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不识愁滋味:一个人与一代人的童年轶事》是作者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记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经历，诸如挖防空洞、吃忆苦饭、参加游行、撒传单，以及儿时玩过的各种游戏，以一个懵懂少年的经历与体验，为那个特殊的年代留下了宝贵的记忆。文字质朴、清新，娓娓道来，趣味盎然。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内容简介：七户大杂院，四月十六日的《北京日报》，批判“三家村”，站毛主席一边，人民群众，人变“鬼”，红五类、红袖标、红卫兵，大黄楼批斗，批斗父亲，三十元钱，美丽的囚徒，卧轨，进京火车，到了北京，见到毛主席，离开四川，张珊和姚舞，我回家了，家非家，“炮轰派”灭亡。

历史已经无法把撕下的哪些页还给我了！“文革”已像一个逝去的充满眼泪、恐怖、冤案的悲惨故事，有拂之不去的悲凉！我欣慰自己能活着记述这场红色大疯狂的经历，它也许仅仅只能作为一部粗野的野史留存人间，但它是真实的。

《平民历史》的内容简介：发生在60-70年代动荡无序的中国。文中作者基本都是亲历“故事”的主角。这些发生在大时代背景下的平民“小故事”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点点滴滴汇成了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大历史”。 如果你曾经历过文革时期的暴风骤雨，如果你曾度过苦乐交融的知青岁月，如果你曾是77年艰难而又幸运的大学生，那么，40年前在时代磨难中经历过的一切苦乐与血泪，你一定依然难忘。今天，青春已逝，往事蒙尘，但真正的历史是不容忘却的。本书试图给你的记忆一条清晰的线索，以个人“心灵史”的视角，呈现给你平民心中最深切的记忆：见证时代，见证生命，见证灵魂，见证人性…… 世上的历史有千万种，真正的历史却早已失传，那就是平民百姓的心灵史。

本书是第一部中国作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见闻写成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小说。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芙蓉镇》描写了1963—1979年间我国南方农村的社会风情，揭露了左倾思潮的危害，歌颂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胜利。主要讲述了，当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农村经济开始复苏时，胡玉青在粮站主任谷燕山和大队书记黎满庚支持下，在镇上摆起了米豆腐摊子，生意兴隆。1964年春她用积攒的钱盖了一座楼屋，落成时正值“四清”开始，就被“政治闯将”李国香和“运动根子”王秋赦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查封，胡玉音被打成“新富农”，丈夫黎娃娃自杀，黎满庚撤职，谷燕山被停职反省。接着“文革”开始，胡玉音更饱受屈辱，绝望中她得到外表自轻自践而内心纯洁正直的“右派”秦书田的同情，两人结为“黑鬼夫妻”，秦书田因此被判劳改，胡玉音管制劳动。冬天一个夜晚，胡玉音分娩难产，谷燕山截车送她到医院，剖腹产了个胖小子。三中全会后，胡玉音摘掉了“富农”帽子，秦书田摘掉了“右派”和“坏分子”帽子回到了芙蓉镇，黎满庾恢复了职务，谷燕山当了镇长，生活又回到了正轨。而李国香摇身一变，又控诉极左路线把她“打成”了破鞋，并与省里一位中年丧妻的负责干部结了婚。王秋赦发了疯，每天在街上游荡，凄凉地喊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成为一个可悲可叹的时代的尾音。

文学——社会思潮的风向标。“文革”十年，文艺界一片萧杀。但是在地表的高压和萧杀下，却生发和涌动着激情澎湃的思想岩浆。包括红卫兵文艺、新诗歌运动、知情歌曲、知青文学、手抄本、民间口头文学等，在城市的街道上，在农村的谷场上，甚至是干校和监狱里，到处都有地下文学的声音。本书对“文革”十年的地下文学进行全面的梳理，原汁原味地呈现大动乱年月的民间文学思潮。

《报告》共分四部分：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前面附有给党中央毛、刘、周等领导同志的信。共约28万字。相传成习，以“三十万言书”称之，这也是本书命名的来由。 该《报告》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是研究胡风的重要资料。

京西宾馆原定20天的会议何以延长到36天华国锋定框框，原定的三个议题何以被突破“只进不出”，人事调整，陈云进常委“宜粗不宜细”，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华国锋作检讨，真理与“凡是”的正面交锋胡耀邦四次发言，极言“党内有党，法外有法”小平的手稿被“发现”，揭示转折时期的最大谜底二胡“胡耀邦、胡乔木”之争，农业文件的藏头藏尾 话，主张同西方打交道。二胡（胡耀邦与胡乔木）在农业问题上的争论。 第一节 分组讨论 第二节 关于着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 附记：评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 第三节 第二次大会： 纪登奎对农业文件的说明 第四节 关于农业问题的议题 第五节 关于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这个议题 第六节 关于国务院务虚会这个议题 第四章 对原定议题的重要突破 陈云提出“六点问题”，原定议题取得重大突破。叶剑英说有些人前怕狼后怕虎，就是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贫穷落后的现状。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新华社长曾涛“胆大包天”，率先发快讯；华国锋在大会作表态发言使会议讨论更加深入。 第一节 陈云提出解决冤假错案问题 第二节 争取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第三节 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 附；《胡绩伟对此文的一点补充》 第四节 一件会外发生反映到会内的事情 第五节 华国锋在11月25日大会上的表态 第六节 应该对天安门事件进一步作科学分析 附记：确认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伟大的革命事件 第五章 正面较量，点名批评汪东兴 吴德作检讨发言，康生问题成为发言“热点”。江一真指名道姓，第一个批评汪东兴。《会议简报》对激烈的语言未加修饰照登不误，“两个凡是”再次受到指责。因为是党的高级会议，各方面的问题都揭露得很彻底，而不再是藏头露尾、模棱两可。 第一节 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 第二节 汪东兴与“两个凡是” 第三节 吴德的检讨发言 第四节 康生问题 第六章 真理标准问题的交锋 端正思想路线的大辩论从一个哲学常识开始，小平说，“常识不应该成为问题”，《红旗》“不卷入本身可能是卷入”。真理标准讨论与“两个凡是”的短兵相接。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这场讨论的积极参加者；三位秀才的三次联合发言。 第一节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第二节 我与杨西光、王惠德的三次联合发言 第三节 一场端正思想路线的哲学辩论 第七章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作为西北组的主要召集人，胡耀邦几次“请假”，那是他承担了会议的组织工作、中央常委和各组之间的联络工作。邓小平、叶剑英的闭幕讲话，他也参加了起草。那段时间，作者（于光远）与耀邦有四次长谈。耀邦在西北组的四次发言更是语出惊人，眼界不凡。 第一节 热烈的西北组 第二节 胡耀邦与中央工作会议 第三节 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四次发言 附记：我与胡耀邦的一段交往 第八章 人事与机构调整 人事和机构问题是会议的“敏感区”，本着“只进不出”的精神，与会者提议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发言最普遍。汪东兴兼职过多的问题也相继提出，西北组的“十二点建议”，其中有七八条是针对他的。胡耀邦顶着巨大压力，就中央专案组问题，极言“党内有党，法外有法”。 第一节 中央人事问题 第二节 中央专案组等几个机构的问题 第三节 西北组的《十二点建议》和其他组类似的建议 第九章 邓小平和“宣言书”的起草 小平无疑是会议的核心和灵魂，他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肯定毛泽东的功绩，遏制并纠正了错误的倾向，对“文革”等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小平还为此专门找许世友等九人谈“过关”问题、大局问题。《主题报告》手稿的发现。以及小平与作者就讲话起草的四次谈话均属首次发表。邓小平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实际确立于此时。 第一节 邓小平和外国人的两次谈话 第二节 邓小平关于闭幕讲话起草的几次谈话 第三节 关于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 附：韩钢《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 第十章 叶剑英再著功勋 第十一章 闭幕与散会 第十二章 命运之门向中国打开 第十三章 举行三中全会的那五天 再版序言

《季羡林·随想录(10):牛棚杂忆》内容简介：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

处于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经受严重的考验。周素子也不例外。她才华横溢，却被打成“人民的敌人”饱尝辛酸。在这本书中，没有恶毒的诅咒，也没有过度渲染的痛苦，她用带着体温的笔触连缀起生命的片段，还原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对于历史的荒谬和残酷，她没有选择回避，但更多的是赞誉穿透黑暗的人性之光。你会看到，饱尝世变，看尽冷暖之后，她仍然如此高贵。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内容简介：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一个后来被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庞大的群体，至1980年代消失。三十年问，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尤其在“文革”时期，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唯因家庭出身关系，在政治上遭受不公正对待，甚至备受歧视，在读书、就业、迁升、调动、参军、婚姻等人生重大问题上璋碍重重，历尽坎坷。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特约来自全国的二十余位作者，其中有“钦犯”子女，有一般“狗崽子”，有文化人，有半文盲，他们分别忆述各不相同的身世故事，表达了对抗遗忘的集体意志，和社会变革的共同渴望。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关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专书。《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提供的私人生活史，是共和国历史的组成部分；除了历史学，对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本书是《随想录》第2集。

作者博士论文Failure of Charisma: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的中文缩写本

這本集子所收的兩個中篇＜流逝＞與＜「文革」軼事＞，情節極其簡潔，簡潔到其實以短篇的篇幅就可以呈現。但是王安憶卻以中長篇的篇幅來敘述故事內容，多的便是對物質瑣事外在世界以及人物角色內心世界的細節描寫，千言萬語，綿綿不盡。小說中那細膩的、似乎永不止息的綿長敘述正是王安憶小說的特色與其引人入勝之處。在＜流逝＞中，女主角端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擔負照顧全家大小的重任，每日在窘迫的景況中張羅衣食，辛苦工作，處理各種棘手事務。雖然端麗也曾暗自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力強一點」，好讓她依賴，但是她終究由一個小鳥依人的富嬌女磨鍊成獨立幹練的家庭主婦。經過十年的苦難後，端麗夫家的抄家物資與房舍得到歸還，生活回復到文革前的情景。從工作的壓力中解放出來，端麗雖然感到安慰，卻也深自悲哀。她的日子在逛街、舞會的揮霍中變得無聊煩悶。她時常回想：「當時自己是多麼能幹，多麼有力量。那個能幹的女人這會兒到哪兒去了呢？而且，究竟那個能幹的女人是不是自己呢？她恍恍惚惚的，心裡充滿了一種迷失的感覺。」時代造就端麗，但卻無法接納她的女性自覺。在歷史的洪流中，端麗期盼文革苦難十年的成長經驗「不會白白地流逝」，究竟只是一個中年女性謙卑的願望。 ＜「文革」軼事＞以「文革」為篇名，說的卻是城市的故事。政治的文革只是做為一個引子，引出張家兒女彼此之間的恩怨情仇，以及他／她們與上海這城市合而又離的糾纏關係。在小說一開始，資產階級出身的女主角張思葉因文革而「受盡損失」，工人階級出身的男主角趙志國也處在「沒有位置」的虛空狀態。當趙志國跟隨張思葉從「後門」走進張家，他驚訝地發現張家房子是上海城市的縮影，他「走進張家這房子可說是他首次親身體驗這城市的繁榮景象」。住進張家後，趙志國憑著英俊瀟灑的外表、能說善道的口才與他對上海都會生活菁華的領會，「得到」張家全家人的喜愛與倚重，成為張家的主角。而小說的結尾則呼應開端的「損失／得到」辯證，來呈現上海人與城市的合離關係。當初趙志國在張家占有一席之地，是藉著張家在亂世紀律鬆懈的方便。張家父親在隔離審查回來後，重整紀律，規畫分房。趙志國與張思葉覺得受了委屈，決定去杭州，離開上海，他／她們了解到：「這個家不能待了，上海也不能待了……這本就是一個受損失的時代，假如得到什麼，結果就是加倍地失去」。 作者簡介 王安憶 1954年3月生於南京。1955年遷居上海。 1985年調入上海作協分會任專業作家。 1976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米尼》、《上種紅菱下種藕》、《富萍》、《妹頭》、《長恨歌》、《紀實與虛構》、《流水十三章》、《黃河故道人》、《69屆初中生》等；中短篇小說集《閣樓》、《海上繁華夢》、《剃度》、《我愛比爾》、《尾聲》、《流逝》、《雨，沙沙沙》等；散文集《我讀我看》、《尋找上海》、《母女漫遊美利堅》、《蒲公英》等；演講集《小說家的13堂課》等。作品曾多次獲中國大陸各大重要文學獎，為當代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