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學的領域中，政治制度之研究部僅歷史悠久，而且始終是學者們注視的焦點之一。以言中國政治制度之研究，通常可分為兩大範疇，一是當代政治制度，二是傳統政治制度。當代政治影響吾人之生活，自然值得重視與關切。傳統政制雖然與現代人生活無直接關係，卻有其不容忽視的歷史價值。

本书对宋代翰林学士制度及其相关问题作了较为全面详尽的考察，重点从宋代翰林学士制度、翰林学士与宋代文化学术、翰林学士与宋代政治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制度方面，主要就宋代翰林学士的选拔、翰林学士的宿直制度、翰林学士的草拟内制诸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文化学术方面，则主要考察了翰林学士与宋代诗歌的关系及其在史书的修撰、礼乐文化建设等内容。翰林学士与宋代政治，则重点探讨了翰林学士与熙宁变法的关系、翰林学士在选拔人才中的作用、翰林学士在外交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翰林学士充任宰辅这四方面的内容。为便于考察研究，本书还附录了较为翔实的《宋代翰代学士年表》。

葛金芳著《两宋社会经济研究》汇总了作者近三十年来有关两宋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共五编二十章，约31万字，是作者的一本论文集。其中，既有对两宋社会经济宏观角度的分析概括，亦有对具体现象的深入分析，包括对具体事件的考证，以及对学术史的回顾和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论述。第一编《两宋社会经济的时代特征》和第四编《宋以降社会经济的趋势分析》代表了作者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作者的“主阵地”；第二编《南宋经济专题研究》则是作者参加杭州社科院南宋史中心的研究工作时所做的研究成果；而第三编《宋代经济史考证》则体现了作者的勤奋，是作者在撰写问题导向的论文之余做的考证文章。在作者现有学术综述和书评的基础上，同时结合作者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和教书生涯，便有了第五编《学术史与方法论》的诞生。 该书所收论文基本保持了发表时的原貌，仅仅改正了个别误植和错漏之处，其余一仍其旧，较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当时的认识水平，以及对某些认识的变化过程。该书学术功底深厚，学术视野开阔，史料搜集功夫扎实，理论分析深入；语言通顺、流畅，无政治性、科学性、知识性错误，对有志于两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而言，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此为李裕民的宋史方面论文集，大体以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思想，家族人物，古籍，学术争鸣为序，共22篇。可大致了解李裕民先生的研究思路，是为初学者了解宋代历史研究概况的好书。

宋代石刻文献全编，ISBN：9787501320837，作者：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

《宋代京朝官通考(套装共5册)》以年表性质介绍宋代主要职官，按照年代顺序，通过引述“行状、碑碣、墓志”等资料，列出名称、代表性的文献书证等。《宋代京朝官通考(套装共5册)》荣获第13届中国图书奖，由李之亮编，现为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靖康要录笺注(共3册)》又名《孝慈渊圣皇帝要录》，是记载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宋钦宗一朝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关于《靖康要录笺注(共3册)》的作者，自宋以来书目皆付阙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云： "不着撰人名氏，自钦庙潜邸迄靖康元年十二月事。"《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亦云："不着撰人名氏，陈振孙《书录解题》日《靖康要录》五卷，不知作者，记钦宗在储时及靖康一年之事，按日编次，凡政事制度及诏诰之类，皆详载焉，其与金国和战诸事，编载尤详云云，是振孙之时，已莫知出谁手矣。"然近代学者余嘉锡先生通过对《宋会要辑稿》等史籍所载有关史料的发掘及分析，认为此书为宋代汪藻任湖州知州时所撰，又名《靖康诏旨》：王德毅先生在此基础上，通过更精密的考证，认为此书实为《元符庚辰以来诏旨》的续编，成书于绍兴八年至一一十四年之间，初名为《孝慈渊圣皇帝要录》。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余先生的这一结论。我们认为，余、王两位前辈的考证虽然在成书年代的准确性等问题上尚须进一步论证。《靖康要录》十六卷（《四库全书》题作十二卷），不着撰人名氏，记钦宗在储时及靖康一年之事。按目编次，凡政事、制度及诏诰之类皆详载。现存述钦宗一朝史事之古籍，以此书为最详，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此次整理包括“笺定”、“笺补”、“ 校记”三部分。厘正错误，辩明异说，附录资料，使一朝史事清楚明晰。

宋史研究叢稿，ISBN：9789571719849，作者：曹家齊，出版社：台湾，新文丰出版社

时光荏苒，不觉间，已是花甲之年了。若以1973年到安徽师大历史系学习始算，从事学术活动已有35年了。 35年间，无论是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一直是兢兢业业，努力去做的。如今粗略计算，也有一二百篇论文，10来部著作，总计逾300万字了。本人所研究内容，基本集中在五代与两宋时期。于宋代政治军事着力尤多。因此，在花甲之际， 自择宋代政治军事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24篇，编为此集，名为“宋代政治军事论稿”，一为花甲之纪念，二来求正于宋史学界同仁。 本书按内容分为6卷，卷1为“总论”，卷2为“政治研究”，卷3为“文臣研究”，卷4为“武将研究”，卷5为“小考证”，卷6为“念篇”，全书共24篇论文，约30馀万字。 卷1共收入4篇文章，均是综合研究，故名为“总论”。在研究历史进程时，笔者喜先做阶段的划分，以便能够清晰勾勒出发展轨迹。前三篇文章即是对宋代政治史、政治思想史、军事思想史分期的论述。最后一篇则是应邀写作的总结宋代兵制特点的文章。 卷2收入7篇文章，全是研究宋代政治的，按研究内容的时间顺序编排，依次对五代后周世宗朝、宋太祖朝、宋太宗朝、宋真宗朝、宋仁宗朝的政治加以研究，以期描绘出宋初政治发展的轨迹。因有《赵普评传》与《宋太宗》两书，已对太祖、太宗朝政治有所阐述，故本书所收，稍重于真宗朝(2篇)。 卷3收入4篇文章，研究者包括赵普、吕端、张詠、宋代岭南三大家(余靖、崔与之、李昴英)等6人，这6人全是文臣，故名为“文臣研究”。这6个人，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堪称名臣的。 卷4是“武将研究”，只有两人：曹彬与杨业，均为宋初名将，结局却大异。 卷5收入小考证文章6篇。文章虽小，却是典型的考据之作。由于师门缘故，考据乃所熟悉之史学方法。此5篇，均系精心之作，颇以为自豪的。 卷6“怀念篇”，乃是怀念吾师陈乐素先生与台北的宋晞先生的。 全书6卷，共收入文章24篇。内中水平，或有高低，但均是选出的有代表的论文了。

本书集中探讨了北宋在与辽对峙的百余年中，如何筹措粮食以满足屯驻在北方边界地区数十万边防守军的后勤需求，以及这些筹粮举措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对北宋华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的研究，不但扩大了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内容，进一步完善和应用已经形成的粮食补给地理理论体系，对历史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将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进行审视。

本书是《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一书的姊妹篇，借鉴当代军事战略理论，把宋夏战争作为整合军事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古代案例，详细考察了北宋中后期对西夏战争的进程，从对外扩张的内在驱动力、对外战争中战役法与大战略的互动、拓边战争的政治意蕴几个角度系统讨论了北宋中后期在西北的拓边活动，从而得出了迥异于传统史学叙述的结论，饶富新意和启示性意义。

《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叙述自宋太祖统一全国至元灭南宋期间的历史，涉及两宋、西夏、辽、金等政权的重要历史和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叙述了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澶渊之盟、靖康之变等重大事件，以及宋太祖、辽太祖、金太祖、宋仁宗、宋宗、岳飞、秦桧、文天祥等重要人物，并对民间传说中的杨家将、包拯、狸猫换太子等进行了历史的阐述。

國策貿易戰爭-北宋與遼夏關係研究－論文類，ISBN：9789577394125，作者：廖隆盛

本书以北宋东京的具体时空为依托，立足于朝堂之外，探讨士人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交游活动及其与都市空间的互动。本书围绕地方士人融入东京社会这一主线，选择拜谒、走访、宴饮、雅集、送别等五种最有代表性的交游，并联系这些活动所依存的朝廷制度、社会习俗等历史背景，分析各种人际关系的生成与维系。本书的讨论虽也涉及名公巨卿、达官显贵，但研究角度则是从宏大叙事到日常取向的转变，重点关注士人群体在朝堂之外的那些以往不被重视的生活内容，以期对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士人社会的诸多现象获得更为丰富、立体而深刻的认识。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北宋与南宋之间，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型，即从外向的汉唐文化转向内向的宋明文化。对这个转型，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诠释，美国宋史研究学者刘子健教授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中，对转型的诸多问题作了新的诠释。首先，关于两宋之际文化转型的性质。美国早期汉学家曾普遍把宋代中国成为“近代初期”，其根据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市民文化繁荣、手工业发展、贸易发达、纸币出现、文官制度成熟等。但作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形同而实异，那些被描述为近代化的东西不仅没有导出近代化，而且新的意识形态——新儒家文化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成为后期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只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新变化，这本身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其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据。作者对两宋文化的转型不满足于仅作思想史、文化史的分析，而是从历史变化的层面寻找其根本原因。他认为，两宋文化转型的基本原因是专制权力的扩张与强化，而这种扩张和强化是通过君相关系的一系列变化来实现的。在北宋及以前，君主专制往往通过被称为股肱大臣的宰相团队来实现，但是，这种情形在南宋高宗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女真人的入侵面前，主降派首领秦桧把另一位宰相赵鼎搞下台，而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宰相，由他一人向高宗负责。这样，君主的权力空前膨胀，体制上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约束。从此，知识分子意识到，政治必须从影响君主开始，其余皆为其次。所以，新儒家的泰斗朱熹对皇帝强调“格物”以“致知”，进而达到“正心”、“诚意”。既然君主绝对专制的局面已经形成，君主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就决定一切，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就只有让君主皈依儒家学说“内圣”的一面。这样，中国的文化逐步转向内向。 再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影响。新儒学原本是少数知识分子挣扎和奋斗的产物，它经历了争论、被宣布为异端、最终上升为国家正统思想意识的过程。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新儒家的胜利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由于新儒家从“外王”转向了“内圣”，造成了他们对现实的隔膜与生疏，“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真实写照。伴随着这种变化，在宋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是，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这些导致中国政治文化长期处于稳定与停滞状态。也正因如此，起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成了一股文化解放思潮，在主流文化的压抑之下艰难地发展着，以致早期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都要上溯顾（炎武）、黄（宗羲）。 由于刘子健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诠释两宋文化的转型，对发生这种转型的内在文化理路较少顾及，宋代民族矛盾导致文化的巨大顿挫也是构成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北宋以儒治国，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北宋被异族逐出中原、皇帝被异族所掳、割地输银的惨酷现实不能不在儒士心理上发生巨大震撼，对所信奉的儒家文化作出深刻的反省，其结果走向内向。 这点与该书结合起来看，对两宋文化的转型就会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刘子健认为不是专制政体而是新儒家提供的改变社会的方式——个人的道德修养构成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改变了惯常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叙事方式，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王保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