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是宫崎市定精研《雍正朱批谕旨》的重要成果。本书分七章论述了雍正时期的若干关键问题，涉及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及雍正帝即位后翦除异己问题、苏努教案与政教关系问题、文字狱与华夷观念问题、以奏折制度为核心的密探政治与君臣关系问题等，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这位“近世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独裁君主”的统治状况，同时生动立体地勾画出雍正帝勤勉与好胜、辛辣暴躁却又充满人情味的人物形象。

作者以通俗流畅的文笔，介绍了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一生的主要事迹，生动地叙述了他们各不同的个性特征，特别是我国较少深入研究，一般读者还不十分了解的宋太宗其人，从他的政治活动、思想方法到个人的性格品质、兴趣爱好以及日常生活都作了详细而生动的叙述，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比较深 刻而完整的印象。全书围绕宋太祖与宋太宗的活动，勾画了五代至宋初历史发展的脉络，对一些人们颇感兴趣的历史故事作了生动的叙述与分析，对事情的真相进行了揭露和评论，既引人入胜，又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给人以启发和教育。适用：可供中国学者和广大读者以及日本学者参考阅读。（日）竺沙雅章：日本著名宋史研究专家，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方建新：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浙江省南宋研究中心副主任。

岩井茂树的《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一部分，即“财政结构的集中与分散”，是以清代的财政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明确了正额财政的集权构造，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正额财政之外又广泛存在着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以此认识为基础，考察两者之间存在的互补性，并分析了18～19世纪的变化过程。 第一章，首先概述了清代财政的基本情况，论述岁入和岁出的结构以及它们的发展倾向；其次，从宏观角度考察了17世纪中叶开始的经济变动，分析了财政收支情况与经济变动的关系。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在18世纪的100年间，尽管白银的购买力不断降低，导致了物价上升，但正额财政的实际规模却不断缩小。同时，由于州县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存留银”不断削减，而各种性质的“劝捐”﹑“摊捐”又层出不穷，导致地方官府财政日益窘迫。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地方政府扩大了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项目的范围和数量。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认为：在财政体系中实行“原额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的增大，并会造成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同时，作为当时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馈送”、“规礼”等官僚之间的私人赠送广泛存在。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和吏治的颓败使利害冲突更加激烈，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扩大，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倾覆。 第二章及第三章剖析了京饷、协饷和酌拨制度的建立与演变过程。清朝中前期，一直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正额财政制度。但在太平天国时期，随着酌拨制度的崩溃，开始摊派京饷与协饷，清朝财政呈现出分权化倾向。到19世纪后半叶，实际上确立了以各省总督、巡抚控制的省级财政为中心的地方财政体系。 在这种地方财政体系中，外销的经费占有核心地位。第四章重点讨论了外销不断扩大的过程，并说明了随着外销领域的扩大，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围绕着外销经费问题所产生的矛盾也不断扩大。光绪九年（1883），朝廷以支付京官津贴为名，要求各省将部分外销款项送交户部饭银处。中央政府与各省为此发生纠纷，山西巡抚张之洞力主保护各省权利。通过张之洞的议论，可以发现外销款项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正式的财政制度，没有“名分”。而且，在省级财政的外销款项之外，基层政府机构的经费仍然依靠各种附加税和非法捐税，官员中饱私囊的状况也一直存在。 《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二部分“徭役与财政之间”，具体地考察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在不同时代财政体系中的形态与演变过程，从新的视角来透视各个时代财政的历史特点，并在研究方法上展开新的探索。 第五章以15世纪中叶赋役改革中创建的均徭法作为具体考察的对象。在实行均徭法之前，杂役是在有负担能力的人户之中进行点佥，而均徭法则规定杂役由轮年应役的里甲各户承担。以往的研究认为均徭法推行的目的是完善里甲组织的税、役征收体制。但是，笔者认为，均徭法的具体应役方式并非以“赋役黄册”为依据，而是另造“均徭文册”或“龙头鼠尾册”等簿册进行派役。由此可知，均徭法是利用里甲组织来实现十甲各户轮流当役，而不是将每个甲作为一个单位进行派役。明代的里甲组织虽然承担税粮征收责任，但是，在征收正常财政开支以外的地方性事务经费和徭役的过程中，里甲组织并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去应付各种负担。 第六章探讨了里甲组织及里长的徭役负担问题。见（现）年里长承担很多职责，其核心是“催办钱粮”和“勾摄公事”。到现在为止，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者把“勾摄公事”解释为承担里内及官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并解决由此产生的费用问题。然而，从元代到清代，“勾摄公事”实际上是一种官吏用语，专指诉讼过程中拘唤被告﹑原告和人证等事务。这里的“公事”并非指里长承担的各种事务和费用。里长作为乡村基层组织的头目，要遵行官府的命令，承担“钱粮”和“刑名”之役。按照明初确立的财政制度，明代的上供物料和地方政府的“公费”等额外负担本来不由见年里长或十户甲首承担。然而，永乐年间以后，随着财政支出的膨胀，上供物料和“公费”等成为中央和地方官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这些额外的费用大大加重了里长的负担，超越了其支付能力。为了规避重役，有些人户采用诡寄和花分等手段，逃避里长之役，从而造成了“役困”问题。由此可知，明代所谓的徭役问题产生的根源实际上是由于正额之外的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也要由里长和没有优免特权的庶民承担而造成的。 第七章讨论一条鞭法在财政史上的意义。“一条鞭法”不仅统一了维持地方官府运作的各种徭役（四差），又在《赋役全书》等财政簿册中把这些费用作为定额列入地方存留。同时，原先的许多额外负担也被归入正额之内。一条鞭法推行的结果，削减并固定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经费，目的是杜绝地方政府利用徭役征收所具有的弹性来获取额外收入。17世纪中后期，随着军事开支的增大，财政日渐窘迫，并且一条鞭法以外的各种徭役名目则再一次扩大。 通过上述历史现象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财政的“原额主义”造成了地方官府财政经费不足，导致了正额之外的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与数量日益膨胀，而不断增加的额外负担又不均衡地加之于社会各阶层之间。这样的结构贯穿于明代的财政。清代财政和明代的财政虽然在岁入与岁出方式上有所不同，明代实行的是现物财政，而清代实行的则是银钱财政，同时，在有无法定差役制度这一点上也有所区别。但是，如果着眼于财政结构和原则，就会发现明清两代存在着共同的特点，即僵化的正额部分与具有很强伸缩性的额外部分形成互补关系。 本书的附篇则概括地说明了近代中国财政的基本情况。近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内战与外侮频仍，其财政制度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出现过“没有地方的中央财政”，也出现过以附加税作为原资的县财政，在附税征收过程中还出现过包税制。而厘金制度废除后，各种“苛捐杂税”又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问题，可以看成是清代以来财政体系的延续。

对于睡虎地秦简的研究，过去一直集中于法制史资料的分析，鲜有涉及秦统治下的社会形态的讨论。而本书从“法和习俗”这一社会史研究视角，对睡虎地秦简所见秦律与《日书》作了全新的解读。全书以统一六国过程中秦国与楚地基层社会的关系为焦点，通过对秦简所见秦国官制和日常社会生活中行神信仰等社会面貌的探讨，勾勒了秦国统治制度从最初受到基层社会习俗严重阻碍到逐步走向一元化的复杂转变过程。这一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无疑对推进睡虎地秦简等其他出土文献资料的全面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与切入点。

《六朝精神史研究》以六朝时期为中心，历史跨度纵贯汉唐，通过综合性和个案性的考察与研究，对中国中古思想史以及中古政治与学术和思想的表现之间的联系等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描绘。《六朝精神史研究》积著者近二十年之功，所论述的内容包括：六朝士大夫精神生活的总体风貌，从汉代走向六朝过程中的思想变迁，集中于六朝时期而围绕着何休范宁、范哗、沈约、颜之推、颜师古、葛洪、道宣、傅奕等极具特色和代表性的人物的著述及思想特点，还有汇集于这个时期的儒释道三家关系中的诸多问题和著名的论争等。《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六朝精神史研究》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二一世紀世界の天空に羽ばたく超大国中国。日本をしのぎ、アメリカに迫らんとする、眠りから覚めた東アジアの巨龍中国。その全体像を、現代中国を築きあげた二人の最高実力者毛沢東と鄧小平の対照的な国家プランを対比しながら描き出す。

宫廷政治的变与化 帝国落日中的光芒 东西方世界大博弈 她，到底是无能的帝国掌舵者，还是强力的权谋者？ 她，究竟推动了大清王朝的世界化，还是粉碎了中华帝国最初迎头赶上的机会？ 慈禧，抑或西太后，她一生的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这部日本学者关于西太后的传记，够新鲜，够深度，够有趣，它会给你答案…… 西太后在位期间与世界历史的转换期重合。世界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强大帝国中，除少数外都拥戴有鲜明个性的统治者。因此，一个时代常常只通过数人的“面孔”来表现。她，是清朝咸丰帝的妃子，生下了皇位继承人，咸丰帝死后执掌政权。西太后统治有四亿人口的大清帝国长达四十七年之久，这在世界历 史上是罕见的。她在位期间，是一个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激荡的时代。关于她统治中国的秘诀，本书想试着分析一下。 ——加藤徹

此书为“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丛刊”之一种。原为由佐竹靖彦等编纂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问题的丛书《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的第一卷，这次由中华书局出版其汉译本。本书中包含了佐竹靖彦、古贺登、松丸道雄等日本当代研究中国史问题的著名学者的论文十七篇，内容涵盖中国殷周秦汉时代的国制、法制、历法、水利、财政、兵制、文书、思想等各方面。是了解日本当代学者研究中国殷周秦汉史现状的重要论著。

本书旨在将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有关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著作介绍给中国学者。凡属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范畴的通史、专史、研究专著、专题论集或资料集，于我国内陆欧亚学界有重大参考价值者，均在收辑之列。学术性名著是入选本丛书的主要标准。

内藤湖南不仅是日本二十世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记者与公众舆论的“意见领袖”，而且也是当时日本具有权威的汉学家与历史学家。凭着记者的敏锐与历史学家的睿智，他不仅就时局提出了许多颇具预见性的观点，而且还提出了极富创见的中国宋代“近世说”；同时，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也提出了许多如今依然颇具争议性的观点。 美国著名学者傅佛果将他的这一双重身份界定为“公共事务评论家（publicist）”，并以此为前提考察了湖南的政治与学术思想的成长过程，从而既准确地描述了湖南关心时政的记者形象，也精彩地描绘了湖南热爱汉学的现代史学家风貌。 原著是第一本用英语写作的关于内藤湖南的正式研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是因为作者有着出色的日语能力。湖南的著作自不必说，他还解读了战前日本的报刊评论等诸多文献。即使对于今日的日本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也绝非易事。由于原著的出版，使得英语圈的人们不再觉得内藤湖南是一个要遥远的存在。 ——井上裕正（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 如果不具备扎实的汉学基础，以及有关日本思想史和历史学方面的学识，要完成本书这样的研究根本是不可能的。 ——Marius B. Jansen（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傅佛果先生著作等身，谓之欧美中国学界成果最多的学者，也不为过。写作本书时的他就像是一位高明而细心的外科医生，根据1970年代出版的十四卷《内藤湖南全集》和他自己努力收集的数十种全集未收报刊文章，对内藤思想的来龙去脉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一丝不苟，务求中肯和客观。其深厚的日中文化素养、谨严的学术态度和宽阔的比较视野曾受到多位书评者的肯定。 ——陶德民（东亚文化交涉学会首任会长）

日本学界在秦汉史和简牍学研究领域卓有影响的一部著作。作者以简牍为资料依据，深入剖析汉王朝的文书行政体系及运行机制，认为简牍这种书写材料成就了汉代的文书行政，而汉王朝集权帝制的确立与巩固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文书行政的贯彻实行。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和系统地向中国学术界介绍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成就的学术论著汉译选集，分十卷出版。本卷为通论卷，收入8篇论文，内容包括从古代传说、民族发展、南北文化以及历史时期划分等方面。

桑原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著名汉学家，据美国人佛格尔说，桑原在课堂上经常故意侮辱、讽刺中国人。我相信佛格尔所说不无根据。读一读《东洋史说苑》里的文章，如《中国人的文弱和保守》、《中国人的妥协性与猜疑心》等，你就不难察觉桑原对中国人的民族偏见。那么，为何我们现在还要读特意译他的书、读的书？我想理由有两条：一是桑原毕竟是一个有成就的汉学家，他学问精深；二是我们有必要了解那时候的日本学者对中国的印象。几十年过去了，这种印象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热心研究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对近现代的中国人却是不大瞧得起的。这种价值的分裂，值得我们深思。

本书作者尾形勇师出东洋学泰斗西岛定生门下，在中国秦汉史以及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家、国、臣、民、天子、皇帝、家人、国家、官家等一系列政治称谓的条分缕析和深入考证，揭示了中国古代帝制时期，究竟是依靠何种政治方式实现了较为稳定的管理和统治。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家与国家之间既紧密联系又严格区别的复杂关系。

对比于源自欧洲的概念“国家”、“帝国”等，作者择取中国古代所特有的词语“天下”作为关键概念，从“天下”的意识形态结构、“天下”的领域结构、天下观念与中国古典国制的成立以及与王权所在地都城相关的宫阙制度、祭天仪礼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描摹出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天下型国家”的历史样态。本书在日出版后，在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与日本古代史研究方面均产生了较大反响，对于青年研究者影响尤大。

本书是我随性写的中国史概说。写这样一本书是自我年轻时就有的愿望。1997年秋，我确定了一些学界公认古代史重点问题，每节课讲解一个。现在这些问题点毫无保留地反映在本书第1~9章的标题上。历史学是门究明事实的学问，读这类书可以习得某些史实知识。但正如从静冈县看到的富士山和从山梨县看到的不同一样，历史事实也会因叙述人的立场（立足点、观点、视点等）而呈现不同的面貌。我的愿望是写一部能够传达作者心情的史书。我重点考虑的是在看待中国历史时，哪些点是问题所在，哪些点又会因为我们的主观意志而被当作问题点。之所以给本书附上“问题史试探”的副标题，也就是想表达这层意思。 ——堀敏一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精)》(作者古川道雄)是一本以十六国北朝政治史为具体内容，而以隋唐帝国形成根据和历史本质为问题意识的实证之作，也是作者著称的“豪族共同体理论”由以提出并得以成立的奠基之作。对于这本成名之作，作者自称：“如果说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何自负之处的话，那便是密切注意民众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点。”《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精)》作者从十六国北朝寻觅隋唐帝国的原始形态和形成动力，指出国家与民众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相互依存的一面，“没有民众的积极作用，隋唐帝国便不可能出现”。作者深入到六朝隋唐社会的内部和基层，把摸这一时代的精神脉搏，揭示出从纷乱的十六国发展到强盛的隋唐帝国的历史内在逻辑，突破了战后日本中国史学界强调世界史基本规律而忽视中国历史特色的研究范式，标志着一种新的中国中古史阐释体系的成立。

这本《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是2003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文同名书的中译本。译者刘恒武曾留学于日本佛教大学研究生院，同时作为班员参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我主持的研究班，在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刘君付出了诸多辛劳。 　　承蒙刘恒武君和人民出版社的精心安排以及宁波大学科研基金的支持，本书中文版得以顺利付梓，我作为作者觉得十分欣喜，感谢之意无以言表。希望拙著可以让中国研究者更多地了解日本的简牍研究，从而促进这一领域的发展。刘恒武君在日语方面精研日久，贴切完美地译出了笔者日文原稿的笔调和文风。我已仔细阅读了译稿，并与刘君反复交换过意见，应该说，这部译稿已经打磨得相当成熟。刘君不仅是本书的译者，亦是本书的评论者。 　　在本书出版之际，有不少的感慨，虽系一已的所思所想，却想在此抒表出来，作为本书的收尾。 　　在二十五年前的1981年，我作为进修生远赴陕西西安的西北大学留学。当时年纪不过二十七八岁，同学当中有黄留珠、王维坤、张廷皓、周天游和余华清等人，现在诸位都已各成一家，在中国学术界担负着不同的重任。虽然当年我们不过是一群书生意气的学子，却彼此相约，希望携手致力于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

人们心目中的古代开封，一般都来自《东京繁华录》和《清明上河图》所反映出的景况；而较真实记录开封的《东京记》和《汴都志》，现均已亡佚。本书搜集大量史料，作者历经实地考察二十年，详尽地论述了北宋开封的城市构造和城市社会的演变，当时的城市景观、军营变迁与人口变化，治安制度与居民生活，皇宫的修筑和皇帝的行幸等等。论文观点平实中允，叙述细致绵密，内容翔实可信。可资宋史研究者，以及社会学研究者和城市规划建设者等参考。文史爱好者和广大社会读者，可以从此书获知：《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并不是当时开封的全貌和真实景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