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的书。作者通过对清代官场众生相的真实描绘，深刻揭示了封建政治的黑暗与腐败，从传统政治文明中发掘出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珍贵历史遗产，充分反映了普通老百姓对清明政治的冀求与向往。既有很好的学术性，又有很强的现实性。全书语言生动形象，叙述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文省事丰，是史学大众化的一个有益尝试。

对王朝的统治权力和对皇位的传承权力，是皇权的两项重要内容。本书从三个方面，即清朝皇权发展历程的视角、清朝若干宫廷制度建立与变化的视角，皇权发展历程与宫廷制度建立、变化中人的遭际的视角，对清朝皇权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本卷包含以下论文：赵刚《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盛清多民族帝国的大一统话语建构——以《皇朝文献通考：舆地考、四裔考、象纬考》的几个问题为中心》，张世明《拆穿西洋镜：外国人对于清代法律形象的建构》，杨念群《清朝帝王的“教养观”与“学者型官僚”的基层治理模式——从地方官对乾隆帝一份谕旨的执行力说起》，胡恒《清代佐杂的新动向与乡村治理的实际——质疑“皇权不下县”》，赵丙祥《“内家”与“外家” ——中国“身体社会”之变化，以张三丰神话为例》等。

《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从“徐松生平考论”“徐松著作叙录”“《西域水道记》研究”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性的考据研究，认为徐松不仅是传统实学的继承者，也是经世学术的开拓者；其《西域水道记》是乾嘉时期质实求证的考史风气、经世致用的社会风潮、西域开辟的政治环境、边危四伏的时代隐忧、西学知识的引进利用等多种因素因缘际会的时代产物，是西北史地学的开山之作

旅日清史学家杨启樵先生以自抒心机的雍正研究驰名学林，本书为这一方面最新成果的结集。撰写方法为“破”与“立”并行：所谓“破”，是对主张雍正继位出自篡夺的代表性观点，分题驳难，其对象包括清史研究巨擘孟森，前辈王钟翰，异军突起的海外清史学者金承艺，当今清史界重镇许曾重和杨镇，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诸贤俊，以及独树一帜的康熙八世孙金恒源。所谓“立”，特以《为隆科多湔雪篡位帮凶污名》《年羹尧与雍正的恩怨轇轕》两篇，发掘旧史料，提出新观点，以先贤时彦尚未尝试过的方法，为隆、年二人实未帮助雍正“篡位”提供佐证，值得特别关注。作者除了为其文精选秘档影像以佐文字外，还依据史料制成雍正即位后诸弟处遇编年表等，简明扼要，梳理清晰，可供广大对此历史悬案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史研究（1672-1697）》首次系统利用《蒙文老档》、《蒙古堂档》、满汉文《康熙起居注册》等重要史料，结合《朔漠方略》、《秦边纪略》等清代官私史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地探讨了噶尔丹统治时期（1672—1697）的准噶尔与清朝之间的政治关系、经贸往来及军事冲突，力图展现这25年清准关系的真实面貌。

《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内容简介：在清朝前期百余年的官僚制度建设中，为期十三年的雍正朝具胡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即对清雍正朝官僚体制和组织及其动作进行了细化研究，从选官的角度，着重考核了雍正朝官僚制度中的引见制度，文武官员保举的各种现象，而且从动作层面考察了官僚保题亲缘关系的特点、负面作用和矫正措施等，还统计分析了引见文官的学历、年龄、家族构成、籍贯，对选官的家族因素和地域构成等进行了考论。全书资料详细，体例完备，考核严密，是清雍正朝政治制度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清朝会试共举行112科（正科84、加科2、恩科26），录取进士两万余名（不包括武科进士），然而现存各种“题名碑录”还有大量的问题，如姓氏错误、人名错误、籍贯错误及遗漏未收等情况，至今也没有学者对此作一番系统之整理。此次编纂校订，作者以《国朝进士题名碑录》为底本，然后根据国子监所刻题名碑的全部拓本、各种履历表齿录如《清代朱卷集成》、地方志中的“选举志”、专题文献如《词林辑略》《清秘述闻》以及相关传记史料如行状、墓志、年谱、家谱、档案等文献中的有关内容，逐一校核，隶定正确的人物资料，凡有异同，写出校记。 本书分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清朝进士题名碑录》，按科年著录清朝全部进士，未参加当年殿试者附于相应科年之后。每一进士为一条，依次注明籍贯、甲第、名次，有关考证资料附于相应科年后。第二部分为《人名索引》，将书中所有进士按四角号码编制索引，查检方便。本书横排繁体字。

This multi-layered history of a horrific famine that took place in late-nineteenth-century China focuses on cultural responses to trauma. The massive drought/famine that killed at least ten million people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late 1870s remains one of China's most severe disasters and provides a vivid window through which to study the social side of a nation's tragedy. Kathryn Edgerton-Tarpley's original approach explores an array of new source materials, including songs, poems, stele inscriptions, folklore, and oral accounts of the famine from Shanxi Province, its epicenter. She juxtaposes these narratives with central government, treaty-port, and foreign debates over the meaning of the events and shows how the famine, which occurred during a period of deepening national crisis, elicited widely divergent reactions from different levels of Chinese society.

《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是利用丰富的故事写成的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经典作品，是大清帝国最后危机阶段的有文学价值和权威的历史记录。正如雷登的杜夫达克教授对这《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的评价：“对过去的那些年代的掌故非常熟悉”。而且该书也被一些专业的学者如莫斯教授、里基拿德·约翰斯通先生及麦克奈尔教授看重。自第一次出版之后，书中关于景善阁下的日记等部分章节显得格外重要。

《清宫生活图典》主要内容：宫廷生活，尤其是清代帝后妃嫔们的生活，皇家文献中一直讳莫如深，因而越发使人感到神秘。辛亥鼎革以来，以清宫生活为题材的野史、小说、电影、戏剧固多，但往往有寄想托情之作，使人难于置信。文学作品只能怍艺术欣赏，终不能代替历史，所以有很多人领略了艺术的芳香以后，又很想知道历史的真实。这就需要博物馆工作者、历史研究工作者来作某些回答。宫廷中肃穆而繁缛的典礼是如何进行的？“日理万机”的皇帝是怎样处理政务的？帝后们的衣食住行是如何安排的？皇帝是否也有他的文化生活？宫中有什么习俗和信仰？凡此种种，都是关心历史的人们所乐于了解的。 在本画册中，可以看到很多参观故宫博物院时无法看到的内容，因为不仅动用了很多从未发表过的宫廷文物，而且为了追求历史情景的再现，摄影师曾通宵达旦地捕了极难拍摄的夜景及其他特殊景色。

本书选用孟森在北京大学教书采用的讲义《清史讲义》，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总论为清史在史学上的位置、清史的体例、青代种族及世系、八旗制度考实四章；下编各论分为开国、巩固国基、全盛、嘉道守文、咸同之转危为安五章。全书对清朝二百多年之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述评，史实详尽，考订了清先世源流、八旗制度原貌，并对清代从开国到国运由盛转衰的过程和重要史实进行了缜密的论析。在编辑过程中，编者依文选图，以图证史，精心挑选了三百余幅清代绘画、书影和档案文献图片，画龙点睛地重现历史精彩瞬间，以期通过各类现存的图片资料来丰润今人对远去历史的了解。 目录 第一编总论 第一章清史在史学上之位置 第二章清史体例 第三章清代种族及世系 第四章八旗制度考实 第二编各沦 第一章开国 第一节太祖 第二节太宗 第三节世祖 第二章巩固国基 第一节圣祖嗣立至亲政 第二节撤藩 第三节取台湾 第四节治河 第五节绥服蒙古 第六节定西藏 第七节移风俗 第八节兴文教 第九节盛明之缺失 第三章全盛 第一节世宗初政 第二节雍正朝特定之制 第三节武功之继续一—一收青海及喀木 第四节武功之继续二——再定西藏 第五节武功之继续三——取准噶尔 第六节武功之继续四——取回疆 第七节世宗兄弟间之惨祸 第八节雍乾之学术文化上——禅学 第九节雍乾之学术文化下——儒学 第四章嘉道守文 第一节内禅 第二节嘉庆间兵事一——三省苗 第三节嘉庆间兵事二——三省教匪 第四节嘉庆间兵事三——海患 第五节嘉庆间兵事四——畿辅教匪 第六节道光朝士习之转移 第七节鸦片案 第八节鸦片案究竟 第五章咸同之转危为安 第一节太平军（上） 第二节太平军（中） 第三节太平军（下） 第四节太平军成败及清之兴衰关系 第五节平捻 孟森年表 编后记

In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Laura Hostetler shows how Qing China (1636-1911) used cartography and ethnography to pursue its imperial ambitions. She argues that far from being on the periphery of development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Qing China both participated in and helped shape the new emphasis on empirical scientific knowledge that was simultaneously transforming Europe--and its colonial empires--at the time. Although mapping in China is almost as old as Chinese civilization itself, the Qing insistence on accurate, to-scale maps of their territory was a new response to the difficulties of administering a vast and growing empire. Likewise, direct observation beca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Qing ethnographic writings, such as the illustrated manuscripts known as "Miao albums" (from which twenty color paintings are reproduced in this book). These were intended to educate Qing officials about various non-Han peoples so that they could govern these groups more effectively.Hostetler's groundbreaking account will interest anyone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and colonialism.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于1930年，是现代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学术研究机构。史语所创立八十周年来，秉承傅斯年先生建所时确立的学术风格和人文精神，人才辈出，学术鼎盛，一直为学术界所推崇。其连续八十年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反映了史语所在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文字、文籍考订等各个方面卓著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影响重大。

「但問旗民」，意思即為「不分滿漢，但問旗民」。 清代統治者常刻意避諱滿、漢問題，故有「滿漢一家」、「不分滿漢」的用語；加上「漢化政策」的實施，在當時社會似乎看不到滿、漢的明顯差異。但實際上，清代統治旗人、漢人是不同的，因此本書討論清代統治下的旗人與漢人、法律對待族群與性別上的差異，可從滿漢的行政組織、族群與性別等三方面，來比較兩者之不同。 本書分為上下篇。上篇：探討旗人皇族婦女的家庭地位、內務府旗婦的法律地位、旗人婦女的財產權、旗人的家庭糾紛、內務府官莊的情形等；下篇則從漢人的命案、婦女拐逃案件、犯姦案件等，來了解漢人社會在清代統治下的真實生活面貌。

予龆龄未学，咿呀学语，略识之无。十龄始就学，开蒙师即令诵《论》、《孟》，亦不加讲解，“学而时习之”云云，莫知所云。稍长，先从唐子玉师读，一年半内，默写《诗经》与《左氏传》一过。唐师虽稍加讲解，亦不尽如人意。后从夏凤喈师(中举县拔贡)读，授《尚书·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淆川，任土作贡”云云，摇头晃脑，津津乐道，予听之茫然。年十四，里中宿儒席梦禅(业)师主讲应滨学社，予往受教。先诵《礼记·檀弓·曲礼·学记》诸篇，每讲一篇从主题分析，必文从字顺，令学子听懂为止。另授古文数十篇，以曾国藩所纂《经史百家杂钞》中之选文必以经世致用为主，远胜于姚鼐所纂《古文辞类纂》之选文偏重于辞章也。 是年冬，随席师之五子鲁思(启酮，后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先生及其七、八、十诸弟(启骞、启骘、启骥)离乡背井，远赴长沙，考入雅礼中学，六年毕业。1934年夏，又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继升入研究生院历史学部，前后亦共六年。六年间得侍洪煨莲(业)、邓文如(之诚)、顾颉刚(以字行)、张孟劬(尔田)诸大师门下，稍稍窥为文、治学、事功、经世及其为人、交友、尊师、重道之门径。卒业后即留本校历史系任助教，并开清史与明史两课。时值日、美不宣而战，燕大被迫封闭遣散。再越年，予从京津南下，间关遄返湘南老家省母(先父已早捐馆)，抵蓉，旅赀告罄，暂留成都燕大(复校于北平燕大被封之第二年)，任历史系讲师兼秘书。同时，一代大师陈寅恪教授亦来我校任教，得侍左右，时获教诲。三年间，遍诵《前四史》，撰就《三国志裴注考证》一文，约四五万字，刊于1945年在成都五大学合办由我师闻宥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5卷。与后来1948年予留学美国两年返国前，撰写一篇由洪煨莲师出题为《游仙窟著者考》(英文)，经洪师审定润饰，并于同年刊登在《哈佛亚洲学报》第十一卷第1、2合期上。这是予继《三国志裴注考证》后，写的第二篇与清史无关的文章。从此以后，予立志专攻清史，非与清史有关诸题，宁搁笔不写，惟此二文为例外耳。 清史论题方面，予最先发表的为《清世宗夺嫡考实》与《胤祯西征纪实》二文，均刊于《燕京学报》第46、48两期上。因予不同意先予发表的清史大家孟心史(森)先生所撰的《清世宗人承大统考实》的观点，予所撰写的文章总算史料充实，论点明确，颇引起学界注目和好评。此文之撰成，亦适值予与内子涂荫松女士结缡成家之初。出乎予意料之外的是当时寓美洪煨莲师因得阅予所撰的《夺嫡》一文，即写信与予，有云：“读《清世宗夺嫡考实》，为之拍案叫好!……吾弟办公(编纂引得)、为学均有进步，深慰远念。想新家内助之美，可俾吾弟专心学术事也”。洪师正指出了予婚后内子之以努力向学相勖也。 不特此也，建国初全国院系调整，予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后又转入历史系民族史专业，以迄于今。而内子为了儿女三人的教育问题，本人宁愿仍留北大校医院担任护士工作，旋调任内科大夫，并兼任简易门诊部主任者二三十载，而不随予迁居民院，让予一人每周首末两日骑自行车往返于白石桥路两校之间，竟长达三十二年之久。尤为难得者，予于1957年夏被错划“右派”后，内子一如既往，承担精神压力，并精心抚育子女。十年浩劫中，内子体质素弱，亦仍被下放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两年。严寒酷暑，不分昼夜，在污泥浊水中挣扎，患得高血压与哮喘病，体力为之大减。内子不得不在北大一再挽留的情况之下，于1975年58岁时提前请求退休。予是时适被借调到中华书局参加整理和标点一部七八百万字的《清史稿》，后又一人独立校勘近五百万字的《清史列传》。予早出晚归，实无暇照顾内子也。八年后，全家迁入民院新建的教授楼，一厅三住室，阳光充足。内子日以书报自遣，两年间哮喘病康复，高血压亦基本得到控制，十五年间，饮食起居一仍旧贯，全家安康，怡如也。 予之第一部结集《清史杂考》，承蒙学界不弃，于1957年交人民出版社，经编辑部主任朱南铣同志审订，同意准予出版。适值“大鸣大放”，予已内定被错划为“右派”，很难有望出书了。万幸的是，按当时北京市委规定，凡正教授级被划为“右派”的，必先得市委批准下达后才算正式的“右派”。在予之“右派”待批准之时，予之《杂考》得以出版问世，实是不幸中之万幸了。《杂考》于1963年9月又承中华书局再版过一次。据友人邓嗣禹教授相告，香港、台湾等地亦均翻版过至少一次。 自是厥后，由于予被错划为“右派”直至彻底被平反以前的二十年间，予从未发表过一篇文章。当时除为公家抄录书报，搜集文件，一般休息时间靠无目的地乱翻书打发日子。自己也曾内心自忖过：此生此世，这一辈子永无再写文章发表之一日了。用当日流行的话说，只好“夹着尾巴做人”，了此残生吧。谁又知道，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宣布从50年代中期起，直到“十年浩劫”期间，绝大部分群众被扩大化、错划了的“右派”一律予以平反。予之“右派”帽子被彻底摘掉了，从此予又可以加倍努力，笔耕不辍，而且予私自立志，争取每年多写一两篇，来补偿予过去失去二十年未写文章的损失。记得1978年刚平反半年内，予即写了两篇：一为《清代旗地性质初探》(刊于《文史》第4期，中华书局主编)，约15千字；另一为《沈阳太平寺锡伯碑文浅释》(先登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上，后刊于天津南开大学主编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约20千字。此文发表后不久，即由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满文讲座教授斯达理博士译成德文，并与他自己撰写的《锡伯族史稿》合编成一部《锡伯族史专号》，公开出版了。 稍后，予又陆续发表了《满文老档中计丁授田商榷》与《康雍乾三朝满汉文京旗房地契约四种》以及《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三文。最后一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文于第二年被译成英文，登于英文版的同名刊物上。差不多稍后几年内，予又续撰《清圣祖遗诏考辨》与《胤祯与抚远大将军王奏档》及《年羹尧西征问题》三文。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予相继出版了两部结集《清史新考》(沈 阳市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与《清史续考》(台北市华世出版社，1993年3月)。两部结集中的一些文章正是对予早期发表的第一部结集中雍正篡位问题的修订和再探讨。 90年代末期，又承蒙学界不我见弃，亦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家近20名同时出版了一本《王锺翰学述》(杭州市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同年5月，本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也让予出版了一本《王锤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作为本大学学术文库之一种。前年冬间，同学诸子怂恿予再出一部结集，年迈如予，已感文思枯涩，力不从心，每有习作，至一万字即需耗时半载以上，偶亦得同学诸子之助。一般把管仰屋，不过四五千字，短者一千字即打止。而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常江同志闻讯约稿，定于年内出书。幸得陈小强、乔天碧、邸永君、江桥、赵令志诸同学大力相助，竞于2001年2月出版，书名《清史馀考》，尤获老友元白(启功)兄为予题签，感荷莫铭。《馀考》字数与前三考约略相同，所不同者，每篇字数平均在一二万字左右，适足以说明个人精力大不如前，为怅怅耳。 顷者中华书局编辑部崔文印同志函嘱撰写一部《王锺翰清史论集》，字数不拘，已刊的和未刊的文章均可收入。学界谁都知道，中华书局是驰誉海内外的出版中国古籍最高层次的出版社，即使著者自动出赀将自己撰写的著作交其出版，如著作的质量水平达不到要求，也是不予考虑出版的。予何人斯，年迈郊叟，皓发豁齿，谫陋寡闻，素不善为文，几十年来虽偶不乏短什浅简之作，亦不过滥竽充数，得附于诸贤鸿文骥尾之末，何足与于著作之林乎? 然予自不敢重违书局领导与崔君之雅命!爰将几十年来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长篇短什，将近二百篇，三百余万字，汇为一集，略加区分，列为五目：一为清前期，二为康乾时期，三为清晚期，四为其他(明以前)，五为附录。五目中自以康乾时期的论文为大宗，清前期次之，清晚期又次之，附录则略附自述之什而已。而此项搜集工作繁难，承蒙同学诸子定宜庄、朱宪、姚念慈、达力扎布、刘小萌、赵令志、李德龙、江桥、邸永君、彭陟焱等大力代为遍找散见于各种刊物上刊有予所撰写的大小长短之什，可谓煞费苦心，不胜感荷屏营之情。 回忆60年来，我相继出版了四部论文结集：《清史杂考》为先师邓文如(之诚)教授所题，自后三部《新考》、《续考》、《馀考》均为驰誉海内外的书法大家元白(启功)老教授题签。顷北京中华书局编辑部又为我出版一部《王锺翰清史论集》全集，辽宁大学出版社为我出版第五部结集——《清史补考》，复承元白老兄之令弟启骧教授为我题签，时贤誉之为“当代双璧”云。 本《清史论集》所收予几十年来已刊、未刊之论文，虽不敢云有所创获或突破，能发前人未发之覆，足与当代方家学者相抗衡；然其中偶亦不乏一得之愚，或俾供参考借鉴亦未可知。然予固敝帚自珍，尤不忍以鸡肋而弃之耳。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堪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一枝奇葩。而作为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总结和集在成者，便是清朝的文官制度。本书从制度建设、法律建设层面对清朝文官制度的特点、体系、原则与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解读与研究；分析了其在法制史上的进步意义与价值。

清代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它以超越前代的辉煌照亮了18世纪的中国。本书详述了康乾盛世形成的国际国内环境，盛世出现的种种特征，以及盛极而衰的必然结局，总结出有关盛世的一般规律。作者以广阔的视野、全新的观念和新颖的见解，大气磅礴、淋漓酣畅、真实地解读盛世的盛衰起落。历史的激情与理性的思辨，历史的感悟和对历史的深刻透视，无不给人以全新的感受。 一个原本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居然在18世纪达到封建社会的又一个顶峰，而且超越了前代，威严屹立在东方， 中国传统文化大放光明。这不能不是一个“伟大奇迹”。康乾盛世，说到底，是一次经久不断的文化创造。 如追溯渊源，从入关前皇太极时期就已开始了构想，为未来的大规模营造指明了道路。入关后，从顺治特别是从康熙时全面实施儒家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把儒家的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重建了一代封建王朝，而且以三代人的持续努力，终于把这个王朝推向传统文化的光辉顶点。

《满族通史(修订版)(精)》从居住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满族祖先开始记述，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满族的政权变革、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