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对近现代中国学术的新门类如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作了简要的概评，既从中西比照的角度，指出了“中国重和合会通，西方重分别独立”这一中西美术乃至思想文化之根本区别；又将各现代学术还诸旧传统，指出其本属相通及互有得失处，使见出“中西新旧有其异，亦有其同，仍可会通求之”。作者从大处着眼，又具体论证，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复杂处境及其未来走向。

本书由《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和《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两部分构成，书中以李贽、戴震等人及东林派人士为重点，对明清之际中国思想界的变化与发展作了比较深入的解剖。 本书的意图就在于从不得不屈折转变为自由。对欧洲既不是抵抗也不是追随。既然接受了“近代”这个概念，那么索性使它扎根于亚洲。如果要在本来和欧洲异体的亚洲看透“近代”，那就只有上溯到亚洲的前近代，并在其中找到渊源。也就是说，以亚洲固有的概念重新构成“近代”。 出自对“近代”的屈折感，我遂以中国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我的本心是希望由此亲自认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固有的或本来的历史价值。本书就是这种摸索或试验的一个过程。

本书收入作者创作的随笔20余篇，其中内容包括：“柔远”与“被揉”、跪拜之争与理论自慰、“天国”的破灭等。

晚清的财政体制出现重大变动，鸦片税收成为中央和地方举办新政的重要财源。清末禁烟使得各类新政事业经费危机进一步加深，各种财政措施难以补救。中央与地方督抚的财权矛盾随之突出。禁政，财政也新政之间的平衡取舍为一个可供考察的历史变量。本书充分利用留存档案，辅以各种报刊、文集，杂著等文献互相参证，超越学科界限，力求揭示历史实态，在论证深度、史料解读和方法见识上，可弥补前人研究缺憾，并为后来者必须参研。

本书是第一部采用国民账户系统（SNA）方法对近代以前中国一个地区的经济进行研究的专著。通过对1820年代松江府华亭和娄县地区的GDP的深入研究以及与1810年代荷兰的GDP的比较，得出了“19世纪初期江南经济已经不再是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而是一个以工商业为主的早期的近代经济”的结论。 本书研究也表明：只有从长期历史变化的角度，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把研究纳入全球史的视野之中，才能真正认识近代中国的经济变化及其走向。

從中華革命黨的創立開始，孫中山先生就想建立一個組織完備，紀律嚴整的革命政黨，這一構想到一九二四年終告實現。中國國民黨的改組，除了有其時代背景和相應的外在條件，自發性的思想因素，同樣不可忽視。本書採用大宗原始檔案、著述，以及革命黨發行的重要報刊，如上海民國日報、廣州民國日報、覺悟、建設、星期評論、閩星等作為基礎，一方面探討中山先生思想發展的線索，一方面觀察五四思想激變的時代，革命黨人迎接新思潮，在評介社會主義、重估傳統、參與新文學運動、重視民眾力量、倡議軍隊的改造和黨務改組的進行上，所作出相當值得重視的回應。作者的研究，同時也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多元性，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說明。

《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内容简介：兵者，国之大事。若兵势太盛或军人柄政，导致国家军政关系失却平衡，按20世纪的批评用语即为“军溷”。现代词汇“军阀”首见于日本，继传入中国。中国军阀之干政时间与程度，虽不能与“最为政治化”的日本军阀同日而语，但该词汇在中国社会各界之泛用，则远较日本为盛。为究明近代中国军政关系的演变与整合，及军阀话语的产生、流变、传承和运用，作者努力搜求史料史实，梳理中外学界研究成果，调理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等跨学科思路，比较中外历史存在及其相关话语表述。相信通过这部著作，可一窥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轨迹，进而思考民富国强与足兵关系等政治文化基本课题。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相互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 1910-1911年间，满清资政院召开会议预备修宪，推动君宪政体，但结果却令国人失望，立宪派在绝望中改弦易辙，走向共和。 虽然满清政权最终走向了崩溃，而资政院的精英们在政治、教育、财政、经济等诸多方面的顶层设计和治国理想，给后来的中国留下了一笔可资借鉴的丰厚遗产。

《义和团的社会表演--1887-1902华北地区的戏巫活动》是一部有关义和团的巫术和戏曲活动的研究著作。研究的对象和切入点有六个方面：第一，义和团仪式的戏剧性；第二，义和团的神学谱系；第三，义和团民的戏曲生活；第四，有关义和团和庚子事变题材的戏曲和说唱文学；第五，义和团团民崇尚奇幻的戏剧化性格；第六，武戏精神和义和团尚武之风的地域化因素。

此书采用了近似编年体史书的写法，从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刊行第1卷时名为《青年杂志》)创刊肇始，收笔于1917年7月胡适抵达上海，中间穿插若干对往事(可视为《新青年》的前史)的回溯，作者专注于貌似琐屑、却能展示当时历史斑斓驳杂色彩的诸多细节。读罢全书，人们对那段历史，尤其是宏大话语无法覆盖、囊括的诸多侧面，将有更为真切的体悟和理解。

本书共收录从光绪元年(1875年)至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的存世文字，编年体、繁体字横行编排，36卷，收集查阅了国内(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已刊未刊档案，以及韩国、日本主要的已刊未刊档案。在已经收集到的资料中，使韩十年时期，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袁世凯奉调回国时期，抚鲁、督直至入军机处十年时期，以及彰德养疴三年期间的资料较为丰富。而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时期，辛亥革命后重出至民初出任大总统数年期间的史料则相对较少。

本书聚焦于“外国公使觐见礼”，分析清代宾礼体制的原型、变体及其思想体系，进而探讨“天下秩序”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关联。考察“外国公使觐见礼”的制订过程後，可知从“宾礼”到“礼宾”的改变，并非一蹴而成的。清政府面对外来刺激时，自有其内部转换的机制，不只有外在形式上的变革，更有内在观念的调整，故清政府提出“客礼”概念，作为中礼与西礼的过渡礼仪，也是“天下秩序”与“国际法”的思想衔接。但当“客礼”无法再解释公使请觐，“宾礼体制”宣告结束，“天下秩序”也不再是清政府对外关系的中心思想。

《袁世凯传》内容简介：袁世凯纵横捭阖两时代，既是清朝重臣，又是民国元首，是中国近代化变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袁世凯抵制侵略、力主维新、废科举、建铁路、推行立宪、发展经济……《袁世凯传》评说袁世凯功过是非众说纷纭的一生，解读乱世枭雄袁世凯的激荡与沉浮，透视中国千年大变局的激变与冲突。

前言 人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由于知识的存在，而得以超越单纯的感官体验。近代中国自“开眼看世界”后，西方新知大量涌入，深刻地改变了国人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对于当时习惯了传统“经、史、子、集”学问分类的中国读书人，面对按各门学科划分、蔚为体系的新知识，所要做的，绝不只是囫囵吞下、勉力消化，更需鼓起断臂切腕、从头来过的勇气。从本书的诸篇文章中，读者自可发现，这些新知识的出现，背后包含的是何等复杂而艰难的情势，而展现此中情势，正可谓是“知识生产”研究的初衷。 在此，有必要对本书所说的“知识生产”（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做些说明。“知识生产”不是近期流行的所谓“知识经济”“知识产业”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在社会科学层面上研究知识如何成为“生产力”。本书主要讨论的是，近代以来，诸种知识如何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步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著作、教科书、学刊、图册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我们希望回到更为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讨论“知识如何被生产的”。 “知识如何被生产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知识本身所内含的“真理性宣称”（truthclaim）的一种质疑和反思。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知识在社会传播的过程中，内含一种倾向，即自我宣称为“真理”，这使它以“真理”的面貌出现。而从历史学角度看，知识本身都是历史性的，其生成和传播，都须经历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基于各种“真理性宣称”，已被生产出来的知识不断地参与到新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从而形成一个知识体系。 “真理性宣称”当然是促成知识在社会中传播的关键因素，如果一种知识否定自身为“真”，则几无传播的可能与必要；同时，这种宣称也保证了在特定的论辩逻辑和社会环境下，某些知识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的“权威”，从而影响和掌控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然而，从另一面看，宣称为“真理”，可能会削弱对知识本身的反思。对大部分受众而言，知识本身的建构性和“暂时性”（temporality）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因此往往被忽视。当一个知识体系层累成型后，对其反思就变得愈发艰难。 此类情况在本书研究的重要对象——教科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由于教科书这种载体的特殊功能、编写方式和读者对象，知识在其中以一种更具“权威性”的面目出现。如果我们从“知识∕权力”关系的角度去看，那么教科书编写中的诸多方面，都在实践一种权力的运作——对读者施加知识的“规训”。这其中既有较为明显的部分，比如价值观念、道德评判、文化认同，也包括相对隐性的，诸如知识的分科划界、次第排序、叙述模式等。对于成长中的少年和青年读者而言，这种“规训”甚至可能成为伴随终生的精神留存。历史、地理、国文等教科书，往往能影响人一生看待世界的眼光，学人甚至到老时方能自觉于此，这在近代中国不乏其例。 以上所说还只是基于知识内在特点的分析。当知识获得载体，进入社会领域流通，它与“权力”的关系就变得更加紧密。中国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和技术革新，出版事业蓬勃兴盛。尽管书籍是学问津梁，但印书贩书却是一桩“生意”，古今中外皆然。不过，进入20世纪，这桩生意的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情状之复杂，自不可与古时同日而语。各类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参与其间，官与民、精英与大众的角力不断。知识生产的社会面向，本身即构成一门独特的“文化政治学”。 所以，研究历史中的“知识生产”，正是希望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某些知识的“绳结”打开，爬梳知识制造、流动、重组的线索，以抽丝剥茧之手法，揭示知识在特定文化和社会语境中成为“权威”的全过程。当然，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境中，问题并不简单。大部分新知识的产生，不是来自传统知识的传承铺衍，而是或吸收西学或汲取“东学”的结果，其中经历了“西—中”或“西—东—中”的语境跨越。 由此我们想到，在观念和知识研究领域，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种“空间转向”（spatial turn）。这种“转向”起初由科学史家在科学知识生产的研究中提出，即在质疑知识本身天然内含“普世真理”的同时，更强调知识的“空间性”，或说“本土性生成”。像自然科学这般看似足够抽象和“普世”的知识，都不免被置于特殊空间内偶发性的天平上重新考量，其他知识自不待言。 知识史的“空间转向”，与传统意义上的“西学东渐”研究，当然有呼应之处，但前者更能为后者打开新的视野，它要求研究者不把西学简单地看成“已知数”，不从“已知”的全能视角出发，对西学引介加以好与坏、深与浅、全面与片面之类的评判，而需要以尽可能微观的方式聚焦，对传播的各个环节加以同等的考量。西学的传播和新知识的出现，并不只是从文本到文本的纸面联系，而是知识在不同地域间“旅行”的结果。无论是知识本身，还是它的载体，都经历了生产、交易、消费的曲折过程；知识的运送者、贩卖者、消费者、附带品，都是这趟旅行中不容忽视的部分。 本书所收的论文，大部分曾在2013年7月6日至7日提交于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学术工作坊。此次工作坊为高哲一（Robert Culp）先生在中心访学期间，与张仲民共同发起。工作坊最初希望集中讨论“教科书”这一特别的知识生产形式，但后来发现，如果将关注范围扩大到近代知识史的更多方面，则能相互参见，深化对相关主题的认知。故此，本书按文章论题，大致分为“教科书研究”和“新知识的生产”上下两部分。 现在看来，无论是工作坊期间热烈而富于启发性的讨论，还是结集过程中新作者的信任和加入，都体现出学者们对于“知识生产”这一课题的认同。这让我们感到，近代中国“知识生产”的研究，早已不再是那个紧闭双眼、蜷缩于学术子宫中的待产婴孩，而是在众人扶持之下茁壮成长的少年。尽管前路漫长，歧道丛生，但我们坚信，这项研究的不断深入，必能为将来重新清理19世纪以来的汉语学术，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本书前言由章可撰写，徐佳贵、金菊园两位帮助校订了全部文稿。在此我们谨向所有帮助工作坊举办和论文集出版的同仁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编者 2014年10月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由大众媒介和同人刊物等引导形成的公共舆论起着重新塑造认同和建构自我的作用，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质疑传统文化、引入西方资源、批判现实政治、追索理想社会的重要媒介。 《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 “星期论文”和 “自由谈”为例》以1930年代前期《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两个典型的“舆论空间”为主要考察对象，通过具体分析这两个南北舆论阵地所继承历史脉络、凝聚的知识群体、依托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权力的交错、关注的基本议题，以及在思想资源、思维特质、论证风格上的差异与共性等内涵，细腻展现1930年代南北知识群体所引导的公共舆论的历史面相和知识人的精神世界。

《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主体部分计有四章，分别按照时代先后，从四个侧面切入，来讨论严复生活与思想之中所映照出的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曲折历程。首先是“异性情缘”，描写严复家庭生活、情感世界与公私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其次是“北洋当差”，叙述严复从英国返国之后在李鸿章所主导的“淮系集团”内的仕途发展；同时讨论他从以建设海军、为国“立功”的发展方向，转移到以翻译来“立言”的重要人生转折。再次是“新语战争”，将焦点放在严复翻译工作对中国近代新语汇、新思想的影响，以及其间他如何以一己之力对抗“东学”与“东语”的传播。最后一章则讨论“灵学济世”，剖析严复科学思想的底蕴以及他为何支持被五四新知识分子视为封建迷信的上海灵学会。

《清末海军舰船志》讲自甲午战争期间至清鼎将革时所添置之舰（包括入民国后始建成者），其中外购舰占大多数。这些舰所以重要并不尽在它们反映清廷在甲午惨败、北洋海军整体熸师之余，力图重建海军的奋斗，更因它们是治民国海军史者所必须认识的。自民元至抗战终结，添舰有限，这些清遗舰多数都十分活跃，甚至出现左右沿海政权动向的情形。种种细节，让陈悦向读此书者慢慢解说吧。

本书是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系列的第三册，主题为洋务运动，讲述了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内忧外患的冲击下，终于有意识地开始向西方学习，并以军事技术和相关产业为主要学习方向。肯定了这一时期中国取得的进步和成绩，同时深刻指出洋务运动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图文并茂，发人深省，能帮助启发广大读者从历史教训中探索真正有效的强国之路。

《辛亥革命及国民党的分裂：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口述历史》以辛亥革命元老张知本先生的生平为线索，主要介绍了清末科举、武昌起义的背景、起义后革命阵营分裂为几大派系的缘由、国民党分裂的内幕等。此外，还述及了他主政湖北的概况，参与制定宪法和主持司法行政改革等经历。

《〈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共和十年(社会篇)》为《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的姊妹篇，时间上与其相承续，系《纽约时报》1911年10月至1921年12月间对华报道的选编。1911年，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帝制终结。之后十年，共和制在动荡中初具形式，列强环伺的局面依旧，社会生活中西风东渐，中国被日渐引入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中，构成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危机与希望的时代。 入选《〈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共和十年(社会篇)》的《纽约时报》200多篇报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等角度，对中国这十年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其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系列报道之深入。令人惊叹。以西方人的眼光，对当时中国的现实进行了分析，对其未来做了预测，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从这里读者可看到历史的另一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百年后回眸历史，给人很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