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弥格文集》收集了目前能够收集到的卜弥格具有代表性的报道和论文等十五篇，介绍来华途经非洲、印度、泰国、越南及中国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特别是中医方面的论著。

们应该如何理解之门学科？应采用什么样的学术路向来把握这门学科？对域外汉学的研究无疑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这样我们必须了解汉学在域外发生的文化和学术背景，在不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下它的价值和影响。

《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内容简介：家庭及童年、在罗马的日子、初返巴黎、家庭生活、失去了一次回国的机会、与弗雷莱和傅尔蒙的合作、客死异乡、业绩、编写《汉语语法》、编写《汉语字典》、介绍中国、对弗雷莱和傅尔蒙的影响等。

《纽带：东学西鉴四百年》以梳理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生命历程为主，通过对四百年汉学家与中国的交往以及对他们的命运的生动刻画，描摹出汉学（中国学）的产生、发展和变异的宏大历史图景。 《纽带：东学西鉴四百年》共分为八章，脱胎于文化纪录片《纽带》，云集了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80余位专家学者的思想精粹，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直面汉学（中国学）这门“高冷”学问的前世今生。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不同文明在西去东来的道路上相遇、相融，而汉学恰似一条纽带，它以独特的方式连接着中国与世界。

《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内容简介：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后，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热”，把王公贵族、文人墨客乃至市井细民全都卷入其中，令他们如痴如醉，无限向往；思想家们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商品的西去和传教士的东来。固然为欧洲的“中国热”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但是，应该承认，这些条件并不是中国人为他们送上门去的，而是欧洲人自己主动创造的。《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的内容是中国文化西传和欧洲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接受。

《西方汉学简史》是有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联合校内外汉学专家共同编写的一本全面梳理介绍西方汉学发展史的教材。本书是2002年北京是精品教材规划项目，经过项目组历史八年的努力，才得以成书。 图书的适用对象：各高等院校中文系、对外汉语教育系必修课海外汉学课程学习者，以及对海外汉学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西方汉学简史》是国内有史以来第一本专治西方汉学历史的教科书，希望读者由此而进入西方汉学研究的大门。 本书书后附有“人名译名对照表”， 14个西方主要国家的汉学家囊括其中，包括中文名、西文原名及生卒年，罗列详细，且使用的音序排列方法极大地方便了读者。

《讲述中国历史(上下)》的价值不言自明。它的诞生，是世界各地学者、翻译人才、出版等各界人士共同艰苦卓绝努力的成果。治学为人，先生均被视为楷模。多有学人屡用大写的“人”来概括先生的一生。在治学上，先生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他对中国历史的兴趣与投入，激情洋溢且经久不衰。我曾问他“你一生致力中国历史研究，要是真有来世，那时你会选什么事业？”他想了想，说：“中国历史。”“还是中国历史，没见过你这样要迷两辈子中国历史的！”他憨厚地笑了笑，点点头，然后用中文敦厚地说：“对，我太喜欢中国历史了。在我眼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我庆幸自己有这份缘。”

本书包括相对独立的三卷：英文卷、中文卷、画册。 卷一系英文，分为三篇。上篇提供一个中国色情文献的历史概览。中篇包括一个简明的中国春宫画史概要，以及一个稍为详细的明末春宫版画述说。下篇是对翻印于卷三的画册《花营锦阵》中的题跋的注释性翻译。 卷二全部是中文资料。在这卷中，汉学家们可以看到卷一中提到的大多数中文著作的全文。 最后的卷三是春宫画册《花营锦阵》的翻印本，是用我收藏的那套古印版印刷的。

本书收录了21位德国女汉学家的口述历史。她们出生于不同的历史年代，历经了各异的时代悲欢，对时代的奔流有着独特而敏锐的感悟；她们都关注中德两国时代场景的巨变，以极具女性特色的视角铭记、解读这段历史。且让我们跟随她们的叙述，品读这一份真实、精彩而又各具特色的历史实录。 这是一本独特的书。它是一本口述历史，编者用了将近十年的工夫，访问了21位德国女性汉学家，亲历了她们的生活，记录了她们亲自口述的认识中国、研究中国、推介和传播中国的历程；这又是一部女性的奋斗史，作者以女性的细腻和真诚抒写了一曲德国女性战胜各种艰难困苦、家庭矛盾、社会歧视，为追求达到学术高峰而付出、而牺牲的交响诗。——乐黛云

中国思想史这门学科的使命，乃在于潜心到过去的生存境遇下，考察古人的思维过程。田浩教授的这本成名作，在新发现的陈亮作品的支持下，具体探讨了陈亮思想的演变过程，尤其是在宋代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参照着两位论辩对手的具体阅历及性格，展示了陈亮、朱熹间的“道德与事功”之辩，从而再现了中国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历史性。缘此，本书被汉学宗师史华兹推许为自己所读到的以西方语言叙述宋代儒学思想多种特征的最生动、最易理解的作品之一。

《孔子与保罗:天道与圣言的相遇》主要内容简介：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体炸弹”盛行的时代，这些人如此绝望，以至于通过牺牲自己以夺走他人的生命来追求“荣誉”。但是如果“罪恶的轴心”采取恐怖的策略，那么“我们这些文明国家”就要采用武力并威胁先发制人，且坚信自己是正义一方而别人是魔鬼。如果在“他们”和“我们”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的话，那么这相似之处便是两者都诉诸神的赐福，而且都准备以恶来反对对方——因此两败俱伤，使别人，也使自己失去人性。似乎更多的人寻求用武力解决冲突，用惧怕化解彼此间的怀疑及仇恨。

葛瑞汉这第一部书与他在漫长而非凡的学术生涯中撰写的其他著作一样，全都出自同一种激情：显示中国的哲学思想不仅对哲学史，而且对现代哲学实践同样至关重要。这部书清晰而有条理地向人们展示了二程兄弟的思想。但是，它给人留下的印象却不像是一部学术专著，倒象是一番跨越将近十个世纪的谈话。在评介二程兄弟对道德和宇宙论的贡献方面，它是人们可以读到的第一部书，而且几乎也可以说是惟一的一部书。

弗朗索瓦•于连是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哲学家，巴黎第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对汉文化世界与欧洲关系的研究。于连一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其论著从开始受到冷遇到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与反响，大有填补福柯、巴特之后空白之趋势。本书即为于连与哲学家狄艾里•马尔塞斯的对话，于连认为对话形式是他总结自己、回答汉学界和哲学界对他的批评以及澄清误解的最佳方式。 本书阐述了于连为什么又是怎样选择“经由中国”这一迂回战略，来反思哲学的命运和西方从古希腊直到20世纪欧洲“衰败”的历史经验，认为只有在语言和历史谱系方面完全不同于欧洲的中国思想才能发现西方“理性”的固有成见与不足，并且“在当今最能引发思考和震撼哲学思想，为理论创新提供机会” 。书中还回顾了法国汉学学科史，并以汉学为工具，追溯了中国与欧洲第一次思想碰撞中产生的诸多误解。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阅读本书，在重新认识西方汉学和西方思想方面，特别在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方面，因了作者独特的视角和观点，会给人清新扑面的感觉。

在18世纪，中国无疑是风靡一时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圣西门等当时的法国哲学大师都从历史悠久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17-18世纪，中国的重农主义、文官科举制度、修史传统、伦理道德、完整的治国之术、多种文化派别的并存与争鸣，以及哲学思想界经常出现的大论战等，都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有必要了解这段时期的这种“中国热”，以及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冲撞及其影响。

前面，我已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把意义的效果归于预先设定的范畴（通过政治―诗歌―哲学等领域；或通过手段：隐喻、引言、形象等）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别处，我指出，认为在书卷末尾设索引有实用价值的看法只是幻想。但是，既然我选择的道路是曲折的，那事先设定航标我认为是有用的。此外，我们难道不能绘制中国的意义图表（就像17世纪时的那些女才子们笔下常出现的爱情国地图）吗？意义或感情的“微妙性”：二者随后将能够各自按自己的意愿从这些标界出发旅行。 第二章从策略上的种种差异出发讨论倾斜的问题：中国传统兵书推崇的奇攻与正规战中的方阵进攻是针锋相对的。随后，我又在经典著作中考察这个问题：在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委婉的批评，或根据编年史书（《春秋》）所述，在外交场合引言赋诗产生的威力。我在第五章中，分析了人们何以能够通过行为的些微迹象感知到一种道德判断，这一章还提供了解读暗示的典例。到了第六章，这些则导致对间接的文化价值（政治的）的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思考。因为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此（至少像人们从竞技与政治广场中的希腊式的正面相对出发所感知到的）：间接在中国的目的是妥协，由于检查造成的迂回变成为艺术的效果。 第七、八章又谈到了诗文评论，但却把评论引向更理论化的意义：我试图要弄明白为什么与希腊不同，中国没有设定一个作为表象的对象的世界；而沿顺出这样一种结果，为什么不是从表象性出发（象征性地活动）确立意义的前景（在希腊，神话的寓意化所发现的意义）。从迂回的种种形态出发，我要考虑它使人理解到什么（这两章是本书的中心，也是本书的绞合点）。第七章的开始是一条“隧道”，因为我必须在历史环链中澄清有关诗的间接的种种中国观念。而这在我看来是与希腊的一个根本不同所在：缺少另一种领域，或者说缺少另一个世界――精神的世界――形象会求助的世界。 从第九章起，我还是考察缺少另一种领域的问题，而这另一领域更准确地被设定为抽象化的和本质的领域。这一部分主要分析的是历来被视作精妙之语典范的《论语》。从《论语》出发，就引出了这样双重的对立：抑扬转调（孔夫子式的）与决断定义（苏格拉底式的）的对立，犹如整体与普遍的对立；同时还会提出这样的思想：既然孔子言论的迂回并不导向（“观念”领域的）他物，那这种迂回会在自身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它不断地――以一种指示的方式――阐明现实。因为，通过圣人的言论的多样变化，我不断地适应了事物的更新；我从侧面或从另一角度接近现实，常常对之进行调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种迂回同时也成为进入。 在读《论语》时，弟子觉悟的间接过程是相应于孔夫子的指示言论的，《孟子》的情况也是如此（第十一章）。《孟子》同样使人了解何为意在传播、而不是说服的言论，或可了解为什么圣人坚持要与哲学讨论保持距离。第十二章终于展开正面问题的讨论。关于难以形容的东西（绝对与无条件的“一”）的问题，似乎不再有两种解决方法：新道家思想家（注释老子的王弼）与新柏拉图主义者（他的同代人普洛提诺）相联系，中国和希腊互相对话。而我指出在中国由于缺少本体观点，否定的问题是如何被改造的（由此重新对“神秘主义”的普遍性进行质疑）。因为代表“道”的“绝对”特征的“大象”并不适合于类比的途径：除了自己的实在――个体的与具体的实在之外，大象不归结于其他任何实在，但是，它却向我们突出了一个既专一又有限的特征：个体与具体总趋向于把自己关闭在这个特征之中；“大象”并不通往某种实体，超过它之上，而是通过它使我们重归诸物的未被分化的基础，从而摆脱对它的任何误解偏见。 另一部古代道家的伟大著作（《庄子》）所达到的语言批评水平可能更准确地确定这种要求（第十三章）：圣人之“明见”看不见其他东西，但在其中各种视点互相平衡并且任何排斥都自行消失。我们在此找到了理想的整体（与部分相对）；这也像间接接近的功效――可能是无限多样化的。因为，在适应形势的摇摆中，“波动起伏”的言语从各个角度包围现实，经常贴合诸物的自发运动，并且让我们进入一个只不过是自然的“天”之中。 最后两章要指明，一种偏宠文章与其主题之间的“松懈”、“散漫”关系的文学艺术是如何在上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戏剧（西方室内剧）的例证又一次深化了中国传统与希腊传统的分歧，因为，中国评论家（金圣叹）并不对剧本用以表象的方式感兴趣，而是根据迂回而曲折的文人视角去读剧本。我主张用隐喻的距离的观念去确定中文文字的这种理想，并且在最后一章（有关杜甫的部分），为了说明，我举出诗与诗题之间的差距产生的不同效果：由于在二者之中引入了差距，使得诗的蕴意分散难以抓住，诗则变得意味深长。 读者可能在读过最后两章后才会开始被隐喻的种种魅力所吸引。然后，特别直接接触过中国哲学的读者将会受益于第九章到第十三章的哲学巡视，而对中国译码感兴趣的读者将会受益于贯穿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最初提出的问题的讨论。不管怎样，本书自始至终，航行方向不变：进行最远离逻各斯的航行，直至差异可能到达的地方去探险。

《东西流水终相逢》介绍：张西平，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欧洲汉学史的研究工作。张西平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转向中西哲学比较和西方汉学研究，最终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打下自己的一片天地——这本文集展示了他的学术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