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要旨，是要帶出十九世紀英國建立漢學與大英帝國培訓對華外交譯員的緊密關係，以及在這前題下，香港在英國漢學成立過程中的角色、位置及功能。過去討論到中國現代化的著作，都關注到中國如何通過各種翻譯活動而達到現代革新。事實上，不闇中國事務的英國，能夠在中國現代轉化過程中攫取準確的中國情報，讓英國國會及外交部釐訂適時及時的中國政策，大量的在華的英藉譯員功不可沒。這些英籍譯員均長時間在香港及中國生活，掌握中國第一手政情及民情，他們的另一特色，是他們結束遠東外交及政治生涯後，被英國最高學府羅致成為首任中文教授，他們遂利用自己的外交經驗、在地中國知識、管理殖民地願景得出來的一套實用中文知識，建構出有別於歐洲的漢學理念，奠下十九世紀創立的英國漢學基石。

在20世紀初期國與國息息相關的世界裡，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的政治海嘯迅即傳到中國與日本，並在1920年代初期從日本傳到臺灣島。最初，在山川均、麻生久、佐野學之類日本社會主義者引導下，並經總部設在大阪的日本農民組合指導下，一些臺籍年輕知識分子，特別是關心甘蔗寡占事業支配臺灣農村一事的簡吉、李應章、趙港，開始糾集佃農成立農民組合。他們把矛頭指向大多為日本人所有的製糖會社，希望替臺灣佃農爭取較好的條件和公平待遇，包括要求製糖會社替收購的甘蔗秤重時讓蔗農在場。他們的組合運動路線使佃農的抗爭成為兼具政治性與道德性的運動，得到全島人民支持。

當時的日籍地主，在臺灣農村社會內造成嚴重不平等，使務農者處於極弱勢地位。沒有現代機械化器具，農民日出即到田裡幹活，通常直到日落才休息。只要來場嚴重天災或歉收，農民就得吃番薯配乾鹹豆、喝螺肉湯度日。因此，加入農民組合的臺灣人，在1926年時僅數千人，兩年後卻已超過三萬人。1928年晚期，臺灣共產黨黨員開始滲入臺灣農民組合。日本拿下滿洲之後，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大力取締臺灣共產黨員和其追隨者，導致臺灣農組成員遭判刑入獄或逃往中國大陸。例如臺灣農組的中心人物簡吉，即因加入臺灣共產黨被判10年徒刑。臺灣農民組合困擾於派系對立，因意識形態不同而分裂，加上領導階層或入獄或逃亡，到了1934年，臺灣農民運動已一蹶不振。但它留下臺灣行動主義遺產，喚醒農民的社會及經濟意識。更因主辦了數場廣被宣傳的示威和騷亂，並在法庭內外對抗殖民當局和地主，有助於臺灣人認識此前完全陌生的社會主義、西方民主主義、剩餘價值、一天八工時、罷工權、普選、自治等觀念。

國民黨被迫遷臺後，認識到它在大陸的最大失策乃是未能助農民改善生活，造成民心背離，因此設立農復會為農村提供經濟、技術和管理上的支援。最後，在美國的催促和美國農業專家雷正琪建議下，1950年代臺灣施行耕者有其田，從而有效破除1920、30年代地主欺凌佃農的大部分惡行。左派人士簡吉追求讓臺灣佃農一年所繳佃租最多只達主要收成的37.5%（三七五減租）或讓他們擁有自己的農田，這一夢想至此終於實現。臺灣農產量大幅提升，內部長期隱而未發的衝突也漸平息，自1920年代簡吉等人的努力，至1950年代終於完成土地改革並奠下經濟基礎。

本书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转换视角，以“康党”为切入点，借助大量翔实的资料，如维新运动重要参与者的文集、全集、日记等资料，当时的报刊如《知新报》《清议报》《湘报》《中外日报》《新闻报》《国闻报》等，系统梳理了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的流变、内涵及其后果，脱出了以往以“新旧”二元对立解读戊戌纷争的窠臼，较为全面立体地揭示戊戌政治与学术纷争的多元面相和真实内涵。

《太平天国运动与现代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由作者日本人小岛晋治1980年代以后发表的有关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12篇论著组成，内容包括太平天国与现代中国，太平天国的母体——拜上帝教，拜上帝会与客家人的关系——一个试论，太平天国的举兵经过与年代，初期太平天国10名战士的供述书，太平天国运动的特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民间宗教，民众运动的思想，平均主义的历史性及其社会基础，太平天国对外观念的变化，呤唎之墓，关于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三次参加太平天国讨论会。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该书对于清朝晚期历史尤其是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華民族」是近代中國才出現的新名詞。本書是對這一觀念的歷時性考察，論述了「中華民族」觀念如何從清末醞釀、民國確立和傳播、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強化，再到抗戰前後大普及，並最終主導國內政治輿論的過程。這一觀念是伴隨著中西思想交匯、民族與國家的糾結與互動發展而來，是研究中國近代史不能不重視的思想史現象和社會文化史現象。

本書是著名清史專家黃興濤教授歷經多年的學術成果。這部觀念史著作運用了歷史學與語言學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對各項文獻材料進行了細緻的爬梳、整理和選取，顯示出作者深厚的學術積澱與嚴謹的治學態度，不僅有助於讀者瞭解「中華民族」觀念之發展脈絡，更開啟了當代史學研究的新視野。

蘇州，這個過去被視為人間最富庶的天堂，在中國對日抗戰期間遭受摧殘，已不再是過去的景象。這動盪的八年當中，身處淪陷區的蘇州百姓是如何渡過的？

本書透過蘇州的茶館、菜館、旅館與煙館等四種休閑行業的研究，呈現抗戰時期蘇州「畸形繁榮」的城市生活，扭轉了過往對淪陷區遭受嚴重破壞、經濟凋敝、工商與金融萎縮等的既定印象。從大時代的城市看人民的日常生活，亦從畸形的繁榮見民眾的消費習慣與集體心態。此外，本書透過由下而上的研究取徑，重新評估汪精衛政權的性質，釐清其角色與影響力，為民國史研究寫下新的一頁。

1． 破除今人对民国学人、学术的不实“想象”，还晚清民国学术一个本来面貌——今人或是对民国学术无限憧憬留恋，或是认为当下的学术总体上已经超越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水准。本书所收十篇文章，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深入、全面地展示了民国学人及其学术的真实样貌，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读本。

2． 考究学人间的往来交游与人事联系，回归晚清民国的具体时空，重新解读张之洞、梁启超、王国维、傅斯年、顾颉刚、金毓黻等人的学术思想——运用记录学人言行的直接材料，参酌其他报刊、档案、回忆录等资料，大体还原这些学人的历史轨迹，在全面还原事实的基础上，力求探寻各说各话背后的隐情真意；民国学人身处千载不遇的大变局之中，世风与学风相互激荡下，张之洞、梁启超、王国维、马裕藻、金毓黻、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学人如何自处？

3． 重新梳理陈寅恪、傅斯年等学人的史学思想及其关联，回应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了解之同情”能否全面反映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如何理解胡适提出的 “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以及陈寅恪所说 “中国文学当以文言为正宗”？傅斯年如何看待西学？这一观念是否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动因何在？傅斯年、陈寅恪对宋代和清代学术有何看法？傅斯年与陈寅恪二人关系究竟如何？傅斯年留学后学术观念的突变与陈寅恪有何关系？陈寅恪、傅斯年、冯友兰等人对新儒学产生的观点分歧是什么？……。

4． 探讨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变迁的重要议题，把握学术风气的流转和学界世态的炎凉——《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从教会学校切入，探讨近代世界一体化进程后发展国家民族的普遍难题：中学、西学，何为体、何为用？全盘西化还是中西汇通融合？在西学与中学将近半个世纪的争夺中，教会学校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哲学”探源》梳理“中国哲学”概念的发生及入华过程，探讨跨文化传通与权力渗透的深层关系。《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在整个近代汉语言文字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重估白话文的成败得失……把握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关节，理清中国近代思想脉络及流风遗泽。

本书是桑兵教授多年来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上的文章结集，共计十篇。这些曾在学界引起重大反响的文章，现统摄在“学人与学风”这一主题下，文章间有机结合，既有对学风产生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的高明洞彻之把握，又有对学人的学术成就、治学方法的客观条理之辨析，同时寄寓作者本人的治学心得于其中，亦对当下的学人与学风有着借鉴和针砭意义。是史学专门领域研究的一部力作。

桑兵对晚清民国学术生态的剖析和呈现，一是有助于读者对当时的学人及其学术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获得恰如其分的整体判断和具体把握，并借鉴反思陈寅恪、傅斯年、金毓黻等学人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同时，书中也寄托了作者对当下学术生态的批判和期望，使人反思当下重指标、重名利的学术乱象。

罗志田、许纪霖、杨国强推荐

重塑清末民初读书人的群体形象

再探“排满”、辛亥革命、教科书、五四、清末新政等历史的“另一面相”

·

【内容简介】

·

清末民初的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转型时代，关注民族、国家和自身命运的读书人为因应西潮掀起了种种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作者通过对学生生活、教科书、“排满”革命等问题的细腻考察，重塑清末民初读书人的群体形象，尝试挖掘这些读书人当时生活、行动与心境的几个侧面，解说清末民初中国的变之深与变之痛。

·

【学者推荐】

·

近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读书人受冲击最大，感受亦最深，本书便展现其所感、所思与所为。瞿骏老师文笔出众，聪 颖过人，这是一本字里行间灵光闪耀，读后使人掩卷思考的书。——【罗志田 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

·

清末民初，是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又是思想活跃的时代。作者跳出传统思想史的精英文本，从教科书、青年学生、地方读书人这些新的视角，描述微观领域新旧交替又互相交错的复杂图景，工笔细腻，见微知著，是非常耐读的厚重之作。——【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此书以近代中国的知识群体为对象，沿思想和文化而步入清末民初的历史之中。由于作者关注的都是重要问题，因此本书的叙述能够形成一种依托于整体的历史框架；由于作者志在理解和说明历史，因此本书的着力处常在问题背后的意义，并由此深入历史本相中的矛盾、曲折、复杂、抵牾，以指抉历史过程的不可一言以蔽之。这两面都是论史之难，其有足多者也在于此。而与这两面相伴而见的，则是其论述中引为实证的多种史料，罗列广袤，皆出自作者读书之勤和用心之细。这些都反映了一个青年学人对史学的敬意和在史学中的沉潜程度，而其间之努力，便凝结为本书的价值。——【杨国强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

本书以晚清进士馆及所涉进士群体为切入点，尝试将制度研究与人物研究进行结合。制度研究方面，先辨析晚清革废科举、改试西学的制度设计与运作得失，以为铺垫，而后厘清进士馆筹设、过渡、建立、运作、停办、改组、善后及其影响诸细节，再及于进士留学、归国考选及授职迁转的制度鼎革及其意涵。人物研究则兼顾群体及个体，通过详考癸卯、甲辰两科进士清末至民国期间的活动与经历，探讨近代中国巨变对传统文化精英群体的冲击，以及该群体如何因应并影响此种变革。作者从细处入手解析，大处着眼观照，尝试突破新政十年及清廷成败的视域限制，将其置诸近代中国剧烈的文化、政治与社会转型中进行考察，以期在制度变迁与社会变革中审视末代天子门生独特而曲折的生命与心路历程。

《孙中山史事编年》为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具体承担者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孙中山研究所。本书共12卷，约550万字。以孙中山为枢纽，全面爬梳档案、报刊、日记、函电、书籍等各类资料，经过勘验比较，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孙中山的言行思想，以及与此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种人、事的所有史实，大幅度扩充相关史事的层面，还原历史的复杂本相。

本书文献资料来源较为广泛，种类繁杂，所收史料主要由三大方面构成：一是广泛辑录收藏于广东省档案馆、广州大元帅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党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及日本外务省等处的各类未刊档案文献；二是收录藏于各大历史档案馆中的《申报》、《大公报》、《益世报》、《民国日报》、《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大阪每日新闻》等多种中文、英文、日文报刊；三是搜集各类已刊专题档案资料集、政府公报、当事人日记、回忆录、学术研究著作等。

中华民国前15年北洋政府时代是民国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奠基期，很多基本制度都在这一时期奠定，很多根本性的变化也在这一时期发生 。本书从民初标志性的政治人物和事件入手，探索民国创立之初的制度建构及运作，力图对民国政治史上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探寻和廓清。比如，中国为什么在如 此短的时间内就经历了由“帝国”而“民国”等的嬗变？为什么被描绘得最为黑暗、最无法律秩序的北洋时期却成了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建设颇具成效的时期？为什么人们历史记忆中军阀肆虐的北伐前10余年却呈现出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教育较为自由多元的现象，作为“科学、民主”旗帜的新文化运动能在这一时期出现？

本书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中的一种，编者用数十年之力，搜求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梁启超的各种已刊未刊著述，集结成1500余万字的全集，包括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兵学等领域，对于研究梁启超、研究戊戌变法、研究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均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本书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最全面的梁启超著作集。

“流经日本桥下的水，与泰晤士河相通；江户汉子吸进去的空气，有巴黎姑娘呼出来的气息。”本书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学派史学泰斗代表作，作者的视野纵贯东西，用世界史的眼光理解东洋史，全面揭示了从宋代到清代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

宫崎市定发掘中国宋代与欧洲近世史之间许多平行的史事，认为中国北宋开始出现文艺复兴现象，而这一过程比西洋早了三个世纪。相当全面地列举了从宋代到清代的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大规模的都市、发达的交通、繁荣的交换经济、建立在契约上的地主－佃户关系、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体制、科举制度产生的文官体系、以佣兵制为基础的庞大中央禁军。所有这些特征，归结起来，是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与中央集权的国家特征相结合的体现。而在这样的体制下，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出现了民族主义搏动的先兆。

编辑推荐：

★“宋代文艺复兴论”开山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比欧洲早了300年，并且深刻影响了世界。

★“汉学诺贝尔奖”儒莲奖得主、史学泰斗宫崎市定学术代表作，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经典的学术标志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坐标系。

★借大家之眼，重新发现宋代。大规模的都市、繁荣的交换经济、建立在契约上的地主—佃户关系、影响了欧美近代人事制度的文官体系、庞大的雇佣军。全面解读宋代的近代性！

名人推荐：

作为史学泰斗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的学生和继承人，宫崎市定教授在《东洋的近世》中发展恩师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理论，并从经济和社会文化入手，完善了理论的基础，将其推广到更广阔的世界历史中去验证和讨论。

——[加]蒲立本（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东洋的近世》在其刊行之初，是充满争论的读物。然而今天，这部书无疑可以作为一部值得信赖的历史概说书来阅读，同时可以充满信心地加以引用。

——[日]砺波护（京都大学教授）

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在东亚与西亚、欧洲等地相互交流的视野下，作为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史料中发掘出了宋代作为“近世”的各种表现，并确定其历史地位。

——[日]增渊龙夫（一桥大学教授）

宫崎在《东洋的近世》一书中补充了内藤说在经济方面论据之不足，相当全面地列举了从宋代到清代的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他在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发现了中国近世国民主义搏动的先兆，“人民”有了文化主体意识，不再奴隶般地效忠于皇室。

——张广达（台北“中研院”院士）

宫崎市定通过《东洋的近世》等书完善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理论，从此，中世贵族制度、近世说及其唐宋变革说成为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最为经典的学术标志和研究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坐标系。

——刘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进一步发展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他不仅继承了内藤关于唐宋变革是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转变的观点，而且十分突出地强调宋代作为近世的意义，认为与西方相比，东洋进入近世的历史要更早。

——张国刚（清华大学教授）

内藤湖南曾将宋代比拟为西洋的文艺复兴时代，宫崎市定则对之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证，认为“东洋（宋代）的文艺复兴比西洋的文艺复兴早三个世纪”，甚至前者还“启发和影响”了后者。可以说，宫崎市定不仅是其老师内藤唐宋变革说的继承者，更是师说的发展者、保卫者。他的贡献受到了整个学界的充分肯定，以至于西方学界或将内藤的唐宋变革说称之为内藤—宫崎说。

——牟发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纵贯东西，站在世界史的立场上，用世界史的眼光来理解“东洋史”，同时通过对东洋史的理解来探究西洋史的意义，是宫崎史学中最具特色的一点。

——张学锋（南京大学教授）

陈乃乾（1896.9—1971.2），浙江海宁人，文献学家、编辑出版家。陈氏致力版本目录学研究与古籍流布数十年，先后任职上海进步书店、大东书局、上海市通志馆、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处，编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清代学术丛书》等；撰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索引》、《室名别号索引》、《清代碑文通检》等。陈乃乾在出版、学术两界地位尊崇，组织过多种重要文献的出版，且交往极为广泛，从业一生，所经所见，殆非同时之人能及。其日记上起1922年，下至1966年，跨度长达四十余年，内容丰富，可想而知。近人感时伤事，借笔墨抒胸臆，往往形诸日记，连篇累牍，不能自休；陈乃乾日记与此颇异，言简意赅，每日多不过数百字，而富有价值：如访书经历、掌故见闻、版本考订、编纂工作、人物交往……乃至一时物价，甚或偶闻验方，一一形诸笔墨，直截明快，便于学者读用。鉴于陈乃乾日记的重要史料价值，今予出版，以飨读者。

本书通过对清同治、光绪两朝地方督抚群体结构和人事嬗递状况之梳理，着重分析了同光督抚的特性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和镇压捻军起义的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首的湘淮集团趁势崛起，而清廷通过“扶淮抑湘”到“湘淮互制”，确立了“湘淮分立”的调控路径。双方博弈的结果，最终导致湘淮集团由同治元年（1862）的全盛时期进入光绪二十六年（1900）全面衰落的态势，地方实力集团呈现出从湘淮集团向北洋集团转换（1862～1900）的政治格局。

本书以晚清时期的科举考试用书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近代中国的科举制度如何应对知识上同样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时期，西学的传入与冲击促使科举制度必须对其有所回应，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与流通，既受到读书人精英知识取向调整与科举制度变革的影响，同时也深度介入了科举考试的实践。以科举考试用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有助于加深对晚清中国读书人群体阅读世界与知识世界的理解。

本书是一本从社会史和概念史角度研究“中国近代”之轮廓的著作。第一编涉及清朝统治之下满汉关系的变化。从社会史角度关注“中国近代”的复杂性，并非要将中国近代打入另册，而是为了更准确地在全球视野下把捉中国如何应对来自西方的冲击。第二编从东西关系讨论西方近代知识的传入与再生产之问题。第三编选择宗教/基督教题材，讨论内在于中国近代的自他关系。第四编讨论了上述不同面相与论者持有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清」的本質是什麼？

它如何從尊重藏傳佛教的「內亞帝國」，演化為用經世儒學自救的「近代東亞帝國」，再演化為一個叫「中國」的民族國家？

製造出「中華的混迷」的帝國又如何被「中華」史觀所吞噬？

華夷思想的大明．「中外一體」的大清．被「中華主義」支配的中國——包括台灣、琉球、 韓國在內的，充滿矛盾和對立的現代東亞，如何處理乾隆皇帝的巨大遺產？

東北亞的梟雄、努爾哈赤率領的滿洲人國家，越過長城而征服漢人，建立了大清。大清之所以能擁有廣大領土，並非因為是「中華文明」的代表者，而是因為獲得藏傳佛教支持，才能治理西藏與蒙古。大清的本質是「內陸亞洲的帝國」而非「中華帝國」。

然而，當十九世紀西方列強抵達東亞時，帝國面臨到必須轉變為「近代主權國家」的難題。在清末的混亂中，民族國家「中國」的樣貌隨著排滿的思想逐漸浮現，但究竟「中國」該具有怎樣的型態，始終莫衷一是。

在如此「混迷」的狀態中，東亞最大的國家，從「內陸亞洲帝國」演化為「近代東亞帝國」；從多元文化的帝國發展成「中華」社會的近代國家。如今，東亞國際社會的矛盾與緊張關係，皆來自這個叫做「中國」的國家不完全的轉型過程。

《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是加拿大人类学家伊莎白（Isabel Crook）和国际著名汉学女性主义者、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柯临清（Christina Gilmartin）合著的关于兴隆场（今属重庆市璧山县大兴镇）的人类学调查专著。伊莎白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1939年，经晏阳初介绍，参加兴隆场的乡村建设实验，并进行人类学调查；1948年，应中共中央外事组邀请，参加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前身）的创建工作。

书稿以抗战时期在兴隆场挨家挨户的调研、访谈为基础，全面、客观地记录了有关当地历史沿革、政治、经济、婚姻、妇女、法律诉讼、民间信仰等方方面面的信息，保存了大量的鲜活事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学术调研与分析，读来让人仿佛置身于历史的现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战争机器”，水平如何？

除了“老套筒”、“汉阳造”，当时的战争制造业，还出产过哪些产品？

尽管落后，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仍然有力支撑了战争的胜利，这其中，又有着怎样复杂的政治、经济博弈？

本书通过详实的史料以及丰富的实例，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爆发前，装备工业的动员和备战，战争期间的顽强与坚韧以及对后来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

本书是一部以抗日战争为时代背景，着重论述中国工业化的重要基础——装备工业在这场战争爆发前后的演变和战争与工业发展间关系的著作。

这部著作重点论述了战争爆发前中国装备工业化的状况和发展装备工业的诸种前期准备，战争爆发后国统区、沦陷区、红色根据地装备工业的演变基本情况，以及战后装备工业的命运。本书是对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传统的双重接续与发展，是一部中国经济史学界近年少有的描述分析战争与中国工业发展关系的著作，深具理论特色。