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为十章，内容包括“革命”的经典化与再浪漫化；革命·性·长篇小说；革命·土匪·英雄传奇；“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宗教修辞；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等。

《中國八十年代文學歷史備忘》是身兼作家、評論家、思想文化學者三位一體的李劼，在美國紐約旅居期間寫下的一部相當奇特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在手法上，融歐洲評家勃蘭兌斯宏觀視野和中國經典《世說新語》的筆法為一爐，對中國八十年代的文學和文壇人物及其文化背景，既作了氣勢磅礴的宏觀論說，又作了洞幽燭微的細膩描述。尤其對上海和北京這兩個城市的文化心態和文學景觀，作了栩栩如生的精妙勾畫。此著幾乎涉及所有當代中國聲名赫赫的文學人物，其中不乏作者的朋友，乃至師長。作者秉承真誠和坦率的原則，以親身經歷的諸多細節，掀開常人鮮知的文壇內幕，揭示出中國文學的欣喜和悲涼，披露了諸多文學名家形形色色的文化人格。 引　言 第一章　在文學回到人學立場的日子裏 壹、師從錢谷融先生 貳、系主任齊森華 參、錢谷融教書育人的無為而治 肆、錢谷融的人文淵源及其精神譜系 第二章　86年新時期十年文學研討會 壹、電梯門口相遇劉曉波 貳、不願踩人道主義一腳 參、劉再復的人道主義和懺悔意識 肆、劉再復本人的性格組合 第三章　研究生時代恰遇各路英雄風雲際會 壹、桂林會議和新青年研究學會 貳、殷國明的鬥蟋蟀和雙向同構的緣起 參、跟王曉明的兩次合作 肆、畢業論文選了老舍的小說作論 第四章　成也介人，敗也介人 壹、周介人的銅牆鐵壁 貳、站在新潮文學的海灘上 參、成也介人，敗也介人 第五章　上海1980年代文學文化風景 壹、文化精神和歷史流變 貳、都市裏的人生景觀和文學寫作 參、上海女性筆下的眾生相和作為芸芸眾生的上海女作家 肆、1980年代上海的文化復甦和繁榮 第六章　上海的自由主義文學批評 壹、昔日「獅駝山」 貳、活著，是多麼的美好！ 參、陽光燦爛的日子 肆、《文學角》第三期之後燈光轉暗 第七章　先鋒文學的如何先鋒和如何喪失先鋒 壹、幸福的一代 貳、尋根到底在尋什麼？ 參、1987年的先鋒沙龍 肆、馬原的故事能力和格非的敘事語感 伍、三個上海作家的三種語言方式和三張城市面孔 第八章　他們的生活和寫作使先鋒成為可能 壹、北島及其《今天》詩派 貳、詩歌和皮鞭的對話，黃翔和秋瀟雨蘭傳奇 參、張獻的戲劇實驗和總得有人要吃虧 肆、黃河詩會上的武林聚會和野草般的四川詩人 伍、韓東、于堅和《他們》的他們意味 陸、上海80年代的先鋒景觀和先鋒詩人 第九章　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權意識和中心話語情結 壹、海子的血案和顧城的殺婦 貳、王朔小說和大院文化 參、邊緣人李陀的中心話語情結 肆、史鐵生等北京知青作家 伍、北京的同行們 陸、唐曉渡和其他朋友的北京狀態 第十章　千瘡百孔的學府和躁動不安的校園 壹、廢墟般的學校，殘敗不堪的學人 貳、在課堂和麻將桌之間的日子 參、從批判者變成倖存者 肆、我走向那個象徵性的舞台，走向黑壓壓的觀眾 附錄一　有關人文精神討論及其它「合作」舊事 附錄二　重建人文精神討論的更正發言兼論新左派思潮 ──致《讀書》雜誌公開信 後　記

本书是作者最新的写作结集。他有感于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过分关注对作家作品给予何种评价上，而兴趣不在深细地考察文学史的各种情状。无论是早年以革命与否判断作家好坏，还是新时期以来从艺术成就方面鉴定作家优劣，都使得文学史成为一部“表彰册”，对于王国维所谓“一代之文学”实现得极少。因此，作者有意转换思路，撷取文学史上的几个重要关键词来展开史学描述，“一欲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文学特有问题，二欲微观和实证地进入”。 《文学史微观察》从作家经济收入等制度性因素切入，通过丰富的材料挖掘、编织，来呈现20 世纪文学运动展开方式和作家的存在方式特征，对于深入把握这一时期高度政治化的文学形态提供有效的通道。随笔性的生动文字，处理材料上绵密细致的功力，加强了这部著作评述的深度和可读性。 ——洪子诚 在同龄学者中，李洁非的大局观和掌控细节的能力都是为人称誉的，在《文学史微观察》一书中最能见出他这方面的超常功力。读他的著作，常为他的布局、文字所吸引，也时常陷入他描绘的历史语境而纠结，他对人与事的论述是中肯而又恰切的，不少观点大胆而尖刻，有时让人惊骇。像这本书中所提炼的“组织化文学”、“文学斗争常态化”等字句，以后都会成为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最重要的关键词。 ——陈徒手 李洁非这本书，既好看，又耐看。他以多个关键词为经，以研究者熟悉的细节为纬，编成一块又一块现当代文学史的拼图。最难得的是打通物质、精神、社会、文化的藩篱，随处点染，皆成新诠。观察虽微，可以见大。 ——杨　早

《猎人们》是朱天心的经典文集，描述了她及家人与猫族共处的生活。作者笔下的猫不是专业卖萌的宠物，而是独立自在的“猎人”，令人对不同生命种族共处于地球这件事，有了全新的看法。 朱家收养流浪猫，始于朱天心出生以前。天心参与和组织流浪动物保护行动，也有二十多年。 本书2005年初版以来，天心又结识了更多街猫朋友，而当年的“猎人们”近况如何，经历着怎样的“猫生”？此次重版，特别收录新作《公猫们》，并附赠作者手写书签，猎人们全家福小照，为了纪念，也为了续写——我们和流浪动物和睦相处的故事。

《坟》收作者1907年至1925年所作论文二十三篇。1927年3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1929年3月第二次印刷时曾经作者校订。1930年4月第三次印刷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作者生前共印行四版次。作者说：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书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②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③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④，愈老就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 　　其次，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⑤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⑥？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⑦说得好， “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话，也就是一把软刀子。假如遭了笔祸了，你以为他就尊你为烈士了么？不，那时另有一番风凉话。倘不信，可看他们怎样评论那死于三一八惨杀的青年⑧。

由于胡适爱惜自己的羽毛，时刻记挂着历史会对他如何评价，因此从不轻易在书信、日记中留下任何情感上的鸿爪。本书是第一部全面梳理胡适情感世界的著作，依靠围绕胡适这颗“太阳”的星星与月亮所留下来的文字，从她们的爱、恋、嗔、痴中揣摩并反观胡适的情感历程。 这本《星星月亮太阳》的传主是胡适，但那些敢于付出、勇于示爱的星星和月亮，才真正是赋予这个故事以血肉、情韵与色彩的主角。她们的爱恨、她们的相思、她们的挣扎，甚至她们对爱欲的礼赞，是胡适情感世界里最扣人心弦的精华。因此，本书也是所有想了解胡适生活和思想的人的一部必读书。

《国文国史三十年(2)》首次将场场爆满的北大中文系王牌课程向大众敞开，与读者共同探讨1917年到1949年的图文、国史和国人。《国文国史三十年(2)》在《国文国史三十年①》之后，继续以幽默、尖锐而深刻的笔触，向读者展示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从文学流派的角度，解读京派、海派、新感觉派、先锋派的理论架构和创作实绩。又从地缘的角度，介绍了国统区、沦陷区、孤岛和解放区作家。他们各自的文学探索，共同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其中特别对以往为人所忽略的通俗文学，如言情、武侠、侦探小说给予充分讨论，揭示出文学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与紧张，勾勒出丰满鲜活、色彩纷呈的现代文学图景。

《湘行散记》，一组晶莹透亮的素朴文字，一种自然天成的散文典型。 沈从文当年远别新婚妻子，返乡途中写出大量家信，画了许多速写，靠这些素材创作出散记。幸存至今的部分信和画，编成《湘行书简》，首次与《湘行散记》合集献给读者。 当年湖南远非太平盛世，长沙刚打过仗。在常德等地，作者见到悬赏捉拿毛泽东、朱德的告示；他回到凤凰的几天，百里外铜仁正在打仗，湘西王陈渠珍调来三千援兵集结凤凰，随即投入这场厮杀。作者在书简中故意用轻松笔调写情写景，安慰远方亲人。而在散记里，细心的读者当可看出更多的东西。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一书中用维特典范及普罗米修斯典范（维特代表“消极的、伤感主义的”，普罗米修斯代表“动力的、英雄式的”），确把五四文人的气质及形象勾划得非常清楚，给了我们相当完全的写照。但如能同时探讨传统文化美感领域如何在下意识中左右了他们所建立的形象及运思习惯，则更可深入当时文化衍生的幅度。

《杨绛文集》共8卷，约250万字，其中一至四卷为创作部分，约为116万字，第一卷小说卷选收长篇小说《洗澡》和七篇短篇小说；第二、三卷“散文卷”选收《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写与杂忆》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之初所创作的全部重要散文，其中《我们仨》堪称2003年的超级畅销书，其他如《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怀念陈衡哲》、《我在启明上学》等系首次与读者见面；第四卷“戏剧文论卷”，收入尘封已久的两部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文论”部分汇编了作者评析外国文学名著的理论作品以及她论述《红楼梦》和谈文学创作与谈翻译等论文十四篇。后四卷译文部分约为134万字，收入重要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 杨绛先生为文集出版撰写了《作者自序》、《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卷首的《作者自序》，简略说明了自己的创作情况及《文集》的编选规则；卷尾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是杨绛先生根据回忆和记录亲自撰写和编订的，它相当于一部微型的《杨绛传记》。杨绛先生还亲自为文集选定了照片和插图80幅，其中大部分图片为首次发表。精装本形式出版非常适合图书馆、阅览室、资料室收藏和借阅以及杨绛作品爱好者研究和珍藏之用。

本书是一部“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通过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来进行文学史概念的引导，传递出文学史的信息；同时，打破以往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角，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现，显示出特定时代多层面的精神现象。 本书贯穿了主编陈思和的几个颇具创见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核心观念：“多层面”、“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的理想主义”、“共名与无名”等，以此梳理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成分和发展流变。 本书以文学现象为依据，在介绍文学运动史料和文学史背景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作品分析方面，使学习者通过解读作品去实现对文学史中体现出的精神传统的理解。书中将当代文学史分为1949——1978、1978一1989、90年代以后三个阶段，对三个阶段的主导特征战争文化规范、和平建设时期新的文化规范以及“无名”时代的文化多元状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本书既是一部普及性的文学史教材，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探索性，适合大专院校学生和文学爱好者阅读，也适合文学研究者做参考。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的作者带我们进入了十二部现当代文学名著：《狂人日记》、《知堂文集》、《电》、《边城》、《雷雨》、《十四行集》、《生死场》、《骆驼祥子》、《子夜》、《倾城之恋》、《长恨歌》、《坚硬如水》，仔细领会作品的内在精细微妙之处，细细品位每一部作品的来源与肌理，质疑隐藏在作品中的缝隙，借此提供更多言说的可能性。

林语堂，幽默的智者 作者：清秋思幽 曾与鲁迅并肩作战，曾留给我们对生命与艺术的深邃思考，林语堂先生是这么个幽默的智者。他的语言平和，哲性，娓娓道来中蕴涵了多少智慧。 鲁迅与林语堂，好比天平的两端。一个激愤，尖利，呐喊声如雷灌耳；另一个则是静逸，沉着，令人思绪飞扬。他们对文学的态度甚有差异，语堂先生提倡“幽默”，反对新文坛人物的艰涩偏激性攻击，于是与鲁迅先生的唤醒酣睡之人的心态甚是相左了。但是，当时的中国处于那种水深火热之境地，确实极其需要鲁迅先生这般的呐喊！有人提到，语堂先生离开中国是因为鲁迅对其的文字攻战，其实不然。鲁迅逝世后，语堂先生曾非常沉痛地写下那篇“鲁迅之死”——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语堂先生的确是一厚实恬淡的哲人。对于他的为人处事和生活哲学，我们可从其所提倡的“幽默”与所著之“生活的艺术”中深入了解到。 林语堂为“语丝”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那个时期他主张谩骂主义，后来一改而提倡幽默文体。他这么解释“幽默”：“新文学作品的幽默，不是流为极端的滑稽，便是变成了冷嘲……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样使人傻笑，也不是像冷嘲那样使人在笑后而觉着辛辣。它是极适中的，使人在理知上，以后在情感上，感到会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种东西。”正如他所言，“谑而不虐” 盖存忠厚之意。幽默之所以异于滑稽荒唐是在于同情于所谑之对象。人有弱点，可以谑浪，己有弱点，亦应解嘲，斯得幽默之真义。若尖酸刻薄，已非幽默。 幽默家视世察物，有独特见解，既洞察人间宇宙人情学理，又能从容不迫出以诙谐。他的“论语半月刊”就是以提倡幽默为目标的。 在语堂先生的语录中，他谈极到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引自“一夕话”）的确，我们国人缺少幽默，至今仍是如此。现代的名作家中好象也找不出类似于语堂先生的人。李敖，余杰，他们的风格太出挑，狂桀。比较稳重内敛的王小波在于幽默显现上也不足。（这些也是基于人之个性与风格的相异，不便作什好坏高低的定论）其实要达到语堂先生所言的“幽默”，是何等之难事。非但需要深厚的文化功底，博大胸襟与坦荡，而且这民族也要有一种能让此“幽默”生长发育延伸的氛围与养料。 可我们的社会呢？众人喜欢枉自攻击相异之群，以博片刻痛快，非言者了了几句就把人事给否定了，于己之立场定他人是非对错，且又不能从人性角度来番考虑，所引之理无非是准则理论云云。“幽默”，它的精髓容于宽容与诚恳，若无此品质，即便是广览博阅者也无从谈起，欲仿幽默，其所道之言亦属尖酸刻薄，伪幽默也。 他有一篇文章写到女人，他说：我最喜欢同女人讲话，她们真有意思，常使我想起拜伦的名句：“男人是奇怪的东西，而更奇怪的是女人。‘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这个，她们懂得人生，而男人却只知理论。她们了解男人，而男人却永不了解女人……没有女子的世界，必定没有礼俗、宗教、传统及社会阶级。世上没的天性守礼的男子，也没的天性不守礼的女子。假定没有女人，我们必不会居住千篇一律的弄堂，而必住在三角门窗八角澡盆的房屋，而且也不知饭厅与卧室之区别，有何意义。男子喜欢在卧室吃饭，在饭厅安眠的。于”想做另一人“中他说道：一位现代中国大学教授说过一句诙谐语：”老婆别人的好，文章自已的好。“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世间没有一个人会感到绝对的满足的。大家都想做另一个人，只要这另一个人不是他现在的现在。还有那篇脍炙人口的”论中国人的国民性“，就那”老大“两字，先生作了如此精辟巧妙的分析，谈古论今，引据列证，好一个透彻！（未曾读过的朋友不妨读一读，实在是受益非浅。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这些诙谐深邃的言语带给我们多少想象与思考的空间。读着便就有那会心的一笑。他的幽默确实是蕴涵了深刻的智慧。语堂先生说过，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那么语堂先生就是在痛苦中把精神升华了的智慧者。他以深邃的哲思用平和言语向我们道来，对我们展示了最真实纯朴的生活之艺术。哦，可是，可是时代有它的缺点，人类有他的局限。 是有很多人尊重理解你，但受影响者未必能将这种态度作为处事原则。社会的茫然，文化的没落，精神的颓废，这不由得又令我想起语堂先生的另一句话，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确实是这样，我想语堂先生却是一位可以为自己骄傲的人，我们同样为他自豪；他是乐以满足的人，“生活的艺术”中我们读到了真实，一个恬淡的智慧者。 我也崇尚他提及的“生活之艺术”，在那些精短简练的语言中，我们可以发觉智慧的火花，不惊意中就得到了喜悦与宁和，如在一个温暖的下午，品着杯醇香悠远的龙井，是如此谢意与舒畅。正如他在“悠闲的情绪” 中说道：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于生活之艺术中，表达了对老人的赞美，对真理与艺术的剖析，对自然之美的歌颂，透过那些哲性的文字，我感悟到那颗纯洁高尚的灵魂。 语堂先生是知道满足，懂得如何去挖掘生活中的真理与美之人。在他那篇“大自然的享受”里，我们又读到了智慧与真实。“人不应该说这个行星上的生活是单调无聊的。如果他对气候的变迁，天空色彩的改变，各季节中的果实的美妙香味，各月中盛开的花儿，感不到满足，他还是自杀的好，不要再徒劳无功的企图追求一个无实现可能的天堂，因为这个天堂也许可以使上帝感到满足，却不能使人类感到满足……所以不要埋怨人生的单调。 先生为中国文学作了很多贡献。他于1924年成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 后，又创办过“人间世”，“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在美国时又写了“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他的一生颇为辗转，度过八十一个春秋，于1976年，林语堂在香港逝世。 语堂先生，你现在是与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了。当你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心灵一定非常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你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那么就好好休息吧，我尊敬的智慧者。 林语堂的文化双语意识 张沛 “语录体”是一种古代白话文体或写作方式，属于汉化的外来文体，初期多为禅师传道记录，后宋明理学家亦纷纷效仿。禅宗是呵佛骂祖的汉化佛教，理学（尤其是“心学”）则是儒门的禅化“异端”，他们用当时的白话发表一己的“个性命题”，并在客观上对当时的“大说”（grandnarrative）造成了某种冲击。林语堂之“语录体” 未始没有这样的特点。林氏本为白话文学健将，但在1926年受军阀通缉南逃、厦大办学受挫、特别是次年春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任外交部秘书导致政治理想破灭之后，他对时局世事深感失望，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林氏把目光投向了晚明，在此他找到了精神的诗意栖居地——“性灵”、“幽默”，及其语言载体——“语录体”。在此之前，林氏曾实验过西式的语录体，如《萨天师语录》、《上海之歌》，其中显然有尼采及《旧约》的影响。此后不久，“新文学向何处去”的问题提上了日程。林语堂采取了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既反对左翼作家的革命热情，亦不满梁实秋等人的欧美古典主义理想，于是提倡一种闲适的艺术情趣来对抗所谓的“新旧道学”。在周作人的启发下，他开始醉心于明清性灵小品，写起了“语录体”文章。 此时“文学革命”硝烟甫散，“革命文学”风头日健，稍后“大众语文论战”与“民族形式讨论”又接踵而至，其中一元独白的苗头已隐约萌现，而林语堂株守一隅古调独弹，其中虽寄新声，但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未免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反动。林氏本人则在自卫还击中，将“白话四六”、“新道学”、“革命”一概标上了否定的“记标”。甚至在晚年定居台湾后，林氏又说当年鼓吹“语录体”是“在对症下药，针对当时人的口罗哩口罗嗦毛病”。这个说法难免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语录体”的出现只是一个有关文体的文学语言学现象，林氏之所以对“语录体”产生兴趣也不过是他对汉语写作的一种尝试罢了。其实不然。语言不仅是“存在之家”，也是“我们在世存在的基本活动模式”。社会是语言的社会，语言是社会的语言，语言中沉淀了大量的个人与集体记忆，隐含着无数的价值判断，同时更蕴藏有不同的情感音调。语言的这些“隐性基因”中蕴含着极大的行为潜能，在社会动荡、文化转型时期就会从蛰伏状态中激活，以“杂话”或“多语”的面目成为社会／文化革命的主导与先锋。五四时期及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即处于这样一场文化转型的“语言狂欢”之中，其中每一句话语均成为“一个具有不同社会导向的音调和语气冲突交错的微型战场”，——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可作如是观，三十年代的文艺论争也未尝不是如此。 在这场革命化、政治化的“狂欢节”中，林语堂用“语录体”充当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方言”或斗争策略。 宋明“语录体”是以一种外来的非正统文体表达一种新兴的“异端”思想。起初它固然是一种“小说”（micro－narrative）或“个性命题”，但当它经过“社会化”成为集体意识、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用巴赫金的话讲，即“加冕”——之后，语录也就成为一种排斥“他性”的“大说”，口角亲切的白话下面恰恰裹藏着向心、单极化的“道学”内容。也许林语堂正看中了这一点。当然，他所倡导的“语录体”决不仅仅是对禅师、理学家语录的克隆再版，而是他有意识地参照西方文化来反观本国传统，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择学”。 首先，正如巴赫金所云，“人们只有通过参照几乎等于母语、但又非其母语的他人语言，才有可能客体化（objectivize）自身使用的特殊语言及其内在形式、世界观与特质”，而林语堂恰好具有这种“双语意识”。 其次，林氏的“统觉背景”亦异于常人。“统觉背景”包括“所知”与“所设”，二者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动态格局。如鲁迅出身书香之家，旧学渍润极深，但唯其对中国传统文化“所知”甚深，故能痛感其中“所设”之荒谬而“别求新声于异邦”。但林语堂不同。可以说，林氏在赴北京清华大学教书之前，一直是名不自觉的文化失忆—失语症的双料患者。后来他曾多次愤怒地回忆说，他很早就知道《旧约》中约书亚吹倒耶利哥城的故事，但直到三十岁时才听到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为此他感到“惭愧”和“羞耻”。这是所谓“文化震惊”（culturalshock）的一个典型事例：在林氏那里一度冻结的传统文化记忆就此大大激活了，而在这种情况下迅速获得的不无缺限的“所知”，与“所设”的“光荣化”（glorification）构成的失衡格局，再加上他的“文化双语意识”，“语录体”便因其糅合同／异、中心／边缘、权威／异端的特质而进入了他的视域。 林氏语录体反映了他的文化双语意识。确实，“局外的观察”往往可以对客观对象进行审美观照并重新发现自身；换句话说，通过切换视角，认识主体往往可以发现自身的“视域剩余”，即通过他者的眼睛来观察自身，并发现在自我打量自我时所难以认识到的自我特征，从而得以全面、整体地保握自己、完成自己并超越自己而达到主体的“超在”境界。但这只是就其理想状态而言。事实上，当认识主体以他者目光反观自身时，其主体的自足性往往面临解体的危险，或至少处于一种暧昧的状态，即有可能因此异化为认识客体或被注视的“他者”。林语堂作为游离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机制之外的边缘人，他不可能也未曾具有鲁迅那样的文化主体意识，对他产生“特殊摄力” 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只充任了被注视、被打量的“他者”；而由于林氏对传统文化“所知”相对不足，“所设”部分遂篡取了较大的“完形趋向”，被注视者乃以一种完好统一的图景展现在注视者的面前。这种文化观照很难说是一种“客观的”认识：“局外的观察” 确乎使林氏窥见传统文化的某些“视域剩余”与“外在性”，但认识者却也为此付出了牺牲主体性、历史感与使命感的高昂代价。 1926年的白色恐怖结束了“五四”运动的青春期，五四人开始沉静下来，以较为理性的态度重新审定传统。鲁迅等采取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批判态度，而这种文化批判意识的语言表现就是对文言、古文的彻底否定；白话与革命、创新、进步等正面价值观获得了等价的关系，并成为此后几十年间的主导话语，这一本为反对“文言—旧文化”的“个性命题”便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排斥“他性”的“大说”和“集体意识”，乃至在破坏旧偶像的同时自身又成为新的偶像，在“加冕”为这场“革命狂欢节”的一元独白之后逐渐异化为他所代表的“反传统”、“反权威”自由精神的对立面，其中奥妙颇足思量。 在这个意义上讲，林语堂提倡“语录体”也许是对这种一元独白倾向的警惕与反拨。林氏的“语录体”类似巴赫金所说的一种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方言”，在逐渐成形的一元独白的社会语境下构成了一种否定和批判的力量。当然，一切文化批判均不免受到“市场法则” 的无形操纵而可能沦为批判对象的同谋，批判主体亦或因与众不同而成为社会文化市场上的珍玩（阿多诺），但这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而非批判者的初衷。林氏之提倡“性灵”、“幽默”及其配套语言措施———“语录体”，其实也正体现了他反对偶像崇拜的怀疑主义精神。但这并不说明鲁迅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是错误的。鲁迅深知孱头的“中庸之道”无法推动历史在“正反合”的阵痛中胜利前进，因此“矫枉必须过正”；这正是鲁迅的悲壮选择。这一点，像游离于中国文化主体机制之外的林语堂是难以体会得到的。真正伟大的人格、思想与作品，应该在引发各代共鸣的同时，首先成为它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我们不是不需要多元对话，恰恰相反，多元对话是社会文化保持活力与革命性的前提与动力，但缺乏主旋律的对话也会“走调”，徒闻喧嚣，但实际上却成为聋人间的自说自话。林语堂选择“语录体” 为自己的语言—精神家园，固然有反拨、矫正的初衷，但在一个反拨时机远未到来的时刻祭出这一法宝，宜乎哉受到时人的冷落，而自己的思想也随之定格，未能达到新的更高层次的统一，他的怀疑主义因此也止于自适自足而缺少建设性，——这对于今天我们仍处于文化转型阵痛之中的国家和民族来讲，未尝没有现实的意义。 《中华读书报》 最早提“幽默”的人 从风格上讲，林语堂散文的最大特色是它的闲适幽默。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使用“幽默”一词的人。20年代他就积极提倡“幽默”，但应者不多，没有形成气候。30年代《论语》创刊以后，他又重新强调“幽默”，并大力创作幽默闲适小品文，这一次则得到了较多人的呼应。最初他只是把“幽默”当作一种语言风格来看待。后来他则把“幽默”理解成“一种心理状态，进而言之是一川观点，一种对人生的看法。”他还说“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它是心灵的放纵或者是放纵的心灵。”可见，林语堂先生已不再把幽默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语言手段，而把它看成是一种与特定的文化心理紧密相连的社会行为。林语堂先生正是以这样的一种幽默观来看待中国人的幽默的。比如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写过这么一件事。娄时的中国政府曾下令禁止其下属机关在上海的分部把办事机构设在外国租界内，而那些在上海办事的部长们，既不愿撤出租界，也不敢冒犯政府的禁令，于是就把在租界内的办事机关都换成了贸易管理局的牌子。这种花20美金换一块招牌的作法，既在表面上撤掉了办事机构，又让部长的官府留在了租界里，真是皆大欢喜。在林语堂看来这种花20美金换一块招牌的作法，实在是一种大大的幽默。这样看来，林语堂的所谓“幽默”，不是粗鄙显露的笑话，而是幽默中有睿智，洒脱中显凝重。 林语堂的散文往往以一种超脱与悠闲的心境来旁观世情。用平淡的话语去赞扬美文。这样便形成一种庄谐并用如“私房娓语”式的“闲适笔调”。林语堂散文的语言杂收并蓄，各色兼用，像旧时公文的程式用语，时下流行的政治口号等等，都可以在他散文中看到。这实际上是体现了林语堂先生的文学语言观念。他主张文学语言可以将文言、白话、上来语及方言俗语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种所谓“白话的文言”式的特殊语言。

▲ 木心先生的“最后时光”，陈丹青的“守护与送别”—— 陈丹青在《守护与送别》中这样写道，“11 月中至12 月下旬，我几度守在木心病榻前，之后，是他的葬礼。谁曾守护亲属挚友走向最后的路，或对人的殒灭的真相，不惊讶，不陌生？但这是我第一次目击垂老的人，病危，衰竭，死。我不想限制篇幅，不愿遗漏种种细节。这是木心以自己的性命的完结，给我上最后一课。” ▲ 首次发表若干珍贵照片，病榻前陈丹青第一次描绘先生—— ○ “木心从不让我画他，这是我第一次描绘先生，也是最后一次。画时，他浑然不知。” ○ 木心晚年诗集《伪所罗门书》手稿本 ○ 木心《我纷纷的情欲》手稿本 ○ 2005年木心回国探看乌镇为他故园营建的新居，在上海停留期间，与上海作家陈村、孙甘露、王淑瑾、尹庆一等有过愉快的会面，喜滋滋为他们签自己的书。 ○ 2010年12月纽约电影人为木心拍摄纪录片期间，他已渐渐习惯面对摄像。 ○ 12张珍贵照片。2011-1927的木心。 ▲ 首次发表木心先生的《狱中手稿》对话、节录和致读者信 关于木心先生的66页狱中手稿，木心的研究者、翻译者童明教授曾与木心在2000年有过一次对话。此外，木心本人曾从手稿中选出5段摘录。这两份文本的汉语版从未面世，本纪念专号全文发表。 ▲ 收录梁文道、陈子善、钟立风、童明、春阳、顾文豪等人文章 ▲ 收录木心先生的丧仪文本和乌镇、北京两地追思会长篇实录 ▲ 收录木心先生《文学回忆录》来信选登、章节摘引、最后一课 内容推荐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时时感到，这是一份郑重的纪念，更是一组历史的见证——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与艺术史中，木心先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孤例：他的几乎全部创作生涯，鲜为人知, 直至他79岁那年，他的文学著作始得陆续在他的祖国大陆出版；到他逝世为止，木心著作被阅读的时间，仅仅6年；在他逝世之后，他的有限的读者，主要是年轻人，才有机会来到他身边，向他致敬，与他告别。可以说，木心先生真正被重视、被尊敬的过程，仅在过去一年，刚刚开始。 因此，本辑的内容并非“温故”，而是一组当下的实录。虽然木心先生是已故的老人，他的创作与思想，却是簇新的遗产。 《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共分上中下三辑，并配以相关图片和若干木心先生的珍贵照片。上辑收入了木心先生的讣告、桐乡告别仪式的悼词、乌镇与北京两地追思会的长篇实录。中下辑刊载了木心先生的亲属、挚友、学生，及海内外读者的多篇文章，还有木心从未发表的《狱中手稿》对话和致读者信。

本书共六卷，分上下两编，以国共易手为界，上编为作为作家的废名的创作；下编为作为学者的冯文炳的著述。上编收1922至1948年间的作品，下编收 1949至1964年间的作品。上编以文体划分为小说、文、诗、论四类，各类依时间顺序分辑；下编基本以研究对象为分类标准。本书是新文学中除《鲁迅全集》以外唯一全面整理的作家集，所采用的底本基本为初版本，体例是全部依底本排印，底本有错依校本改者出注，底本不误校本误者不出注。废名作品散佚极为严重，以往从未出版过能反映其全貌的集子。经过多年艰苦收集，本集中新发现的文本约占三分之一。全书历时十二年，校勘作者身前所有版本，对废名作品的研究者、爱好者及文学写作者、爱好者均是一个福音。 分集情况： 1、以解放为界，分上下两编。 2、第一集，第二集——小说，包括三个短篇小说集，三部长篇，和一些未入集的小说。 3、第三集——散文、新诗。 4、第四集——诗论、佛论，解放后古典文学研究。 5、第五集——鲁迅研究。 6、第六集——新民歌研究与创作、汉语研究、美学等。附录。

长达四百五十万字的原创长篇小说《你在高原》，是张炜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创作完成的。全书分三十九卷，归为十个单元（《家族》《橡树路》《海客谈瀛洲》《鹿眼》《忆阿雅》《我的田园》《人的杂志》《曙光与暮色》《荒原纪事》《无边的游荡》）。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系列作品，而是已知中外小说史上篇幅最长的一部纯文学著作。其中除了《家族》等两个单元做了重要修改和重写之外,其余则是第一次正式面世的作品。 从语言到故事，从形式到内容，从韵致到意境，《你在高原》的分卷各不相同，创作风格差异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它们几乎囊括了自十九世纪以来所有的文学试验。这种极为罕见的巨大的创造性和神奇变异，很难想象会发生在同一个作者身上。 《你在高原》包罗万象、精彩纷呈，是一部足踏大地之书，一部行走之书，一部“时代的伟大记录”。 各种人物和传奇、各种隐秘的艺术与生命的密码悉数囊括其中。它的辽阔旷远与缜密精致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它的强大的思想的力量和令人尊敬的“疯狂的激情”，给人以巨大的冲击力。我们可以设问，当人们回眸打量二十世纪转型的中国，还有什么会比这部煌煌大书更为丰富、逼真和生动呢？

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上，几代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长篇小说。我们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专业文学出版社，素有“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之誉，长篇小说出版资源非常丰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从业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遴选出部分优秀作品，汇集成“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一次性推出。这些书目的选择，兼顾历史评价、专家意见、读者喜好，以及题材和思想艺术风格的丰富性，它们集中展示了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伟大成就和发展变化，从文学的角度折射出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入选作品大都经过了时间淘洗，是可以流传的上乘之作。阅读或收藏，均富有价值。 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发展史上，《红高粱家族》(1987)出现具有审美转型的深刻意义。作者用“虚构叙事”取代“亲历在场”，用“酒色财气”颠覆“英雄崇拜”，用“灵魂救赎”挑战“旧梦新知”，并以强烈的艺术理性精神，宣告了革命英雄传奇神话的历史终结。

四书，ISBN：9787040290141，作者：本社

生死场呼兰河传，ISBN：9787020072002，作者：萧红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