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无从读到一个叙述阿尔贝·加缪和让-保尔·萨特之间的关系的完整故事。他们在冷战进入高潮时期戏剧性的决裂，就像冷战冲突本身，要求那些追踪其来龙去脉的人选择立场，而不去梳理其悲剧性的错综复杂。现在，罗纳德·阿隆森利用新的资料来源，以长达一本书的篇幅，写出了有关这段20世纪最著名的友谊及其终结的第一部长篇记录。 阿尔贝·加缪和让-保尔·萨特于德占法国期间的1943年第一次见面，很快成了朋友。他们结成了思想和政治的盟友，随巴黎的解放一夜之间名满天下。作为剧作家、小说家、哲学家、新闻工作者和编辑，两人似乎无所不在，战后每一家法国媒体惟其马首是瞻。然而，东两方关系给他们的友谊注入了紧张，两人的成长路径遂渐对立，开始在哲学、知识分子的责任以及有必要或有可能进行何种政治变革的问题上产生分歧。 当加缪和萨特先后接掌了本方公众代言人的权柄，一场历史性的摊牌即成势所必然。萨特信奉暴力为一条变革之路，而加缪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最终导致了1952年残酷而极其公开的决裂他们从此断绝了交往，只是继续间接地相互攻讦，直到1960年加缪逝世。 在一份以细致入微、持论公允见长的报告中，阿隆森川编年体叙述了这个迷人的故事，表现了加缪和萨特如何从一见钟情到反目成仇，并在决裂以后继续关注对方。《加缪和萨特》熔传记和思想史、哲学激情和政治热情于一炉，将使每一位对两位伟大作家或令他们一刀两断的世界—历史命题感兴趣的读者心醉神迷。

已故思想家顾准生前有写日记的习惯，本书收录了他生前的三本日记：一本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下放河南商城监督劳动时的日记；一本是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下放河南息县学部五七干校的日记；还有一本是顾准1972年10月到1974年10月在北京读书和生活的简单记录。这三本日记，虽然只是顾准生命长河中三个片断的记录，蛤对于研究顾准思想的发展，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从多方面提供了顾准思想形成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和生活背景。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为陈寅恪先生后半生（1949-1969年）的传记。 陈先生学贯中西，文史兼通， 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境界。 他一生潜心学问，不求显达， 深为国内外学人敬重。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 详尽描绘了陈先生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 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为读者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从陈先生的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八手 探索了他的内心世界， 并以此分析、诠释了陈先生晚年作品的内涵， 提出了不少颇有说服力的见解。 这部也许沉重的作品，能给读者许多启示。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1996年初版。此次修订再版， 作者参考了近年发现的新材料。新研究， 在“时代与入”的一些节骨眼上， 新注入近年治学的思考与心得， 并补入当年尚未知晓的一些重要史迹。

這部書最令人激賞的是，選錄的是四位學問家探索學習的過程，展現出來的不是抽象的理論，而是實存的體證，令人感覺更為親切。了解這幾位前輩的學術，自然必須讀他們大部頭著作，但把握這常惺惺的一念，有生命的奮進的向上心，有對於世界人生的悲情，這已經有它本身的價值。

这本让我们警惕人文知识分子的书可能是惊世骇俗的，也可能是哗众取宠的，但它十分值得一读。知识分子可以怀疑和批判，也就难免被怀疑和批判。1998年，《知识分子》在伦敦出版，此后立即在大西洋两岸引起强烈反响，在英国和美国一版再版，始终畅销不衰。《伦敦书评》发表文章称它是“一本有说服力的、也是有趣的书；即使不喜欢它的人，也会从中得到乐趣。”约翰逊先生在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所干的一切坏事中洋洋得意，告之了许多我们所熟悉的大知识分子――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威尔逊、高兰茨……不为我们所知的另一面。

以务实求真、敢于直言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典范的清华大学教授、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1911～2001），出身名门，受业名师，先在唐山交大学工，后赴美国康奈大学、爱荷华大学、伊利诺大学专攻水利，获硕士、博士学位。曾在西南、西北、东北从事水利建设，坚持实地勘察，科学办事。1957年从黄河实际出发，坚决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并批评苏联专家的规划，加之所作的《花丛小语》直刺时弊而获罪，被划为右派，历尽磨难。22年后才得以平反昭雪，重返讲台，继续为水利真理而奋争，直到90高龄辞世。 黄万里家人授权作者立传，并提供近200幅珍贵图片见证历史沧桑，书中全面展现黄万里的丰富人生、感情世界和多彩才华，对黄万里的父亲、著名教育家革命家黄炎培，妻子西玉隽及岳父、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烈士二哥、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之父黄竞武以及黄氏大家族中众多成员与师生亲友包括三代大丫头、三代四博士、跨国亲朋、院士女婿、患难同事等等，都有生动的记述，读之宛如一部历史画卷展现眼前。

本书是由传记性质的“人物素描”构成的文集，他们大多是汉娜·阿伦特的同代人及朋友，同她一样经历和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的不幸和苦难。其中的篇目包括：《思考莱辛——论黑暗时代的人们》（阿伦特1959年获汉堡莱辛奖的致辞）、《罗莎·卢森堡1871~1919》、《卡尔·雅斯贝尔斯》、《伊萨克·丹尼森1885-~1963》、《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1》、《兰德尔·贾雷尔1914~1965》、《海尔曼·布洛赫1886~1951》、《瓦尔德马尔·古里安》等。这些文章体现了作者在洞察世事、了解人性方面的敏锐和犀利，同时，在她的笔下有一种因理解而引起的深情。

洪业（1893—1980），号煨莲，系英文学名（Wiliiam）的同音异译。1922年自美国学成归国，参与创建燕京大学，并历任燕大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文理科科长、图书馆馆长等职。1946年后赴美，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洪业先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历史学者，与钱穆、顾颉刚、陈寅恪等人同为大家。治学严谨，特重治学方法与工具书的编纂。自创“中国字庋撷法”，曾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工作二十余年，编纂出版经史子集各种引得六十四种、八十一册。著有《我怎样写杜甫》《洪业论学集》等中文著述四十多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等英文著述二十一种。 洪业的一生，正反映着中国近百年来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各种抉择与问题，他一生的经历与故事、治学与交游都与中国近百年来历史有着极丰富而深远的关联。 本书作者陈毓贤女士，自幼侨居菲律宾，后经台湾而赴美留学，在美国高校与洪业及其他多位华人学者及汉学家多有交往互动。此传记为作者与晚年洪业交谈逾三百小时，录音整理，又汇集多种信史资料，以自然而生动文字写就。是洪业先生这位被历史沉埋的重要学人唯一的翔实传记。 英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率先出版，繁体版由台北联经出版社出版。这次是本书简体中文版首次完整呈现，除复原诸多删节段落，更有完整修订补充，另附作者关于洪业家族悲剧的文章及余英时学术致敬长文以飨读者。

这是一本根据伯林自己的回忆，以及与伯林长达十年的交谈写成的伯林生活传记。在晚年，与不同的仰慕者共同追忆自己的一生，几乎成了伯林的生活。他也从中体会到某些乐趣。这里呈现出的是个活生生的伯林。纪实性是这本《柏林传》的特点。它既不是门徒对大师言行的追忆，也不是从文献中重建出来的伯林，而是伯林所回忆的伯林。读者将看到的是一生没有克服自卑感的伯林，一个极有女人缘却因自卑而逃避并对她们造成伤害的伯林，一个通过与朋友的妻子私通才恢复自己在性方面自信的伯林，一个喜欢交响乐到了“实在没办法”的地步的伯林。有的地方显得像喜剧，有的地方却像传奇。他的苏联之行，他与阿赫玛托娃的彻夜长谈，她对他的期待，他的造访给她的生活乃至她的家庭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因他从她的生活中消失而产生的怨恨——这个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思考方向的人生插曲，被描述得极富悲剧性和传奇色彩。

本书以充满激情的笔墨,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争取言论自由,研究“文人论政”的传统及中国百年言论史。言论自由,乃文明社会的基本尺度之一,是世界的公法,人类进步的象征。 早在上个世纪之初,自由、民主、宪政就已成为中国志士仁人不倦追求的目标。为了这一理想,宋教仁、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杨杏佛等奉献了宝贵的生命,梁启超、张季鸾、胡政之、成舍我、陈铭德、徐铸成等奉献了智慧、心血和毕生的精力。本书不是一般的叙述历史人物的遭遇,而是从历史人物的经历中看一个时代的言论空间,看在那样的空间里,一个文人所能做的是什么,已经做出的是什么。 本书言近意远,尺幅千里。

人类是生而自由的，但奴役无所不在，那么征服与统治是如何起源的？在冷兵器时代，为什么总是野蛮征服文明？中国古代为什么一直将弩作为主战武器？为什么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避免失败？为什么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却没有发现新大陆？崖山之后，中国为什么会走向文明滑落？主导现代世界的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 在这部闪烁着思想光芒与历史细节的作品中，杜君立集百家之长，见微知著，气势恢宏，以优美节制的文字和理性深邃的洞见，揭示了真实历史中一些普遍性的人类文明发展模式，以及其背后蕴含的纷杂吊诡的物质动因。在当下这个将历史功利化和庸俗化的戏说恶搞潮流中，本书以其广博理性而震撼人心的平民视角和人文情怀，尊重历史的严肃和思想的真实，试图解构传统的以权谋思想和国家主义为基础的狭隘的历史叙述模式。 本书是当下人们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中国文明进化史的一个独特文本，它从“大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现代世界、现代中国及其诸多人类不平等形成的历史原因。同时，本书也是一部有诚意有良知的关于人类文明谱系中不同民族发展命运的历史读本。基于人类生活休戚与共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作者依靠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最新资讯，旁征博引，兼容并蓄，娓娓道来，既有宏大叙事之视野，又不失洞幽烛微之细腻。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信息量大，启迪性强，更难能可贵的是知识性、文学性与思想性，均面面俱到；准确地说，这不是一本精英的高端的著作，而是一本草根阅读者奉献给草根阅读者的枕边读本，其可读性是不言而喻的。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正因如此，本丛书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也许，话应该倒过来说：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加盟此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文化工程”。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内容简介：我们常常被告知中国没有这样那样的传统，何谓传统？传统总是从一个人、一些人、从某个时间开始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这些人出现了，我们的出版业就有了传统；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梅贻琦出现了，我们的大学就有了传统：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出现了，报业就有了传统：蒋抑卮、陈光甫出现了，金融业就有了传统。

储安平是续胡适之后我国又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他于抗战胜利后创办的政论周刊《观察》，曾在当时名噪四方。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提出“党天下”被打成右派，“文革”又被批斗，终于含冤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本书对储安平坎坷的一生做了较为详实的介绍与评论，同时，书中还收录了储安平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留下的散文、政论、序跋、书信，真实地反映了储安平思想的历程。

《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是百年中国言论史的第三本。这《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中收入的文字是作者1999年至2004年间断断续续写下来的，书中的部分文字曾经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而还有一部分文字，是由作者演讲时的录音整理的。这是作者写作跨度最长的一《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文字虽然是零散的，提供的只是一幅幅剪影，但都围绕了“百年中国言论史”这一主题。

★这不仅是一部校史，更是中西文明冲突视角之下的中国近现代史 ★燕京大学校友余英时作序、章诒和题写书名 ★94年来最独特、最好看的燕京大学校史 ★燕大一隅，折射着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命运 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燕大开始它33年短暂历史中的辉煌业绩；1952年在新政 权推行的“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永远地消逝了。33年间，燕京大学在教育方法、课程设置、规章制度、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极为显赫的声名，并一度与北大、清华比肩，被誉为“中国教会大学之首”“世界一流大学”。更为重要的是，五四运动、西安事变、国共内战、学生运动……近现代中国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和燕大有关；司徒雷登、傅泾波、张东荪等燕大人，也深深地介入了时代。本书讲述了民国一代学人风采、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曲折历程、燕大著名校友的逸闻趣事、燕大在抗战中的特殊作用、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共和国建立后知识分子的命运等侧面，通过燕大这个角度，展现出中西文明冲突中一个时代的命运。 ★本书取材丰富、分析精密、叙事流畅、论断公允，不但如实地保存了燕京大学33年间的辉煌业绩，而且更将它“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内在精神生动地呈现了出来。 ——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燕大校友 余英时

冤无头，债无主 ■书评 □丁国强 在封建专制文化背景下，中国文人的命运注定是不幸的，无论是出世还是入世，无论是奴颜婢膝唯唯诺诺还是天子呼来不上船、仰天大笑出门去，都难以逃脱受迫害、遭打击的厄运。祸从文起，中国封建统治者有一整套对付知识分子的办法。李国文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一书，深入剖析了这种病态的历史现象。 所谓的“非正常”死亡指的是打破生老病死的规律，人为地中止性命。人生识字忧患始，每一朝代的统治者后面都堆积着书生文人血迹斑斑的头颅。这一切，在统治者看来，又是极其正常的，折磨和蹂躏知识分子会使他们获得一种心理平衡或某种安全感。两千多年，大多数中国文人为了避免非正常死亡，而放弃了尊严，选择了苟活，发明了万千溜须拍马的技巧，将奴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中国文人的悲哀，批判性的缺失决定了文人角色的局限性，他们只能在得志与失意之间徘徊，忽而愤愤不平，忽而高呼万岁，忽而隐姓埋名，忽而上蹿下跳。他们把精神尺度与“能保其身”的生理目标放在一起，在保全性命的前提下，混上个一官半职，从而获得了体制内生存的合理性。 乡村野夫如贾府里的焦大即使破口大骂、老拳相向也无妨，顶多挨一顿揍，啃一嘴屎，而文人却不能发一句牢骚、瞪一个白眼，否则就有可能有灭顶之灾。即使是表露自己的“款款之愚”“拳拳之忠”，也容易被看成是变相的造反。多一句不是，少一句也不是。聪明的文人于是学会了委蛇之术，时时处处看掌权者的眼色行事，成为权力的附属品。在那些风声鹤唳的时代，苟活是文人不得已的选择，与装疯发狂、拂袖而去相比，摧眉折腰侍权贵，是一种极为压抑的生存方式，不是中国文人没有火气，而是因为心中的火焰除了把自己烧焦以外，并不能改变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苟活也是一种比较经济的生存方式，司马迁“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终于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活着，一切都有可能，断绝了生命，也就断绝了希望，断绝了文化的命脉。可是，并不是所有的苟活的文人都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之志，他们中的更多人耽迷于权力，拼命上爬，不择手段，最终在权力场上粉身碎骨。 “凡有聪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杀其身也”。不过，这世上的文人总是难以消除干净，他们无法控制表达的欲望，所以，露头的文人总是此起彼伏。沉默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文人的内心里面却充满峥嵘。唯唯诺诺的是文人，破口大骂的也是文人，大放厥词、粪土一切的祢衡虽不失书生本色，却无意中成为权力之争的牺牲品。玩政治的文人，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给自己打造一副精美的棺材而已。 李国文曾谈到自己当了22年“右派”，一条随便什么样的狗趴在头上拉屎撒尿都强忍下来，诸如此类软弱的事实。不管怎么说，终归是活了下来，没有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白搭上，才有今天的思如泉涌，墨气冲天。李国文嫌谢灵运过于张狂玩掉了脑袋，否则，还会留下更多更美的山水诗，殊不知，要求中国文人专心致志地搞“纯文学”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除了与统治者的残暴密不可分之外，后面都有一个让人肠断的性格悲剧。如果文人们都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忍辱负重，学会了避重就轻，侥幸熬过一个又一个残酷的文祸，恐怕也未必还能写出那等荡气回肠的文字来。贪生者当然可以笑到最后，但是，文学史上笑得最好的多是短命的文人。

本书收录了作者多年积累和访谈而得的13篇文章，及11篇追忆当年采访和幕后花絮的“题记”，所写都是读者较为熟悉的现当代文坛“名角”：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严文井等。 根据当事人的口述，以及大量档案、会议纪录和口述史料，真实地再现了1949年后中国文坛的真实面目，以及众多作家在大环境发生转变时痛苦的心路历程。这些强大而可畏的真实纪录，使那些尘封的如烟往事得以鲜活呈现，从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阴晴圆缺和风云变幻。 516页

本书是著名学者余世存的最新著作。作者历时五年读了上千本传记，抄卡片几千张，整理出20世纪重要的历史人物的一些“边角料”，用这些“边角料”或者说是历史碎片的方式记载历史，内容全是来自公开出版物。很好看，很八卦，很丰富。

一九五一年，芝加哥大學博士候選人巫寧坤受邀到北京燕京大學擔任西語系教授。巫寧坤和當時很多知識分子一樣，是愛國主義者，讀左翼書刊（但對共產主義一竅不通），希望為民族貢獻一分力量。他在台灣的哥哥和在香港的姊姊，對他提出嚴重警告，他們把共產黨比作「洪水猛獸」，但阻止不了他的熱情。啟程前夕，李政道為他送行，他愣頭愣腦地問李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李政道笑笑，答道：「我不願讓人洗腦子。」 被迫經歷一場又一場無可逃脫的政治運動與一連串的政治學習，一九五七年，從美國回到祖國六年之後，巫寧坤被打成「右派」，送到偏遠的北大荒去接受「勞動改造」，拋下年輕的妻子和幼兒。從此他被視為「人民的敵人」，文革期間，又被下放農村再教育，蹲「牛棚」，受盡凌辱、迫害和艱辛，長達二十二年。 《一滴淚》為巫寧坤三十年的生活、受難和思想提供了生動而真實的記述，完整呈現中國知識分子從五○年代初至七○年代末的全幅圖景。他讓歷史栩栩如生，因為每句話都可信；也因為不是控訴，不是吶喊，沒有火氣，讀來更是感人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