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 佛光山創辦人 星雲大師 / 知名畫家．詩人 席慕蓉 内容简介 自古以來，「手」便是人類交流信息與創造事物十分重要的工具。因此在繪畫作品中，手部的摹寫往往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其刻畫難度並不亞於五官，因為想畫好一雙手，就必須合理的安排指、腕、臂等十多個元素，並妥善搭配姿勢與配件，才能完美的描繪一雙美麗的手。敦煌石窟以佛教藝術為中心，以藝術描繪來宣揚佛法，壁畫中大量描繪了各種手姿，不僅善用線條貫穿每一個細節，更極盡傳達情意之能事，每一雙手都表達了各自不同的含意與情態。因此「手姿」成了敦煌石窟畫中極具藝術價值，並為人所樂道的特色，甚而日後還衍生出各種舞蹈、戲劇等相關表演。《美學的極致－從敦煌手姿看美的豐富演變》不僅含括了敦煌歷史上各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手姿，並收錄了高昌王國、龜茲王國、古格王國壁畫中的手姿，其題材相同，但藝術風格卻各有特色，使本書風格豐富且多樣。從中不僅可以欣賞藝術與宗教結合的極致表現，更可從朝代更迭中，窺見美學演變的脈絡。內容編排上更以時間為序，方便讀者欣賞與查閱。相信本書不論對宗教、藝術、創意啟發等各方面而言，都將是一本極具收藏價值的作品。 作者简介 楊東苗 1969年出生於古城西安的一個敦煌藝術之家，自幼酷愛繪畫藝術。曾向父輩們學習工筆重彩人物畫，其間受到敦煌壁畫藝術的薰陶，立下付出畢生精力復原敦煌壁畫的大志，並先後進修於西安美院、解放軍藝術學院、中央工藝美院。為讓更多人士有幸目睹華夏文明之精髓，曾為香港菩提學會的西方寺九層寶塔設計了九個藻井圖案和部分壁畫。從1992年至今，耗資百萬，復原臨摹敦煌壁畫三百餘幅。作品先後在香港和大陸多家美術館、博物館、圖書館展覽，並在西安、北京、佛山、順德、杭州等地舉辦過大型敦煌壁畫復原展，深受廣大觀眾喜愛。2001年初與上海證大集團共同成立楊東苗敦煌壁畫工作室，為實現復原敦煌壁畫的宏願跨出了堅實的一步。 前言 佛手婆心「願將佛手雙垂下，摸得人心一樣平。」　　「佛手婆心」，一向被人喻為不但是美，也是慈悲，也是智慧。在世界上，表達佛手之美的地方，最多的就是敦煌寶地，那裡的石刻、繪畫、浮雕，足堪稱世間的瑰寶。 本書以佛手為題，要將人間「萬能的雙手」，發揮功用，為人間創造更美好的世界。樂於為其推薦。星雲　於佛光山法堂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美麗的手 　　古今中外繪畫和雕塑藝術作品中，關於「手」的藝術表現形式非常多，作為一個美術工作者，我觀摩、品鑑，乃至動手追摹過許多作品，但其中最具系統性，也最讓我心動的，當首推敦煌壁畫藝術中的「手」。 「手」幫助人類創造了世界，也幫助人們傳遞情感。語言、眼神、手勢是人類與生俱來，三種交流信息的工具。而在繪畫作品中，手的刻畫難度並不亞於五官，因為想畫好一雙手，就必須要合理的安排好指、腕、臂等十多個元素。敦煌壁畫裡的手不但用線條貫穿好每一個元素，還極盡傳達情意之能事，每一雙（隻）手都表達了各自不同的涵義與情態。 敦煌壁畫有相當一部分是「經變畫」，經變即是經文的圖解。畫中主要人物的手都和經文的主題思想相互呼應，而次要人物的手也對所繪內容有映襯的作用。比如莫高窟北周第428窟釋迦牟尼佛的手印（圖1）代表降魔，稱為降魔印；莫高窟第208窟佛手印（圖2）代表說法；最常見的觀音菩薩一手持淨瓶，一手持楊柳枝的手姿，代表救助眾生，而千手千眼形象則表示法力無邊和洞悉一切。 敦煌壁畫中最多的還不是上述具有一定涵義和「功能」的手。最有代表性、最藝術化的還是飛天、舞女、樂女和眾多叫不出名稱的菩薩的手。因為她們沒有固定的司職、固定的風範及程式化的姿態，所以手勢與手姿也就各不相同，一雙（隻）手配上各式器物就可以變化無窮，百看不厭。 　　神靈的手誰也沒見過，這些柔美無比的手的原型在哪裡？其實它來源於生活。天國中的人們是不用勞動的，一雙從來不用做事的手是怎樣的呢？於是，大家閨秀的手、皇妃公主的手便成了畫師們取材的典範。但是，敦煌畫師從來就不可能見到這些貴人的手，更不用說觸摸其質感了。所以，透過想像、經過藝術加工創造的手就更理想化、更唯美了，再糅合進嬰兒手可愛、純真、無邪的成分，敦煌美手就這樣誕生了。或纖長、或豐潤，展現了各個時代審美的意趣。甚至把「男性」菩薩的手也女性化的誇張表現了，也許這是古代畫師對「郎才女貌」的一體化表現。　　然而，敦煌人物眾多，並不是入畫的所有角色都有一雙美手。美手通常是和俏麗的五官相配的。比如民俗畫中勞動的人們的手，與今天生活中的手沒有什麼區別；畫面中的反面人物，如夜叉、魔鬼的手，畫師則極力的暴露其缺點，或關節粗大，或指頭短拙，是一隻連算命先生也不會恭維的手，而護法武士的手雖也肌腱緊繃、稜角分明，但能看得出這是正面的誇張。 在敦煌壁畫千餘年的藝術長河中，手姿、手勢並非是一成不變的。早期（十六國、兩魏、北周）的手大多數以纖柔為美（圖3），為了表現這一特徵，有些手甚至省略了關節，這也許與當時人們以「秀骨清像」為儀態標準有關。中期（隋、唐、五代）以豐腴為美，柔美得幾乎脫離了生活，這與唐人推崇「資質豐潤」有很大的關係，是敦煌手姿最為藝術化的時期（圖4）。到了晚期（宋、西夏、元），宋代出現了一種較為生活化的手，畫面形象平淡（圖5）；最後，元代畫師用較為豐滿、手指略長、指甲尖利的手姿形象（圖6）使平淡的風格又趨於藝術化；西夏則介於兩者之間。 本書即收錄了上述敦煌各個時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各式手姿。此外，又收錄了高昌王國、龜茲王國、古格王國壁畫中的手姿。高昌壁畫所在地是今天新疆的吐魯番，龜茲壁畫在今天新疆的庫車，它們與敦煌藝術都有著親緣關係；古格王國位於今天西藏阿里地區札達縣，與印度毗鄰，其風格深受古代印度藝術的影響，與敦煌壁畫題材相同，而藝術親緣關係則相去甚遠。 在繪製手姿圖的過程中，我內心充滿了對古代畫師的欽佩，巧手畫美手，誇張卻不失自然，條理清晰、簡單明瞭。也不知是佛教利用了中國線描藝術來弘法，還是藝術家們利用了宗教題材在造美。本書手姿大都出自我們工作室累年的畫作之中，同時我也廣泛地參考了敦煌前輩藝術家們的研究資料。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我們盡量把手所在的身體部位、衣飾和所持物件、法器也一併描出，使讀者能看出它們之間的連帶關係和手的職能。為了更方便讀者欣賞與查閱，本書在編排上，主要以時間為序。同時，為了表現藝術風格的協調與一致性，有些地方又作了相應的調整。我相信這本書一定會受到從事舞蹈、戲劇、繪畫、雕塑、裝飾、廣告藝術等人士的青睞，並定會對所有追求美、熱愛美的人們在心智和藝術靈感上有所啟迪。 我的藝術工作多年來備受上海證大集團同仁的關愛，畫家與企業家聯手，為現今發展快速的社會提供豐富的藝術養分。 我雖然沒有一雙如敦煌壁畫所展現的那樣令人動容的美手，但我會用我勤奮的雙手，再現那人類歷史文化瑰寶中一雙雙端莊、智慧、迷人的手。楊東苗 於上海浦東證大家園工作室 東方與西方的握手 我又一次感受到了西方藝術的震撼力。　　2002年12月6日下午，法國後現實主義雕塑大師凱撒先生的力作〈大拇指〉落戶上海的揭幕儀式在浦東水清木華國際公寓的藝術館舉行。雖然多次在美術刊物上看到過這件作品，但紅幕落下後，如此近距離的觀摩還是第一次。有著怒濤般渾厚的視覺衝擊力的這一歐洲藝術，與同在藝術館中陳列的敦煌壁畫形成了強烈的剛與柔、張揚與含蓄的對比。1.8米高的雕塑，以極其寫實的手法，一絲不苟的把皮膚上每一條紋理都刻畫得清晰可辨，充盈著肌膚的質感，指甲的光澤下泛著紅暈，像有生命似的，就連拇指右上側邊緣因剪掉肉刺而留下的痕跡也如實的反映了。這是一件代表著西方現代文化藝術思想和審美情趣的傑作。用科學的視覺與光學原理來分析表現對象，這一西方藝術技法於20世紀被上海藝術家所接受，今天迎請〈大拇指〉的地方也正是這一東方大都會。 恩格斯說過：沒有古希臘的藝術與思想，就沒有現代的歐洲。在今天，就某些方面來說，古希臘藝術仍是一種規則和典範。西方藝術的產生和愛琴海早期文明密不可分；古希臘人以城邦為獨立的政體，城邦與城邦在戰爭與友誼的洗禮下成長，加之早期的海上貿易素來具有一定的掠奪性質，要求有強悍的男子不斷的補充軍隊，各城邦間的競技體育運動會由此每四年舉行一次的沿襲下來，因而希臘人很早就培養了自己對人體的審美素養。體魄健美的男子（圖1）、線條優美的女子（圖2）都被贊揚和歌頌，在很長一段時期裡，把他們作為繪畫和雕塑的目標都是一種風尚。 羅馬人繼承了古希臘這種求實、樸素、實用與理想化的藝術風格，並將它推廣到了歐洲的其他地方。這種藝術風格又在14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中得到了肯定和發揚光大（圖3）。 與之相比較，中國的藝術像涓涓小溪般靜靜的流淌，時而入地下，時而入草叢，她輕柔得幾乎沒有可以捉摸的定式。在古老的中國，很早就有了廣泛的農耕文明。追求安逸的田園生活是人們的願望，在相對安定的生活中產生了「長袖寬襦，長裙被地」（如圖4）的民族服飾。再加上與西方不同的文化習俗，藝術家們在生活中不可能見到可以作為人體像的摹物，所以只能透過想像去揣摩人體的結構了。以前在西方人眼裡，中國古代人物畫充滿了「不準確」，即使深受外來藝術影響的敦煌人物畫，也僅僅是東方式的「寫實」。而在塑造天國中原本看不見的佛、菩薩、天女時，想像就顯得更為重要了。畫師們利用精練的線條、高超的技法，一筆一筆的，竟也從「骨法」中帶出了肌膚感，這骨即是線，肌膚感則是線富有的神韻。雖出自人巧，終歸於自然，盡善盡美達到了筆無妄下的程度。看來中國古代畫師的「臨摹物」存在於頭腦中，反而使他們有了更廣泛的發揮空間，這樣的美學方式在今天攝影技術大行其道的社會裡，定會有更為獨特的藝術魅力。　　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不同民族在不同地區和不同歷史條件下創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藝術，都在現今繁忙的文化交流十字路口上碰撞融合。相互理解和海納百川的胸懷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就像中國戲曲藝術家們只用十幾個人就成功演繹了楚漢之爭而不被西方人當作「開玩笑」；美國好萊塢集合了三萬多個演員拍攝羅馬史劇《斯巴達克斯》還覺得人數不夠，同樣也不會被中國人視為「費事」。 一個有容乃大的城市也是如此，歷史上的羅馬、長安、君士坦丁堡便是榜樣；今天的巴黎、紐約也承襲了這樣的傳統。上海正是在這種包容的精神下誕生，她面對中國代表著世界，面對世界代表著中國。我們相信，這樣的城市在華夏大地上還會越來越多。 讓敦煌的蘭花手、菊花手、飛鳳手、飛燕手和西洋雕塑在浦東這座藝術館中對話握手吧！她們會一同成為這座博大都市美麗的雞尾酒中的基酒，也一定會孕育出屬於這個時代的新藝術。金衛東 於上海浦東水清木華國際公寓藝術館

本书对从古至今的西方艺术思想史进行了独特的考察，将理论与各时期的实践、智力与文化历史潮流相联系，由此证明了历史的角度对于理论问题的价值，其突出优点是展示了作为一种批评实践的现代艺术概念是如何从更古老的观念中发展出来的。 全书共分6章，覆盖了西方艺术史的主要时期：古代和中世纪、现代初期（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启蒙运动、19世纪、20世纪早期以及后现代主义，而且包含了大量的参考书目，提供了主要文献来源和次要文献的最新实用指南。 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美国加州加利福尼亚大学艺术史教授，主要从事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研究，出版了《16世纪意大利的艺术理论与文化：从技艺到超技艺》（1997）等著作。

现代性这个概念始终是和美学或艺术实践紧密关联的，尽管这个概念的内涵后来远远超出了美学的范围，扩展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层面，但是，其美学的意义是一以贯之的。本书的研究方法颇类似于雷蒙德·威廉斯倡导的关键词的研究方法，在彰显美学、现代性、社会理论三者相关性的前提下，氛出一些表征文化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概念，诸如怀旧、合理化、艺术界、先锋派、艺术终结等，以概念之间的复杂关联揭示其背后丰富的社会-文化蕴涵。灾也是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本书不仅在方法论上为当前的美学研究提示了一种新的进路，而且，在微观层面上推进了现代性问题讨论的深入。 　　现代性问题研究有不同的进路，本书循着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经典界定，以文化现代性作为理解现代性问题的重要契机，并逐步聚焦于同审美和艺术相关的审美现代性问题。本书突破了传统“经院美学”的研究局限，在一个更高的层面返观审美和艺术问题，而不是仅仅对美学概念作逻辑层面的解析。将美学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本书为我们贡献了对与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相关的重要概念的深度阐述，有效地显豁了当代社会文化复杂的美学图景和现代人纠结的心灵景况。因此，本书不单纯是美学领域的突破，也是当前现代性问题研究的一个有益构成。

本书观照不同民族与文化背景下的沐浴习俗，尤其重于以沐浴中的女性为题材的艺术作品，从中透视与演绎各种微妙的生活场景与旧时风习。岁月不能掩其光华。文字感性而精于描绘，图片丰富而重于罕见，为你追溯优美与风情指示了一条迷人的途径。

西方媒界评《裸体艺术》 ■肯尼斯・克拉克在他对艺术的解说中把才智、文雅和博学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一点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几乎无人能及。毫无疑问，作者的才华在这本书中得到了迄今为止最为完美的展现……这是一本意义重大、引人入胜的书。书中的近300幅黑白插图显然经过了作者的精挑细选，它们和书的内容结合得天衣无缝，确实很好地展示了它的内涵。――《纽约客》 ■《裸体艺术》一书极有可能会对现代品味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我无法想像哪个人在读完这本书后还会不学着用一种更大胆、更富激情和更挑剔的眼光来重新回望过往的艺术，以及用一种毫不尴尬的坦然心态来接受这种作为美学典范的无遮无拦的“活体的真实”。――Lionel Trillling ■肯尼斯・克拉克爵士以他特有的温文尔雅将他于数十年前在华盛顿举办的一些讲座延展成为一本书，这本书读起来不仅令人愉悦而且极富知识性和冲击力……作者对语言的出色把握和他广泛的好奇心以及视觉记忆的敏锐度相得益彰，而这本书正是作者这些特质的朴素而优美的表达。――《纽约时报》 ■《裸体艺术》笔法轻快。每一位读者都不必心存疑虑；当他阅读这本经典之作时，他不会有一刻感到厌烦：他只会感到兴奋、愉悦、受益、着迷、激赏、刺激和惊奇。――《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本书第一章列举的十个流派的代表性人物，只是根据一些有关著作的片断或各种百科全书的“美学”条目所提到的有关美学家来加以确定的。“流派”既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又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所以有的美学流派的代表人物象弗洛依德、融恩、桑塔耶那、杜威、卡西勒等虽早就已经去世，鉴于他们目前还有为人们所公认的巨大影响，也仍然只好称之为“当代”美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有些如结构主义、存在主义以及接受美学等哲学派别或美学理论，由于它们在西方还没有被公认为一种美学流派，我们这里就没有涉及。其次，在写作方法上，由于西方一个哲学流派或一个美学流派往往同时兼有许多称呼，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混乱，我们这里采取的是“以人带派”的做法，即通过某一流派的代表性人物的美学思想来作为介绍该美学流派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看来还是切实可行的。黑格尔说过：“哲学史的外表形象是由个别人物构成的。”既然哲学史可以这样写，当代的美学流派当然也可以这样写。 第二章关于美的本质问题，完全是根据国内读者的需要而设的。因为在当代西方美学著作中，美的本质的讨论已很少有专门的章节来加以探讨了，相当多的美学著作已不再涉及这个被看作为古老的、争论不休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但鉴于这一问题本身的重要性以及我国美学界对它的广泛兴趣，我仍把这一问题列为专章来加以介绍和论述。 第三章关于审美经验的问题，与第二章关于美的本质的问题情况恰恰相反，它是当代西方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几乎没有一本系统的美学著作中不涉及审美经验的。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重大转变是当代西方美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但是材料多，头绪就容易纷乱，为了避免缺乏条理性，我把它分成几个问题来谈，并把“审美无利害关系”这一命题看作是审美经验的核心，这是相当一部分西方美学家的看法，而我也是同意这种看法的。 第四章、第五章都是讲艺术的，本来可以合并成一章，近因其内容过分庞杂，只好把关于艺术的性质、艺术的创造、艺术的分类原则和各门艺术中的芙学问题分为两章，分别加以叙述。有些问题如艺术创作中的灵感和艺术的起源问题，因我已写过论文和专著，所以这里就不再涉及了。

2012年，今日美术馆将馆内公益项目“马爹利今日艺术讲坛”系列讲座结集出版。第一辑为版画方面讲座的内容整理，讲演者从不同的角度、目的出发，阐释对版画不同的理解和态度：从版画的入门、启示，到西方汉学的图像系统，从基本制作到中外版画的历史传承……本书深入浅出地让读者在品读欣 赏中跨越“看热闹”的门槛，更深一层去体会版画独特的魅力与美感。 ----关于作者--- 黄洋：1979年生于广东揭阳。本科阶段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其2003年的毕业作品《采薇》，将木刻与动画相结合，体现了版画跨界发展的潜质；经过三年版画硕士研究生的研习，2005年开始创作的《古残拓考释》《赤比考》等作品，则将版画进一步推向装置、影像、文本互为补充的综合艺术形态 。此后，黄洋参加了釜山双年展、中捷当代艺术交流展、观澜国际版画双年展等国际大展，并于2011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继续挖掘版画与当代多元艺术对话的可能性。 李帆：1966年3月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并留校任教，现为版画系教学副系主任、硕士生导师。 许向东：1962年生于黑龙江，1991、1997年分别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学习，现工作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木版工作室。2005、2007、2010年分别在法国巴黎艺术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新时代画廊举办个人展览。作品先后参加中国版画百年回顾展、中国艺术大展——当代版画展、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国版画展、第七届全国美展等。 李鑫：1977年出生于吉林省四平市，2003年毕业于中央美院版画同等学历研究生班，2004至今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石版工作室技师一职。 2001年参加中国美术馆《向现代转型》水印版画展；2002年作品《角——2》入选全国版画年会作品展；2005年参加国家图书馆《化旧翻新、穷功极变》传统版画复制展；2006年作品《镜——2》在中央美院展览馆参加中日版画交流展；2006年作品《角》、《影子》参加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全国百人水印邀请展；2007年于798“夸克画廊”组织石版工作室教学展；2007年作品《镜——4》参加深圳观澜国际版画双年展；2009作品《对视系列》在北京参加“萌动”京澳版画交流展；2009年作品《镜——7》入选第九届三版展；2011年参加《持守进取：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青年教师汇报展》。 李岩松：1982年生于天津。2007年获天津美术学院版画系学士学位，2009年至今任教于中央美院铜版画工作室。 刘国伟：1971年出生于山西省繁峙县。1997年任山西省文学艺术联合会成才文化艺术教育中心主任、山西版画家学会理事，作品曾获1997年山西省大中专院校美展作品一等奖。2003年起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丝网工作室技师至今，作品参与“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作品展”（2004）、“第二届全国丝网版画展”（2004）、“‘形式与扩展’——中央美院版画系与名古屋艺术大学绘画交流展”（2006）、“中央美院版画精品展”（瑞典斯德歌尔摩，2010）等展览。 卢平：1961年生于苏州，1979年进入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学习雕版，1999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传统版画工作室任教至今。作品曾入选“首届青岛版画双年展”、“深圳观澜首届国际版画展”、“全国第十六届版画展”等，并被中国美术馆、今日美术馆、青岛美术馆、江苏美术馆、四川神州版画博物馆、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英国大英博物馆等收藏。 赵乾宇：2001年进入网络广告行业，设计制作与网络营销相关的广告、网站、动画及网络视频，2006年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数码印刷工作室负责人，帮助学生解决使用数码设备进行创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研究数码手段与传统版画技法之间的结合，对数字色彩管理、数字图像制作、数控设备在艺术创作中的应用有较深的研究。 彭金荣：1983年生于江西鹰潭。2003年开始就读于天津美术学院版画系，2007年毕业后就职于百雅轩画廊，2009年至今工作于中央美院版画系。由学院到社会，又从社会回归学院，他在历练中汲取各方所长，精益求精，完善自我。 王华祥：贵州人。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院版画系，1989年获全国美展金奖。现为中央美院教授，西安美院、江苏大学、兰州教育学院客座教授，飞地艺术访名誉校长，北京万圣谷美术馆馆长。作品“近距离”系列参加1991年“中国新生代”艺术大展，其无主板套色木刻技术影响全国至今；1993年参加“后八九”世界巡回展，1993年《将错就错》出版，反响巨大；参加过“亚洲新潮艺术博览会”、“中国现代油画展—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中国当代美术二十年启示录”、“移花接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后现代方式”、“民生美术馆中国美术三十年”、纽约国际艺术博览会、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美国迈阿密艺术博览会、广州艺术三年展、成都艺术双年展等重要艺术展览和博览会。1999年创办“北京飞地艺术坊”，出版有《再识大师》、《和静物对话》、《木板家族》、《触摸现实》、《和毕加索一样多变》、《绘画之道》、《王华祥乱讲集》、《喜入迷途》等艺术专著。2011年其设计建选的“万圣谷美术馆”投入使用，艺术事业开始进入一个全新时期。 古安村：版画艺术家古元先生之长女，1945年出生于延安。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勘探开发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已退休）。现任珠海古元美术馆名誉馆长。 方力钧：中国当代最重要艺术家之一。1963年生于河北邯郸，198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现任中央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北京服装学院等客座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当代艺术院艺术家，并被聘任为“2012（伦敦）奥林匹克美术大会”艺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联合国官方合作伙伴和平发展基金会和平大使。方力钧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的一系列“泼皮光头”形象，已经成为“玩世现实主义”的经典语符。其作品被海内外重要美术馆、博物馆及私人机构展出和收藏。 康剑飞：1973年出生于天津市。1993年考入中央美院版画系。现任中央美院版画系副教授，六工作室主任，教学主要研究方向是“版画的应用性研究”。同时担任中央美院青年教师协会秘书长、中国美协版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贵金属纪念币设计图稿及样币评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曾参与策划中央美院首届“学院之光”、2011中国版画年系列活动、首届中国青年版画展、“中国版画进万家”、“复数的意义—中国当代版画展”等版画推广展览与活动。个人获得2011年度中国当代艺术权力榜年度艺术发现奖，并多次获得全国性版画展奖项以及日本冈松家族基金会一等奖等荣誉。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今日美术馆、中央美院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广东美术馆、澳大利亚昆士兰美术学院、美国堪萨斯大学美术馆、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等公共机构收藏。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0-1978年辗转赣南、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1978年以同等学历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现定居北京。早年作《西藏组画》，近十年作并置系列及书籍静物系列。业余写作，出版文集有：《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等。 秦风：本名徐宗懋。原籍福建省古田县，1958年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市，自幼即喜爱历史和美术。1980年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西班牙语文学系，毕业后曾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英语、西班牙语导览，1983年起历任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国际新闻特派员、总编辑特别助理、副总主笔，从事新闻工作约二十年，其间曾以自由撰稿人身份游历世界各国。1995年起收集历史照片，2000年成立文史工作室，倾心投入历史影像的发掘与应用，长期合作对象遍及两岸大型文化单位，包括台湾汉声文化出版社、天下文化出版社、《商业周刊》、TVBS电视台、香港《亚洲周刊》、大陆《老照片》杂志、《三联生活周刊》、《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山东画报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上海文汇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闽台缘博馆、南京中国近代史博物馆（原南京总统府）、北京今日美术馆等。 谭平：1960年出生于承德。198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后留系任教；1989年获得德国文化艺术交流奖学金（DAAD），就读于柏林艺术大学自由绘画系，1994年获得硕士学位和Meisterschule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现为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闫辉：1977年生于内蒙古，199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2001年获中央美术学院学士学位，2005年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硕士学位，2009年至今任教于清华美术学院绘画系。作品曾入选第八届全国石版、铜版、丝网展、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版画年会、中国艺术博览会、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美院造型部教师作品展，并在国内外举办个人铜版画展。发表有研究论文《清代战图类宫廷铜版画艺术研究》（《美术研究》2006年第3期），《清代宫廷铜版画战图》（《收藏》2005年第11期）。 翁连溪：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现任故宫图书馆善本二组科长，主要从事古籍和书版的整理、研究工作，擅长古籍善本的鉴定。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内府刻书研究、雕版研究。主要著作有《清代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中国佛教版画全集》、《清代内府刻书图录》等。

《图说经典•图说美学》主要内容简介：美学是研究美、美感、美的创造及美育规律的一门科学。学习和探讨审美活动的起源、美感心理、审美活动的构造与形态等，不但可以提高美学视野和理论素养，而且对我们理解人类生活价值追求和艺术创造，提高审美修养和艺术鉴赏力，提高人生品位大有裨益。《图说经典•图说美学》采用直观的图文呈现手法，引入“图说”理念，用通俗易懂的叙述语言讲述美学的发展历史，记录美学大师的人生历程，阐释美学的重要理论，文字深入浅出，注重科学性、文化性和趣味性的统一。同时，通过创新的体例和新颖的版式设计等多种视觉元素的有机结合，营造出一个具有丰富文化信息的多彩阅读空间，使读者在轻松愉悦的阅读氛围中跨越历史的间隔、文化的差异、专业知识的障碍，更快更好地掌握必要的美学知识。

20世纪艺术因为越来越古怪的形式和理念使此前几千年的美学和艺术传统被颠覆，以至于如今在艺术领域内外普遍产生了一种困惑：“什么才是艺术？”或者是相反的一个问题：“有什么东西还能不是艺术？” 本书作者分析了现代艺术的特质，它与审美相分离的原因，现代艺术的大师杜尚等的创作所带来的艺术转向，以及现代艺术彻底消融到商业娱乐和招贴生产体系中去的现状。书中认为，要反制“后艺术”的空洞与沉滞，有赖于艺术家回省前贤大师，以启迪美学与人性的未来。

《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全书以审美文化为研究对象，依据中国当代文化的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三元格局，着重解析了传统审美文化向当代审美文化诸多层面的转变，透过文化分化的棱镜，讨论从文艺大众化到大众文化、主体角色转变和趣味的发展，进而审视了全球化、媒介文化和消费文化。同时，对当代热门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展开了专门分析，在此基础上描述了晚近从审美文化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变的历史轨迹。

白色iPod为何热卖？郭台铭与尼采有什么关系？如何理解美学和风格的经济价值？什么是全球城市？设计为何是21世纪国家的国力指标？ 台湾的经济、企业、工作者，正面对众多的关键选择──如何由制造业经济，进化到知识经济或创意经济？如何由专精代工，过渡到附加价值更高的品牌或设计？ 如何由纪律的个人，变身成美感的个人；由勤奋生产者，转化成自由消费者？ 《美学的经济》这本小书，不是财经论文，而是财经散文，它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它有60个不同思考的方法、新鲜的观察角度、跨国采访经验的冲击，帮助你面对变迁的台湾与自己的人生之时，能激荡出更多的想象力。

本书共收录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女性人体照片（在原著收录图片的基础上又新增图片200余幅），对各民族间女性特征的异同均有详尽的描述，其中一些照片是国内首次公开发表的绝版珍品，从而使本书在研读把玩之余更具有收藏价值。 书扉页“裸体照最纯真地体现人种的美。然而要想获得拍得好的，健康的裸体人体照有多大困难。只有那些从事类似写这部书这样工作的人才能说得出来。本书中尽可能多地把这样的照片展示出来。”——施特拉茨 《世界女性人体美》以其大容量、高品位、新视角及典雅大方的不同气派，该书虽然刚刚推出却立即获社会各界交口称赞，好评如云。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联合早报》、《大公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文物报》等新闻媒体相继向国内外作了多篇报道，对《世界女性人体美》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

本书所以要论述孔子时代之前的宗庙建筑文化现象，目是为儒学诞生以后并深受其影响的这种建筑文化寻找一个历史的“根”，并由这“根”进而观察其“根”上的“茎”、“华”与“实”，亦即后代宗庙建筑文化的历史发展。人们看到，当儒学兴起、礼制大盛之时，宗庙建筑文化的发展也与之取了同步发展的态势。人们可以将原始儒学诞生之前的宗庙建筑文化现象，热看成哲学上由准儒学熏陶下的文化产物。因为，即使儒学术本身，也同样有一个缘起、酝酿、形成、发展、成熟直至消亡的历史过程。如果说，宗庙建筑文化的“根”，深扎在殷周之际甚至更早的文化土壤之中，那么儒学，虽是由于孔夫子所创立的，却不是由一个天才头脑，突然在一个早晨创立，它的“根”也在殷周之际甚至更悠远的历史文化中，它是以往炎黄文化的历史累积与扬弃。

《中国审美文化史(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主要内容：从秦兵马俑、汉画像石、散体大赋、歌舞石雕那里，你能感受到真正的 “大美”气象；从晋宋山水、缘情趣尚、骈俪格律、宫体清商中，你可领略到无尽的阴柔之韵。当然在前者向后者变迁的许多中问情态里，你还会聆听到大转折阶段审美文化那如鼓似吟的多重音响。在看似零散凝滞的存在中，《中国审美文化史(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力图追寻它们的内在灵魂。

作为一个杰出的艺评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自己也进行艺术创作。罗斯金从艺术的功用目的出发，将诗歌、绘画、建筑、雕刻视为本质相通的艺术，他对“细节”的关注使他可以像面对文字一样面对视觉艺术的形式构成要素，在肯定“形象思维”的基础上，罗斯金发现了视觉艺术形式要素的语言特征，又由于罗斯金对视觉艺术浪漫主义特征的强调，他开始关注视觉艺术形式要素自身的“表现”功能，意识到了视觉艺术形式“语言”的独立价值。本书主要介绍了自西方油画发展起时，线条、光线与色彩这三种油画中必备元素的发展过程，通过具体的论述及对具体画作的描述，从绘画的三种基本元素反映出西方油画的发展史。

本书讨论了当下美学研究中一个极受关注和颇具争议的问题，即何为艺术？这一问题促使我们思考："艺术"概念是否有一个真正的定义，以及"艺术"是否需要一个真正的定义。就此课题，本书的编者诺埃尔·卡罗尔做了相当重要的工作，其他作者都是该领域内有突出成就的学者，所选择的作品皆代表了当下该领域内最具权威性、最新的研究成果。

理论界流行着这样的见解：20世纪乃“批评的世纪”。单从一波接一波风起云涌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ies]而言，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夸张。从上世纪初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到上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再到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批评理论在20世纪的人文学科中确乎风光无限。即就视觉艺术批评来说，与上个世纪潮流迭起的艺术运动一样，艺术批评同样充满了精彩纷呈的景观：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罗杰·弗莱[Roger Fry]、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里德[Herbe rt Read]、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lGreenberg]、阿尔法雷德·巴尔[Alfred Barr]、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约翰·伯格[John Berger]、波普艺术批评家群体、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奥利瓦EOliwa]、阿瑟·邓托[Arthur Danto]、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彼得·贝格尔[Peter Burger]、加布利克[Suzi Gablik]、胡伊森[Huyssen]、T．J．克拉克[T．J．Clark]、麦克尔·弗莱德[Michael Fried]、西尔盖·吉博[Serge Guibaut]、唐纳德·库斯比特[Danald Kusbit]、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斯蒂芬·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以及，或许是上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泰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然而，这些批评家及其理论在中国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当国内支学批评界对上世纪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如数家珍的时候，上述艺术批评家当中的许多人在国内艺术批评界甚至闻所未闻。艺术史向来被认为是本国史学中最弱的学科之一，而艺术批评理论的匮乏无疑加剧了它的不堪。上世纪最著名的艺术批评史家文丘利[Venturi]曾经断言：一切艺术史都是批评史，因为艺术史中对作品的描述、解释与评价无不涉及艺术批评，或者不妨说就是批评的任务。20世纪下半叶对西方艺术史的不满程度，可以从欧美各国质疑艺术史的方法论基础的出版物的持续升温这一事实中见出。可以这样说，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艺才史的方向。相应地，它的缺失也就成了国内艺术史学科的重灾区。 批评家作为现代艺术潮流的孵化者、报导者、仲裁者甚至制造者，早已被公认为当代艺术动力机制中的关键。试想一下这些批评家在催化与帮助人们理解那些艺术运动中的角色：弗莱之于后印象派、阿波利奈尔之于立体派、格林伯格之于抽象表现主义。也许，我们可以援引美国艺术批评家库斯比特的观点作为我们对艺术批评的一般性质的初步认知。他认为，艺术批评家的角色经常是悖谬的。因为当艺术品还很新鲜和怪异时，他就率先，常常是最鲜活地做出反应，并且初步向我们解释它的意义。然而，他的反应又常常不很全面，因为这样的艺术品还没有被广泛地体验过：作品尚未有一个历史，一个据此可以解释“文本”的语境。当批评家将艺术品当作一个当下产品来遭遇时，它还缺乏历史“负载”。事实上，批评家的部分工作就是要在历史的法庭上赢得胜诉。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波德莱尔所说，批评家经常是一个对艺术品“充满激情和党派性的观察家”，而不是对其价值做出无翻害的判断的裁判员的原因。正因为它的当代性，他扮演着鼓动家的角色，只能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处理整个案子。对敏感的批评家来说，作品始终让他感到惊异，而他则始终对它保持热度。他会让未来的历史家们去处理诸如解剖艺术品——到那时，它通常已被假定有一个公认的意义一一之类的事情。 　　然而，批评家当下的观点常常成为有关该作品的本质特征的基本评价。批评家的反应，如果说不是所有未来解释的范型，至少是所有未来解释的条件。他的关注是作品进入历史的门票。现代批评家权力的标志，就是他对新艺术的命名。比如，路易斯·沃塞尔[LouisVauxcelles]的标签“野兽派”和“立体派”就曾大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这些风格的理解。通过命名，这些艺术品对未来的人们来说就被赋予了某种本质特征。而且，只不过以“符号圈地运动”[Semioticenclave]——借用乌贝托·埃科[Unberto Eco]的术语一一作为开端的理解，成了话语构型的一整套语言，并且开创了各种观点的全部氛围。说白了，其责任是重大的。格林伯格有一回曾写道，批判性地趋近艺术品的最佳时机是当它的新颖性已经逝去而它自身却尚未成为历史之时。然而，正是在这一时刻，艺术品的阐释最是未曾得到解决，最是易受攻击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批评家以即席命名的形式所作的当机立断，能够一劳永逸地封存它的命运。因此，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Critics as Artists]当中所说的那样，批评对艺术至关重要；批评把握、保存、培育、提升艺术。 　　由于对批评的效验估计不足，也由于对欧美上百年的现代艺术批评缺乏起码的参照，国内艺术批评多少尚处于黑暗中摸索阶段。最近10年来，虽有不少西方当代艺术材料被介绍进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甚至介绍者本人对这些材料也不甚了了(国内乱轰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即是明证)，或者以一种绕口令般的伶牙利齿在美术界捣浆糊，使本来严肃的学术工作往往成为一场混仗。于是，甚至出现了——据说流行于美术学院——“西方艺术没有什么，他们要等到塞尚以后才有文人画”之类的荒谬绝伦的观点。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主题的话，那么其中之一肯定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正当我们奋力抵抗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曾几何时，中国中心主义早已偷偷地从后门溜回来了。事实上，它又何曾从我们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血液中离开过?将艺术界(包括艺术教育界)观念的混淆单纯地归结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因为批评的原义之一就是“辨析”，亦即使观念尽可能清晰地得到表达)，可能失之简单。但是，对西方艺术批评的漠视与无知，已经让我们的学生吃足了苦头。 　　后果之一便是今日中国艺术走向了两个——至少在我看来——毫无希望的极端。在一极，艺术成了一种单纯的笔墨游戏与自娱自乐，一群与当下感性毫不相关的文人雅玩或匠人的玩意见。这类所谓的画家像龟缩在洞穴中的爬行类动物，固执而有耐心地蛰伏在他们的弹丸之地，他们坚固的硬壳足以抵挡任何来自外界的风雨的骚扰，社会的转型、生活的演化、感受性的变迁、审美观念的变化，在他们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或者干脆是不存在的。其理论依据据说来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文化矛盾学说，一种认为在经济一技术、政治一社会与审美一文化之间有着不同步的结构的观点。问题在于，在贝尔那里只是一种“事实”[fact]的描述(还是相互“矛盾”的事实)，到了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却成了一种可以遵照无误的“规范”[norm]。另一种理论据说是波普尔[Karl Popper]的“问题情境”，学说与贡布里希[E．Gombrich]的“图式理论”，一利认为艺术史的风格是艺术家在一定的情境中解决艺术问题的结果的思想。在这儿，波普尔的多样性的“问题情境”被许多人还原为单纯的“形式问题”，而在贡布里希那里是如此丰富而多层次的“趣味逻辑”则被简化为纯粹的“程式与匹配”的“形式课题”(好像贡布里希从来没有关心过趣味的变化似的)。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另一个理由据说来自“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逻辑的观照”。在他们的观照中，20世纪的所谓“三大艺术思潮”，即主张水墨画西化的徐悲鸿与主张中西融合的林风眠都或多或少地失败了，唯独主张“拉开中西绘画距离、各自迈向各自高峰”的潘天寿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并与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一道，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岸的大师。本书作者无意否定上述诸人的成就，对诸大师之间(包括徐、林在内)的排队问题也丝毫不感兴趣。我想指出的只是这样一个从未或很少处在人们反思范围中的事实：即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特别是在上海)是如何在上世纪中叶的政治运动与保守主义分子的群起而攻之之下渐渐消亡的。所谓“三大思潮”，不管是西化派、融合派还是距离派，在我看来，只是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而20世纪中国艺术史真正的三大思潮中，只有文化保守主义获得了空前成功，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在国内就没有得到过心悦诚服的承认，如今则早已成为新左派批评家反刍的草料，而现代主义的罂粟却像昙花一样烟消云散。但是，它顽固的毒素在被压抑了整整30年以后，终于在80年代中期悄悄绽放。 第二个极端——在我看来是一个更阴险也是更恶毒的极端——就是在90年代以后以发烧似的热度迅速传播的流行性病毒：后现代主义。正如在欧美，后现代主义是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左派激进冲动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特别参见法国少壮派理论家费里与雷诺[LucFerry and Alain Renaut]对后现代老大师们的反击之作《60年代的法国哲学》[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以及伊格尔顿[Eagleton]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也是80年代末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新启蒙运动受挫的结果，从此，后现代主义立刻成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的最佳救命稻草，并加速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在反对现代主义这一点上的同盟，再次完成了对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扼杀(情形与40年代末有着惊人的相似)。 　　后现代主义是兴起于西方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猖獗的哲学、社会文化与艺术思潮。80年代初，主要由于哈贝马斯[Habermas]的分水岭之作《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Modernity：An UnfinishedProject]的宣读，西方思想界开始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强大的批判运动。80与90年代西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一个主题，可以被归结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争。这在思想界表现在伽达默尔／德里达[Gadamer／Derrida]之争、哈贝马斯／福柯[Habermas／Foucault]之争这样的大师级理论交锋中，表现在法国新生代思想家费里与雷诺等对前此20年中拉康[Lacon]、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Bourdieu]、博德利亚尔[Baudrillard]、德勒兹[Deleuxe]与利奥塔[Lyotard]的压倒性后现代思潮的直接对抗上，体现在德国中生代思想家魏尔默[A．Wellmer]、霍内特[A．Honneth]与法兰克[M．Frank]对法国思想的全面挑战中。在批评界体现在希尔顿·克莱默对后现代主义“庸人的报复”(参同名批评文集The Revenge of the Philistines)所作的反击上，体现在哈贝马斯与魏尔默对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所作的驳正上，也体现在艺术批评界持久的“沃霍尔[wlarh01]还是博伊斯[Beuys]”的争论中。在艺术运动中，它不仅体现在德国“新表现主义”对美国波普艺术的宣战中，体现在98－99年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所举办的波洛克EPollock]大型回顾展中(并比较80年代批评波洛克及其高度现代主义的著名论文集《波洛克之后》[Pollocck andAfte门，以及99年出版的“批判之批判”论文集《波洛克：新的取向》[Pollock：New Approaches])，还体现在人们对晚期德朗[Derain]、巴尔蒂斯[Balthus]与莫兰迪[Morandi]的具象绘画的那种持久高涨的热情中。 　　90年代以来，几个特殊的案例事实上已经宣判了作为一种持续的哲学、思想文化与艺术思潮的后现代主义的死亡，尽管它的某些假设还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也是拙著《透支的想象：现代性哲学引论》(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的结论之一。在这些案例中，“海德格尔[Heidegger]事件”、“保罗·德·曼[Paul de Man]事件”与“索卡尔[Sokal]事件”具备足够的典型性。据说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只有维特根斯坦EWittgenstein]一人堪与媲美。但是，海氏将希腊的存在本体论、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与现代的逻辑本体论，一视同仁地概念化为“存在一神一逻辑学”[Onto-Theo-Logik]是一种典型的削平论。相应地，他将苏格拉底以后的整个西方历史一律视为“远离神的黑暗”，并于20世纪来到“黑夜之夜将达夜半”的最黑暗时期，也是对西方历史的过分简化的图解(显然是尼采的反启蒙思想“人类历史不是一部进步史，而是一部退化史”的翻版)。由于海德格尔戴上了这样一副哲学墨镜，他就不可能对20世纪现实中的色彩与层次做出区分，从而将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制一律视为“现代性的产物”。在他看来，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与美国自由主义，统统都是“同一回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在德国纳粹运动中以及在其后的“非纳粹化”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海德格尔事件”的复杂之处固然不容许人们在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与他的在世行动中做简单的彼此类推，亦即，说海德格尔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他的纳粹行为，或者说海德格尔一度的行为证明了他的思想是纳粹主义的，这都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再宽泛一点讲，德国20-30年代右翼知识分子(海德格尔、容格尔[Ernst Junger]、舍勒尔[Max Scheler]、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汉语学界”右翼知识分子最为心仪的“四尔”)叫嚣着大地、鲜血、战争、种族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一点关联，那也委实太天真了! 上世纪60年代，基本上由尼采与海德格尔培育出来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漂洋过海去到美国后，在美国获得了更为露骨的后现代主义动机。正当美国陷于越战的泥潭而遭致自由民主价值的最大的合法性危机之时，由德里达打头，所谓的“耶鲁四人帮”为后盾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地在全球漫延开来。其中最著名者，叫保罗·德·曼。此人极其聪明，文笔流畅，思路清晰。其基本观点是，一切文本都是作者袒露与隐瞒的运作，记忆与遗忘的策略。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而写作与阅读则构成作者与读者之间一种揭露与掩盖、设访与投射的游戏。80年代末，从他年轻时期的某些档案材料中，人们发现了他原来是纳粹时期一个积极的反犹主义者。于是，美国大学特别是英文系里那些天真的解构主义信奉者们，突然惊讶地意识到了某个事实：解构主义与罪恶意识的压抑(遗忘)之间的不经意流露的关联。 　　90年代初，美国的“索卡尔事件”使后现代主义的最后一点美丽幻象也破灭了。索卡尔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他花费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炮制了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的诈文，其中充满了常识性科学错误同时却充斥了后现代主义者最喜爱的奇思妙想与时髦术语，并把它投给了美国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刊物之一《社会文本》[SocialContext](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座上宾詹明信[F．Jameson]是该刊的主编之一)，结果是，此文被登了出来。尽管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远未为人们充分意识到，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此举表明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学术水准已经下降到了何种荒唐的地步。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上述三个事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哲学、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三个层次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破产。“事件”之所以为“事件”，乃是因为人们在其中倾注了大量热情，因而卷入了无数文献。围绕着这些事件，人们能够组织起纷纭的思绪，从而给予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实体表现的形式。而这个时代精神状况则是：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应当被理解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的一种病理症状对一点已经获得了清楚的自我意识。后现代主义以其智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与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即便在最为流行的时候，也没有逃脱西方有识之士的尖锐批判。本书多次提及的哈贝马斯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后现代主义看成西方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一个反题。现在，走向终点的反题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锋芒，一种新的综合开始到来。那就是“后现代之后”：魏尔默与霍内特之坚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观，当作如是解。然而，本书作者宁愿坚持一种拓展了内涵的现代主义立场，并认为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或贝格尔的“后前卫艺术”的提法更为可取。因为，如果说现代主义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正题，那么，贝格尔所说的旨在摧毁现代主义自主原则的“历史前卫艺术”[historicalavant－garde，指达达主义、早期超现实主义与苏俄前卫艺术]才是现代主义的反题。而后现代主义，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以杜桑[Duchamp]为代表)的延续，某种意义上则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的一个搞笑的美国版(以沃霍尔为代表，参本书所述胡伊森精彩的分析)。因此，导源于对现代性的敏感意识的现代主义，其潜力远未穷尽，而它在遭遇历史前卫艺术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反而显出了更顽强的生命力。这就是本书结论中所说的“无边的现代主义”的基本意思。 　　然而，正当后现代主义在它的原发地已经走向终结的时候，它在中国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繁衍契机。与某些论者不同，本书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归结为学术界与艺术界鹦鹉学舌的结果(所谓“话语的平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着更为具体可感的现实动机。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反总体性、反主体性、强调动态过程胜于静态结构，与中国前现代性思维是如此合拍，以至于人们稍加思索就不难从后现代主义当中辨别出中国保守主义者的弦外之音。而它所宣扬的后现代主义视觉美学：非线性几何、不对称、反崇高、散点透视乃至中国园林式“后现代空间”……也与中国前现代性美学如出一辙。不是偶然的是，西方鼓吹后现代主义建筑最起劲的查尔斯·詹克斯先生的太太就是一位研究中国园林的专家。而欧美某些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到中国来兜了一圈后欣快地大叫“后现代建筑在中国”，也就不难理解。于是，贫困时代的灾难性混乱、粗野的地方性崇拜与不加克制的复活主义立刻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前卫性。而近年所谓“经济起飞年代”的那些拙劣的伪现代建筑与陈词滥调的现代主义当然不加区分地被宣布为“现代主义的垃圾”。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落脚的时候，正是80年代尚未分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新启蒙”遭到重创的时候。这赋予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干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由9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出版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开路，北大与中国社科院一路高歌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出版事业大游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后殖民文化批评》，直到蔚为大观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似乎只有后现代主义分子才配称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显然，除了迎合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后现代主义太切合新左派的胃口了。在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新左派眼里，难道还有比批判形而上学的恐怖主义、理性社会的大监狱、西方中心主义的险恶用心、自由民主的乌托邦、全球化的谎言，宣扬身份与差异、文化与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更好的东西吗? 　　与保守主义者忽然从后现代主义中找到了中国前现代性的新的合法性一样，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从西方后现代主义“没有底盘的游戏”(德里达)、“一切皆可”(邓托)、“快乐的虚无主义”(奥利瓦)以及“正经不起来”(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那里，发明了“政治波普”、“泼皮现实主义”、“新文人画”、“玩得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以及各式各样假冒的观念艺术。但是，与保守主义的危险不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危险并不在于它成了与当下感性全然无关的形式玩物与装饰，而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不顾一切形式法则与视觉质量的纯粹的观念。西方“历史前卫艺术”的合理因素在于：他们的反形式[anti－form]与反艺术[anti－art]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艺术史特别是经典现代主义的高度形式主义的正题之上的。这样，前卫艺术的反题才拥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在没有任何语境的前提下，一下子走到了反形式的前卫艺术，因此它除了孤零零的个别事件之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效应。不仅如此，它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以貌似激进的观念掩盖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现代性的先天不健全；并以这种思想的短路形式扼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性诉求。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我读到了英国著名批评理论家伊格尔顿的如下一段话：“今天在北京大学设有一个后现代研究的机构，中国在进口减肥可乐的同时一起进口德里达。一种需要深入探讨的时间扭曲。殖民主义的进程有助于在好坏两方面剥夺第三世界社会的发达的现代性，现在这个进程让位于新殖民主义的进程，由于这个新的进程，那些部分地是前现代性的结构被吸入了西方后现代性的旋涡。这样，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岳现代性日益戒为它们的命运，好像落伍造成了一种形式的早熟。一个进一步的矛盾是，在古老与先锋的痛苦张力中，在文化的领域里，再造了一种现代主义艺术的某些经典条件。”(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第139页)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经典条件，本书暂且不论。这里能说的是，从意识到我们的参照系的情形——西方现代主义事业的未竟使命及其后现代主义的幻觉——的那一刻起，这种条件就已经在形成之中了。因为，意识的照亮之处，正是救赎的开始之时。本书作者并不自命为这一救赎的努力当中的一部分。我只能满足于在四处弥漫着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大雾中保持清醒的尝试，并且坚信，正如文化保守主义一后现代主义同盟曾经欢呼雀跃地宣布中国可以并且应当绕过现代性直接跃入岳现代性是一场白日梦一样，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乃是中国艺术的命运的说法也只不过是一纸谎言。曾几何时，人们是那么醉心于中国可以避开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化的现代性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工业社会”的美梦，然而，一个越来越被认可的事实却是：中国一向试图绕过去的工业化进程、市场法则、理性化管理、程序合理性、法治原则，乃至于统治的正当性基础，却原来是绕不过去的现代性的硬核!而我们在走向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性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无不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没有从思想意识到行为习惯上真正确立主体性——黑格尔认为的现代性的本质——的基础地位。回顾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狂热对“主体性”的嘲笑与“解构”，难道还不让人感到啼笑皆非吗!事实上，文化的中断与意义的失落(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的曲折与反复)、社会的未分化和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个体主体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的虚假团结，以及个性的匮乏，解释了以下社会现实：由于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的笨拙，以至于“创新”需要被当作一种政治口号由政府来加以提倡；由于我们并没有真正确立起一种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现代性的自律道德的基础，以至于“诚信”居然成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礼仪之邦”在遭遇现代市场法则与新型人际关系时的最大问题；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与20世纪极左派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体主义的压抑，以至于“个性”的不健全始终成为中国各种社会现象最有解释力的终极原因：由于缺乏个性，整个社会才循环地陷于各种“群众运动”之中；由于没有个性，整个社会才经常承受着未分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没有多元的价值体系及其相应的多元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以至于，人们可以说，一个庞大的无边无际的来分化社会的海洋(特鄹是农村)，为顽固的文亿保守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资源；雨一个尚来形成自我意识中心、自我价值定位与自我道德承担的“无中心的”[non－centered]个人。恰恰成了“去中心的”[de－centered]、啕醉迷狂的、“一切皆可的”和不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的最佳温床。 本书出版之际，我感到更加有必要感谢徐岱、高力克、毛丹、孙周兴、刘翔诸位先生，他们把我从结束学生生涯不久后的那种心智懈怠与无所事事中挽救了出来。回顾近十年的学术道路，我所取得的每一次转机都与他们在浙大玉泉校区所营造的智性氛围有关。对老浙大的怀念已成为一种珍贵的人生体验。没有一种氛围，一个人什么也干不来。因为你不可能在毫无氛围的情况下凝聚起纷乱的思绪。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有幸前往剑桥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访学研究。在此要特别感谢剑桥大学艺术史系主任Dr．Binsky，他的热情好客使我得以自由地使用他们丰富完备的系图书馆和幻灯资料室。而Dr．Alice Mahon的现代艺术史专家与三一学院Fellow的双重身份，不仅给予了我直接的专业指导，而且还让我领略了最古老学院的日常生活气氛。我在剑桥的东道主哲学系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剑桥名士”们的风采。Dr．Raymond Geuss令人惊叹的慷慨博达与逸情雅致，常常令人如沐春风、豁然开朗。他的个人背景(出身于美国、长期就学与就勃于德国)及其德国思想史的学术背景，让我在一个视哲学基本为数理逻辑的剑桥环境中找到了“知音”。本书的最后体例就是在与他的无数次讨论之后才确定下来的。 其后去欧陆的游历虽然短暂，但至少部分地实现了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编织的梦想。艺术在这里　　见证了天地人神四方际会、供奉与馈增的游戏(巴台农神庙)，见证了古典时代的英雄精神(万神殿)，见证了中古时期神明与圣明的在场(“欧洲大教堂”)，也见证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性与神性的卓越平衡。置身于欧洲就是徜徉于艺术。置身于欧洲意味着要回答如下问题：艺术之为美的形式如何与艺术之为真理的在场以及艺术之为道德的进盼相互关联?[How an art as the beau tiful form is related to an art as the present of truth and the stageto morality?]置身于欧洲还意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一种伟大的文明如何屹立于地表，以及在这种伟大的文明中，艺术能够扮演何种伟大的角色?欧洲是真理的声音战胜虚无主义的历史本身，是道德的力量战胜犬儒主义的历史本身，是艺术的激情战胜猥琐无聊的历史本身。而这一历史本身又是如此直观地凝固在欧洲的城市建筑、广场、雕塑以及各大博物馆中!我在欧洲的经历使我懂得，一种伟大的艺术如何可能，以及一种伟大的文明最终怎样结晶于伟大的艺术之中!这一信念已经深深地沉淀于本书的血脉中了。 在我感到有必要感谢的人当中，范景中先生的位置绝对位于前列。我深受其思想影响的人当中至少有两人(波普尔与贡布里希)与他的出色工作有关。因此，当范先生询问我可否将此书交给中国美院出版社出版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对写书的人来说，没有比遇到一位好编辑更幸运的事了。周书田女士热情而又高度负责的态度使本书得以最快的速度与读者见面。她不厌其烦地编选与调整大量插图，也使本书严肃的理论面孔变得可忍受了。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要感谢一直陪伴我左右的两位女士。她们对我的爱怜与纵容是我生活中的永恒慰藉。刚到欧洲时的单身生活使我更加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她们在我生命中的位置。她俩的到来使我的生活得以恢复，并着手此书的写作，因此，把它献给她们，理所当然。

《李泽厚哲学文存》辑收作者的主要哲学著作。上编《批判哲学的批判》写成于文革，初版于1979年春，销售极好，历年未衰。一读者言曰，读此书始知什么是哲学。该书一扫数十年来陈陈相因的论调和模式，论述了康德先验论在哲学史上的枢纽意义，谈论了认识论（真）、伦理学（善）、美学的目的论（美）三大领域中的主要哲学问题究竟何在，作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实践观点逐一予以具体剖析，径而申说了作者本人的哲学：强调使用和制造工具是人类社会的根基（与邓小平后来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谋而合），以“人类如何可能”回答了康德的“认识如何可能”的著名课题。下编则是作者哲学论文汇集，是作者哲学思想的进一步伸延，其中提出工具本体和心理情感本体、理性积淀和自由直观、人性——命运——偶然作为哲学主要问题以及21世纪哲学应走出语言等重要论点。

東、西方視覺文化理論的深入研究與精采對話！ 什麼樣的影像是不可接受、怵目驚心、引發鄙視嫌惡甚至嘔吐之感的卑賤影像？ 什麼樣的影像是賞心悅目、心嚮往之，甚至是膜拜仿效的崇高對象？ 影像牽連了好與壞、美與醜、悅目與刺眼等屬於價值系統的美感經驗。這些視覺上的層級區分、安定或是排除，其實已經受制於較大的歷史文化脈絡之召喚和辨認過程。因此，影像所牽扯的，無論是帝國、亞洲、主體的問題，或是大眾文化與日常生活的面向，如同複雜的檔案系統，必然涉及有關意識形態以及族群、階級、性別、國家之權力位置的問題。 一場匯集東、西方國際專家學者的學術激辯，在全球化的文化差異中尋找可見的主體性： Amie Parry、Homi K. Bhabha、Jon D. Solomon、Kaja Silverman、Meaghan Morris、Nancy Armstrong、Naoki Sakai、Rey Chow、丁乃非、代顯梅、朱惠足、吳雅鳳、李秀娟、林文淇、林志瑋、林秀玲、林建國、邱貴芬、張小虹、郭家珍、陳怜縈、陳奕麟、陳衍秀、單德興、賀淑瑋、馮品佳、楊芳枝、葉德宣、廖咸浩、廖炳惠、廖朝陽、劉紀蕙、潘昱均、蔣淑貞、蔡秀枝、蔡明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