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清末民初政治激变下众声喧哗的思想现场 聚焦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背后复杂的历史成因 走进儒学转型过程中知识精英曲折的内心世界 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孔批儒思潮是近百年学术界最为聚讼纷纭的问题之一。本书从戊戌以降儒教自身新生转进的历史视角观察新文化反孔批儒思潮的兴起与展开，基于 全新的材料及问题意识，重建了儒教传统的转型与新文化形成之间的历史关联。康有为、章太炎分别是近代孔教运动的领导者和批儒思潮的发动 人。他们彼此间、他们与新文化人的思想对话揭示出反孔批儒的多层次历史动力。明治日本将儒学忠孝伦理纳入"国体论"，并从台湾开始侵占中国；受此触动，近代儒教形成了批判性的自我认知，新文化批儒有持续的跨文化背景。面临基督教的挑战，儒教正信与异端之争急剧裂变，内部的废淫、排异使新文化的反孔教拥有了来自传统的知识支撑。孔教曾经是帝制社会国家意识形态，它试图迎接近代国民思潮进行制度建设，但却在民初政治纷争中被新文化人视作奴隶的道德，而没有跨越其现代转型的最大屏障。随着1920年代知识话语的代际转换，戊戌前后为人津津乐道的康有为孔教思想逐渐隐没。

精心修订 增补四万余字上海传奇 精装面世 添加二十多帧建筑影像 这是上海作家王唯铭的又一部有关上海历史与上海建筑文化的专著。全书采取双线结构，于1918年流亡来到上海的拉斯洛·邬达克，在将近百年前的上海天空下，与同时代的中西方建筑师们并行不悖地前行，他们有各自轨道，也有各自命运，而在他们设计的种种建筑的宏伟体量、壮丽风格背后，不仅有 着上海租界的一路演进过程，还能够找到上海之所以是上海的那个城市密码。在这个意义上，邬达克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中西方建筑设计师们，超前地回答了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后来的一个提问：为什么上海是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作为“上海往事三部曲”之一的《与邬达克同时代》，是王唯铭最新的建筑文化专著，反映了他近年来对上海建筑文化的再感受和再体会，也是他对租界这个特殊空间的新经验、新读解。 匈牙利驻上海总领事 施密特•帕尔： 一直以来，建筑大师们渴望为儿女及孙辈们创造美，希望后代能体会他们所居 住建筑的美，并赋予建筑生命。邬达克同样如此，他为上海人设计了住宅、电影院、教堂、医院和饭店，因此上海人一直为他感到自豪。 在进入成熟期的上海，邬达克建筑被赋予新的意义，即文化的延续，或换言之，文化遗产。作为匈牙利人，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因为我们同胞的作品也使得我们成为上海丰富文化底蕴的一部分。 邬达克之于上海，是20世纪城市文化风貌转折的一杆帆影。建筑的背后，是美学，更是时代潮流变迁的桅杆。在这本书中，作家王唯铭生动而饱满的笔触，就像一把犀利的美工刀，轻轻剔除遮蔽真相的岁月尘埃，还原出邬达克以及其他西方建筑设计师们勾画的历史线条与风情，让百年租界建筑这一段对于上海来说风格独特的人文景观，亲切并且完整地重现在我们的视野里。 ——学者、作家 陈保平 王唯铭这本书从文学的角度，架起了建筑学与公众的一座桥梁，而邬达克在上海建筑实践的二十多年则仿佛上海近代建筑发展的一个缩影，其凸显的文化价值值得引起关注。 ——建筑家 汪孝安 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遗产，无论是外观形态，还是精神气质，都和从1843年到1949年间的“华洋杂居”格局息息相关。百年筑城，上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种族对立，互相侵凌。相反，华洋人士之间既有竞争，更是合作，他们共建“魔都”，一起成为“上海人”。那是上海的大时代，算得上是真“海派”。王唯铭笔下的匈牙利人建筑师邬达克，带我们闪回那个“黄金时代”，也提醒大家老上海消失了的是什么。 ——历史学家 李天纲

《蒋维乔日记》全套共30册，影印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蒋维乔全部日记。日记始于光绪丙申年（1896）九月初二，止于1958年2月29日，共计63年，反映了自晚清至20世纪50年代末的政治、文化以及蒋维乔个人的治学、交往与游历，保留了这段时期文化界、教育界及佛教界的大量珍贵史料。

迎神赛会是一种重要的民间信仰仪式，即在每年特定的节期中，民间庙宇内的神明被抬出在一定的社区区域内巡行。本书利用了大量地方志、档案资料和《申报》报道，从历史社会学和市民社会理论的角度切入，研究了民国时期上海地区迎神赛会的情况；并着重分析了城隍庙三巡会、浦东赛会与江湾镇东岳庙赛会等典型案例中的组织、人员、财政状况及其引发的冲突。本书填补了江南民间信仰研究的一个空白，并对中国宗教研究方法与范畴进行了系统反思。

1840年发生的中英战争，激活了自明代开始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之间的历史积怨，而鸦片走私更具有内外勾结的特征。于是，战争开始后，从朝廷到疆吏不断渲染汉奸勾引导致天朝战败，从而造成大范围的汉奸恐慌。防范汉奸成为战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汉奸恐慌之下，战时民众动员陷入困境，战后中外条约谈判也围绕沿海边缘社会建构展开角力。而随着沿海边缘社会兴起，其身份澄清和身份认同也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鸦片战争时期汉奸恐慌背后反映出自明清开始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之间结构性缺陷，这一问题在晚清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显现和放大，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关系的重建成为晚清时期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

The Qing dynasty was China’s last, and it created an empire of unprecedented size and prosperity. However in 1911 the empire collapsed within a few short months, and China embarked on a revolutionary course that lasted through mos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1911 Revolution ended two millennia of imperial rule and established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early republic fuelled further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each intended to be more thoroughgoing than the last, from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to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and finall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he centenary of the 1911 Revolution, Chinese scholars debated the caus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empire’s collapse, and this book presents twelv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Sun Yat-sen’s relatively weak and divided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s much previous scholarship has, these studies examine the internal dynamics of political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The chapters reveal how reforms in education, army organization, and constitutional rule created new social forces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that undermined dynastic legitimacy within China and on its frontiers. Through detailed analyses, using new archival, memoir, diary, and newspaper sources, the authors cast new light on the sudden collapse of an empire that many thought was at last embarked on a road to reform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China: How the Empire Fell will be of huge interest to students and scholar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s well as those of contemporary China.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关于清末预备立宪问题的研究专著，首次从清政府的层面对预备立宪进行了全面系统而且深入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该选题已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以2012年日本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狭间直树在清华园为“梁启超纪念讲座”发表的系列讲演为基础整理而成。狭间直树教授在“东亚近代文明史”的宏阔视野下，以大量史料为基础，通过细致的文本比较分析，将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的经历和转变，尤其是与康有为的关系，明治日本对于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学术的影响，以及“二十一条”后梁启超对日态度的转变等议题，作以细致的呈现和剖析，力图揭示梁启超其人其思对于东亚近代文明形成和内部互动的意义。 依照“讲学社丛书”的体例，本书在讲稿之外增加了丛书总序、学者评议、印象记等内容，并收入作者讲演中涉及的曾发表过的三篇论文作为附录，另附有少量彩色插图。

中國面對「兩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傳統文化杖黄鹆藰O大的變化。在物質方面，食衣住行顯而易見，不言而喻；但論到精神層面，則大費周章，難以說清楚、講明白。拙作特意選擇「道德意識」作為分析的焦點，盼能略窺一二。 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旨在探索清末民初時期道德意識的轉化，前此所鋪陳思想的課題，均是為特殊脈絡所設計的對比背景，美其名則是「理念型態」（ideal type）的手法。職是之故，並非一部近世倫理學史。 本書的「下篇」，收入數篇延續性的文章，大多攸關孔廟文化的研究，尤其側重宗教性的議題。一方面，得以延伸之前實證研究的不足；另方面，則可萃取理論與方法的意涵，算是接續的工作。 「附錄」令收入兩篇訪問稿，均涉及儒教研究的議題，容可補充拙作未能盡意之處。

本书尝试着提出一个“儒学地域化”的解释体系，通过研究儒学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民间的思想资源这一复杂的过程，展示了不同的儒学形态对近代知识分子言行的影响，这项研究不是对个别思想家脉络的追踪，也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而是突破了以往近代史解释的日有框架，试图借用新的方法把思想史与社会史加以沟通，从而对一些旧有命题提出新解。“儒学地域化”体系的提出可能会引起讨论和争议，但本书在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方面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盛世才（1894-1970），东北辽宁开原县人，出身贫寒。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大学。1930年抱着建功边疆的“雄心大志”，来到荒漠边城迪化，从一名上校参谋做起，逐步执掌了新疆的军政大权，当了十一年的省主席和边防督办。 主政新疆期间，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他曾经与蒋介石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实行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驱走了英、日帝国主义在新疆的势力，依靠苏联和中共的力量，把新疆建成抗日大后方。待其羽翼渐丰后，他又标榜新疆是中国除国共两党外的第三政治集团，以保持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最后，因种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他一反过去的信仰，走上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独裁政府的道路。 这是一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造就的特殊历史人物。在这本20余万字的通俗读物中，读者可以读到一连串谜一般的故事：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新疆王，如何从上校军官的位置登上新疆的权力顶峰？如何由信仰马列主义，多次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支援延安抗日，与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突然调转枪口举起屠刀，杀害了孙潭秋、毛泽民等著名共产党人，向蒋介石献上了进见礼？如何借助苏的力量，打败政敌？如何利用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财政、民政、文化、教育、宣传、军事、税务、民众团体建设等方面嘉绩多多？如何运用特务和阴谋手段，多次炮制所谓“阴谋暴动案”将政敌一批批投入监狱或秘密杀害；在西安事变中，又是如何玩起了政治权术？在参拜了斯大林，成为一名特批的联共党员后，又如何与苏联方面闹翻、迫使苏联驻哈密的红八团和大批援新专家、顾问、技术人员相继回国？身为国民政府的封疆大吏，如何却久久不屑加入国民党，反而将国民党势力长期拒之于星星峡的大门之外。 就盛世才的家庭而言，也充满神秘：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共青团创始人之一俞秀松成了他的妹夫，但不久就被押往苏联，杳无音讯；他毕业于苏联红军大学的胞弟盛世骐在家中神秘死亡，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凶手是谁？ 如此等等。 围绕这些波谲云诡、千变万化的政治风云，书中再现了盛世才多疑多变的性格和多姿多彩的新疆风俗、民情，把读者引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域边陲的奇特境地……

《浮生手记》两卷，即是《我的一生》和《流亡》合辑，在1953年《我的一生》自序中，骆氏说：“我写我的一生，其目的并不是写我，而是借了我，写出我所处的时代背景。”“透过他细腻的描述，将一部中国近代史以家族史的方式呈现，”从一个家庭，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遭遇来窥看中国往事。对《我的一生》和《流亡》，骆氏曾多次修改，希望后者能作为“抗战史上的一种民间文献”流布。在他的那个年代，这只能是一个不可实现的“愿望”。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由作者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898～1928)》及其后补写的篇章合成，最早于1942年出版。此书不仅当时受到学界广泛赞誉，而且几十年来一直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必备参考书。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节节相逼而入，中国的政治格局由此大变。《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所述，起自鸦片战争，止于北伐战争，将这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变化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为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是列强入侵、新思想酝酿的时代；第二个段落为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这是革命势力不断发展、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时代；第三个段落为民国成立到北伐战争，这是革命势力与清残余的军阀势力斗争的时代。作者详细阐述了各个段落中国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及其影响。《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版本采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民国军阀档案:民国军阀那些事》精选民国时期掌控或左右中央政权，或在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鲜明特色与争议的军阀七人，参考大量原始资料，剥去尘封已久的历史面具，以大量客观事实，讲述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迹、崛起，以及最后结局，力求客观、公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民国乱世，枭雄辈出。他们大多崛起于草莽，在民国版图合纵连横。城头变幻大王旗，各领风骚三五年，制造了一桩桩称霸民国的“神话”，演绎了一件件封疆裂土的“事变”。

中英交往不仅仅发生在两个大国之间。这两个国家的贸易和往来还发生在大英帝国和英联邦这些更宏大的背景之下。本书根据作者在剑桥大学所作的演讲修改而成。在这部探讨中英关系的文笔优美、思想隽永的作品中，作者围绕着“战争”“贸易”“科学”及“治理”这四个词汇，阐述了中国和英语民族复杂、多彩、动态的交往关系，既审视两者交往的可能，同时又洞悉其限制，为读者展示了一幅既深远壮阔又细致入微的中西文明之间碰撞融合的历史画卷。

今年適逢故總統蔣中正先生逝世四十週年，國史館出版《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並於蔣中正逝世週年前夕舉辦新書發表會，以資紀念。 蔣中正的一生不啻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然而他的歷史地位，迄今仍難被持平而論。近年來由於新史料的開放與新議題的推陳出新，蔣中正的相關研究已有大幅進展，「蔣學」蔚為近現代史研究的新潮流。國史館出版《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實正當其時。 國史館所藏國家重要檔案文物以行憲後歷任總統副總統的文物為大宗，其中尤以蔣中正的史料最多且最為完整。國史館即以這批珍貴檔案及現有的傳記資料為基礎，並參考「蔣中正日記」等新史料及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編撰蔣中正從出生到逝世（1887-1975）的畢生年譜，勾勒其生平大事、揭示其治國理念、描繪其行動軌跡，還原其本來面貌。 過去的蔣中正年譜和傳記，或受到統治者或敵對者的意識形態、政治壓力與宣傳的影響，敘述立場多有偏頗，又因許多史料並未開放，難以一窺全貌，而且也鮮少能有記載其完整生平者。《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則正反史料並陳，立場不偏不倚，論述沒有忌諱，不製造偉人神話，並且引述許多最新公開的第一手珍貴史料，讓蔣中正還原成為一位客觀的歷史人物，完整呈現其真實的一生。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六十年的探索和创新，建立了完整学科体系，发展迅速、成就显著的一个历史分支学科。本书以概述与专题相结合的形式，对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历程和进展做了系统梳理，重点介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成就、有代表性的不同学术观点及其所持的主要根据，实事求是地评介了以往研究中的成败得失，酌情展望了未来前景。本书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前言 十多年前的1999年，我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研究》杂志主编期间，为纪念新中国诞生50周年，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能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研究工作中有所遵循和鉴戒，曾与黄春生、徐秀丽两位副主编商议以“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主题，于这年的第5期推出一期专刊。随即拟定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晚清政治史，以及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城市史、妇女史、青年运动史、工人运动史、中外关系史、中华民国史、中共党史等24个专题，约请内地一批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学术回顾文章，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以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并得到众多知名专家的支持。后因每期刊物的篇幅有限，无法一次容纳全部来稿，原定第5期的《近代史研究》仅刊发了其中16篇，其他8篇便与这16篇一起结集成《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交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 这期《近代史研究》和《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出版后，引起历史学界特别是青年学子的广泛关注。《近代史研究》出版后，不少读者致函编辑部要求邮购，有的高校历史系学生甚至人手一册地购买，使这期刊物成了多年来发行量最大的一期。《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初版于2000年4月，2002年7月出了第2版。2003年8月，或许因为这是新中国第一本较为系统介绍新中国的近代史研究概况的著作，又被国务院批准的高等教育211工程“十五”建设重点项目之一的“高校经典教材数字图书馆工程”列为入选书目，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制成电子图书，供100所“211工程”高校、400所有研究生培养任务的高校和1000所普通高校的师生网上阅读。2008年10、11月，我在台北访查史料期间，也听到多位台湾同行朋友谈起此书，说“这边也卖得很好”，问我“有无兴趣继续做下去”。看来，这书对人们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还是有所帮助的。这是我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乐于重操旧业，编辑这本《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2009）》的主要原因。 本书由《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修订、增补而成。除了由我将各专题统一改成章节体外，主要是在内容上增加了“概述”一章和各章1999年以后的研究概况，有的还写到了2012年。对于1999年之前的研究概况，有些章节也作了较大的修正和补充。而对研究概况的介绍则主要坚持了以下原则：一是由于本书篇幅有限，不能事无巨细，一一介绍研究者涉及的所有问题，因而只能重点介绍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在某一领域研究得相对集中、相对充分，而且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叙事详尽的研究成果。二是客观介绍研究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观点。对有分歧的问题，同时介绍各种不同的观点，力求避免只介绍，或多介绍自己赞同的观点和支持自己意见的观点，不介绍，或少介绍自己不赞同的和不支持自己意见的观点。三是对于某些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影响较为广泛的有代表性的观点，酌情介绍研究者所持的主要理由和关键性的事实根据。四是对以往研究中的成败得失和未来前景适当作些实事求是的评述和切实可行的展望。当然，凡事说来容易做来难，虽然尽可能如此做了，但在读者看来，很可能觉得实际并不尽如人意，那就只好恳祈多加曲谅了。 至于其他方面则一仍《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旧例，未作统一要求和改动。如在内容方面，保留了该书的23个专题，仅“教育史”一章，由于原作者王炳照先生已经故去，其他学者又不便续貂，只好忍痛割爱。在作者方面，绝大部分还是该书的原作者，唯“社会史”“北洋军阀史”“史学史”等少数几章，因多种原因或更换了作者，或增加了新的作者。在体例方面，本着尊重作者多元选择的原则，除了将每个专题改为一章外，各章的具体写作体例均未作统一处理：有的按问题性质分节，有的依时间为序分节；有的侧重于观点介绍，不加评论，有的观点介绍与评论并举；有的以介绍专著为主，有的以介绍论文为主，有的二者兼而不废，相对全面。在文字表述方面，有的以自我叙述为主，不多加引用，有的引用多于自我叙述；等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统一各章体例，我为一些没有拟定分节标题，仅以“一、二、三”之类的数字划分段落的篇章代拟了分节标题，并酌情调整了一些篇章的分节标题。为平衡章节间的字数，还对个别篇章作过一些删节，有的删节得较大；有的推倒重来，进行了整体改写；其他大多数则主要是对个别史实作修订和增补。这方面如有什么不妥，均与原作者无关，当由本人负责。不过，我也保留了个别篇章中就一部专书的整体要求来说，似不宜保留的部分稍显重复的内容，没有将其一并删去。这是因为：（1）当初设计篇章时，忽略了有些篇章存在部分史事重叠的现象，已难以绝对避免；（2）本书虽由24章组成一个整体，但各章又事实上单独成篇，须适当兼顾各章的独立性、完整性和内在逻辑性；（3）它们虽稍有重复，但各自重点不同，详略不一，可互为补充。此外，本书所介绍的研究概况，大多均直接来源于相关原始论著，且详细标明了出处，读者可径直查考。而涉及的人物又有限，记载也相对集中，因此，为节约篇幅，不再另列人名索引。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各位专家的热情赐稿，其次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慨允纳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大型丛书系列出版，第三还要感谢该社张小颐、刘志兵两位先生的指导，特别是刘志兵先生在文字简洁、注释规范、规制把握和编纂主要参考文献等方面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无奈我学识浅薄，能力有限，挂一漏万，甚至错落真知灼见之处，在所难免，竭诚欢迎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曾业英 2013年10月于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