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讨论工业革命前五个世纪英格兰社会的性质，以及英格兰与欧洲其余国家的关键差异。作者依据他本人对英格兰若干教区的详细研究、其他学者的各种地方性专题研究、历史人物的日记、法学文献、外国的史料，检讨了马克思、韦伯、麦考莱及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基于英格兰案例而提出的社会变迁的大框架。作者陈述了一种意见：对于英格兰的历史，一直存在着一种根本误读，并由此而影响了对于英国和美国现代社会的理解，也影响了关于工业化前提的当前理论。

作者亲身经历了俾斯麦的统一，第二帝国的强盛及其经济的和工人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虎的残破和分裂，是少数见证了整整一个世纪德国历史的历史学家之一。作者早年是德国历史学派大师的德罗伊森的入室弟子，出入这个学派多年。是当代德国历史主义的首席代言人。 作者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是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之一，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史学界最令人瞩目的人物，是少数见证了整整一个世界德国历史的史学家之一。

本书作者从一个教师的角度出发，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主要政治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据原著第10版译出。

本书的基本论点是，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本书这个论点可以追溯到1919-1920年冬天。它的基本大纲完成于1935年前后；1936年 1月或2月，它作为一篇题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论文在布鲁塞尔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勃朗塔尔家中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议上第一次宣读过。在这次会议上，我以前的一位学生对那次讨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叫卡尔·希尔弗丁，不久他就成为盖世太保和第三帝国历史决定论迷信的牺牲品。出席者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其后不久，我在伦敦经济学院F.A.冯·哈耶克教授的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类似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发表耽误了好些年，因为我投稿的那家哲学期刊拒绝接受我的稿子。第一次分三部分发表于《经济学》N·S．1944年第11卷，第42、43期，1945年第12卷，第46期，自从那时以来，意大利文译本（米兰，1954年）和法文译本（巴黎，1956年）相继以书籍形式问世。本版的正文已作了修改，并有若干补充。

本书选取百年中国历史中一页似乎久已被人遗忘的篇章——《清帝逊位诏书》，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挖掘了其中仍然富有生命的机理。作者认为，在走向共和的古今大变局中，现代中国的立国基础不单纯是辛亥革命那种激进主义立宪精神。它的另一个精神基础体现在《清帝逊位诏书》之中。逊位诏书虽不是一个形式完备的宪法文本，但它总结和承载了晚清以来若干次或被动或主动的改良立宪运动，有效节制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潮流，弥合了革命造成的历史裂痕。可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共同构成和发挥了现代民国的宪法精神。 本书从五个方面论证了《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意义。第一，它对冲、稀释乃或阻止了南方政权的种族革命激情，避免了类似法国革命的趋势。第二，通过清帝逊位，传统王朝屈辱而又光荣地把王权交给了一个立宪共和政体，整个改变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结构。第三，清帝逊位的优待条件不仅仅是一项政治赎买，更是一个建国契约，它对复辟帝制构成某种制约。第四，逊位诏书确立了中华民国的两个主题，一个是建立共和政体，一个是人民制宪，实现“五族共和”。第五，天命流转问题，逊位诏书隐含着承认人民主权是中华民国的新天命。基于此，作者认为，作为现代中国——中华民国宪制的一个重要构成，《清帝逊位诏书》不啻为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2000年先后分九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六十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2004年底出版至四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前苏共高层是怎样剖析苏联历史和苏联历届领导人的？俄罗斯自十月革命以来的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直至叶利钦和普京时期各有什么不为我们所知的历史另一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苏共高层亲历者看来是什么样的？前苏共中央领导人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现状又是如何看待的？相信本书——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宣传部长、戈尔巴乔夫的战友、“改革设计师”、“公开性之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绝唱”——《暮霭》将会给您答复。

本书问世于1864年(同治三年、太平天国十四年)，在这一年里，有好几位后来一度影响学问思想界的大人物出世，比如，德国的韦伯、英国的霍布豪斯、西班牙的乌纳穆诺以及后来成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之一的席勒。这些人物无不表明，那个时候，欧洲的学术思想正前浪推后浪地向现代化迈进，与现代“学术规范”接轨。 而本书却似乎不合时宜地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宗法”制度，全书共分五卷，前三卷依“信仰”—“家庭”—“城邦”的顺序论述古代的城邦政制，从而表明，古代的城邦政制基于宗教信仰和家族制度；第四卷论述古代的“平民革命”，第五卷论述古代城邦制度的消失。

这部通俗的历史叙述篇幅不长，但它却涵盖了君主政体的缘起与兴衰、王权与民众及教廷的关联；皇室权威的缘由、王权之间的勾结与明争暗斗、君主权力的膨胀和式微以及近代君主立宪制的出现等内容。作者以优美的文字、翔实丰富的资料证明，君主制是早期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漫长而古老的统治形式，其初期的表现形式基本是一致的，它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共存关系中的一种十分重要的体制；它根植于宗教仪式、君主的神性本质及君权神授的理念。而由于种种外在的和内部的原因，特别是不同国家的文化、宗教背景的异同，若干重要政治人物及宗教人物的作用，该制度的理论在不同的国度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这一政治制度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它已经开始并将继续淡出历史舞台。

牛津大学芬纳教授的《统治史》共三卷三十四章，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社会学极有影响的一部巨著。它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为核心，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 第一卷思考了“宫殿式”、“论坛式”以及两者相结合的变种等政治类型，述及了世界文明中最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埃及、亚述和波斯、汉朝和罗马，也解释了其中的例外，即犹太人的王国、希腊人的城邦和罗马共和国。 第二卷讲述了中世纪的历史，作者考察了拜占庭帝国和哈里发国家，唐朝与明朝的演变，封建欧洲的特点，共和制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之被选择，代议制的兴起以及最后整个欧洲典型的国家建制的诞生。 第三卷里，作者以德川家康的日本开始了帝国、君主国和现代国家的讨论，并回顾了清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尔帝国的历史，然后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最后，集中讨论影响当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工业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全书最后提出了“通往现代政府之路”的概要观点。这部巨著精彩的描述和分析带领读者走过了一次穿越时空的长途旅行——从古老文明的起源一步步来到躁动不安的现代社会。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颇有似于20世纪初俄国的十月革命，几乎迫使当时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站在它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第二年柏克晚年的压卷大作《法国革命论》随即问世，书中以充满了激情而又酣畅淋漓的文笔，猛烈地攻击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

本书是以西方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家和历史为主题，加以活泼流畅的阐释。它是一部简介和写法都不同的政治思想史，上起古希腊，中经近代国家的演变，美国的启蒙运动，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自由主义的各种反动，一应俱全，蔚为大观。它激荡着思想的声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使读者在思考挑战的刺激中，洋溢着捧卷玩味的乐趣。 此书在国外出版后，得到学术界与文化界的共同推荐，广大读者如获至宝、交相赞誉，立即登上畅销书排行榜。

卢梭首先继承了中世纪救赎传统，并努力把这一传统传递给近代社会。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坚持世俗理性的启蒙运动发生根本性的分歧。卢梭是一个颠覆性的二传手。他传出的是一个爆炸性的烈球。他的颠覆对象并不是彼岸天国，那一天国已随上帝远去。他要颠覆的对象，是此岸文明结构——从世俗生活一直到政治王国。他的理论包装是历史复古主义的悲观色彩，其内里的填料却是一种可燃可爆的道德理想主义：重建道德共同体，重建世俗社会。政治结构、文明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说，卢梭理论是一种早产的解构主义，社会政治上的解构主义。因此，它一旦落地引爆，就不仅仅是一场英美式的政治革命。它要把政治革命延伸为社会革命，把社会革命延伸为道德革命，把一次革命引申为不断革命、继续革命、再生性革命。用罗伯斯庇尔的话来说，那一场革命不仅仅是一场国内战争，也是一场国际战争，更兼一场宗教战争。

《国际学术前沿观察：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是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此书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曾连续登上各类畅销书排行榜，被先后译为20余种文字。1989年夏，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此论一出，在东西方学界掀起轩然大波，批评、拥护之声此起彼伏，很快形成了一股弥漫全球的“终结热”。几年后，在吸收并研究各种反馈意见和学术观点后，福山在前文基础上，撰写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年）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他出生于德国哈茨山巴的布兰肯堡，曾就读于哈雷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青年时代除了研究历史和艺术之外，他还对数学和博物学有浓厚的兴趣，所有这些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奇特的风格。1904年，斯宾格勒在哈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因健康原因未能被征召入伍。在这期间，他隐居在慕尼黑的一所贫民窟里，在烛光下完成了《西方的没落》一书。此书的出版给斯宾格勒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许多大学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邀请他执掌教席，可都被他拒绝。此后他一直过着一种近乎于隐居的生活，以历史研究和政论写作自适。1936年5月8日凌晨，斯宾格勒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他的妹妹们将其埋葬，但未举行任何的吊唁形式。斯宾格勒一生写下大量著作，其中重要的有：《普鲁士人民和社会主义》、《悲观主义》、《德国青年的政治义务》、《德国的重建》、《人和技术》等。《西方的没落》是斯宾格勒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出版于1918年，第二卷出版于1922年。此书，尤其是第二卷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欢迎，也引起了读者和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它激烈的言辞、精辟的理论和独特的方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一般公众或有关学者争论的热点。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以生物生长过程的观念进行历史研究，把世界历史分成八个完全发展的文化，细致考察其各个时期的不同现象，揭示其共同具有的产生、发展、衰亡及其毁灭的过程。斯宾格勒对文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革新，他对每一种文化的现象采取“观相式”的直觉把握，以某些基本象征来揭示这种文化的全貌，他称之为“文化的形态学”。《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主要目的不是复述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要掌握事实的真相，以便更好地应付将来。斯宾格勒说，大多数文化都经历了一个生命的周期，西方文化也不例外。西方已经走过了文化的创造阶段，正通过反省物质享受而迈向无可挽回的没落。历史学家不仅要重建过去，更重要的是预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西方历史尚未完结的各阶段的思想方式、时间长短、节奏、意义和结果”。正因为如此，《西方的没落》也被很多人称为一部未来之书，而斯宾格勒也被称为“西方历史的先知”。《西方的没落》具有很大有魅力，这一方面来源于它思想的独特和深刻，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其行文的丰富多彩。斯宾格勒文笔栩栩如生，他善于取譬设喻，善于描绘历史人物的性格，并以此衬托出某个时代的突出特征。其叙事、议论，都收放自如，缓急适度，而节奏适宜，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读《西方的没落》，即使不同意斯宾格勒的思想，也不得不折服于他的文体。 《西方的没落》是一部深刻、丰富的书，它不仅包含着对历史深刻的洞见，而且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思想上也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在现代西方产生了复杂、广泛的影响。

* 古典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古代世界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完整记录与分析。 * 西方古典文明研究学者徐松岩教授全新翻译详注本 * 新增注释1500余条，校订正文近2000处。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西方史学巨著，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倾注毕生心力写就巨著。全书按编年体记事，共8卷。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修昔底德详细地记录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事件，并分析了这场战争的原因和背景。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从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前404年，期间双方曾几度停战，最终斯巴达获得胜利。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古典时代，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强烈地改变了希腊的国家。几乎所有希腊的城邦参加了这场战争，其战场几乎涉及了当时整个希腊世界。在现代研究中也有人称这场战争为“古代世界大战”，可以说这场战争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这场战争不但对古代希腊而且对历史学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其本身也是第一次被科学地、历史学地记录下来的史实。修昔底德的记录到前411年冬中止。修昔底德之后，色诺芬在他的《希腊史》中延续了修昔底德的工作，记录了前411年后的事件。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体现了修昔底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史学方法，他把当时希腊哲学家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为后世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此外，修昔底德这种以年代为主线的历史叙事体的编撰体例，以及注重军事和政治的撰史传统，对后世欧美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书为西方古典文明研究学者徐松岩教授所译新版。他为翻译本书倾力十二载，钻研了近三十年来有关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大量研究成果。此次新版，增加注释1500余条，校对正文近2000处，成为汇聚英语世界研究精华的上佳译本。 修昔底德是历史学家中最为优秀者，而且他已被传统观念视为历史研究的标准。 ——狄奥尼修斯 修昔底德的著作达到了历史写作才能的顶点。——托马斯•霍布斯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大卫•休谟

本书收录了以赛亚•伯林关于苏联的一些从未发表过的文章。既有对二战后他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等苏联作家的几次著名会晤的记叙，也有他呈交给英国外交部的关于斯大林统治下苏联艺术状况的公文；既有对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肖像描绘，也有他访问苏联后对苏俄文化的印象速写等等。以赛亚•伯林从身世与文化上都与俄国有着直接的渊源，对俄国知识阶层有深刻的同情与了解，本书为我们了解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文化生活一般状况，以及知识分子的遭遇与命运，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 导读推荐： 我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和谈话；对他们简直无法形容的生活和工作处境以及他们所遭受到的对待的认识；还有我得以和他们两人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甚至是友谊，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并根本改变了我的观念。当我在出版物上看到他们的名字，或听别人提到他们的时候，我会生动地回忆起他们脸上的表情、举止和他们说过的话。直到今天，当我读他们的作品时，仍然能够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 ——《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交谈》 俄罗斯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他们获得自由，说不准他们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而感到自豪。 ——《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

对目前联邦政府的无能有了无可置疑的经验以后，要请你们为美利坚合众国慎重考虑一部新的宪法。这个问题本身就能说明它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后果涉及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以及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的命运。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果这句话不无道理，那末我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当做是应该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刻；由此看来，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这个想法会在爱国心的动机之外又增加关怀人类的动机，以提高所有思虑周到的善良人士对这事件的关切心情。 如果我们的选择取决于对我们真正利益的明智估计，而不受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事实的迷惑和影响，那就万分幸运了。但这件事情与其说是可以认真预期，还不如说是只能热切希望而已。提供给我们审议的那个计划，要影响太多的私人利益，要改革太多的地方机构，因此在讨论中必然会涉及与计划的是非曲直无关的各种事物，并且激起对寻求真理不利的观点、情感和偏见。 在新宪法必然会碰到的最大障碍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下列情况：每一州都有某一类的人，他们的明显利益在于反对一切变化，因为那些变化有可能减少他们在州政府中所任职位的权力、待遇和地位；另外还有一类人，他们出于不正常的野心，或者希望趁国家混乱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或者认为，对他们来说在国家分为几个部分邦联政府的情况下，要比联合在一起有更多向上爬的机会。 然而，对于有这种性格的人，我并不打算详述我的意见。我清楚知道，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将哪一路人的反对（仅仅因为他们所处地位会使他们可疑）都归结于利益或野心，不是实事求是的。天公地道，我们必须承认，即使那样的人也会为正当目的所驱使。无庸置疑，对于已经表示或今后可能表示的反对，大多数的出发点即使不值得敬佩，至少也无可厚非，这是先入为主的嫉妒和恐惧所造成的正常的思想错误。使判断产生错误偏向的原因的确很多，并且也很有力量，以致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聪明而善良的人们，在对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既有站在正确的一边，也有站在错误的一边。这一情况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给那些在任何争论中非常自以为是的人提供一个遇事实行节制的教训。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理由，是从以下考虑得来的：我们往往不能肯定，那些拥护真理的人在原理上受到的影响是否比他们的对立面更为纯洁。野心、贪婪、私仇、党派的对立，以及其他许多比这些更不值得称赞的动机，不仅容易对反对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也容易对支持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假使连这些实行节制的动机都不存在，那么再也没有比各种政党一向具有的不能容忍的精神更不明智了。因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宗，是同样荒谬的。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 然而，无论这些意见被认为是多么确凿有理，我们已有充分征兆可以预测，在这次讨论中，将会发生和以前讨论一切重大国家问题时相同的情况。忿怒和恶意的激情会象洪流似的奔放。从对立党派的行为判断，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会共同希望表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而且用慷慨激昂的高声演说和尖酸苛薄的谩骂来增加皈依者的人数。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会被诬蔑为出于爱好专制权力，反对自由原则。对人民权利的威胁过于谨慎的防范——这通常是理智上的过错，而不是感情上的过错——却被说成只是托词和诡计，是牺牲公益沽名钓誉的陈腐钓饵。一方面，人们会忘记，妒忌通常伴随着爱情，自由的崇高热情容易受到狭隘的怀疑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同样会忘记，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想正确而精明地判断，它们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危险的野心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历史会教导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 同胞们，在以上的论述中，我已注意到使你们对来自任何方面的用没有事实根据的印象来影响你们在极为迫切的福利问题上作出决定的一切企图，加以提防。毫无疑问，你们同时可以从我在以上论述的总的看法中发现，它们对新宪法并无敌意。是的，同胞们，我承认我对新宪法慎重考虑以后，明确认为你们接受它是有好处的。我相信，这是你们争取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最可靠的方法。我不必故作有所保留。当我已经决定以后，我不会用审慎的姿态来讨好你们。我向你们坦率承认我的信仰，而且直率地向你们申述这些信仰所根据的理由。我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不屑于含糊其辞，可是对这个题目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至少这些论点是按照无损于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 我打算在一系列的论文中讨论下列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联邦对你们政治繁荣的裨益，目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持联邦，为了维持一个至少需要同所建议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新宪法与共和政体真正原则的一致，新宪法与你们的州宪是相类似的，以及，通过新宪法对维持那种政府、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 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我将要尽力给可能出现、并且可能引起你们注意的所有反对意见提出满意的答复。 也许有人认为，论证联邦的裨益是多余的，这个论点无疑地已为各州大部分人民铭记在心，可以设想，不致有人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听到在反对新宪法的私人圈子里的私下议论说：对任何一般性制度来说，十三个州的范围过于广阔，我们必须依靠把整体分为不同部分的独立邦联：这种说法很可能会逐渐传开，直到有足够的赞成者，同意公开承认为止。对于能够高瞻远瞩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要末接受新宪法，要末分裂联邦。因此首先分析联邦的裨益以及由于联邦分裂各州会暴露出来的必然弊病和可能的危险，是有用的。因此这点将成为我下一篇论文的题目。

本书是西方“史学之祖” 希罗多德撰写的西方第一部历史学巨著。作者以希腊人和异族人的相互关系为主线，’叙述了吕底亚、米底、巴比伦、埃及、波斯、印度、斯基泰亚、利比亚以及希腊爱琴海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历史往事、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接着集中记述古代“世界大战”的经过，从战端初启，经过马拉松战役、萨拉米斯海战，直至普拉提亚之战和米卡列之战的结束。 希罗多德是一位故事大师，《历史》内容广博、丰赡，文笔简练、优美，富有韵致，生动地展示了古代众多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相互关系和生活图景，保存了大量的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以及地质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珍贵资料，俨如一部关于古代世界的“通志”和“百科全书”。 译序 第一卷 克丽奥 第二卷 优特尔佩 第三卷 塔莉亚 第四卷 麦尔波门涅 第五卷 特尔普西科瑞 第六卷 爱拉托 第七卷 波琳尼娅 第八卷 乌拉尼娅 第九卷 卡利奥佩 希腊及近东历史综合年表 要目索引 译后记 地图目录 一、巴比伦城 二、波斯帝国 三、斯基泰亚 四、希罗多德笔下的非洲 五、爱琴海地区 六、马拉松战役 七、德摩比利(温泉关)之战 八、萨拉米斯之战 九、普拉提亚之战 -------------------------------------------------------------------------------- 后记 本书译者在即将完成译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①的时候，又接到了译注希罗多德《历史》的任务。时光如梭，寒暑三易。这期间，译者在缙云山麓、嘉陵江畔的小屋里，日夜兼程、专心致志地从事着这项艰苦而富有意义的工作。如今我终于忐忑不安地呈上了这份答卷，敬祈海内外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希罗多德自古罗马时代就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祖”，他的著作是西学名著之一，对于研究古代亚细亚特别是西亚、北非、希腊以及东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文明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千多年来，后世学界对于希氏的学术成就一直争议不断，对其评价分歧颇多。希罗多德有生活在西亚、生活在波斯帝国境内甚至是作为波斯帝国臣民的背景；而他又是一位敢于独立思考、勇于提出见解并且是极富探索精神的学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导致后世某些西方学者对他持有偏见的重要原因。 译者近20年来一直致力于希腊历史文化的学习、思考和研究，也发表过40余篇相关的论文，数年前也主持译注了修昔底德的著作。然而，这些艰苦的工作非但没有使我退缩，相反，它一方面更加激起我探索希腊文明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增添了几分把希腊的文明成果和正确知识介绍给中文读者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对于博大精深的古希腊文明，译者虽然做过一些思考和研究，但是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初学者。因此，译者目前的基本想法依然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把有关希罗多德著作的正确知识，介绍给广大的中文读者。 近代以来，国际古典学者对于希罗多德著作做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出版过许多精深的研究成果。关于希罗多德著作的西文译本、注释本以及相关论著难以胜数。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除了参考了《劳易卜古典丛书》希腊文版以外，还参考了以下著作。 中国学者对于希罗多德其人其著的译介工作始于19世纪末。新中国建国以后，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由王以铸先生翻译的全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2005年第9次印刷)，2005年版重印本除了把原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以外，译文的正文和1959年版只字不差，因而可以说，这个译本依然完全保持20世纪50年代的原貌。正如王以铸先生所言，“我介绍此书的目的是给对历史、文学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一读的世界古典名著，不是供专家研究之用，故在注释方面……凡牵涉考证、研究性质的注释均不收”。①然而，近50年来，国内外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进步，甚至汉语语法和词法在这期间有明显的发展和变化，学界对希罗多德其人其著也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我们在译注的过程中，对于这些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予以吸收和介绍，以适应学术发展的要求。同时，由于王译本是多年来中文读者所惯用的译本，因此本书译文凡是明显与王译本不同的地方，我们大都加以注明，以引起读者的进一步思考。另外，王敦书教授的选译本，精选了第7、8卷的部分内容，加上了小标题，译文准确、流畅、典雅、传神，是译著中的精品。它作为《外国史学名著译介》之一种，②长期以来一直深受读者欢迎。我的老师孙培良教授是国内著名的古代波斯史专家，通晓古波斯语以及多种现代西语，对古代西亚、中亚历史文化以及中西交通史都有相当精深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孙先生曾经认真研读过希罗多德《历史》多种外文本(如笔者手头有其读过的罗林森之英译本及4卷本的注释本)，并留有不少的批注(实际上是其研究心得)。另外，国内的西方史学史专家，特别是张广智教授、郭小凌教授、杨俊明教授、陈德正教授、陈新教授等的研究成果，译者也曾予以认真学习和借鉴。译者在译注过程中，参考并吸收了以上诸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谨此致以真诚的谢意! 我们注意到，希罗多德的著作不仅受到历史研究者的重视，而且也引起了其他学术领域的学者以及一些业余爱好者的关注。其中有一位笔名“静斋”的学者，他在两年(2005年6月至2007年5月)的时间里，先后在自己的博客(http：//LiptonTea．bokee．com)上连续发表“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25篇以及其他相关讨论文章，累计字数估计超过40万。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就希罗多德著作所涉及的许多问题都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静斋”先生广博的知识、认真的态度，都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书的注释，主要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罗译本”的注释，由于数量最多，因而没有特别加以注明；二是译自“哥译本”的一些注释，注明为“哥译本注”；三是译者根据有关参考资料、工具书和自己所接触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编撰或者编译而成的，其中也多少包括译者的一点点读书心得，还有一些不同译本的不同译法，以及英译者、汉译者的一些明显的误译等等，皆以“译者注”标出。译者希望这些注释有助于广大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原著的内容。书末的索引，主要根据哥译本、罗译本和正文内容编译的；书末的综合年表，收录了公元前4世纪末以前希腊以及古代近东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这样，也许可以为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提供些许方便。原著中的度量衡，特别是长度单位，大都换算成为公制，以求更符合中文读者的习惯。此外，本书的9幅地图，均采自于R．M．胡特琴斯总主编：《西方世界名著》(R．M．Hutchins，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World)，(第6卷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15～324页。 顺便说一下，就我们目前的学术国情而言，外国名著和史料的移译工作依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按照国内现行的评价标准，译著似乎是不在“学术成果”之列的。这自然又给我们的工作平添了几分难度。事实上，拙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出版，在学界受欢迎的程度实在出乎译者意料之外，而这又增强了我加倍努力的信心。译事之难，非亲身经历者是难以理解的。这一点，我的同窗好友、清华大学张绪山教授在《封建社会》中译本的“译后赘语”中有精彩的高论。①话虽如此，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凡是有利于发展学术、提高学术水平的工作，都应当义无返顾地去做，而且要全力做好。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将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种机制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那么，这三种机构最初来自何方？是什么力量驱使它们诞生？又在何等条件下得到发展？建立的顺序如何？彼此间有何关系？ 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弗朗西斯•福山，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今日政治机构是如何从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全面画卷。《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把对政治秩序的探讨向前延伸到人类的灵长目祖先，然后依次讲述人类部落社会的出现，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的生长，法治在印度和中东的开始，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问责制政府在欧洲的发展。《政治秩序的起源》是一次严密的尝试，力图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成对人类历史的概览，建立一个理解政治制度演化的宏大框架。 本书第二卷将延伸到当代，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