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理论逻辑》是一部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史著作，也是作者建立其新功能主义研究纲领的开端。此第一卷从总体上梳理了社会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实证主义及其相关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论证了一般化理论逻辑对于社会学发展的重要性。作者提出，在社会学研究中，一般性的理论逻辑与实验性的经验逻辑可能并且应该相互结合。

阿多諾獎（Theodor W. Adorno Award）得主經典著作 理解社會學大師愛里亞斯畢生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拼圖 本書從社會學觀點出發，探討「物理時間」與「社會時間」在人類文明進程當中，如何相互交織與調整；而人們又是如何通往越來越精細的時間計算，並依此規約自己的生活，例如要求守時與時間管理。 過往的時間研究多從物理學或哲學著手，這些研究幾乎都先假定時間是自然既與的事物，然後以高度抽象玄妙的方式解析時間；但這種取徑不但沒有讓人更理解時間，反而讓時間變成一種抽象思辨的學術主題，彷彿與日常生活並無關聯，忽略了時間與社會生活在實際上有著具體而重要的密切關聯。 愛里亞斯認為，人們必須跳脫物理學與哲學的窠臼，從更貼近社會生活的視角來重新思索時間。他並不急於追問「是否存在著時間？」這種跟社會生活幾乎沒有關聯的哲學本體論問題，而是直接指出一件時常為人所忽略的事實：人類並不是一生下來就知曉「時間」，而是在共同生活的社會情境當中，因為必須與其他人相互協調，而被教導學習而得知。 除此之外，愛里亞斯也強調，時間作為一個象徵體系並非固定不變；相反地，時間會藉由人類世代長鏈的傳承而延續，因此它也會隨著人類文明的進程而不斷變化。時間在當代社會的樣貌與所發揮的效用，跟過去或未來的社會不見得相同；時間本身也是時間性的，唯有從社會長期發展的觀點來看，才能真正洞察時間的內涵與問題。 本書不僅是時間社會學的重要經典，也是愛里亞斯知識社會學的重要著作，呈現了他的重要概念，包括「組構」、「過程」與「象徵」，是了解這位社會學大師畢生思想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

简介： 乌尔里希·贝克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牺牲品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作者认为西方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贝克力倡反思性现代化,其特点是既洞察到现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试图以理性的精神来治疗这种困境。 序 言 陆月宏 译 本书的主题是不引人注意的前缀词“后”。它是我们时代的关键词。一切都“后”了。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变得习惯于后工业主义了,它对于我们或多或少还是具有意义的。伴随着后现代主义而来的,是事情开始变得暧昧不清。有关后启蒙运动的概念是如此含混,以至于一只猫都会逡巡不前而不敢冒险涉足其间。它暗示了一种它无法命名的“逾越”,在实质性的内容上,它暗示了它所命名的东西,同时否定了它与熟悉事物之间仍然存在的联系。“过去”加上“后”——这就是我们借以面对脱节了的现实的基本处方。 本书是一种追踪词语“后”的努力,这个词语“后”有时被命名为“晚期的”,有时被命名为“超越的”。它不断地做出一种努力,即努力去理解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现代性的历史发展所赋予这个词语的含义。这种努力只有通过与陈旧的理论和习惯性的思想方式——只是经由词语“后”,它们的生命才得到了人为的延长——冲锋陷阵般的格斗才能获得成功。鉴于这些陈旧的理论和习惯性的思想方式不仅藏纳于其他人之中,而且残留于我自身之内,所以,与之作搏斗的噪音有时会回响于本书之中,这种噪音的响度部分地源自我也不得不与我本身所面对的对象进行格斗这个事实。因此,某些事情也许会显得刺耳,表现为极度的冷嘲热讽或鲁莽。通过习以为常的学术的平衡行为,人们是无法抵抗来自陈旧思想方式的强大牵引力的。 在根本上,下面所要展开的研究不是沿着社会研究的经验路线进行的。倒不如说,它孜孜以求的是另一种抱负:在仍旧占据优势的过去面前,改变正开始成形的未来。以下内容写作于一种19世纪早期的观察者的心态之中,这个观察者注视着从衰退中的封建土地改革的外表后面涌现出来的尚未得到认识的工业时代的轮廓。在结构变迁期间,代表性(representativity)与过去结盟,阻碍了我们对正从四面八方侵入地平线的未来山峰的观察。就此种意义而言,本书包含了一些立足于经验的、投射性的社会理论——而没有采取任何方法论上的防御措施。 此种做法基于这样一种评价之上,即我们是见证人——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发生于现代性内部的一种断裂的见证人。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这种情形需要对存在于现代性内部的连续性与断裂之间的矛盾做出一种细致的权衡,此种矛盾也反映在现代性和工业社会之间、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之间的对抗状态中。这些划时代的区别如今正在显现出来这个事实,正是我想要在本书中加以表明的。它们在细节上是如何分化的则源自对社会发展迹象的观察。在获得清晰的景象之前,无论如何,一种稍远一些的未来必须进入视野之中。 我将涉及的理论上的骑墙态度,在实践上也有其对应者。那些在“当代非理性”的袭击面前空前紧密地依附于带有19世纪前提的启蒙运动的人,在每一点上都与另一些人一样受到了决定性的挑战,这些人试图把现代性规划连同其所附带的畸形产物冲刷得一干二净。 在这里,不必给自陷危境的文明令人恐怖的全景画再添加任何东西,这种景象在舆论市场的各个部分都业已被充分描绘。这同样适用于一种“新窘困”的各种表现,这种“新窘困”已丧失了工业世界组织性的二分法,而工业世界甚至在它的各种对抗中仍然是“完整无缺的”。本书要处理的就是这相继而起的第二步。它所做的是将这一步骤上升为解释的主题。问题是,如何以在社会学上受到启发和得到训练的思想来把握和概念化这些当代精神中的不安全感。这些当代精神中的不安全感既在意识形态上愤世嫉俗地进行否定,又有屈服于非批判性的危险。为此目的而提出的引导性理论观念,能够再一次地以一种历史类比的方式来加以阐明。正如现代化消解了19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则正在形成之中。 无论如何,这种类比的局限有助于澄清论点。19世纪,现代化在其对手的背景之上发生了:一个传统的道德观念世界,和一个要被认知和掌握的自然。今天,在21世纪的门槛上,在发达的西方世界中,现代化业已耗尽了和丧失了它的他者,如今正在破坏它自身作为工业社会连同其功能原理的前提。处于前现代性经验视域之中的现代化,正在为反思性现代化所取代。在19世纪,等级制世界观和宗教世界观遭到了解神秘化;今天,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对古典工业社会的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之中,也发生在工作、闲暇、家庭和性的存在模式之中。处在工业社会道路上的现代化,正在为一种对工业社会原理进行的现代化所代替,这是时至今日仍在使用的任何理论方案和政治医书所没有提供的。正是这种展开于工业社会和现代性之间的对抗性,扭曲了我们进行“社会测绘”的努力,原因在于,我们是如此彻底地习惯于在工业社会的范畴中来构思现代性。本书的论点是: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这是一种超越了古典工业设计的现代性。 这种存在于对传统的现代化和对工业社会的现代化之间的区别,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就是,存在于古典的现代化和反思性的现代化之间的区别,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占据我们的思想。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们将在对当代生活形形色色的领域的穿行中指向这一点。尚不清楚的是,工业社会精神的哪些支柱将在这种第二次理性化中崩坍。而这种第二次理性化在今天仅仅处于开端。但我们有良好的理由来对此加以猜度,即这种情形甚至将发生于一些最根本的支柱,例如,功能分化或与工厂相联系的大规模生产。 从这种陌生的视角中将出现两种后果。迄今为止,它仍保持为不可思议:在其纯粹的连续性中,按照完完全全的常态来说,工业社会退出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它是经由副作用的后楼梯而退出的,而不是以社会理论的图画书所预测的方式退出的:通过某种政治爆炸(革命、民主选举)。进而言之,这种视角意味着,如今正在颠覆着世界的反现代主义剧本——新的社会运动,对科学、技术和进步的批判——并不是对于现代性的驳斥,倒不如说是对于超出了工业社会轮廓的反思性现代化的表达。 现代性的全球性影响与它的工业社会规划的局限和僵化形成了对立。通向这种观点的道路,为一种尚未破裂的、仍旧依稀可辨的神话所阻塞。19世纪的社会思想本质上就受限于这种神话,而且它还给20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期投下了一道阴影。这种神话断言,发达的工业社会,连同它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它的生产部门,它的立足经济增长的思想范畴,它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与它的民主模式,是一个彻底现代的社会,是现代性的顶峰——甚至设想超越它的可能性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种神话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有关历史之终结的疯狂笑话。这个观点对于这个时代拥有特殊的迷惑力,在这个时代中,创新正从传统的重压之下稳步地解放出来。或者,换言之,我们无法想像另一种正在到来的现代性,因为就我们的范畴所及,不存在这样一种现代性。工业社会或工业资本主义的古典理论家们,业已将他们的历史经验转化为必然性,转化为隐蔽的先验性。为康德所激发的问题——什么使社会成为可能?——已经演变成一个一般而言有关资本主义的功能前提和现代性的必然性的问题。在社会研究领域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断言,即工业社会中基本的东西一直在变化——家庭、职业、工厂、阶级、工薪劳动、科学、技术——但同时,这些东西在原则上又没有变化,这种断言的古怪方式就是对于这一事实的进一步明证。一般而言,工业社会是一个持续地革命的社会。但在每一场工业革命之后,留下来的却仍是一个工业社会,或许更工业化一点。这就是现代社会学向我们讲述的故事。 前所未有的紧迫之事是,我们需要这样的观念和理论,它们将允许我们构思以一种新方式贯穿着我们的新现代性,允许我们在它里面生活和行动。同时,我们必须与传统的财富保持良好关系,而不必以一种误解和悲伤的方式转向新现代性。无论如何,这种新现代性始终残存着陈旧之物。追踪早已伴随着陈旧事物的衰亡而开始出现的新范畴,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追踪带有“改变体系”的味道,会使得到宪法保障的“自然权利”陷入危险。另一些人已经避难于某些核心信念之中——这些信念可以采取许多形式: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量化方法、专门化——根据违背他们的意愿强加给他们的忠诚观念,他们盲目地抨击任何散发出异端气味的东西。 然而,或许正由于这个原因,这个世界并没有走向终结,至少不是因为在今天19世纪的世界正在走向终结。甚至这样说也是一种夸大其辞。正如我们所知,19世纪的社会世界确实不是那么稳定的。它业已被摧毁过几次——在思想上。在这个领域,它在适时地诞生之前,就已经被埋葬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19世纪晚期尼采的观点或“古典的”(这就意味着:陈旧的)现代主义文学有关婚姻和家庭戏剧的舞台作品,是如何在实际上发生于21世纪开端时我们的厨房和卧室之内的日常生活之中的。因此,在推迟了大约半个世纪或甚至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很久以前发生于思想中的事情正在如今的生活中发生。 我们也经验到——超出从前只在文学中加以想像的东西——人们必须在故事讲完之后继续生活。因此可以这样说,我们在一部易卜生的戏剧中经验到帷幕落下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经验到后资产阶级时代舞台之下的现实。或者说,关于文明的风险:我们是文化批判的子嗣,这种文化批判业已变得僵化,因而我们不再能够满意于文化批判的诊断,这种诊断总是更多地意味着某种告诫性的悲观主义。如果“超出”没有如实地得到认识并被摆脱,那么整个时代就不可能进入某个超出从前所定义的范畴的空间:人为地延长了过去对于权威性的要求,这个过去已经洞察到了逃出它手掌之外的现在和未来。 因此,这本书所探讨的就是有关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主导性的观念从两个角度发展而来。首先,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相互掺杂将用财富生产和风险生产的例子来加以探讨。其中的论点是,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过来(第一篇)。在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之中,生产力丧失了其清白无辜。从技术—经济“进步”的力量中增加的财富,日益为风险生产的阴影所笼罩。在早期阶段,这些还能被合法化为“潜在的副作用”。当它们日益全球化,并成为公众批判和科学审查的主题时,可以说,它们就从默默无闻的小角落中走了出来,在社会和政治辩论中获得了核心的重要性。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比照着财富分配的“逻辑”(它至今决定着社会—理论的思考)而发展起来。占据中心舞台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它们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不像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与工厂相联系的或职业性的危险,它们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跨越了国家界线。在这种意义上,危险成为超国界的存在,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第一章和第二章)。 然而,这些“社会危险”与它们所拥有的文化和政治潜力仅仅是风险社会的一个方面。当人们把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置于讨论的中心时,风险社会的另一面就显现出来(第二篇和第三篇)。一方面,在昨日、今日和整个未来永存的阶级或阶层化社会的意义上,工业社会被筹划为一个扩展的群体社会。另一方面,阶级依赖于社会阶级文化和传统的有效性,而在战后的发展中,这种社会阶级文化和传统正处于不断丧失传统特性的过程之中(第三章)。 一方面,在工业社会中,核心家庭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变成了常规的和标准化的。另一方面,可以说,核心家庭奠基于男人和女人被硬性划定的和(不妨说)“封建的”性角色,这种角色开始与持续进行的现代化过程(将女性投入于工作过程中,日益频繁的离婚,等等)进行搏斗。但随之而来的是,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开始改变,正如与工业社会“核心家庭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其他事物一样:婚姻、亲子关系、性、爱和诸如此类的东西(第四章)。 一方面,工业社会是根据(工业)工作社会而设想出来的。另一方面,当前的理性化却直接将目标对准了工业社会的有序模式:工作时间和场所的弹性化模糊了工作和非工作之间的界线。微电子技术带来了一种跨越生产各部分的部门、工厂和消费者之间的新的网络化。但随之而来的是,早先的就业体系的法律前提和社会前提被“现代化掉了”:大规模失业被整合进以一种崭新的多元化不充分就业形式出现的职业体系,伴随而来的是所有与之相关的危险和机会(第六章)。 一方面,科学(因而也包括方法上的怀疑论)在工业社会中获得了制度化。另一方面,这种怀疑论(首先)局限于外在的研究对象,而科学工作的基础和后果却在内部风起云涌的怀疑论面前被保护得严严实实。怀疑论的区分对于专业化的目标是必要的,正如它在易错论的猜疑面前是不稳定的一样:科学—技术发展的连续性在它的内在和外在关系方面都经历了非连续性。在这里,反思性现代化意味着怀疑论延伸到了科学工作的基础和危险之中,因此,科学既被普遍化了,也被解神秘化了(第七章)。 一方面,议会民主制的要求和形式伴随着工业社会而建立了起来。另一方面,这些原则的有效性范围受到了削减。被制度化为“进步”的亚政治的创新依然处于商业、科学和技术的管辖范围之内,对它们而言,民主程序是虚弱无效的。在反思性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中,这种情形变得成问题了;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或危险的生产力,亚政治从政治手中接过了塑造社会的领导性角色(第八章)。 换言之:一种内在于工业主义中的传统性的组成部分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被铭刻在工业社会的建筑物上——铭刻在“阶级”、“核心家庭”、“专业工作”的模式之上,或铭刻在对“科学”、“进步”、“民主”的理解之中——同时,它们的基础开始在现代化的反思性中瓦解和粉碎。听起来也许令人奇怪,为这种情形所激发的时代愤怒,并非现代化危机的产物,而是现代化成功的产物。甚至针对工业社会自身的假设和限制而言,现代化也是成功的。反思性现代化不是意味着更少而是意味着更多的现代性,一种针对古典工业构架的道路和范畴而被激进化了的现代性。 我们正在经验一种变化之基础的变迁。不过,为了构想这些假设,工业社会的形象必须修正。就其蓝图来说,工业社会是一个半现代社会,它内在的反现代成分并非陈旧的或传统的东西,倒不如说是工业时代自身的结构和产物。工业社会的概念建立在一种矛盾之上,这种矛盾存在于现代性的普遍原则——公民权利、平等、功能分化、论证方法和怀疑论——和其制度的特殊结构之间,在其制度中,这些原理只能在一种部分的、部门的和有选择的基础之上得到实现。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工业社会通过其体制而使自身变得不稳定。连续性成为了非连续性的“原因”。人们从工业时代的确定性和生活模式中解放了出来——正如他们在宗教改革期间从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进入社会一样。由此所产生的震动构成了风险社会的另一面。把生活和思考紧紧地系缚于工业现代性之上的坐标体系——性别之轴、家庭之轴和职业之轴,对科学和进步的信念——开始动摇,同时机会和危险的新的黎明正在形成之中——这就是风险社会的轮廓。这是机会吗?在风险社会中,现代性的原则从工业社会里的分离和限制状态之中被救赎了出来。 在许多方面,本书反映了作者的发现和学习的过程。在每一章的结束我都要比开始部分变得更聪明一些。存在着一种从结论出发重写和重新构思本书的巨大诱惑。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缺乏时间。如果我这样做了,一个新的过渡阶段还会再次出现。这再一次强调了本书论点的过程性特征,而不应该被理解为对缺陷的空白检查。对读者来说,它提供了单独地或以不同的秩序阅读各章的好处,并促使他们通过有意识地运用、反对和增补这些论点而进行彻底的思考。 或许每个接近我的人都业已在某些地方遭遇了有关本书主题的卷帙浩繁的已有文献,以及我对于他们的评论的请求。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完全满意于不断浮现的变化。一切都渗透于其中了。这种在我的研究活动领域中主要与年轻学者的合作,在这个文本中或在此处的序言中都无法被充分地谈及。对我而言,它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激动人心的体验。这个文本中的许多部分,实际上是对于个人谈话和共享生活的“剽窃”。虽然只能挂一漏万,但我还想致以谢忱:感谢E.贝克格恩斯海姆,为了我们每天所度过的非凡生活,为了我们共同追求的思想,为了我们相互之间从不缺乏的尊重;感谢M.雷里希,为了诸多的思想、谈话和复杂的材料准备;感谢R.许茨,为了她的神圣而富有感染力的哲学好奇心和鼓舞人心的想像;感谢W.邦斯,为了几乎涉及本书所有部分的成功而富于探索性的谈话;感谢P.贝尔格,为了他向我提供的一份大有助益的反对意见;感谢C.劳,为了他的深思熟虑和对某些固执己见的论点的支持;感谢H.施托姆普夫和P.索普,为了他们的诸多启示,为了他们富于创造性地提供的文献和经验材料;感谢A.沙赫特和G.穆勒,为了他们在打印文本时的可靠与热情。 我也体会到了来自同事们的令人愉快的鼓励,它们分别源自K.M.博尔特、H.哈特曼和L.罗森迈尔。重复和错误的形象总会存在,因此我有意识地要保留瑕疵的痕迹。 任何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仿佛看见了湖泊之闪光的人都没有出错。本书的主要部分写作于山顶空地,这座山位于施塔恩贝格湖畔。阳光、微风或波浪的评注直接被纳入书中。这个非同寻常的工作场所——受惠于阳光灿烂的天空——由热情好客的弗劳·鲁多尔菲女士和她的家庭所提供。他们甚至禁止他们的孩子在靠近我的地方玩耍,禁止他们的家畜在靠近我的地方吃草。 一份来自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的学术津贴为这段闲暇时间创造了前提条件,没有它,也许这项学术事业就无法进行。为了我的方便,我在巴姆贝格大学的同事P.格罗斯和L.瓦斯科维奇同意推迟他们的休假学期。我真诚地感谢所有这些朋友——他们对我的错误和夸大其辞并不负有任何责任。也许还要感谢那些没有打扰我的安宁并忍耐了我的沉默的人。

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问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所讨论的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虽然是现代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西方学者针对他们自己的社会所提出来的一个讨论课题，但其所所以揭示的问题以及西方学者们就这些问题所提出来的种种观点和看法，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在努力“与世界接轨”，力图通过引进、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成果来尽快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本书系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撰写的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出色教材。全书共12章，分别对法国、德国、美国等欧美国中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相关的著名理论家如福柯、布希亚、德里达、德勒兹、拉康、利奥塔德、维里利奥、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鲍曼、哈维、詹明信等人的思想进行了简明扼要但却全面系统的介绍，并对西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起源和发展、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关系、后现代社会理论对社会学理论的启示以及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见解。本书介绍了后现代社会理论虽然是西方学者们针对他们自己当前的社会情境和社会问题所提出来的种种观点和看法，但对像中国这样正在努力“与世界接轨”，力图通过引进、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成果来尽快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全书内容丰富，行文流畅，适合于对后现代社会理论感兴趣的各类具有人学程度以上教育水平的读者阅读。

本书纵览法国社会理论，起自法国大革命余波（圣西门、巴札尔与孔德），直至克里斯蒂娃、德勒兹、布迪厄和布希亚主导的当代景观，颇有新意。书中将法国社会理论划分为三个内在逻辑一致的周期：1800-1880（社会学的最初发展）；1880-1940（古典社会学与现代人类学之诞生）；1940-2000（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发展），每一周期都体现出从世俗思想朝宗教思想的演变轨迹；融合法国历史跌宕起伏的社会政治背景，讨论了一系列个体与思想流派的核心方法和研究，挑战了有关法国社会思想的传统观点。

本书是涂尔干文集的第二卷，作者系统考察了职业伦理的社会起源从而揭示了职业伦理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奠基性作用。同时，还从国家和个人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政治形式与公共道德的特殊关系。最后，追溯了财产权和契约权的历史演变，进而批驳了天赋人权的观点。作者主张以社会事实作为社会研究的对象，因此本书不仅仅局限于纯粹 伦理理论的探讨，而是结合法学、政治学、人类学实践，从而反映了其深厚的历史社会学视角。

授课的过程也是深入阅读和思考的过程。对自然演化的理解，让我逐渐确认了这样一种看法：意识、符号交往、社会制度，当然不能被简约成为“自然”现象，不过，它们既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就应当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这样，随着社会制度能够包容的精神力量的日益强大，意识与制度从一般的社会性动物形态，到当代的人类社会形态，应当呈现出不同的“动力学”结构。

本书对社会学理论、科学哲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现象学、社会批判理论及哈贝马斯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当代社会政治理论的主要流派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进行了详细而精当的分析。它所呈现的各理论流派并不是互不联系的，呈现的方式也不是平铺直叙的个别介绍，而是排列成一个辩证的顺序，有优劣、高下之分，其根据主要是“知识论—科学哲学—方法论”这一轴线。本书是实用主义、哈贝马斯思想、后实证主义、后经验主义和批判理论相结合的代表作。

本书作者史蒂文·塞德曼教授是美国著名社会理论学家。在本书中，作者构建了一个关于社会学理论的后现代解释框架，也是对社会学理论史重新梳理和诠释。从孔德开始的社会学，到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马克思、杜尔凯姆和韦伯，一直到当代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当代流行的各种社会学理论，如吉登斯、布尔迪厄、沃勒斯坦，以及英国的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美国的当代的各种社会运动，等等，作者试图放在一个统一解释框架中予以理解。 作者的解释框架有两条主线，其一是社会分析，其二是道德立场。作者认为，任何社会学的抽象理论，都必然有一定的历史社会起源，并且一定植根于相应的道德信仰之中。以历史社会起源和道德信仰来解释社会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方法论的体现。用这种可以称之为“后现代”的方法批判和梳理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史和思想史，就会发现，我们以往的社会学知识，作为既定的、大一统的、无可置疑的科学知识，都是有“争议”的。因为，对社会现象有多少不同的互相抵牾的解释，就有多少不同的互相抵牾的含义，但没有任何一种解释可以在理论范围内证实自己或证伪其他。 后现代方法论注重社会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强调分析该理论所预设的前提和所预设的解释范围。更重要的是，后现代方法论认为，任何社会理论的建构，都与社会权力(包括社会运动)相关。所以，社会理论也无非是为某种特定的社会构造(social construction)设定规则和规范而已，正因为社会理论是如此地产生和建构的，就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评价其核心概念和方法论的含义，以及该理论在政治实践中的效果。后现代方法论还注意到，对某种特定的社会理论，有些社会要素被“神圣化”了，而有些要素被故意忽略了；有些社会要素被“放大”了，而有些要素被“扼杀”了。社会理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任何社会理论，一方面不可避免地来源于某种社会权力，成为这种权力的系统话语，并为之服务；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社会性，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理论都不可避免地采取某种特定的道德立场，肯定或否定某种政治实践，维护这种社会权力或抵制其他的社会权力。即便是所谓的“科学”社会理论，也同“科学”的社会势力相关，也起源于与“现代．性”相关的历史条件。当“科学”的社会理论成为理论世界的霸权话语，也就意味着“科学”的社会势力成为了统治性的社会权力。 从后现代方法论角度，社会理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真理”，不可能通过积累而形成真理体系，从而达到人类认识的极限。社会理论属于知识的范畴，要应用这种知识，就要分析社会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以及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当社会学知识被应用在利益冲突的环境中或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就会变得“有争议”了，社会学知识所标榜的“真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当我们进入了“后现代”时代，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大一统的政治权力被极大地消解，社会被各种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势力多元化，原来传统的经典性的社会学知识遭遇到颠覆性的挑战，无法继续维持其垄断性的话语霸权，在实践中无法坚持其统一的道德立场。这种社会学理论的现状，使得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史处在危机之中。如何理解社会学理论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如何看待社会学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如何沟通“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就成为社会学理论本身的重大课题。作者的这本著作可以看做是解决这些课题的重大努力。 作者史蒂文·塞德曼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长期研究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倡导后现代方法论。也许是因为他公开提倡社会学的道德立场，使得他特别注意社会变化的趋向和新社会运动的社会学理论的阐释，并取得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他发表了大量论文，著作等身，其中有多种被翻译成法文、西班牙文、日文和中文。这本《有争议的知识》是他对后现代方法论的系统的和理论的总结，特别是对福柯“权力一知识”关系的阐发和实际应用。这本著作自1994年出版，1998年再版，成为美国许多学校的社会学理论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其中的某些章节，成为研究生研究和讨论的主题或辅导材料。我在美国攻读社会学博士期间，选修了史蒂文·塞德曼教授全部社会学理论课程，在担任他的助教期间，为他的研究工作搜集和查阅资料，使得后来我的博士论文极多地得益于后现代方法论。值此机会，谨向塞德曼教授表达我诚挚的感谢。

《信息批判》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没有什么时间去反思的年代里，批判理论的未来是什么?面对信息社会中信息的速度和瞬息即逝，信息批判真的有可能吗?《信息批判》前半部分说明全球信息秩序即将取代旧式的国家制造业社会。后半部分，针对无处不在的全球通信流将摧毁批判反思所必需的单独空间这一现象，作者聚焦于批判和批判理论问题，集中讨论“我们当如何重构批判理论以掌握此一信息秩序”。

“如果不想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我们就必须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政治领域，除了带来好战的呼号，悲伤还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在这部激情洋溢、极具个人风格的著作中，巴特勒深刻反思了九一一事件之后的美国社会，批评了美国当局发动长期战争的决策，继而呼吁人们深入认识哀悼与暴力的力 量，理解它们如何促成团结并鼓舞人们追求全球正义。显然，巴特勒一直致力于激发、探索各类“麻烦”，而这也正是其学术志趣所在：“由心理世界出发探索公共生活，鼓舞人们懂得团结、认识痛苦。”诚如荷米·巴巴所言，正是这些因素使我们成为自由的主体。 ——“一言以蔽之，朱迪斯·巴特勒是当代极为深刻、极富胆识、极具影响的思想家。”（J. M. Bernstein） ——“显然作者一直致力于激发并探索学术与政治领域的‘麻烦’。” （Bookforum） ——“力作，闪耀着深思熟虑的光芒。”（Brooklyn Rail） ——“尤为关注时事、平实易读的巴特勒著作。”（Women’s Review of Books） ——“独具勇气与抱负的力作：由心理世界出发探索公共生活，鼓舞人们懂得团结、认识痛苦——正是这些因素使我们成为自由的主体。”（Homi K. Bhabha）

《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政治生态学著作，全书从自然、政治和科学三大领域，探讨我们能用政治生态学做什么的问题。该书赓续拉图尔之前著作的思路与特色，在该书中力图为政治生态学（不是作为学科，而是作为生态政治运动的“绿色运动”）设计新的理论建模，开辟新的科学社会学途径与思考空间，是一部不同于寻常悲天悯人的生态忧思录。

全书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了这样一些变迁，这些变迁迫使我们重新考虑社会科学在不久之前还以为能够解决的许多问题，从而得出这样的看法，即19世纪范式已经达到了其极限。在展示了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的核心概念“发展”的局限性，以及本应成为核心概念的“时空”的缺位后，作者再次研究了马克思和布罗代尔的思想，最后进行了世界体系分析。

《后民族结构》分“民族语境”、“后民族结构”、“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反对克隆人的论据”四个部分，收录了12篇文章，集中反映了作者对当前德国国内政治以及国际政治的理解、批判和重构的思路。

《分裂的社会世界》是阿克塞尔·霍耐特的一部论文集。本文集中的论文都是对现代思想史上许多代表人物的思想的评述。它们之间看似非常松散，但都围绕着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分裂的社会应该如何被整合起来的问题而展开。本书通过对当代思想家的思想的分析说明社会分裂的根源以及把现代分裂社会整合的途径，同时也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这些不同的思想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是一份难得的研究资料。

本书是在《事实与价值》发表后撰写的，核心问题共和国主义原理的普遍主义内池在今天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后果，而且是结合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加以论述的：一是多元主义社会，其中的多元文化矛盾日益尖锐；二是民族国家，它们组成了一个跨国家的统一体，三是世界社会语境下的公民，在他们的背后，世界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风险共同体。

本卷的主题为政治哲学，共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篇文献为《孟德斯鸠与卢梭》；第二篇文献则是根据涂尔干专门讨论社会主义问题的讲义整理而成，为《社会主义与圣西门》；在最后一部分中，编选了涂尔干所发表的专论政治理论和政治问题的书评、笔记、论文和讨论等。 本书为《涂尔干文集》的第五卷，主题为政治哲学，第一篇文献为《孟德斯鸠与卢梭》，由两部分组成：《孟德斯鸠对社会科学兴起的贡献》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这两篇文献中，涂尔干的立论都试图暗示：社会学的肇端应该追溯到孟德斯鸠和卢梭有关“法”的理论。 第二篇《社会主义与圣西门》根据涂尔干的课程讲义整理而成，核心论题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基本差别，由这一差别可以引出两者在起源、样态、社会建构的形式和方向上的根本差别。 本书为研究涂尔干的政治哲学思想所不可或缺，通过考察他对卢梭和孟德斯鸠思想的诠释和对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检视得以更全面和透彻的理解涂尔干的思想，并且本书的翻译水准很高。

《袖珍经典:权力》讲述了权力是针对可能的抵抗所引起的结果，或者，换句话说，是反向的因果关系。我们也在交换信纸和博弈论中发现当前的概念，这两种理论强调过程的可计算方面，过程仍是在因果关系范围内设想出来的，但富于选择性。

导 言 在《将负量概念引入哲学的尝试》( Essa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Negative Grandeur in Philosophy)中，康德设想了一个有十分程度的吝啬、而又力争十二分程度的兄弟之爱的人，与另外一个有三分程度的吝啬并且有能力达成七分程度慷慨目标的人——而这个人只做出了四分程度的慷慨行为——相对比。他得出结论，虽然按照行为来衡量——二比四——前者不可辩驳地要比后者低劣，但实际在道德上，他比后者更为高尚。我们或许应该使用一种类似于此的算术式的价值评估来评判科学著作……社会科学明显是处在一个有十分程度的吝啬的阵营里，而且，如果我们知道如何以康德的方式来将它们必须克服的社会力量的因素考虑进来，我们无疑就能够更为准确地对它们的价值进行评估。当所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其影响遍及所有社会科学学科的特殊目标时，这一点就更确真无疑了。这种特殊的目标，即语言，是整体性的和不可分割的，在索绪尔的研究中，它是通过对其所有内部社会变量的排除而建构起来的；或者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它是由赋予语法的形式属性以优先权——这种优先权损害了功能性限制——而建构起来的。 在这种学术研究成为流行时尚之前，我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即以确立“关于文化的一般理论”为目的，停留在对《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方法论的“解读”之上的研究(所幸它没有发表)。因此，对于这一具有至高权力的学科所施加的最为可见的支配性影响，我可能比别人更为敏感，无论它是涉及理论著述的文字手稿，还是按照表面意义对概念所作的机械转换，或者是所有不假思索的借用——这种借用割裂了完工的作品(opus operatum)与操作的方法(modus operandi)，导致了一种预料不到的、有时是荒谬的再解释——所作的机械转化。但是对时髦品味的反抗，绝不是一种注定要认可无知的拒绝：最初是索绪尔的著作，然后是——当我开始接近于察觉到作为执行的话语(和实践)模型的不足之处时——乔姆斯基的著作(他的著作认识到了生成性倾向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就是包含一些基本问题的社会学。 这一点仍然是不可否认的，即除非我们超越作为纯理论的结构语言学意图之中所固有的限制，否则这些问题就无法发挥它们全部的影响。现代语言学的全部命运实际上是由索绪尔的初创行为(inaugural act)所决定的；通过这种初创行为，他把语言学的“外部”要素与内部要素区别开来，并且通过为后者保留语言学的头衔，排除了所有在语言与人类学之间确立一种关联的研究，排除了讲说它的人的政治历史，甚至是语言讲说区域的历史，因为所有这些事物不能对语言知识本身有所增益。尽管结构主义语言学被假定为源自语言被赋予的自治性(这种自治是相对于该种语言生产、再生产和使用的社会条件而言的)，但它如果不实施意识形态的影响，即将一种科学性的表象赋予给对历史产品的自然化，即赋予给象征性的对象，它就无法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科学。语言学场域之外的音韵学模型的改变，对各种象征性产品、亲属关系分类体系、神话系统或者艺术作品而言，具有使其初创过程普遍化的效应，正是这种初创过程通过把语言方式与其生产和运用的社会条件分离开来而使得语言学成为了最自然的社会科学。 不言而喻，不同的社会科学对这匹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也具有不同的先天容纳倾向。将人类学家与其对象联系起来的特定关系，以及由其外部观察者的地位所赋予的“公正的观众”的中立性，使人类学成为其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当然，还有艺术或文学的历史传统：在这一领域，引进一种预设了功能的中性化的分析方法只能是使感知艺术作品的模式变得神圣化，而这种模式总是要求鉴赏家的、即“纯”的和纯粹的“内部”性情倾向，而排除任何对“外部”因素的“还原性”指涉。因此，颇像是另外一个理论分支的祈祷轮 (prayer wheel)，文艺符号学把对艺术著作的膜拜抬高到了理性的层次，而同时又没有改变它的功能。在各种情况中，社会都被排除在外——这使得语言或者任何其他象征物都被当作了其自身的终极目标——这颇有助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成功，因为它赋予以纯粹内部分析和规范分析为特征的“纯粹”实施以一种没有结局的游戏的魅力。 因此，推导出这一事实的所有结果就成为必要了；而这些则被语言学家和他们的模仿者强有力地压制了，以致如《普通语言学教程》所断言的， “语言的社会属性是其内部特征之一”，并且社会的异质性都包含在语言之中。必须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事业当中所包含的风险，这种风险并非是显而易见的粗糙，因为对这种粗糙可以进行最为严格的分析；这种分析能促成被压抑之物的回升，但这也是它受到指责之处。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在接受一种较低的区分性(distinction)利润的同时，选择为真理付出较高的代价。 导言 第Ⅰ部分 语言交换的经济 1．合法语言的生产与再生产 2．价格形成与利润预期 第Ⅱ部分 言语与象征性权力 1．权威化的语言：使仪式性话语有效的社会条件 2．制度的仪式 3．认同与表征：对地区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所需要的元素 4．描述与规定：可能性的条件与政治效力的限制 第Ⅲ部分 对话语的分析 1．审查与塑形 2．宏大话语：“关于对《读<资本论>》的几个评注”的若干社会学思考 3．科学性的修辞：对关于孟德斯鸠效用的一种分析的论证 注释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