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编年（上下册），ISBN：9787550609280，作者：王云度 撰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有曲折的峡路，也有江波平阔之处。作为中国史上的英雄时代，秦汉史的整体风貌“闳放”而“雄大”，作者对这一时代的文化节奏与社会风俗体察入微，从中可以领略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更多的刚强，以期摒弃颓唐的文化姿态，继承历史上英雄时代积极进取、奋疾勇决的风格。

“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在汉代得以兴盛并自此成为中国几千年帝王统治的利器。本书稿作者正是将“法”置于汉代这一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能过社会法学的新视野，对汉代“法”的内涵进行了全新诠释。道德、礼制、天道与法制一道，都是汉代真实存在的“活法”，渗透与贯彻其中的是儒家对“法”所持的泛规范主义的态度。“法”的概念不仅是对各种规范的抽象，也是一种恒定的秩序。 本书立论新颖，史料翔实，逻辑严密，语言表述精炼，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借鉴价值。

《秦代政区地理》主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于面面俱到。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

人际称谓与秦汉社会变迁，ISBN：9787010090450，作者：白芳 著

【緒言】より 本書『秦帝國の形成と地域』は、中国史上はじめて形成された秦帝国の形成史を地域に視点をおいた新たな見方でまとめたものである。 従来のこの分野の研究は、秦漢帝国として秦、漢両時代を一まとめにし、中国古代帝国の形成史論の視点から一九六〇年代に活発に進められたが、本書は秦漢帝国からいったん秦帝国の時代を切り離し、秦帝国の形成、崩壊の歴史に焦点を当てて分析したものである。それを可能としたものは、一九七五年以来の新出土竹簡文字史料の増加であり、そして一九七四年秦兵馬俑坑の発見に象徴される秦代考古学の進展である。 基本的文献であった司馬遷の『史記』に描かれていた秦帝国史を新たな史料から読み直すことが、本書での研究の中心課題である。そしてさらに、著者の独自なアプローチといえるものは、秦帝国の歴史の舞台を自ら実地調査を行なうことによって、司馬遷の秦史の記述の由来を確認し、また司馬遷の記述しなかった事実を発見したことである。この成果を著書としてまとめて刊行することは、一九九〇年代後半の中国古代史研究に大きな刺激を与えるものと期待できる。 さて本書の序論では、新たな秦帝国史研究を二つの方向からさぐるべきことを提起した。すなわちその一つは統一時期の十五年を特別に強調して切り離すのではなく、戦国秦以来の伝統性のなかで秦帝国の性格をとらえるべきことであり、もう一つは、後世の秦帝国、秦始皇帝に対する粉飾をできうるかぎり排除して実像に迫るべき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この問題提起を、つぎの第一編「統一と地域」では統一の実体を地域から明らかにし、第二編「歴史と伝説」では後世の秦王朝評価を歴史と伝説の問題からさぐっていった。そして第三編「水利・陵墓・都市・長城」では、とくに水利、都城、陵墓、長城という古代秦の大規模な土木事業に焦点を当て、戦国秦から統一秦の過程の時代を背景に読みとろうとした。文献史学と考古学とをどのように合体させていくのかという課題も、ここでは具体化させた。考古学者は文献史料の記述の確かな部分を発掘資料から求めていく手法を取るけれども、ここではむしろ逆に文献史料の不確かな部分を考古資料から明らかにし、文献史料に頼りきっていた歴史学者としての反省をこめて考察を進めた。

汉代是汉民族初步形成的时期，可谓汉民族的童 年时代。汉画像石则是难得的民间丧葬观念之“镜像 ”，鲜明地体现出民间性与世俗性的特征，给后世以 深刻的影响。民间丧葬状况及其观念在中国古代文献 典籍中一向记载较少，黄宛峰编*的《汉画像石与汉 代民间丧葬观念》通过汉画像石这一特殊文化载体， 从民间属性与生命主题、神仙观念、等级观念与功名 意识、孝道观、夫妻观、吉祥文化等角度探讨汉代乃 至中国古代民间丧葬观念的某些特点，有一定的学术 价值与现实意义。

刘瑞编著的《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通过对考古资料、文献记载的整理与分析，提出西汉早中期汉长安城是一座朝东城市，西汉晚期变为朝南。而为朝向讨论方便，对已近成定论的汉长安城长乐宫、明光宫等宫城位置进行了重新分析，提出了新意见。它们与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城市轴线、各时期营建思想的研究，对从全局上认识汉长安城布局，从历史角度认识古代都城设计理念等问题，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全面书集相关考古资料、文献资料及现有成果后，《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同时还对汉长安城南郊东、中、西三组礼制建筑性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东组建筑群应是王莽在元始五年建成的“元始明堂”，中组建筑群是王莽在地皇三年建成的“地皇新庙”，而在西组建筑群中的F13为一座秦代修建汉代沿用的宫殿建筑，非官社官稷，F14则包含有汉初修建的“高祖官社”和王莽所建的“元始官稷”。这些分析，对推动礼制建筑研究的深入，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居延汉简研究(上下)》主要内容：我国古代简帛是研究从战国至魏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民族和中外关系诸领域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其发现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景帝末年从孔子故宅壁中发现的战国竹简。《汉书?艺文志》载云：“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它们和西晋初年从汲郡古墓出土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至今对于研究我国古史，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是我国简帛空前惊人大发现的时代。早在世纪之初，以尼雅、楼兰和敦煌等烽燧、古城遗址发现的汉晋简帛为嚆矢，便与殷墟甲骨、敦煌石窟文献、故宫大内档案，被中外学术界誉为研究我国古史新资料的四大发现。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以战国秦汉时期对外文化交流中典型的考古学遗存为观查对象，开展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通过不同层面的比较，对西南地区对外文化交流进行了研究，对重新认识中国西南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相当的参考意义。

本书定名为《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三编》（1991-2000），为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3年和1992年相继出版的《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1900-1980）和《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续编》（论文，1981-1990；专著，1900-1990）的再续本。三本索引为一个完整的世纪索引系列，各本所收的内容，首尾相接，其时间与二十世纪的年代同步，并相始终。我在1982年6月所写的第一本索引“前言”中说：本书“一方面为八十年来对本段历史的研究做一个鸟瞰式的小结；另一方面，亦为从事本段历史的教学和研究的同行提供一个检阅前人成果的方便。”今三本俱成，时长百年，可供“鸟瞰”和“检阅”者自然更多，其广度和深度自人待言。 本书收录论著均以“战国秦汉史”为主，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考古等方面。由于学术界对战国的上限和东汉的下限颇有争议，因之本书对某些论著收录的时限适当放宽。通史或专史含本段民事较多者，酌情收录。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位于湖北省江陵县（今荆州市荆州匾）城外西南一点五公里处的江陵磗瓦厂内，因取土而发现，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由荆州博物馆配合准行发掘。它是一座土坑木榔墓，墓坑上部已遭破壤。葬具是一椁一棺，榔室内分成头箱和棺室。随葬品置于头箱中，主要有漆耳杯、漆奁、漆盒、漆盘、木俑、铜鍪、铜蒜头壹、竹筒等。各种漆器的形状和纹饰，舆江陵地匾屋年来发现的西漠早期同颊文物如出一辙；铜鍪、蒜头壸，剐舆江漠平原秦人墓中的同颊文物的凰格相似。襞掘者推断墓葬的年代是西漠早期（莆参兄《江陵眼家山三座漠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一九八五年第一期）。据墓中所出历谱可知，墓主人去世当在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一八六年）或其后不久。从葬具和随葬品判断，墓主人身份并不高，随葬的各种古害也暗示墓主人生前是一名低级官吏，通晓法律，能计算，好医术、导引。 从残存的竹编可知，竹筒原置于竹笥中。由于受到淤泥及其它文物的挤压，竹筒已有损壤，卷束已散开，并有不同程度的移动。从竹筒的堆积状况可以判断，各种书籍是各自成卷，然后堆放在一起的。依从上至下的顺序是：历谱、《二年律令》、《奏谳害》、《脉害》、《算数书》、《盖庐》、《引书》；遣策另置它处。全部竹简计一千二百三十六枚（不含残片）。整理时参照竹简堆积情况，按竹简形制、字体和简文内容分篇、表联，也只能恢后各书的大致编联次序。除历谱和遣策的篇名是整理者拟加之外，其馀各害均原有害题。 上述各种古书涉及西汉早期的律令、司法拆讼、医学、导引、数学、军事理论等方面，内容十分三富，是极其重要的屋史文献，封研究西漠社会状况和科学技术的发逵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二年律令》的发现使亡佚已久的汉律得以重现，不仅使秦、汉律的封比研究成为可能，而且是系统研究漠、唐律的关系及其封中国古代法律影响的最直接的资料。《奏谳书》则是秦、漠司法诉讼制度的直接记录，从中也可了解到秦、汉法律的实施状况。《脉害》可以碓证马王堆帛害《五十二病方》卷前佚书应是由《足臂十一脉灸经》和《脉害》棒成，并可补充帛害《脉法》中不少缺字。简本《脉害》中一些疾病的名稻，也可与《五十二病方》封应。《引书》是尃门讲述尊引、飬生和治病的著作，部分内容舆马王堆帛害《导引图》可相互印证。《盖庐》是年代较早的兵家著作，也是一部佚书，其中有明显的阴阳家思想。《算数书》是早于《九章算术》的一部数学著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数学发展的水平，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cluding manuscripts, have shed new light on China's history, in particular Qin and Han (221 BCE–220 CE), this volume's main focus. They make possible a deeper account of the growth of cities and of the spread of Chinese influence over distant areas. This book provide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recent developments, evaluating the newly-found evidence in the light of earlier conclusions from China,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Through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and a close study of both the excavated and received literature, new conclusions are presented with respect to relatively understudied topics, such as gender, history of science, and modes of persuasion, while challenging the 'common wisdom' in such fields as Buddhism, Daoism and social history. Thus the volume provides a supplement to Volume 1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1986) and shows how subsequent archaeology has enriched our perception of China's history in this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