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7种文字出版，发行量逾10000000册 戈尔巴乔夫曾是全球公认的风云人物。本书“回忆内容”由三方面组成： 第一方面是戈尔巴乔夫的身世及家庭，记述他本人当选苏共总书记前的经历和他个人的家庭生活及与其知心友人间的关系； 第二方面是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生涯，记述他当选总书记后进行改革的理念及活动。其中戈尔巴乔夫本人对改革事业的思考和心理活动等方面的细腻记述、“事过境迁”后的反思以及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官僚派别间的明争暗斗，是任何其他书刊无法取代、独一无二的珍贵资料； 第三方面为戈尔巴乔夫在“严峻的1991年”的经历，重点记述八月政变、年终解体的详细过程。 戈尔回忆如是，读者见仁见智。

Americans call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Good War.” But before it even began, America’s wartime ally Josef Stalin had killed millions of his own citizensand kept killing them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 Before Hitler was finally defeated, he had murdered six million Jews and nearly as many other Europeans. At war’s end, both the German and the Soviet killing sites fell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leaving the history of mass killing in darkness. Bloodlands is a new kind of European history, presenting the mass murders committed by the Nazi and Stalinist regimes as two aspects of a single history, in the time and place where they occurred: between Germany and Russia, when Hitler and Stalin both held power. Assiduously researched, deeply humane, and utterly definitive, Bloodlands will be required reading for anyone seeking to understand the central tragedy of modern history.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尼基塔·赫鲁晓夫是一位在联合国大会上敲鞋子的苏联领导人，事实上，他也是20世纪最复杂、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他谴责斯大林，释放数以百万计受害者，并为他们平反昭雪。他努力减缓冷战紧张气氛的笨拙尝试引发了柏林与古巴两次危机。作为斯大林之后头十年的苏联统治者，赫鲁晓夫给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打上了其自身矛盾的深刻印记。此外，他的一生和从政经历为我们勾勒了苏联时代的整体画卷：革命、内战、饥荒、集体化、工业化、恐怖政治、世界大战、冷战、斯大林时代、后斯大林时代。 作为关于赫鲁晓夫的第一部全面而综合的传记，苏联解体后第一位领导人回忆的全面资料，这部著作将赫鲁晓夫个人的成功和悲剧与其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结在了一起。 这部著作的资料来源于俄罗斯与乌克兰新近披露的档案材料、作者在赫鲁晓夫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所进行的采访。此外还有与赫鲁晓夫家人、朋友、同事、下属以及和他斗争过的外交家的广泛访谈。威廉·陶伯曼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加上入木三分的政治与心理分析，使之充满了喜怒哀乐，印证了一个时代重要人物的成长变化。

勃列日涅夫去世多年之后，人们对他的了解依然太少。一些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好不中用的领导人，他把国家引导衰亡；另一些人则相信，其他任何一个人处在他的地位，都只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不幸，而他并不暴虐，信奉一条原则：你活，也要让别人活；第三类人认为，他比后来那些葬送了一个伟大国家的继承者要好得多。 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数年，苏联开始崩溃。究竟是 勃列日涅夫时代导致了这种崩溃，还是继承者们滥用了他们所得到的东西？ 本书像一幕史诗大剧，赫鲁晓夫时代和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高层政要悉数登场，俄罗斯时代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雷日科夫、普京等，也有重要表现。一幕幕活剧给读者带来前苏联由“升平”到衰败的真相和启发。

本书是专门考察1948-1960年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历史。 在现代国际关系史，特别是近10年兴起的冷战国际史（或称新冷战史）研究中，最吸引各国在学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中苏关系。中苏同盟的建立、变动及共结果，无疑是现代社会主义历史及冷战国际历史中最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也是历史学家最为注重的研究课题之一。其原因在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决定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而且影响了东西方两大阵营近半个世纪冷战对峙的格局。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学术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出现了某种质的飞跃。由于冷战的结束拉开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各国研究者以在观念上突破冷战环境及其思维定式的束缚，从客观的角度考察中苏关系变动的全过程，从而取得不少令人信服的成果。

《斯大林周围的人》主要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作者着手《斯大林周围的人》一书的写作。1980—1983年，关于斯大林某些主要亲信的首批札记发表在西方国家的报刊杂志上。该书的第一个英文版本(《All stalin's Men》)于1984年问世，随后根据英文和俄文版本的译文在许多国家发表，其中包括日本、中国、波兰和匈牙利。1989年．经过重大补充的《斯大林周围的人》《他们包围着斯大林》在苏联出版。那是改革和公开性年代，作者打算在随后两年对书中提到的六位主要人物各写一部不长的书，这个任务只完成了一部分。基辅的《祖国》(1991年第5—6期)和沃罗涅目的《高潮》(1991年第8—9期)杂志刊载了《拉扎尔·卡冈诺维奇》。1992年，共和国出版社出版了关于米·苏斯洛夫的《灰衣主教》。1992年，作者又写了关于米·加里宁的《全苏村长》。《斯大林周围的人》将所有上述文章收集在一起。1992—2005年期间，俄罗斯联邦发表了关于斯大林主要亲信的许多文章。俄罗斯与美国分别出版了多卷本的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加里宁通信集。米高扬的回忆录《往事如烟》、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谈话记录也相继出版，马林科夫之子写了关于自己父亲的书，莫洛托夫的孙子维·尼科诺夫发表了关于自己祖父的详细自传（两卷本）。

本书主要谈俄罗斯近代改革与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基本分为篇幅相若的三部分。首先，以分析村社的起源与特征，相当有力地说明村社是与帝俄国家体制共同发展，并且因而不断强化的一种宗法共同体，对农民起了束缚与保护的双重作用。其次,它讨论了世纪中叶的农奴改革运动与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村社改革，以中国人所熟悉的“分家”观念来阐明为什么在这两次改革运动中，广大农民都感到愤懑的根本原因。第一次改革中最大得益者只是“家长”，即地主在第二次改革中得益的却是“长子”，即少数单干富户。最后两章论及村社问题与大革命的吊诡关系。斯托雷平改革基本上是废除村社制度在经济上成功，在社会上则产生强烈不满，从而引致日益高涨的复兴村社呼声。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托洛茨基曾与当时的斯大林路线进行了殊死斗争。他指出，民族解放斗争实质上仍是阶级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批判斯大林的阶级调和论，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革命高潮时建立苏维埃，夺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托洛茨基的建议未能付诸实施，但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准确预见，堪称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策略的典范。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集结了托洛茨基文章中所有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选取于现存各国的各个语种的公开出版物，按写作的时间顺序爬梳整理，以精炼到位的翻译语言，再现了这位伟大先知的独特智慧和预见力。

卫国战争的胜利成为二战后苏维埃政权存在的主要理由，因此苏联极力美化卫国战争。在二战档案解密之后，历史学家鲍里斯为我们带来了迟到的真相。 本书以独特的、具有论辩性的手法，探讨了二战中最具争议性、迄今仍困扰着人们的诸多问题：人员伤亡问题、英美租借法案、斯大林是否准备先发制人、库尔斯克会战的失策、关于英雄和叛徒的传言是否属实…… 毫无疑问，这本书将在历史学家和读者中间引起争论，有助于人们对过去的战争建立起一个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方式。 第一章　苏德战争：传统论调背后的真相 今天，新的俄罗斯迫切需要民族自我批评精神，迫切需要不再用神话学的观点看待现实。只有到那时，才可能确立我们国家和民族在周围世界中的真正地位，也才可能清醒地看待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对于卫国战争的经验必须重新认识。胜利不应该掩盖苏联所付出的过分巨大的代价，也不能掩盖苏联领导人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表现出的效率低下和苏联对西方盟国援助的一味依赖。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过去所经受过的最大灾难。在苏联和俄罗斯被称为卫国战争的苏德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卫国战争在苏联历史文献中是一个最大的神话，遗憾的是，在俄罗斯历史文献中它继续起着持续至今的特殊作用。同时，今天新的俄罗斯迫切需要民族自我批评精神，迫切需要不再用神话学的观点看待现实。只有到那时才可能确立我们国家和民族在周围世界中的真正地位，也才可能清醒地看待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对于卫国战争的经验必须重新认识。胜利不应该掩盖苏联所付出的过分巨大的代价，也不能掩盖苏联领导人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表现出的效率低下和苏联对西方盟国援助的一味依赖。 战后，卫国战争取得的胜利成为了苏维埃政权存在的主要理由，也为苏联的极权政治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于是它的存在得以延长40多年，同时也使得效率低下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从失败中汲取了教训，现如今它们发展得都不错。斯大林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他善于领导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同时在这些人中确立了他个人的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而苏联领土的辽阔以及美国和英国的援助亦使得苏联免于失败。 苏联是所有参战国中人员伤亡最大的，相应地，红军使德国法西斯的武装力量遭受的人员损失也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普遍认为苏联在战胜德国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反法西斯联盟盟国的援助，一对一地——苏联对德国，斯大林对希特勒，那也许将是另一种结局。英国和美国不仅给苏联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燃料、材料和技术，而且两国还分散了几乎全部的德国舰队和绝大部分空军力量。没有这些，苏联未必能够在自己的战线取得胜利并保住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 对阵亡和失踪的将士，在英美两国中，几乎所有军人的亲属都努力弄清楚他们的下落，同时军事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有责任下发阵亡或失踪通知书，并且其中包括司法程序问题，如继承权问题等。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极权主义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一传统消灭。而在苏联，把人当做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的看法已经深入人心。实事求是地说，牺牲或失踪战士的亲人通常也不会要求通过司法程序办理有关自己亲属下落的手续。并且许多官兵的亲人或者死于战乱，或者被疏散到了东欧或者前往西方、德国工作。因此，在战后的头几年里，想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计算出红军及和平居民的伤亡情况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既然没有来自舆论界的压力，那么苏联在二次大战中伤亡的相对详细而准确的统计数字也就很难被计算出来。 1993年，前联邦德国国防部下属的军事历史研究所邀请作者参加在因戈尔施塔特召开的代表大会，讨论卫国战争最大的一次战役，而且也是整个二次大战的最大战役-库尔斯克战役。从德国进攻苏联的那一刻到爆发这次战役，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时间，同时德军从发动突然袭击中获得的优势早已丧失殆尽。此时苏联有着自己的军事潜能，有可以利用的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充分供给，还拥有有着较为丰富作战经验、配备精良武器的军队，这支军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装备上都大大地超过了对手2。但是，正如我们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从军事学的观点来看，红军并未赢得库尔斯克战役，在它有着那么多优势的情况下，所取得的丁点儿成绩无法为它遭受的骇人听闻的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做出辩护。顺便说一句，由于与事件的实际进程不符，苏联关于这次战役的神话学让位于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苏联军事经济所取得的成绩——就像卫国战争的胜利事实一样——成了几十年来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生命力、更具先进性的有利根据之一。我们本书中的一系列文章论述了这样一些观点：战争时期苏联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生产能力被很多企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谎报成绩3的方法有意识地抬高；如果没有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助，苏联经济也未必能完全保障红军取得胜利。 红军和苏维埃军事工业体系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这次革命彻底摧毁了俄罗斯的旧军队、先前的工业和农业体系，完全消灭了私有企业主成分——而这在纳粹德国保留了下来。因此苏联政治制度的强大之处就在于，能够动员战争所需的一切国家资源、能够建立人数众多并配备军事装备的军队、能够在前线失利的最艰难的条件下调动民众。但是，要想有效地运用强大的武装力量或者像德国那样建立起不依赖外来力量的独立军事经济——这是斯大林很难做到的。1917年的俄国与德国相比，工业落后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1年。 所有这些问题在苏联历史文献中都被精心地粉饰掩盖。关于这点，要么闭口不谈，要么就是重复传统论调，认为英美的援助对于苏联生产整体而言，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至于谈到伤亡人数，人们普遍倾向于认为只需记得总数是2000万人，并不清楚其中红军的伤亡人数占多少，这一数字与德军的伤亡人数又成何比例。 本书中将要谈论苏联的通敌叛国者。关于俄罗斯通敌叛国者的争论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俄罗斯侨民中至今也争论不休。对此，我们从未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把曾与德国人合作过的波罗的海沿岸居民或者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众（他们的领土曾于1939～1940年被苏军占领）当成叛徒？他们背叛了谁？是背叛了那些不顾民意吞并他们的人吗？顺便说一句，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当地居民来说，他们在德军占领时的生活比起红军给他们二次"解放"时的生活甚至要好得多4。白俄罗斯人在德国统治时期还有机会发展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而在苏维埃政权时期甚至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们再也没有这种机会。 问题的症结之处就在于，二次大战中的苏联到底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是单纯的受害者吗？只不过不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当今的俄罗斯历史文献中都未把这一点明确地表述出来。虽然大家对苏联占领芬兰的事实现在已经没有异议，但仍然为它辩解，说苏联是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才与德国发生冲突，并且芬兰方面也太固执，它也必须为发生的军事冲突负一部分责任。实际上，苏联对芬兰的占领与德国对波兰的侵略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而和平吞并波罗的海沿岸、比萨拉比亚、布科维纳，与德国和平吞并奥地利及捷克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渴望在欧洲占据霸权地位。在通向占据霸权地位的道路上，苏德间的军事冲突在所难免，只不过取决于谁先开战而已。实际上，苏联的准备工作在德军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开始的同时已经着手。 西方盟国既不喜欢希特勒，也不喜欢斯大林，但由于某些客观原因不得不支持后者。无论是苏联，还是希特勒都一样追求的是世界霸权。但是德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比苏联要强很多。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坦克或飞机的数量很多、铁和钢的产量方面要大、煤和石油的开采要多得多，还体现在德国的军人做了更为充分的准备工作、德国居民的文化和教育水平从整体上说要高很多。 较为强大的希特勒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不仅会给美英两国，而且会给整个人类带来大得多的威胁。而即使在反法西斯联盟存在的条件下，德国取得胜利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比如，假设德国的原子计划能够先于美国，在盟军进入德国本土之前实施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和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假如是德国取得了胜利，苏联将不复存在，俄罗斯领土的绝大部分将被占领，而俄罗斯也不可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再次恢复。对于全人类而言，一旦希特勒获胜，必将开始新一轮的战争，其结果如何很难预料，而且极有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世界的力量对比关系就是这样，获胜者如果不是德国元首，就会是苏联总书记，反之亦然。 另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是人民为自己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同意，绝大多数的德国和苏联民众并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当了占领者的角色（苏联占领了芬兰，并在德国入侵波兰时充当了惟一的并且非常积极的帮凶，更不用说它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及其他地区了）。他们不懂得种族灭绝政策和政治恐怖手段，至少，不懂得它们的真正运用范围。当然，几百万的德国和苏联民众直接参加和共同参与了犯罪活动，虽然被追究责任的只是极小一部分。但是，把集体的罪过归咎于几千万无辜的民众，这怎么说也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毋庸置疑，每个民族都有一个要为之效劳的政府。但谈起下面的事情时，我们就不得不严肃了：德国人在1933年——而俄罗斯帝国的人民在1917年时，大多数人就清楚地认识到纳粹分子和布尔什维克实际上究竟为何物，事实上他们是有可能阻止后者上台的。而且从总体上说，希特勒成为总理也是完全民主化的，而列宁在关键时刻也没有拒绝召开即将来到的下一届民主选举立宪会议。 ……

《俄国史教程》为五卷本，此为一卷，共二十讲。讲授从古代至封邑时期的俄国历史。书中认为构成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历史力量是人的个性、人的社会生活和国家的自然条件三因素；并认为俄国的历史是一部迁移、殖民的历史，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根据地理、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把俄国史分为四个时期。本卷讲述的是：一时期——聂伯河的、城市的、商业的罗斯（八——十三世纪）；二时期——伏尔加河上游的、封邑王公的、自由农业的时期。

《俄国革命：苏联史（第1卷）》根据1917年革命的实际进程，大体按照时间顺序，论述革命的根源和革命的发生发展。在致力于重现1917年俄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关键人物思想和行动的历史真实的同时，本书将俄国革命置于近代以来俄国历史进程和20世纪初期俄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坐标体系之内进行考察，并由此重新审视和解释有关俄国革命的众多问题。特别注重在事实层面上全面地反映1917年革命的面貌，力求充实、弥补或修正对革命史了解的不足、缺失或偏差。全书共十一章，50余万字。

二战以来，美苏这两个庞然大物像是绕着圈子的相扑手，不断找寻着对方的弱点。官僚主义、互相的恐惧令它们无法冷静地思考，海洋、陆地、天空甚至太空都成了它们打斗的场所。然而作为处心积虑才得以“获胜”的美国一方，在面对苏联的轰然崩塌之时，竟然是大为惊讶。苏联解体前的诸多端倪何以被彻底忽略？美苏双方的情报信息中究竟有多少误解与错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猫鼠大战”中，最该保持客观的情报机构又扮演了何种角色？诚然，“胜利者不受审判”，但这份错愕与尴尬仍然化作了一连串的迷思，待人探察。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作者进行了大量采访，受访者包括政府官员、学者以及情报官员，一场神秘知情人的隔空对话将在本书中精彩呈现。 《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1980~1990) 》按照时间顺序，首先从历史的源头进行考察，先从客观原因出发，历数了美苏之间的种种矛盾与误解。自二战以来，这种不和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武器的不断升级，尤其是核威胁的出现；另一方面，历史记忆的残渣似乎又误导了大众甚至是决策者的思想。这两个因素导致了美苏安全感的缺失并使双方无休止地相互猜忌，令军备竞赛陷入了病态的疯狂。接下来作者又将注意力投向了主观的因素，讲美国的最高决策者们始终无法摆脱自己的偏见，抱定苏联是“邪恶的帝国”这一理念，不断对其进行打压。在苏联逐渐显露倾颓之势时，美国无视其虚弱，乘胜追击，依靠高科技的优势大大消耗了苏联早已濒临崩溃的国力，进一步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最终苏联轰然崩塌，然而由于在这之前情报一直未能被准确地传达，致使这种看似欢喜的结果在美国的官员们中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详述完苏联崩溃的历史渊源与进程之后，本书又展开了分析，回顾了苏联解体前的各种不祥之兆，紧接着书中又解释了美国为什么没能看到这种不祥之兆。本书在最后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详细阐述情报与政治的关系。正如书中所说，在这场疯狂的竞赛中，以中情局为首的西方情报机构看起来似乎掌握着某种能左右局势的神秘力量。作为信息资料与分析评估的提供者，它们最应该保持客观公正。然而从结果来看，情报机构在决策过程中的角色始终是边缘化的。情报的政治化使得少数进行了理智判断的情报人员被冷漠地撇在一边，也使得情报机构始终无法摆脱自身的命运，即沦为决策者证实自己想法并游说他人的工具。 在本书的后记中作者从现实的状况反思了“911”恐怖袭击事件，认为当今的美国的情报机构并没有从苏联解体事件中得到教训，依然没能成功发挥其作用，因而使得时隔十年、原本没有必然联系的两个事件，意外地关联了起来。

《苏联遗传学劫难》作者笑蜀，自20世纪30年代起，以李森科为首的科学黑帮·“米丘林学派”在苏联当局尤其是斯大林的直接支持下，把整个经典遗传学打成了“资产阶级伪科学”。苏联的遗传学研究机构或土崩瓦解；苏联的遗传学家被开除、被流放、被逮捕，苏联遗传学泰斗尼·瓦维洛夫院士等更是被判死刑。本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苏联遗传学被基本摧毁；李森科的伪科学“米丘林生物科学”则在苏联泛滥成灾，给苏联的科学事业和农业、林业生产造成了无可估量盼损失。曾与李森科为敌的赫鲁晓夫在出掌苏联最高权力之后，出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因素，与李森科握手言和。直到赫鲁晓夫下野，李森科才被逐出苏联政治舞台，苏联遗传学这才回归孟德尔：摩尔根，从而走向复兴。

《苏联检察院对5810例反苏维埃鼓动宣传活动案件的司法复查(1953—1991)(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尽管研究人员已经做了努力，苏联反政府行动和镇压运动的历史，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研究。如果说，一方面，在文献中对斯大林恐怖运动的原因、性质和实质进行了辩论，另一方面——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历史的实践和思想方面也非常明确的话，那么，像从前一样，在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关于赫鲁晓夫时代的“反苏维埃的表现”以及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人民谋反的一段空白。

《最后的胜利:哈尔科夫反击战(1943.2-1943.3)》内容简介：1943年年初，位于苏联南部的德国军队已经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从1942年11月开始，苏军发起了一系列成功的反击，将德军击退了数百公里，并给他们造成了数十万人的伤亡。这一系列的攻势中的第一击，就将拥有20多万兵力的德国第6集团军包围在斯大林格勒。苏军连续的进攻消灭了意大利第8集团军和匈牙利第2集团军，并重创了德国第2集团军。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落在了苏军一边。德国的后备兵员几乎消失殆尽，希特勒轴心盟友的军队也基本被歼灭一空。德军的战线上被撕开一个巨大的缺口，更要命的是，德军根本没有后备兵力可以用于填补这一空隙。斯大林和他手下的主要将领都认为，只要再给德军一次更大的打击，德国人就彻底完蛋了。

《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回首20世纪，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中苏关系无疑是最重要也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双边关系之一。虽然21世纪已进入所谓“后冷战”时期，但当前中俄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冷战”与“后冷战”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都无不向历史学家提出这一要求：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 ◇有鉴于此，为了“着重反映近年来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整体动向”，2009年初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在上海召开了题为“冷战与中苏关系：外交、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加拿大、日本、匈牙利、塞尔维亚、新加坡等国家的40多位学者出席会议，30位学者提交了自己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并分9个单元进行了主题发言。本文集就是在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

曾几何时，苏联大兵是世界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这支脚踏半个欧洲、从波罗的海管到太平洋的武装力量怎么倾刻之间崩溃了呢？本书对这支军队崩溃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作出了实质性的分析，始终把苏联政治、经济与军事联系起来论证，有一定的说服力。苏联解体了，俄罗斯还在，苏联军队崩溃了，俄罗斯军队还会强大起来，本书的见解对了解俄罗斯军队的现状也很有参考价值。 本书探讨了苏军由来及战争理论,苏联政治军事领导人的内心世界,苏联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对苏军的影响、苏军垮台更深层的意义等问题。

本书作者在多年来挖掘和整理了大量有关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和中国地方档案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论述1950～1960年代中苏关系史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希冀真实地反映这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真相。 本书分专题论述，包括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过程，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苏联对华援助的情况，苏共二十大和非斯大林化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的关系 ，中苏关于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争论，苏联对炮击金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中苏在世界上联北京会议期间的冲突，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的起因，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中苏边界问题的由来和双方政策的变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