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留学哈佛的中国学生是怎样修炼成精的？李欧梵教授在本书中讲述的种种古怪行径显示了一个貌似与哈佛大学格格不入、却到处占便宜的“自由灵魂（free spirit）”，教你如何在顶级学府中既离经叛道，又充分利用各种校园资源，即使在今日的大学，对今日的学子来说，四十年前老哈佛人的求学宝典依然管用，甚至可能比一些所谓的诀窍更有效。

黄永年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本书为其弟子曹旅宁为黄先生所作，以编年事辑的方式记录了黄先生一生的历程，勾勒了一代学人的学术面貌。书中还有许多掌故趣闻，多是第一次披露，既有可读性，又有资料性。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篇幅不大，但却是一部诗人李白的全面研究，举凡政治生活、思想趣向、文学创作都论涉到了。其中很有一些敏锐的观察，并且作了专题的阐发。比如用两章的文字勾勒了李白的求仙学道及与道教思想的密切关系，比如专章探析谢 与李白间的诗学脉络，都是以往语焉不详而后来的学人们乐道的话题。至少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专列了《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一节。书中特别发扬李白的浪漫精神，他的狂与梦、他

本书根据英国丰塔纳出版社《现代大师》丛书中的“Saussure”翻译。此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现代英语语法》作者之一、伦敦大学校长夸克认为，卡勒对索绪尔的理论作了出色的介绍。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都把此书列入研究索绪尔的参考书目。

关于鲁迅先生的传记和评传，国内不下十数种版本，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可以说是最具个性的一本。传主和作者，是同时代人，且是当时文坛交往甚密的文友。因此，曹著《鲁迅评传》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者对鲁迅先生的思想、文艺观、社会观、政治观乃至个人脾性等方面的了解、认识、评介，具有直接鲜活的印象及一般作者无法企及的深入了解，他既“不需要仰视也不必俯瞰”，诚如作者1933年秋亲口对鲁迅说：“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把你写成为一个‘人’的好。”此书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在当时特定的时空里，作者的思想，也少“羁绊”，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可以自由地写鲁迅评传，包括自己的传记”。这些独特的主客观因素，无疑为我们研究鲁迅提供了一份值得重视的范本。 　　193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鲁迅先生在我的家中吃晚饭，一直谈到深夜。他是善于谈话的，忽然在一串的故事中，问了我一句：“曹先生，你是不是准备替我写传记? ”他正看到我书架上有一堆关于他的著作和史料。我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想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 　　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坛的彗星，他的眼光远大，头脑清晰，那是我们不可企及的，但他决不是[十全十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

马丁•斯科塞斯，这位被誉为“电影社会学家”的美国殿堂级导演。其作品类型丰富多样，善于以极具争议性的现实主义视角撕去人类的伪善面具，用强烈的表现主义风格凸现一个暴力的、扭曲的、充满人性困惑的世界。本书以其早期经典影片为论述案例，从描写纽约黑帮的《穷街陋巷》、《好家伙》，诙谐幽默的《喜剧之王》，改编自经典小说的《纯真年代》，到在社会上引起极大争议的《基督最后的诱惑》……文本风格轻松幽默，声情并茂地呈现了影片的精彩片段，同时也揭示出斯科塞斯作品的精神本质。 本书对“美国最好的和最诚实的导演”（斯皮尔伯格对斯科塞斯的赞誉）作了生动的、信息量极其丰富的描述。 ——《图书馆学报》 本书是我们能想象得出的对斯科塞斯作品的最佳解读。 ——《波士顿图书评论》 语言幽默，叙事清晰，即便是没有看过影片的读者也能够轻松阅读。字里行间不乏点睛之笔，每每阅读至此，不觉莞尔——这便是阅读的乐趣。 ——编辑推荐

黄侃(1886～1935)，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历任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中央大学教授，室名量守庐。黄侃专长于经学、小学，其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蔚成一家之言，治学上注重恪守师承、博学精习，在近代学术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与其师章太炎并称“章黄之学”。本书收集了记述黄侃论学大旨的文章，及其传记、逸事、著作目录等，作者大多是黄侃的师友和亲炙弟子，便于今人理解这位特立独行的国学大师。

这本《陈寅恪评传》最先于1976年在香港出版，当时题为《史家陈寅恪传》，仅七万余字。1984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重印，扩为十五万字。百花洲出的这本是第三次扩写。作者的背景，和这本书在大陆出版之前的出版情况，使得这本书显得比较“客观”，比较中性。本书以春秋笔法对近代闻名遐迩的大史学家陈寅恪……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和入情入理的评介

孔子最后的二十年中，周游列国却处处碰壁，志向高远却为当时现实所羁绊，几个先进弟子在政坛上已取得重要地位却和他在政治选择上渐行渐远，严格按理想行事的“知其不可而为”，为他一生的故事增添了无可排遣的悲剧意味。本书从“理想”与“事功”的悖论，来说明孔子和他先进弟子的差异。终未成事的挫败与焦虑，虽然不是他想要的人生结局，但幸而如此，才成就了历史上永恒的圣者图像。

◎聯合推薦：王德威、朱天文、林谷芳 「我於文學有自信，然而惟以文學驚動當世，流傳千年，於心終有未甘。我若願意，我可以書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作得善書者。」 －－胡蘭成 一個極受爭議的人，一個才華與器識極高的人，一個在生死成敗的邊緣、善惡是非的邊緣上安身的人……。 回歸胡蘭成學術思想的原點﹐從胡「其人」﹑「其道」﹑「其藝」三方面切入﹐再以各方愛恨兩極的論點﹐鋪陳出胡蘭成的人生道路﹐在重新理解胡蘭成的思想脈絡下﹐提出另一種較符實情的詮釋﹐反而讓胡蘭成和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在七十年之後更加明朗。 胡蘭成是個集大志、天真、嚴厲於一身的求道者。而這是第一本以正面角度，全面性評述胡蘭成思想與行誼的著作。 向來提起胡蘭成，多是張愛玲的緣故。因兩人的戀情充滿戲劇性，又未得圓滿，加上當時胡蘭成的「漢奸」身份，處於亂世的生死成敗邊緣，更讓過程充滿爭議，引人好奇。但是，在這段往事已過六十幾年後，現在該是直接來認識胡蘭成的時候了。 本書從胡蘭成其人、其道、其藝三方面切入，以各方愛恨兩極的論點，鋪陳出胡蘭的人生道路，並在重新理解其思想脈絡下，提出較符實情的詮釋。 胡蘭成書法常寫「天地之始」四字。天地方始，萬物萌興，取其「生」意，亦是元氣飽滿。胡常說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說所做的都有著天地之始的創造性」，這話其實也是在說他自己。小至一人一生的志業，大至人類文明之初創，永遠都少不得這份「天地之始」的新鮮與喜氣。 新觀點詮釋胡蘭成顛覆學界 文/張殿文 薛仁明回歸胡蘭成學術思想的原點，從其人、其道、其藝切入，再以各方愛恨兩極的論點，鋪陳胡蘭成人生，重新理解胡蘭成思想脈絡，提出另一種較符實情的詮釋，反令胡蘭成和張愛玲「傾城之戀」於七十年後更加明朗。 青年歷史學者、現於台東教書的薛仁明，早在自己唸台灣大學歷史系二年級時，就對中國傳統儒家無法提供安身立命之道百思不解，於是決定休學半年，自己去尋找答案。現在，薛仁明在只有人口不到一萬的台灣小鄉鎮教書，卻以一部《胡蘭成．天地之始》，引起了全球華人文化學者的關注。 本書出版之前，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就已看過全文。王儘管半年前以英文發表對胡蘭成研究的總結，但他看了四十一歲薛仁明所寫的生平第一本書就坦率指出，本書「見解獨到，非常佩服。我們的詮釋立場也許不同，但是因?有了批評上的對話，可以豐富這樁歷史公案的複雜處」，外界公認是「胡蘭成傳人」的作家朱天文更放下手中忙碌的電影劇本，慨允寫序。 薛仁明筆下的胡蘭成何以一鳴驚人？原因之一正是他回歸胡蘭成學術思想的原點，從胡「其人」、「其道」、「其藝」三方面切入，再以各方愛恨兩極的論點，鋪陳出胡蘭成的人生道路，在重新理解胡蘭成的思想脈絡下，提出另一種較符實情的詮釋，反而讓胡蘭成和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在七十年之後更加明朗。 「如果要以中國歷史人物比喻，我覺得是像張良這樣的人物」，薛仁明認為，胡蘭成是個集「大志」、「天真」、「嚴厲」於一身的求道者，近代史的歷史舞台讓他在生死成敗的邊緣、善惡是非的邊緣上試圖安身，他則自稱是「幹政治的人」，他自己向唐君毅自嘲是「縱橫家」，阿城評論胡蘭成為「兵家」，日本人則稱他為「亡命的革命者」，但更重要的是，他還有常人所沒有的才華與器識，這也讓他極受爭議。 事實上，胡蘭成為一個思想家、文學家是毫無疑問，偏偏他又不想只是做「傳統上的知識分子」，誠如他自言：「惟以文學驚動當世，流傳千年，於心終有未甘。我若願意，我可以書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作得善書者！」 先從文學上來看胡蘭成，就是「刀光血影」。薛仁明還原了胡蘭成做為文人的「真實面貌」：胡蘭成平日虛虛實實，似假似真；但是，一旦較真起來「完全是兩刃相交」：像早在他流離溫州時，頭封給梁漱溟的信就是「寒光氣凌人」。更不要說胡蘭成在日本直接批評好友川端康成耽溺於美，《雪國》之後，諸作品已墮入藝術的幽闇之谷。 與唐君毅隔海論學 薛仁明也詳讀了他亡命東瀛，與摯友唐君毅隔海論學的十九封書信，其嚴厲與直接，也儼若一場「對決」；即便友誼可能破裂，仍是半點不容模糊。「我對於有可期待的朋友，每每進言至於被憎怒為止，但是終亦不悔」。胡蘭成自言，他做學問的方式沒有退路，「往時的劍客遇到高手，即與較量，一面暗暗喝采，一面試要打出對方的破綻來，為此至於不辭喪失性命，並非是為勝負，而是為要確實明白劍道的究竟」。 對於感情，又何嘗不是殘忍的面對真實？薛仁明指出，胡蘭成和張愛玲之間的愛恨情仇，首先自曝的是胡蘭成自己的《今生今世》中「民國女子」一章，否則世人也不會開始把負心漢這一名詞套在胡蘭成身上，但既是負心漢，明明胡蘭成對不起張愛玲，為什麼要他自己先自曝其短？其實他不但是挑戰自己，也是挑戰整個社會。 只是這樣的「真實」不一定為社會所接受。特別是「有眼裏揉不得砂子的氣質」的張愛玲，而這一點中國大陸畫家兼評論家陳丹青也指出，胡蘭成以「民國女子」來描述他和張愛玲之間的關係，很深入很誠懇，是「中國所有談男女關係的文學中，所沒有達到的境界」！ 誠懇的部分，主要是指胡蘭成揭露自己情慾背後的思考，陳丹青以一名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包括許多思想進步的共產黨領袖也都經歷了三次以上的婚姻、外遇不斷，但是沒有人講出來，而胡蘭成被當成過街老鼠，主要是他對於「追女仔」的描寫，造成「所有女人都厭惡胡蘭成，因為她們都把自己假想成那些被胡蘭成欺騙的人！」 所以當胡蘭成還原和張愛玲及其他女子的關係時，其實讀者也被「挑戰」了。不但挑戰了宋明以來的社會禮教、也挑戰了保守的情感價值體系。 而胡蘭成之所以被討厭，也來自於他另一個「漢奸身份」，他擔任汪精衛政府法制局長、政治排名高居第五，涉入政治可謂很深。 「我不要個人的修行，我是要一個民族的修行。」胡蘭成說，他念念不能稍忘政治，因為事涉民族之集體修行；但他同時不敢或怠學問，因為那是修行之根本自覺，但是隨著日本勢力的垮台，他展開流亡生涯，胡蘭成逃亡五年，在學問上仍「一路斬殺」，其實一面反省是什麼吞噬掉民族集體修行之正果？從最早全面觀照文明的作品《山河歲月》，到至晚逼視著世界劫毀的《今日何日兮》，胡蘭成反覆求索三十餘載，遂斷言禍源乃在理論學問之「抽象化」。 這個「理論學問之抽象化」其實就是直接批評中國近千年來的思想體系被宋代大儒朱熹以降的心性之學所禁錮，也對近代牟宗三、唐君毅的「新儒家」學說提出批判，當歸隱山林的中學教師薛仁明因研究所導師林谷芳的引介再次讀到胡蘭成晚年著作的《今日何日兮》時便豁然開朗，胡蘭成在人世間的謀略布局、在思想上的自由練達，才能擁有「殺盡始安」後的自在安然、達到安身立命之境。 也是因為如此，薛仁明對於余光中批評胡蘭成「遊戲人生」、「名士習氣」云云也提出辯護：「一則是台灣在一九七零年代過度的儒家本位，且有宋儒式的閉鎖，而在宋明理學之氛圍籠罩下，凡與傳統沾上邊者，每每會帶些陳腐的道學味；也因此，習慣性地會對道家式的生命型態，多有貶抑……再者余光中本人多少是有些英國紳士味，自然也帶著紳士的正經與嚴肅，與胡蘭成的跌宕自喜，恰好直接犯沖。」 薛仁明認為余光中就很難如實地看待胡蘭成，將「遊戲三昧」與「遊戲人生」混為一談，他認為以余之中文造詣，當然不可能不曉得這其中之分別，問題仍是在於胡蘭成的生命實感(不管是感情上或是政治上的)，余光中可能無法如實地體會。余光中如此，更不用說其他學者，包括大陸學者、《胡蘭成傳》作者張桂華口中「胡的所有著作，都只是一個落伍文人的隨便談談」。而要理解胡蘭成生命中最後三十年的行止與著述，薛仁明認為唯有真實面對自己的人生，也必須扣緊了這個基點，才能重建人世之「大信」，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

作者写《读诗四论》和其他几本书的时候，用的文言，因为这许多书中，充满文言的引证，为求本文和引证的配合起见，当然以用文言为妥适。但是在写的时候，常时感到一种新的意境，必需运用新的笔调，才没有辞不达意的遗撼。后来写《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用的语体，便是这个理由。用语体写的时候，也有两种困难。第一，本文和引证显然是两种文体，读者最易感觉文字的不谐和，这是无可避免的困难。其次，语体的语汇比较贫乏，因此在叙述的时候，常时有借用文言语汇或另行创造的必要。这个困难也是同样无可避免，不过最近数年以来，这样的写法，已经成为无可非议。“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许二十年以后，又有一种变化，一切留给将来的人批评罢。

雅諾什．科爾奈是傑出的匈牙利經濟學家，青年時曾狂熱地信奉社會主義，之後轉而批判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體系。他的家人大部分在二戰猶太大屠殺中喪生。他先後做過報社記者、研究員（因為政府禁止他在本國從事教學工作），1956年匈牙利十月革命爆發，他已具備堅實的理論基礎，成為頗具影響力的理論家。科爾奈是東西學術界交流的使者，並在哈佛大學經濟學終身教授職位上榮休。《思想的力量》是以第一身角度追溯了科爾奈一生的學術探索之旅。 這部自傳描述了科爾奈長達半個世紀的研究經歷及其成果，並介紹了進行這些研究工作時的社會和政治環境。許多秘密警察文件及告密者對科爾奈活動的報告，塵封已久，最近才得到披露，在如此重大困難的環境下，清楚地展示了作者在探索學術追求真理中所擁有的勇氣和思想力。科爾奈發表的《經濟管理的過度集中化》（1956），是第一部鐵幕生活下的人公開批判蘇式經濟的著作，在匈牙利國內受到猛烈抨擊，但卻受西方經濟學家青睞。科爾奈－利普塔克的雙層計劃理論引起數理經濟學家的注意。他後來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備受爭議的《反均衡論》（1971），批評當時用來分析市場的主流經濟理論──一般均衡理論；《短缺經濟學》（1980）；《通向自由經濟之路》（1990）以及總結其畢生研究成果的著作《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的政治經濟學》（1992）。 對於主修經濟學思想、社會主義制度和後社會主義轉軌等專業的學生，以及對東歐學界如何經歷共產體制興衰感興趣的讀者，《思想的力量》是一本必備的重要學術參考書。

This book chronicles my six years of working towards a Ph.D. in Computer Science at Stanford University from 2006 to 2012. A diverse variety of people can benefit from reading it, including: undergraduates who might be interested in pursuing a Ph.D., current Ph.D. students who are seeking guidance or inspiration, professors who want to better understand Ph.D. students, employers who hire and manage people with Ph.D. degrees, professionals working in any creative or competitive field where self-driven initiative is crucial, and educated adults (or precocious kids) who are curious about how academic research is produced.

美国夏威夷大学杰里·本特利教授倡导的新全球史观，着眼于书写人类文明社会的交往与互动，不仅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新视野，而且成功应用于世界通史教育，其代表作《新全球史》（Traditions & Encounters）被美国上千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亦为中国读者所欢迎。 《简明新全球史》是两卷本《新全球史》的浓缩版，以“传统”和“交流”两大主题构建整个人类历史的图景，用更为简练的语言、更为紧凑的篇章结构，生动再现了人类文明史上各大传统社会的文化传承与互动交往。

通史的意境，全在通古今之变，历史由此才显示出它的节律脉动，是一个活泼泼跳动着的“集体生命体”，有它特殊的生命历程和内在的新陈代谢机制。本书以勾勒轮廓、阐释整体特征为限，又包含着对百年来“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情结”的特殊关注。在统合百家的基础上，从通贯和整体全是的角度，对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做出个性化的解读，进而揭示中国历史变迁的内在脉络。 本《通论》初版分前篇和后篇两部分。前篇从纵横交错的角度，围绕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和演进脉络两大主题，通过若干专题，进行研讨。纵向的，对发展线索作讨论；横向的，多围绕中国历史的特点展开。后篇则重在回顾和反思《通史》的百年经历。增订本新加入的“续编”，收进了初版后十年写的一些相关文章，如〈阅读历史：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农业、农民与乡村社会：农耕文明新审视〉等等，大体沿袭原来的风格，仍然是“讲义”性质，亦即作者所理解的“中国通史”，反映其个人性思考的心迹。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文章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1930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而尚未来得及仔细分析在新史学甚嚣尘上之时，旧史本身的风貌。

近二十年来，作者近距离观察与接触西方学术，日益体会到历史知识学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的重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进一步认识中国学术的参照系。本书著重考察西方汉学、东方学的成就以及在此影响下发生的学术转型，进而由此引发的文史研究的新气象。为了使论述不流于泛泛而谈，所以着重取在史学领域做出贡献的历史学家为个案，分析个人的治史风格，同时也探索个人风格得以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生态，此点正是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不同国家的具体语境不同、每位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不同，而在诸多不同中，又存在着一些可资互相参照的共同点，那就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科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向，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不同国家的汉学研究领域。正是从这一层面而言，作者从学术史的角度零星写就了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意在为今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前言 学术史 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 王国维在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中的贡献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 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 学人 试论俄国东方学家瓦•弗•巴托尔德对蒙古史的研究及其《突厥斯坦》一书 向达先生文史研究的贡献 魏特夫与艾博华教授 师恩难忘——缅怀邓师恭三先生 悼克里姆凯特教授 书序 关于唐史研究趋向的几点浅见——《二十世纪唐研究》序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序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序 《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 书评 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中世纪世家大族的研究 美国讨论施坚雅的区域系统观的几篇评论 苏联出版的几部民族史著作 评卜德《中国的思想、社会与科学——近代之前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的思维背景与社会背景》 评沟口雄三、汪德迈合编《儒教与亚洲社会》 评麦大维《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 评Allsen《蒙古帝国主义：1251—1259年蒙哥大汗对中国、俄国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 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编号敦煌汉文写卷目录》第4卷 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敦煌藏文写卷注记目录》 自述 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官阶与服等》收录了作者的六篇学术论文，介绍了中国古代官阶制度以及服饰等级与官僚等级的关系问题，从常被忽略的细节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全书内容包括：爵级、禄秩、官品：从爵本位到官本位；中国古代官阶研究的若干设想；分等分类视角中的汉唐冠服体制变迁等。

王汎森编著的《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精)/复旦大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丛书》是“复旦大学：光华杰出人文学者系列讲座丛书”之一，以作者的讲演稿为基础加工而成。主要通过对近代历史资料和著作的分析，挖掘在历史研究中容易忽略的非主流现象，从而解析在历史转型的关键阶段，一些处于边缘地带的思想者们被甩出主流视野的思考。

作者始终以封建社会的全部社会现象为讨论的对象，注意其整体的社会结构及功能；不论我们以为封建社会发生于何时代，崩溃于何时代，此文都不失为我国封建社会制度概括的描写。详细内容因时代不同或有变更，特征或一般的现象却是不会变的。从这一点来看。这篇论文，是对于研究我国封建制度不无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