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研究前沿之作。揭示信仰迷思，为世俗幸福正名★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丹麦和瑞典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作者基于一年多的实地居住考察，深度访谈了近一百五十位不同年龄层次和教育背景的对象，得出一个核心观点：宗教观念淡薄的世俗社会不仅可能存在，而且完全可以做到温文尔雅、令人愉悦，给人们带来自足、幸福的生活。朱克曼认为，社会的高度发达与宗教并无关联，宗教的影响可以为社会带来医疗和教育的发展，但是同样有可能带来混乱、紧张和暴力。

【名人评价及推荐】

过去二十年的黄金时期，在世俗研究这个新兴的领域，朱克曼一直身处前沿。从《自足的世俗社会》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个中原因：行文精致，引人入胜，既依靠深厚的学养，又不乏睿智的思想。这是典型的朱克曼式作品。

—— 斯蒂芬·布利万特，英国圣玛丽大学学院神学与宗教社会学教授

大多数美国人坚信，对上帝的信仰是文明社会的基石。《自足的世俗社会》表明，这无非是一种听了让人受用的美国式奇想。如果发现当今大多数丹麦人和瑞典人竟如此不受宗教之累，就连身处美国的无神论者也会感到惊讶吧。对另一种世俗现实的这一瞥，既令人谦卑，又鼓舞人心——来得太是时候了。朱克曼的研究确实不可或缺。

——萨姆·哈里斯，《纽约时报》

【编辑推荐】

说到北欧，你可能会想到安徒生的童话，想到美人鱼的故乡，想到在各种发达程度、幸福指数和廉洁程度排行榜上，丹麦和瑞典总是位居前列，那里似乎是一片无忧无虑的乐土。你可能想不到的是，那里总体上是一个世俗社会，宗教信仰淡薄。那里的多数国民虽不愿自称“无神论者”，却也并不相信存在着一位人格神。他们可能会在教堂里举行婚礼，但仅仅是仪式性的，是在遵循一种文化传统。

的确，宗教有许多积极作用，比如提振人心、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教人宽厚仁爱；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极端的宗教势力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制造着动乱、纷争甚至杀伐。这本书并不是想说，没有宗教信仰必然会使社会和谐、繁荣，而只是说，宗教的缺失并不构成障碍，由此否定了一种极端的说法：“没有宗教信仰，社会必将灭亡。”

作为伟大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著作在世界各地取得了成功，但其身为社会学宗师的盛名，有时反而遮蔽了其著作思想的真正面目，对布尔迪厄著作的解读，并非总能切中理论核心，引人正确思考其许多经典概念。不同于一般学界以精英知识分子方法诠释布尔迪厄理论，作为布尔迪厄的学生，法国社会学家让-路易·法比亚尼尝试用布尔迪厄自行创造的分析工具来解释布尔迪厄思想，这本书重新发现了大师从未示人、深处暗藏的思想灵光，开启了一条思考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的新理路。本书分成三部分：首先，将分析三个基本概念（场域、关系以及文化资本），以及三者同时应用时所产生的修正与困难。第二部分，则针对布尔迪厄独到的方法论与叙事方式，这两者既激发出种种概念生机，也导致诸多诠释上的暧昧。第三部分，则是借着政治活动、痛苦与爱等议题来描绘一位社会学家的生平，以及一名开辟出新天地的知识英雄的主要轮廓。本书尝试同时顾及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布尔迪厄理论的中心概念进行精确分析，就其理论力量与气魄而言，这一分析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则是将其概念形成的经过，植入一个深具角力意味的场域中，这一做法必要且符合布尔迪厄一贯的处理方式。这是将布尔迪厄重新整合到他自己创建出来的分析架构中，这不是为了营造一种套公式的做法，而是为了将之置于透视镜下，并且检验其限制。

本书是一本经典的社会学理论读物，本版是2017年最新修订的第3版，与前2版相比，内容有大幅调整。全书共24章，把社会学家分为三篇。第一篇主要阐述经典大家包括马克思、韦伯、齐美尔、杜波依斯、帕森斯等人的社会学思想及其最新发展。第二篇主要阐述默顿、埃利亚斯、戈夫曼、加芬克尔、阿尔都塞、哈贝马斯、布迪厄和福柯等学者的社会学思想。第三篇主要讨论多萝西·史密斯、斯图亚特·霍尔、乔多萝、吉登斯、曼恩、鲍曼、霍克希尔德、拉图尔、亚历山大等人的社会学思想。该书该版的特点在于，覆盖了西方社会学理论最前沿的发展，并对各位思想家开创的理论领域的前后发展都做了详细介绍。同时，对教学来说，不仅重视理论的学习，而且着重培养学生的理论能力以及将理论与现实结合的能力。各章均由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撰写，每一位作者对所介绍的思想家都有精深的研究，语言简洁、通俗，适合本科生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阅读。同时，本书有一个提纲挈领的导论，介绍了社会学理论的一般问题，区别了社会学理论所涉及的哲学问题、方法论问题和实体性问题三个层次，指导读者辨析每一个思想家的理论分属的层次，并启发读者将这三个层次与具体社会问题相联系，从而更好地理解社会理论。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is a fundamental challenge from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social theorists to how we understand society and the 'social'. Bruno Latour's contention is that the word 'social' as used by Social Scientists has become laden with assumptions to the point where it has become a misnomer. When the adjective is applied to a phenomenon, it is used to indicate a stabilized state of affairs, a bundle of ties that in due course may be used to account for another phenomenon. Latour also finds the word used as if it described a type of material, in a comparable way to an adjective such as 'wooden' or 'steely'. Rather than simply indicating what is already assembled together, it is now used in a way that makes assump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what is assembled. It has become a word that designates two distinct things: a process of assembling: and a type of material, distinct from others. Latour shows why 'the social' cannot be thought of as a kind of material or domain, and disputes attempts to provide a 'social explanation' of other states of affairs. While these attempts have been productive (and probably necessary) in the past, the very succes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mean that they are largely no longer so. At the present stage it is no longer possible to inspect the precise constituents entering the social domain. Latour returns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social' to redefine the notion and allow it to trace connections again. It will then be possible to resume the traditional go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but using more refined tools. Drawing on his extensive work examining the 'assemblages' of nature, Latour finds it necessary to scrutinize thoroughly the exact content of what is assembled under the umbrella of Society. This approach, a '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 has become known as Actor-Network-Theory, and this book is an essential introduction both for those seeking to understand Actor-Network-Theory, or the ideas of one of its most influential proponents.

葛兰西霸权观念的当代遗产是什么？既然普遍性的虚假版本已被彻底批判，那应该如何去重新阐述它？在这一彻底颠覆性的项目中，巴特勒、拉克劳和齐泽克这三位在国际学术中以激进风格著称的当红明星就当代哲学和政治学的中心问题进行了对话。他们的论文按照三组彼此对应的文章进行编排，涉及黑格尔在当代批判理论中的遗产、文化多元主义的理论困境、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争论、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左派的战略，以及后结构主义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对批判的社会理论的价值等等问题。在本书中，三位大家在尖锐地批评另两位的思想的同时奋力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激烈的争论，严密的论证，精彩的辩护，大胆的揭露……本书充满了火药味。

本书所选编的文章旨在对发展主义进行批判；所谓发展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依据不同的手段例如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产生出不同版本的发展主义学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各类发展主义学说都没有反思一系列类似沃勒斯坦所提出的基本问题：什么是发展？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了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对弱势群体（如原住民和女性）的影响又是什么？除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外，有没有另类的发展（或“不发展”）轨道能更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谋求发展有什么政治含义？这些都是发展主义忽略了的重要课题。收编于本文集的文章所要讨论的也正是这些课题。

《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2卷)》是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史著作，也是作者建立其新功能主义研究纲领的开端。此第二卷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与涂尔干社会理论的发展过程，提炼出双方作为社会学唯物主义和社会学唯心主义的代表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及其发展。作者指出，即使是在这两种成熟的古典理论中也存在着深刻的对立和模棱两可之处，而其追随者正是由此出发来修正这些古典传统的。

《何谓公民身份》主要内容：历史上也曾经存在着高度重视公民身份的时代，这些时代通常与特定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公元前5到前4世纪的雅典，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的罗马，中世纪晚期的佛罗伦萨，18世纪晚期的美国和崛起时期的法国，它们都是这些国家的曲型。但当下的情况已迥然相异，它的范围实际上已遍及全球。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一主题所拥有的魅力？这种魅力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关怀的汇合。 第一，在已确立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英美新右派在政治和主义上的主导为“社会公民身份”的有效性问题带来了怀疑。社会公民身价意把福利国家提供的各种利益看作是一种权利，它确保公民在狂浪的市场力量之下在雇用和工资方面拥有更大的平等。 第二，当今所有国家的人口组成都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这部分是由于人口迁移加速所致，部分是由于国家内部种族差异意识不断提高和政治化所致，这种特征已成为作为与公民身份定义联系在一起的公民认同的重要议题。 第三，与这一发展密切关联，种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已使迄今为止仍然作为民族国家政体的思想不断趋于消解或者实际瓦解。 第四，它们需要制定新的宪法，建立能够实施公民身价的法律和政治权利的公共生活方式，实现共产主义政权中无法完全享有的权利。 第五，我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对全世界大部分人民来说，公民身份的理念仍然空洞无物，意义全无，他们对其真实的含义一无所知。 第六，民族国家的有效性本身越来越遭到怀疑。

《公民身份与社会理论》主要内容是：在公民身份的研究方面，为数众多的作品对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中“市民社会”和“公民身份”的文化和历史独特性尤其敏感。公民身份制度起源于西方城邦国家和民族－国家。在许多研究当代全球化的学者看来，民族－国家的自主权已经受到了挑战。近年来，我们已经见证了联合国和欧共体的政治和权威的巨大增长，它们是一些与民族－国家内在机理相冲突和抵触的组织。另外，全球经济力量还给民族－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制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决定“国内”经济绩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如此类的发展圣于公民身份的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公民身份权利是否将让位于人权？什么制度又将强化人权？作者在最后一章探讨了人权与公民身份权利之间的关系，提出人权将补充而不是代替公民身份权利。

《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作者维尔纳·桑巴特从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得到启发，思考了犹太文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论证了犹太文化中信奉律法、理性主义和商业天才以及在处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关系问题时的不同道德和社会行为准则，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影响。

《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以中国传统法律为例，尝试对韦伯提出批判：在社会学方法论上，指出了他的比较法律社会学里二元对立式的理念型比较的局限；在实质社会学分析上，立基在全球最近对清代法律与司法审判的丰硕研究成果，说明了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与司法审判的看法的误解与限制。《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由林端著。

當我借用Vico以「驚奇」勾勒人類學起源來做為闡述西方社會學思維的基本模式時，我企圖指出的毋寧是，社會學家所關心而採取的事實上是一個相反的思維方向──他們強調的是Weber所說的「例行化」。 ──葉啟政打從一開始，西方社會學家關心的重點，就在於把眾人身上的經驗予以無差異化，以拉出常態的概念，使社會結構、整體性與秩序等概念有充分證成的條件。 然而，漸漸走向以「個體化」做為結構原則的人類社會，與一向強調集體性共識之規範（或價值）做為社會秩序基礎的論調，在邏輯上弔詭地相互扞格著， 人類的文明，已到了必須重新覓尋路徑，來思考人類問題的時候了。《觀念巴貝塔》 誠如 Heidegger 所言，現代科技是人類的天命﹙ destiny ﹚，不論好壞與否，我們都無法擺脫與它的密切關係。而現代社會中，科技至上的意識型態更主導了文化與消費，改變人類的互動模式，形成了新的統制現象。但藉著對應外在環境制約的思想與認知，人類也掌握了 科技的可能性， 使社會結構朝「個體化」的方向發展， 人類得以自我參與、形塑整個世界，如此所展現的才是真正的天命，並非逆來順受的宿命。本書 作者即透過對當代社會的觀察，以明顯或隱晦的手法，搓揉「個體化」的核心觀念與現代社會的現象，點出了現代人所應共同思考的問題。《現代人的天命》

本书采取一种辩论的姿态，通过对当前关于传媒一后现代主义和信息社会理论这两个主工范工的一系列讨论，着手研究传媒引出的部下。本书提问，传媒这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引发了自启蒙运动一来，社会和政治理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在对传媒引出的几个不同系列的问题的连续探索后，本书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康德所说的人类之非社会的社会性问题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自律、自由的个体能生活在切实可行的社会共同体里；或者换句话说，与人类理性和解放相关的范围是什么，限制是什么。 为了引导这个论题，本书首先从必要的历史角度来讨论。接着考察了解放的含义：认为传媒是广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世界中的文化产业：认为传媒是科技；精神产品生产的专业化；符号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社会着距的分离和扩大。本书继而提出，反对当前在受众研究中的民族志学趋趋向，反对关注日常生活，赞成恢复对受众和效果的统计事实的研究兴趣，赞成通过回归商品拜物主义和黑格尔哲学本源，以及对认同的符号互动主义的创造，承认主动的受众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自身的控制当中。接着该讨论转向了我们怎样评价媒体传播的符号形式，这种评价是否能超出个人体验的问题。本书指出对传媒的评价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而没有某种标准仅凭主观来评判传媒的表现是不可能的。 经过对艺术社会学和美学之间的论争的考察，本书讨论了审美判断的伦理基础，并通过作为全书论证基础的话语伦理，讨论建立审美判断的统一标准。这种对话语伦理的强调进而引出了关于传媒和政治的讨论，这里的论点是，关于传媒和政治的讨论就是关于政治自身的讨论的核心。本书认为，这些讨论关注的是公众和私人之间不断变化的分界线。到这里，在卢梭关于公共展示在民主政治实践中的中心性的论证中，以及在康德关于公共理性在民主政治实践中的中心性的论证中，本收回到了公共领域理论的本源。

本书是关于研究“教育与现代社会”的专著，书中具体收录了：《人文主义及其教育的不可能性——海德格尔及福柯论人文主义》、《从乡约到乡村建设》、《蔡元培治校与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的兴起——1917—1923年的北京大学》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主题研讨：教育与现代社会 导言 指向事情本身的教育：奥古斯丁的《论教师》 教育的自然基础：解读《爱弥尔》前三卷 人文主义及其教育的不可能性——海德格尔及福柯论人文主义 蔡元培治校与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的兴起——1917—1923年的北京大学 从乡约到乡村建设 研究论文 斯宾诺莎的“出埃及记”——《神学政治论》与“犹太人问题”研究 书评 民主时代的英雄观——评爱默森的《代表人物》

《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本书包括：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等内容。

社会科学是现代以降才形成的，如今虽与所谓“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三分学术分天丰，在文教制度和政制层面所占据的实际位置要显赫得多。社会科学通常指关涉“社会”的各门具体学科的总称，社会理论不直接就等于社会科学，而是这些门类繁多的具体学科知识的理论基础。社会理论家的身份有点像古希腊的“诗人”中古的“神学家”、近代的“形而上学家”，他们无不企图总揽全局地提供可施教化的“绝对知识”。认清西学面目乃晚清以来中国学人没法摆脱的历史任务，选编这个文选便是我们承继前贤未竟前业的一点努力。文选包含一些社会理论大家的作品，但主要是晚近欧美社会理论学学者陈述、分析、反思这一现代的“绝对知识”形态的文章，共分四大部分：卷一，社会理论的开端和终结卷二，社会理论的诸理论卷三，社会理论的知识学建构卷四，社会理论的政治分化

This book develops an original theory of grou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at cuts across disciplinary lines and illustrates the theory with empirical and historical studies of particular organizations. Applying economic analysis to the subjects of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sociologist, and economist, Mr. Olson examin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individuals that share a common interest find it in their individual interest to bear the costs of the organizational effort. The theory shows that most organizations produce what the economist calls "public goods"--goods or services that are available to every member, whether or not he has borne any of the costs of providing them. Economists have long understood that defense, law and order were public goods that could not be marketed to individuals, and that taxation was necessary. They have not, however, taken account of the fact that private as well as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roduce public goo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