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explains the tumultuous origins of the class of technocratic officials who rule China today. In a fascinating account, author Joel Andreas chronicles how two mutually hostile groups--the poorly educated peasant revolutionaries who seized power in 1949 and China's old educated elite--coalesced to form a new dominant class. After dispossessing the country's propertied classes, Mao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took radical measures to eliminate class distinctions based on education, aggravating antagonisms between the new political and old cultural elites. Ultimately, however, Mao's attacks on both group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purred inter-elite unity, paving the way--after his death--for the consolidation of a new class that combined thei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This story is told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singhua University, which--as China's premier school of technology--was at the epicenter of these conflicts and became the party's preferred training ground for technocrats, including many of China's current leaders.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ISBN：9787801363374，作者：张化，苏采青主编

Mao Zedong envisioned a great struggle to "wreak havoc under the heaven" when he launch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66. But as radicalized Chinese youth rose up against Party officials, events quickly slipped from the government's grasp, and rebellion took on a life of its own. Turmoil became a reality in a way the Great Leader had not forese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recaptures these formative mo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enfranchised and disobedient rebels Mao unleashed and later betray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an as a "revolution from above," and Mao had only a tenu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d Guard students and workers who responded to his call. Yet it was these young rebels at the grassroots who advanc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more radical possibilities, Yiching Wu argues, and who not only acted for themselves but also transgressed Maoism by critically reflecting on broader issues concerning Chinese socialism. As China's state machinery broke down and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the PRC were threatened, Mao resolved to suppress the crisis. Leaving out in the cold the very activists who had taken its transformative promise seriousl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evoured its children and exhausted its political energy. The mass demobilizations of 1968-69, Wu shows, were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series of crisis-coping maneuvers to contain and neutralize dissent, producing immense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a decade later.

1971年，埃德加·斯诺最后一次访华后返回了美国。1972年2月15日，他遽然长逝。如果他活着，他肯定会给《西行漫记》和《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的新版本添加注释和参考文献，为读者奉献更多的历史事实。他肯定会根据自己的记录，增加1970-1971年他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谈话的内容。 　　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洛伊丝·惠勒·斯诺在同意出版《漫长的革命》一书的信中写道：“这是一本没有完成的著作——我的丈夫刚刚开了个头，便出乎意料地离去了。书中播撒下了中美两国人民新关系的种子。在我们的培育下，它们将会成长壮大。”

《中国漫长的一年:1976与"总理遗言"案始末》讲述了：35年前，一份神秘的“总理遗言”轰动全国，最终酿成了公安部发文追查的重大政治事件，案件涉及七个家庭，关押要犯十二人，受牵连者无数…… 震惊全国、轰动世界的“总理遗言”案是如何被炮制的？ “遗言”制造者蛐蛐儿为何要假借总理之名，伪造“总理遗言”？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怀疑过手中这份“总理遗言”的真伪？ “总理遗言”案的涉案人员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精神摧残”？ 亲历过“总理遗言”案的人们，现如今的生活是否平静怡然？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是由血泪写成的。“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不仅给人留下伤口，更留下深刻的教训。我们不应遗忘。遗忘历史的民族必然丧失前途。人民只有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邓小平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正是从这个基点，我在十多年内利用业余时间，从一个新闻记者的视角，以比较广阔的视野，记述“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真实的记录下那段历史。

内容简介： 《我们忏悔》由秦晖、吴思等担任编委会成员，王克明、宋小明主编，精细选编了30多篇“文化大革命”亲历者、参与者的回忆和忏悔文章组成本书。这些“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参与者，通过个体性的记忆回顾，呈现当时的历史环境，直面曾经的罪错，向那些被伤害的人们低头致歉。 巴金曾说：“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这些“文革”的参与者、亲历者选择在垂暮之年站出来直面曾经的罪错，值得致敬。 2013年，开启了一场“将道歉公之于众”的个体忏悔接力；2014年，《我们忏悔》出版就是这场接力的继续。” ------------------------------------------------ 作者心声： 再不道歉就迟了…… 那时，我们迷信“语录”，崇拜教条；我们扫除“四旧”，轻侮人权；我们焚毁书籍，蔑视知识；我们破坏文物，亵渎文明。一个个“敌人”被打倒，编成了我们的光荣花环；一次次谎言和暴力，铺就了我们的革命途径。 父母悲恸于我们的划清界限，老师叹息于我们的揭发伤害，亲友伤惋于我们的回避疏远，同学强忍于我们的咄咄逼人！师长、父老被侮辱被损害时，我们没想过应该挺身保护；优秀文化被指为“封资修”时，我们没思考也不去怀疑。抄家虐待“走资派”时，揪斗侮辱“反革命”时，我们可能还去欣赏暴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时，反认他乡是故乡时，我们很少能去质疑荒唐…… 今天，我们“脱下面具，掏出良心”，我们要对曾被伤害的人们大声地说： 对不起！我们应该道歉，必须忏悔。 ------------------------------------------------------------ 编辑推荐： 1.“文革”参与者首次袒露心声，直面曾经的罪错，触碰一代人最痛的记忆；复归失落的人性，还原最真实的国家历史； 2. 超越“左右之争”，共同面对民族悲剧，52位知识精英倾力襄助，历时5年倾力打造； 3. 一场文革个人忏悔的接力——2014年“最具影响力的公共事件”，《南方周末》、凤凰卫视等几十家权威媒体跟踪报道。 ---------------------------------------------------------------- 评论： 不会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忏悔是忏悔者的自我救赎，是摆脱恶对自己良心的折磨。基督徒认为忏悔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可以拯救自己的灵魂，非基督徒也要讲“天地良心”，同样有求得上苍（天理）宽恕，拯救自己良心的需要。所以忏悔不应该只是某种“文化”的特有现象，而应该是一种普世的人文精神。 但也正因为忏悔属于自我救赎，所以通常无法要求于他人。要求他人忏悔是一种不能滥用的道德压力。之所以不能滥用，第一是因为要求者自己是否具有提出这种要求的道德优势值得怀疑，如果没有，这种要求就流于虚伪；第二更重要的，是在真相不清的情况下就基于泛道德的理由要求人人忏悔，实际上反而可能会开脱真正作恶者的责任。 例如，德国战后对纳粹罪行真相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对主要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在这样的基础上德国人再进行全民族的自我忏悔，就的确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反省，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精神上的新生。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在不追究战犯也不揭露真相的情况下要求一般德国民众人人忏悔，在“人人都是罪人”这种貌似深刻的状态下真正希特勒式的罪犯就可能逃脱正义的审判。我国目前关于“文革”的忏悔就具有这样的局限，不彻底揭开“文革”的真相，不追究“文革”的真正罪魁（“四人帮”虽有罪责，却谁都知道其并非真正罪魁），所谓“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说法就有混淆视听之嫌，也无法达到真正的忏悔。也正因为这样，南非的图图大主教才提出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办法，即先有真相，再有忏悔，然后就有了真正的原谅、宽恕与和解。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对自己的罪错要真心忏悔，而对于他人的罪错，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罪错，我们首先应该要求真相。 ——秦晖 在极权体制下，我曾“忏悔”作为知识分子的“原罪”，接受了“改造”，扭曲并失去了自己：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教训。以后在反思和批判极权、后极权体制时，我又如鲁迅当年发现“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那样，发现自己和极权、后极权体制的纠缠。要批判、否定极权、后极权体制，就得批判和清理自己。从另一面看，我的“忏悔”其锋芒是首先指向极权、后极权体制的，是从更深的层面揭示其罪恶的。 因此，在极权体制依然存在，其罪恶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应该对历史的错误和罪恶负责的利益集团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否定的情况下，我并不赞成“全民忏悔”，那会混淆历史的责任。而且我认为，那样一段全民都参与的残酷的历史，普通的老百姓希望像一场噩梦一样将它彻底忘却，从记忆中驱除，是人之常情，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此，我更愿意将自己的“忏悔”个人化：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内在生命的需要，我愿意承担其中的痛苦；但绝不以此要求别人，绝不将自己的“忏悔”道德化。 ——钱理群 人类文明和生物进化都遵循这个公式：试探——或成或败——成则进，败则退，然后再试。文明成败，相当于物种兴亡。我们的总结和忏悔，乃是文明进化和个人进步的必要条件。缺乏这种能力的物种和文明及其个体，无法顺利转轨，一旦走错就会一错到底，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因此，无论对人对己，忏悔都是有利可图的美德，成本很低的美德，而且是进化史上很高级的美德。反过来也可以说，美德就是对人对己对文明对物种都大有好处的品质。 ——吴思 忏悔不是患得患失的后悔，它发自内心，基于良心良知良能。可是数十年来，无论高层提倡、社会示范和教育灌输都与此相悖。我们立足于斗，张扬悲情，从不自省，仿佛全世界都欠我们的。中华民族步履艰难，直至现今的全民族的道德滑坡都与此有关。 ——王学泰 如实地回忆以往的过错，并加以认真的检讨和诚恳的反思，是良知的体现。知耻近乎勇。国家建立这样的机制之前，先行一步的公民值得敬佩。 ——丁东 忏悔，是对自身的过错、罪孽以及人类的悖谬行为承担一份精神责任。这种精神责任应该由人类自己承担，而不应该推给神灵。人人都应该有忏悔意识。 ——摩罗

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近代政治的一樁大事。直到發生三十餘年後的今天，每年以文革為題或背景出版的專著、文獻紀錄及小說等為數不少。本書作者當時身處外交部，目睹文革的發生。她按時序詳細交代文革運動從1966年開始到1976年間，批判部黨委、奪權、提出「打倒陳毅」，接著批極左、抓五一六分子，以及批判領導幹部、三易外長、批判周恩來等一連串無法無天的勾當。當時的極左政策使對外關係受到嚴重破壞，至1969年外交才改弦更張，調整政策，實現中美關係緩和，對外關係得以大開展。 本書作者在文革後，搜羅了大量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重要談話紀錄及一些當事人的手稿，並且親自訪問了當年參與文革的外交部人員，所以本書是文革研究和中國外交史研究的重要一手資料。

[吴德](1913—1995)河北省丰润县人，学生时代就追求进步思想，投身革命活动。1932年参加中华民族反帝大同盟，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至1937年，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历任全总华北办事处驻唐山市工会特派员，唐山市工联党团书记，华北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北平市委副书记、职工部部长，华北铁路工委书记。他曾代表河北省委参与领导唐山开滦煤矿大罢工和唐山市总同盟罢工，在我国工人运动中有较大影响。1937年4月，赴延安参加了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1937年抗战爆发后，先后担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冀热察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兼冀东分委书记，代表河北省委参与组织冀东武装起义，直接领导发动开滦煤矿工人起义，为建立、壮大冀东抗日联军，坚持和发展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任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5年，出席了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冀热辽分局组织部部长，晋察冀边区政府交通局局长兼平绥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冀东区党委书记，冀东军区政委兼唐山市委书记、市总工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1950年3月，受中央派遣协助平原省工作，同年7月任平原省委书记。1952年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兼市长。1955年至1966年，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56年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补选为中央委员)。1966年至1978年，历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北京军区政委。是中共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曾当选为中共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12月，因“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被免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1980年2月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同年4月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亲历记:1978纪事》内容主要包括：开国大典为何并非十月一日；宋庆龄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毛家湾服务员披露林彪的家庭生活内幕；江青折腾我拍“样板电影”；迎取刘少奇主席骨灰纪实；张学良的中共党员身份考略；胡耀邦向我们三鞠躬。 《亲历记:1978纪事》是知名历史杂志《炎黄春秋》2000年—2009年十年所刊文章的精编集。《炎黄春秋》被誉为中国当代历史第一刊，自创刊以来，十年总订量已逾500万册，近几年来每期的订阅量高达10万册之多，它在国内历史读者群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亲历记:1978纪事》集中选取了《炎黄春秋》“亲历记”栏目里的精华篇目，这类文章都是当事人自己亲历、并且自己记录下的活生生的历史。《亲历记》分为两辑：《走向1949》和《1978纪事》，时间跨度从抗日战争之初到改革开放前后，所记录的内容偏重平凡人的视角，但也有对重大人物的审视；既反映出了当时普通的家庭生活，也展现了许多关键的历史事件；不仅有原汁原味的纪实成分，更有还原历史的解密文字。选编者希望这些文章能给读者提供一些新的历史资料，同时希望通过这些知识增量，解释人们对于中国当代史的一些困惑，并纠正一些误解。

《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内容简介：我们二人都是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几十年的专业工作者。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工作，也近20年了。由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特殊复杂性和曲折性，至今对一些问题还不能说都分析清楚了。但是，我们认为，对“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确实已经到了应该给予系统的阐述、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的时候了。而“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现状同广大群众要求了解历史、认真汲取经验教训的迫切需要，确实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重大历史事件的透彻剖析和研究总结，常常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但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责任绝不应只留给后人。我们这一代“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这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使我们鼓起勇气写出这本《“文化大革命”简史》，把自己的研究所得作为一家之言贡献给读者。希望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同时，通过探讨和交流，也使我们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得到推动。

六七暴動堪稱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本書分析六七暴動的成因、經過及影響，詳細敘述騷亂的導火線及主要事件，包括沙頭角邊境衝突、炸彈浪潮及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等。 本書根據近年解封的英國政府機密檔案，披露英國政府當年處理騷亂及中英關係的策略。作者採訪了多位來自港英政府及左派陣營的當事人，包括負責鎮壓暴動的港督私人助理姬達、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梁上苑、目前擔任立法會主席的曾鈺成及民政事務局局長的曾德成。作者也敘述了多位響應左派號召參與反英抗爭，而付出沉重代價的參與者的遭遇。由於部分被訪者已相繼辭世，這些珍貴的訪問紀錄為這段歷史留下不可或缺的口述歷史資料。

《样板戏史记》内容简介：样板戏作为六零年代中国人的公共回忆以及中国国剧史上的某种文化遗迹与经典，深刻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文化。而且确实曾经成为一种全国性的娱乐消遣。这种全民性的普及始于一九六零年代的群体性京剧革命时代。八个样板戏主导了六十年代中国人的审美与价值观的重张，甚至生活的戏剧化形态。或者说彻底的“文娱京剧化”。而样板戏，也成为一个时代以京剧为形态的重要的悲喜剧。不仅仅是国家的，它甚至是私立生活的一部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一代人来说，样板戏正在成为一段历史的背景。 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样板戏的历史，提供真实的样板戏文献，为一代人的怀旧提供一个基本的依据，曾以撰写《宋美龄画传》以及推出革命说明书系列《雷锋》等书而知名的著名作家师永刚、张凡，遍考当年参与样板戏的编创演人员，历时三年，撰写了一部详实的样板戏传记，首度披露了江青与样板戏历史上的一些事件的真实内幕，与当年参与样板戏的编创演人员的恩怨情史与结局，是官方审定的首本集中讲述样板戏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文献。 《样板戏史记》同时联手样板戏专职摄影师，首度推出一本荟集全部样板戏经典图片为主的纪念册。书中收集的上千张图片、绘图布景，人物肖像以及草图，披露了当年样板戏经典图片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曲折的故事，这《样板戏史记》也是史上首部解密八大样板戏的权威传记。

长期以来，关于“文革”前夜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以及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一直为国内外学界所关注。《文革前夜的中国》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对于系统总结“文革”发生的原因，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了解历史，展望未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人帮”倒台后，中共中央面临“两个凡是”和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两大难题亟待解决。在这场要彻底改变几十年来根深蒂固“左”的路线的搏战中，打先锋的是胡耀邦。他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办好了这两件事，平反了无数的冤假错案，挽救了千百万无辜的苦难者。 本书作者――新华社老记者戴煌经过多年采访和积累资料，细心缕析，写出了这部内容翔实、感人肺腑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真实地记下了胡耀邦的历史功勋。 本书共三十多万字，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详叙了1977年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后，为平反冤假错案而呕心沥血的动人事迹；第二部分描述了几宗曾轰动全国而内情却鲜为人知的大案的平反过程。

20世纪的中国（共10册），ISBN：9787215003279，作者：王年一著

《问史求信集》由阎长贵、王广宇著。说中国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这只是问题即历史传统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也有“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史学传统。司马迁著的《史记》共130篇，其中写西汉初年或重点是写这一时期的人和事的有66篇，占《史记》篇幅的一半多，这是就数量说；就质量说，班固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所以我说，司马迁不仅是“当代人修当代史”的突出代表，而且是伟大代表，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其实，“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也早被中国人打破了。从网上看到《当代中国史料的若干问题》的文章说：“当代人不研究当代史的传统被打破，魏源等首开先河，研究本朝史。民国以后，社会自由度大大提高。李剑农的名著《辛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即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典范。”尽管如此，“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还仍这样或那样地禁锢着我们，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件怪事。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而马克思就是主张和实践“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在这方面他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他著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都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写出的。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时说：“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已初次表现出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又说：“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贝尔维尔一带的坡地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厉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瀚文献都望尘莫及的。”我们没有马克思那样的天才，我们很难做到马克思那样，但马克思关心现实、追踪现实即为当代修史的精神和方法，是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