胡适就曾经将清代汉学的精神称之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进一步将之比于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后来更有了余英时先生的名著《论戴震与章学诚》，那本书的主旨似乎是论证清代考证学的思想史意义，乃在于儒学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表明了“儒家智识主义(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的兴起”。余氏认为，章学诚与戴震一样是这一过程的中心人物：“然东原斥程朱即所以发挥程朱，实斋宗陆王即所以叛离陆王，取径虽异，旨则归一，则两家之貌异终不能掩其心同。” 余氏此书之作，自然有批评以研究儒学形上学为其专长的现代新儒家忽略“道问学”的意思。他直接点名道姓地批评的是冯友兰，但是，我们仔细一查，不仅冯友兰1934年出齐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后来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都没有提及章学诚。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十九讲》、《中国哲学的特质》、《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历史哲学》等书也没有怎么论及章学诚。 概而言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汉语著述界对章学诚思想的研究多少显得寥落，尤其是对章学诚哲学的研究，似乎竟可以说是有些沉闷。 读完山口久和教授的《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评为中心》，随着他那如层层剥笋、如蚕茧抽丝一样绵密的论证，在那些已经近乎老生常谈的话头后面，一个新的章学诚豁然呈现。 毋庸赘言，山口教授对于有关章学诚研究的各种文献，包括中国、美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有透彻的了解，因而在自己与章学诚的文本以及上述二手研究三者之间，构成了紧密的对话。作为一个曾在京都大学接受中国哲学史专业博士课程训练的日本学者，他对资料的占有之详实、考辩之精审，相信可以经得住最挑剔的审视。不过，作者的宗旨并不在于对章学诚思想进行历史的客观的整理和分析，而在于对章学诚的哲学做创造性的诠释。换言之，用我们在日本中国学研究中通常见到的长于实证研究、短于理论创造来看待山口教授的这一著作，是完全的错置。借用章学诚的范畴，毋宁说，这部著述的特点是：在沉潜功力中透出高明性灵。 中国读者将不难发现，与通常集中在以“六经皆史”来把握章学诚的著作不同，山口教授的这本书“试图在实斋复杂多样的主张背后解读出对知识主观契机的恢复，从中对他的思想进行整体把握”。这里有一个在全书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知识活动的主观性契机。 日本的中国研究对历史分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根据内藤湖南博士的观点，中国近代(宋、元、明、清)的成立，具有平民的发展和政治重要性的衰退这两个根本特征(参照《东洋文化史研究》所收《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在思想学术领域中，这两个根本特征以自由研究、自由批判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形式的细分化出现了，传统的“学问”发生了知识和智能的分离。在其末期，因为种种因缘，知识的主体即知识分子本身也发生了从“儒者”(Confucian)向“学者”(Scholar)的转变。所谓“学者”，山口教授“将它作为一个有别于生活感情、信仰伦理、或者政治意识形态的智识活动从事者，在这个意义上进行使用。大概比较接近西欧的humanist这个词汇所持的含义。”从事此类多少有些价值中立意味的知识活动、或者说是中性的知识活动，本身成为一种职业。于是出现了类似后来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描述的那样：“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这样一种对待知识的态度及其生存方式，在阎若璩、章学诚等“学者”身上，有了最初的体现。这与德川时代(1600——1876)的日本发生的情况有某些相似，甚至很可能是近代化来临前的普世化现象。 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的时代判据上面，才有所谓“知识活动的主观性契机”。因为韦伯式的学术“知识”，它表现出一种自律倾向，即以知识自身为目的，故而有所谓“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等等；同时，知识生产也表现出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趋势，它的进步同时还由于既有的知识在时间流中存在着被修正和超越的可能性。——这使它区别于神圣性的知或经学家所追求的永恒的“道”。那么，这样的知识生产和增长的动力何在？在这样的追问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知识活动的主观性契机”的端倪：知识以自身为目的，目的因转变为动力因，“学者”的存在或学术活动的主体性自身即是动因。借用章学诚的范畴，就是在“尊德性”的导引下从事“道问学”的活动。 山口教授在细密的行文中不断揭示，通过对占据主流地位的考据学的批判，章学诚如何在“道问学”的土壤之中滋养“尊德性”的精神。山口教授说：“向‘尊德性’的倾斜，在‘专家’(此处的‘专家’是指章学诚所说的能‘成一家之言’的人——引者注)那里是头等重要的。余英时借用柯灵乌的用语，把知识所拥有的这种契机称为‘先验的想象’，我则想强调它更接近德国解释学派的‘前见’(Vorurteil)——学术活动中的预先判断——这个概念。”章学诚高度推崇的“神解精识”、“别识心裁”，其最初的动因正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微妙的契合：“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缁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是否“切己”，才是引起主体关注的关键。 对于人们说的章学诚“发现有我”和“发见自我”，山口教授以为这就是“主观性的自觉”。与西方哲学知识论传统中主体性概念——纯粹理性的认识主体——不同，这里的“自我”、“主观”应该在解释学的框架中展开。它不再只是干燥的理性之光，而指向了完整的人，因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具体概念，不仅包含了认识活动中的“前见”，而且有所谓“性情”，更进而达到“人格”。章学诚尝曰：“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异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博约》)即使是考证学这样貌视客观的学术活动，其真正的动力，也只来源于天生的资质和真诚的感动。而它们最终指向着“性灵”。如果在康德认识论中，“我”作为统觉，是知识经验的首要条件的话，“性灵”是文史之学中的“我”，它使知识经验统合化；这种知识活动本身又反过来培养着人的性灵。换言之，章学诚的认识活动从“我”出发，又指向着“我”。也许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山口教授断言：“可以说实斋的‘性灵’观念是最能表现其全面推出认识主体主观性的特异学术论的概念。” 所有这些，都是通过诠释章学诚之清代考据学批判而展开的。这一批判，从“知识活动的主观性契机”的不同意识，进而扩展到一般的方法论和语言哲学领域。与实证主义的考据学强调归纳与演绎的逻辑不同，章学诚重视对对象的整体把握和直觉；与考据学强调从局部推向全体的认识路径不同，章学诚以为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恰恰是对“宗旨”的把握，它比对细部的认识有无可争议的优先性。这种方法论上的分歧，与对传统的言意之辩的不同解答有密切的关联。以追求圣人之意为中心的考据学，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就是经学的文本可以表达神圣的知识；而将“性灵”置于知识活动中心的章学诚却更倾向于“言不尽意”的传统，“其真知者，以谓中有神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也。” 不难发现，章学诚对清代考证学的批判，正可以映照出山口教授对当今日本中国学主流的质疑。此书掌握资料之周详、对相关论点的考辩之精审，在我读过的中国哲学家专论中，实在是罕见的。这表明作者是真有资格采取如下的态度：本书自序中，作者毫不讳言他对拘守实证方法这种保守性的批评。而其内里，是来自对所谓“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解释学方法的自信。狄尔泰曾经说，在精神科学中，精神的联系，作为一种本源上给定的联系，是理解的基础。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精神上的联系，我们通过自身内在的体验进入他人的内心，进入人文世界。现在我们经常见到一些人，拿着西方哲学的某些理论作为工具，生硬地肢解中国古代文献，或者像蜘蛛吐丝般演绎出似乎大有新意的老生常谈。《章学诚的认识论》与它们全然不同，统篇给你的感觉，就是著者与章学诚之间那种深刻的“精神的联系”，通过理解章学诚，著者也敞开了自己的性灵。这在学术越来越被现代学院体制所“规范”，人文学科的研究和著述活动越来越服从商品交换法则的今天，实在是弥足珍贵的。 山口教授在将此书稿交出版社的同时，嘱我为其做序。章学诚自己说过，“书之有序，所以明作书之旨也，非以为观美也。”(《文史通义·匡谬》)我对章学诚并无专门研究，本非作序文的合适人选。只是此书中译本的出版与我的怂恿推荐有关，所以自觉有向读者推荐之责。但是，写下这些文字，决不敢说我已经明了“作书之旨”，而只能借这篇急就的读后感来表达我内心的羡慕之情：尽管我像本书作者一样希望看到读者、特别是章学诚研究的专家们的批评——在此一定存有开放的空间。但是我确信，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将成为章学诚研究的新界碑，而且也给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来源：《文汇报》

《孔子与中国之道》是一部关于孔子的研究的学术论著，作者以浓厚的汉学功底和同中国知名学者的密切交往，使得他的孔子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全书论述了孔子研究背景、孔子生平、孔子儒学思想等相关内容。

著名汉学家杨联陞自比为汉学的看门人，其学术书评驰誉学界。本书辑录了杨先生60余篇中英文书评，所评皆为名家代表著作，内容遍涉语言、官制、考古、地理、边疆史、文学史、科技史、经济思想史、书画史、佛教史、史学史、敦煌学等领域，包罗中国文化史，显示了先生学问之博雅。这些书评篇篇皆有深度，或纠正原著中的重要讹误，或澄清困惑学界的关键问题，并提出了诸多独到卓见。本书所收英文书评多为首次翻译出版。

《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19世纪后半期东亚的贸易与交流》内容简介：2000年9月，因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有幸认识古田和子，她是我提交会议论文的评论员。会后，承蒙她惠赠《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19世纪后半期东亚的贸易与交流》日文原著，得以先睹为快，领略了她驾驭史料的娴熟技巧和剖析问题的缜密思辨。如今欣闻她的大作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列入《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出版社邀我撰写中译本序言，盛情难却，欣然应允。然提笔之际，颇感踌躇。贸然为名著作序，恐非本人学识所能担当。是故，在此仅能谈谈我再次通读全书之后的片段感触，冀望能有助于读者对《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19世纪后半期东亚的贸易与交流》的理解。

An illustrated and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21st century. It should be of interest to students and general readers who wish to gain an in-depth knowledge of Chinese painting.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is not simply a survey of sixteenth-century images, but rather, a thorough and thoughtful examination of visual culture in China's Ming Dynasty, one that considers images wherever they appeared—not only paintings, but also illustrated books, maps, ceramic bowls, lacquered boxes, painted fans, and even clothing and tomb pictures. Clunas's theory of visuality incorporates not only the image and the object upon which it is placed but also the culture which produced and purchased it. Economic changes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the rapid expansion of trade routes and a growing class of consumers—are thus intricately bound up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image itself.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will be a touchstone for students of Chinese history, art, and culture.

（上册）法史治学历来重视对史料的深入挖掘，因而各家之研究方法也是各有所长。中、日均为东亚之主要国家，两国在法制史学研究领域的交流素来频繁，一直有不少日本学者孜孜不倦地投身于对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之中，并为中华法系矗立于世界法学之林做出重要贡献。《日本学者中国法论著选译》（上册）收入了日本学界近十年间的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成果，可以很好地供国内学界参阅。此外，本论文集所录之译文均来自日本学者的推荐，所以能够更真实地表达出日本学者的学术倾向，充分向国内学者展现日本学者所受学术训练的独特之处。本书收入的论文在断代上涵盖了从先秦到隋唐的各个主要历史阶段。其中，先秦秦汉部分的数篇文章均以最新的出土文献为基础并结合传世文献分析从先秦至秦汉的法制变迁及其文化背景。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数篇文章则以关注这一时期的礼、乐、政、刑的实态，且以新发现的宋天圣令为据复原唐令和分析唐、日律令制的异同。它们者是国内学者可咨参照的高水平国外成果。 本书各篇论文论点鲜明新颖，引用资料翔实，条理清晰，语言表述精炼，能给法律专业学生、法律史爱好者或研究者带来良多益处。 （下册）在中国法律史学领域，日本学者是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他们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对中国甚至世界法律史研究者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翻译并介绍到我国，可以开阔我国法律史学者的视界，进一步推进法律史学的研究。 本书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编，共收录了12篇文章，时间跨度上从宋代到中国人民共和国，对宋代的“断例”、元代的“投下”、明清的“歇家”以及当代中国的司法独立等进行了独特的论述。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论述精到，翻译者的译文质量也很不错，可读性较强。

全书共六章：研究的发展历程、研究的资金与机构、研究的学派及代表人物与发展趋势、研究的理论与模式、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著作略评等。

This book traces the evolving uses of writing to command assent and obedience in early China, an evolution that culmina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extual canon as the foundation of imperial authority. Its central theme is the emergence of this body of writings as the textual double of the state, and of the text-based sage as the double of the ruler. The book examines the full range of writings employed in early China, such as divinatory records, written communications with ancestors, government documents, the collective writings of philosophical and textual traditions, speeches attributed to historical figures, chronicles, verse anthologies, commentaries, and encyclopedic compendia. Lewis shows how these writings served to administer populations, control officials, form new social groups, invent new models of authority, and create an artificial language whose mastery generated power and whose graphs became potent objects.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traces the enterprise of creating a parallel reality within texts that depicted the entire world. These texts provided models for the invention of a world empire, and one version ultimately became the first state canon of imperial China. This canon served to perpetuate the dream and the reality of the imperial system across the centuries.

《新近海外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子课题——“新近海外中国社会史研究论文选译”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